徽州地区中堂画创作的山水观*
——以黄宾虹“无诸台上月长明”为例

魏治明

(安徽大学 艺术学院,安徽 合肥 230000)

徽州是朱熹桑梓之地,程朱理学对徽州地区影响极深,所谓“读朱子之书,取朱子之教,秉朱子之礼”,明清时期“贾而好儒”的徽商崛起,通过造住宅、建祠堂等一系列的礼制手段来加强宗族制度,悬挂于堂之正中的中堂画便是重要手段之一。中堂是整个建筑的核心,中堂画在肃穆、神圣的空间场域内往往被视为精神信仰的图像,兼具仪式性与象征性。

“无诸台上月长明”,纵127cm,横67cm,庚辰年(1940)秋日作,是黄宾虹晚年精作,国家一级文物,现藏于安徽绩溪博物馆,题识:“无诸台上月长明,宋帝行宫草自生。估客舟横参易落,夜深惟听海潮声。曩泊舟舟山,诵林衡者诗,方弗(即:仿佛)斯境,兹偶写之。庚辰秋日,宾虹散人。”及“秋生先生博粲,黄宾虹”,此作为其躲避战乱回乡小住,往来于徽州各县期间应绩溪县财主秋生之邀而画的中堂山水画。山水画是中堂画最为常见的一类题材,是卧游之景和畅神之具,具“含道映物,澄怀味象”的作用,画家持怎样的山水观决定了作品的最终意境表达,也是中堂山水画创作的核心要义。

一、比德:体仁智之乐

“比德”观是中国古代美学中的一个重要命题,“比德”出于《荀子·德行》:“夫玉者,君子比德焉”,“比”为比附,“德”即品德,将审美客体所具有的某些特性来比附审美主体的道德情操,因物喻志,承载和象征审美主体的品德,在儒家对山水的审美观念中,山水被赋予“德”“仁”等品质,审美主体在获得身心感官愉悦的同时从审美对象中获得道德精神的升华,从而上升到社会伦理道德的观照。

澄心细品“无诸台上月长明”,画面布局雄伟,峭拔的岩嶂、蜿蜒的路径,石面上幽深的裂罅,像人迹罕至的万古深山,葳蕤葱茏之中透出沉静肃穆,窅窈深邃之中恣媚跃出,一片古穆深静的庄严气象,苍老中有华滋,深厚处仍有灵气浮动,画中峰峦、林木互为遮掩,宫殿、亭榭、曲径、桥梁、村舍等造景元素巧妙融合,共同营造出气势磅礴、层次分明、富有秩序感的画面,画中一老者携幼童两个人物占据了自然中的宁静,逃遁现实躲进幽静山水之间,突出了黄宾虹躲避战乱寄兴林泉的创作哲思。此画精细描绘的高山、流水、松树、宫殿、空亭在黄宾虹晚年作品中鲜见。

中国山水画深烙儒家哲学思想的印迹,孔子《论语·雍也》:“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孔子的仁智之乐和山水比德思想,对我国山水画论和山水画创作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1],智者乐水是因为水的物象可通向道德品质“动”的特质,仁者乐山是因为山的物象可通向道德品质“静”的特质。孔子“仁智之乐”的观点,将水动山静的自然形态联系到伦理仁知,从中体验到人生之乐,便是一种典型的山水比德观。

韩拙(宋)《山水纯全集》:“山者有尊卑之序,阴阳逆顺之仪”[2],郭熙(宋)《林泉高致·山水训》:“大山堂堂,为众山之主,所以分布以次冈阜林壑,为远近大小之宗主也。其象若大君,赫然当阳。”[3]57韩拙和郭熙的画论中察理出长幼秩序正是承续孔子山水比德观的重要思想,并对后来的山水创作观产生深远影响。在古代画论中将山的意象和“高”“厚”的特质相比附,引喻仁厚的人格精神。黄宾虹将主峰置于画之中部位置,其余山峦次峰顺势而走,渐次降低,层次分明,体现主次尊卑的儒家伦理秩序关系,巨嶂山石意味着人的精神品格,雄壮的山峰反映了崇高的思想,山的静穆稳重特征象征了仁者沉稳刚毅的品质,体现了孔子将“山”喻“仁”的比德关联,将山的形象与宽厚的、沉稳的仁德品质相联系。

