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医防融合实施现状及发展策略
——基于机制设计理论

曹文文,曹成霖,郭 颖,洪子轩,胡 志,白忠良,2

(1.安徽医科大学卫生管理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2;2.公共健康社会治理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实验室,安徽 合肥 230032)

医防融合是一种新的卫生服务模式,主张将预防医疗与治疗医疗紧密结合,实现对人群健康全生命周期的管理[1]。其核心思想是“预防为主,防治结合”,旨在通过健康教育、早期筛查、及时治疗等方式,提高公众的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实施医防融合战略符合疾病特点,合乎基层定位,契合医改方向,能够有效满足我国现阶段医疗领域的发展需求[2]。这种服务模式对于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加强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实现医疗卫生从“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的转变意义重大[3]。

1 我国医防融合实施现状

21世纪以来,随着对公共卫生问题的深入理解,人们开始认识到预防和治疗之间的紧密联系,并开始推动实施医防融合的策略[4]。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机构也开始倡导医防融合,强调需要把预防和治疗结合起来,提高公众的健康水平[5]。我国自2003年就开始重视医防融合制度建设与发展的工作[6]。

近年来,为推进医防融合,我国各级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国家层面,2018年4月,“医防融合”一词首次出现于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做好2018年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工作的通知》(简称《通知》)，《通知》中提出“向居民提供医防融合、综合连续的医疗卫生服务”[7]；2022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十四五”国民健康规划》(简称《规划》)，《规划》中要求依托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以