画中从巨嶂山峰蜿蜒而下的水流也是比德的重要体现,刘向(汉)《说苑卷·杂言》诠释:子贡问曰:“君子见大水必观焉,何也?”孔子曰:“夫水者,君子比德焉。”孔子曰水具有“似德、似仁、似义、似智、似勇、似察、似包、似善化、似正、似度、似意”等品德,以水启发君子比照自己的德行修养。“无诸台上月长明”中以独到的视角刻画和表现水流,水以画面远处的悬崖下面的村舍为原点,蜿蜒曲折延展之画外,途经之处万物繁茂。黄宾虹在画中以水之混混盈厚寓意源远流长,以水之奔腾东往、百折不回喻进取之精神;以水之润泽万物、去污就洁之性喻儒家礼乐教化之社会道德。

松为文人的文化精神符号和精神寄托,《论语·子罕》:“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荆浩《笔法记》:“松之生也,枉而不曲,遇如密如疏,匪青匪翠,从微自直,萌心不低。势既独高,枝低复堰。倒挂未坠于地,下分层似叠于林间,如君子之德风也。”荆浩从松的形态、特性象征君子之德风,“枉而不屈”“从微自直”类喻君子坚贞不屈的品德。“无诸台上月长明”绘有四株松树,树干作瘦硬如曲铁状,如飞龙蟠虬,用焦墨点于树干之上,给人感觉布满龙鳞,如端人正士,浩气凛然,针叶多用细笔浓墨勾线,表现出松树古老苍郁的风貌。松树常青的亘古不变的特点与文人追求的笃定的文人风骨理想的精神一致,因此,将松的精神风貌和内在品性作为描绘题材来比德君子的人格修养,透露了黄宾虹寄情寄兴于画、寓意于物于理的精神追求。

郭熙《林泉高致集》:“世之笃论:谓山水有可行者,有可望者,有可游者,有可居者”[3]19,阐明了山水画要具可游可居的审美和创作观念,“无诸台上月长明”描绘建筑物三处,分别是近处水岸上的空亭、右侧丛林掩映的宫殿及远处悬崖峭壁下的村舍。宗白华《美学散步》:“中国人爱在山水中设置空亭一所,戴醇士议:‘群山郁苍,群木荟蔚,空亭翼然,吐纳云气。一座空亭竟成为山川灵气动荡吐纳的交点和山川精神聚积的处所。’”[4]将空亭比德君子,物我一体,点明了在泉石林壑间的孤旷、寒凉之境。画中的空亭与恢弘的楼阁形成了一种视觉上的强烈对比,有寓“入世”“处世”之意,空亭是古代文人创作山水画的重要符号,是体悟画面意境的有效入口,带给观者超以象外的联想空间。《礼记·曲礼》:“君子将营宫室,宗庙为先,厩库为次,居室为后”,说明了古代建筑依据尊卑次序和社会等级而建造对应的建筑规模,“建筑成为标志等级名分、维护等级制度的重要手段。辨贵贱、辨轻重(贵贱)的功能成为了中国建筑被突出强调的社会功能”[5]。“无诸台上月长明”中部描画了气势恢宏的皇家宫殿建筑群,是这幅作品要表达的核心景物和点题之笔,宫殿结构复杂、组群规模宏大尽显严格的等级制度,与远处山岩脚下描绘结构简陋的村舍形成较为强烈的对比,突显出“尊”和“君”的主位,维系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秩序等级,这也是徽州地区儒家思想尊卑贵贱的等级秩序的明确表达。

徽州地区深受儒家思想的浸染,宗法制度森严,突出长幼尊卑秩序,黄宾虹的“无诸台上月长明”,正是以“山”“水”“松”“建筑”等被中国传统儒家哲学赋予道德内涵和伦理秩序的绘画元素为表现对象“比德”。

二、畅神:抒林泉之志

孔子“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的“比德”理论,经演绎沉淀为一种普遍的审美观照方式,道家老子提出“道法自然”的观念为人们提供了一种观察事物的角度和方法,庄子承续老子的哲思在“道法自然”的基础上提出“天地有大美”的审美观物方法和表现方法,在中国美学史上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宗炳《画山水序》:“峰岫晓嶷,云林森眇。圣贤映于绝代,万趣融其神思。余复何为哉?畅神而已。神之所畅,孰有先焉”,畅神是一种对山水之情的感悟和对自由的释放,在可行、可望、可游、可居的审美体验中找寻“林泉之志,烟霞之侣”,在以自然为伴,与山水为乐的愉悦感中精神得到超越,达到心怡神畅,寻觅自然之美,与自然合一。对山水的审美欣赏和山水的审美愉悦功能在宗炳的山水畅神论中被强化,画山水并非简单描绘自然表象,而是借自然之物抒写内在的不可言喻的精神和意趣,达到畅神的心境,以使自己和自然建立起一种高级的精神关系和审美关系。

“‘畅神’论的提出是对山水画审美价值的论断,它的核心是精神愉悦,更侧重审美主体的审美心境,通过人与自然建立的精神关系,来达到对自然山水审美的超然境地。”[6]山水以形悦目,同时追求心灵与自然山水的融合,最终达到精神畅游的境界,通过对山水形貌的观照来体悟山水之美中的“道”。

黄宾虹的艺术创作深受老庄道家思想的影响,“老子言‘道法自然’,庄生谓‘技进乎道’。学画者不可不读老、庄之书,论画者不可不见古今名画。艺必以道为归。艺之至者,多合乎自然,此所谓道。”[7]

“无诸台上月长明”表现的是人迹罕至显现出一片超然的乐土,画中一老一幼营造祥和的气氛,免受外部世界的侵扰,画面传递出坐穷泉壑的归隐意境,呼应了人们对远离动荡不安的社会、回归到无忧无虑的大自然理想的深切渴望。黄宾虹通过盘结交错的松树、象征性的建筑、蜿蜒的流水、流畅的笔墨以及氤氲的云气要传达出“归隐”的想法,表达一种理想诗意的山水体验,用蜿蜒的路径指引观者经恢弘的宫殿建筑群,然后又通向远方的村舍,表达出逃遁自然,漫游山间,逃避外部世界的污浊之意。

从画面题款“无诸台上月长明,宋帝行宫草自生。估客舟横参易落,夜深惟听海潮声。曩泊舟舟山,诵林衡者诗,方弗斯境”的线索可破译黄宾虹此作其实是关乎他自身创作处境的叙述,黄宾虹在写给方叔轩的信中说:“古来生遭丧乱,处家国颠连之际,悲天悯人,寄情于画”,表露了在特殊时期他寄绘画以“畅神”的理念。

“宋帝行宫”史事,使福州变成南宋抗元救亡之地,演绎了一段气壮山河的抗元斗争故事,700多年前宋幼帝登陆的绍岐码头依然还在,见证了年仅9岁的宋端宗弃舟登岸,开始了国破家亡的流亡生活。

黄宾虹以史事寓意自身所处的社会环境,1940年时值战乱时期,北平、天津、上海等地陷落,处于社会动荡之际,黄宾虹迫于战争局势回乡小住,往来于徽州各县,隐遁于徽州地区,山水画成为其“澄怀卧游”安放心灵的理想世界和方式,其创作的心理动力是一种忧愤情感的排解,画中以“方弗(即:仿佛)斯境”自喻现实考虑和各种束缚。画面中描绘的内容在表现形象的时候融入画家情感,同时把观者带出战乱处境,通过静观绘画,达到与现实环境的畅神和自娱,体验宗炳“畅神论”中“可行”“可望”“可游”“可居”的审美愉悦,以暂时忘却社会动荡而获得心灵的慰藉和安顿,抒发“林泉之志”。

三、结语

崇儒重儒是徽州地区的典型社会特征,强调长幼尊卑秩序,并且以各种物化手段和形式比附道德和人格,中堂山水画作为在神圣建筑空间内被膜拜的精神信仰的物质载体,演绎着“孝悌忠义”的道德之美和审美愉悦。中国山水画的发展深烙儒家孔子的仁智之乐和山水比德思想印迹,比德观成了数千年以来山水画发展和创作的实践和理论依据,黄宾虹晚年中堂山水画精作“无诸台上月长明”是徽州地区儒学思想和宗法观念的缩影,画中描绘的“山”“水”“松”“建筑”等绘画元素被赋予了深厚的“比德”涵义,宗炳《画山水序》中提出的“畅神”论,为中国山水画创作奠定了审美观物方法,独立了自然山水的审美价值。黄宾虹“无诸台上月长明”中堂山水画的创作诞生在烽火连天的动荡岁月里,他以山水寓意仁智之乐,亦以山水形貌观照体悟自由畅神的精神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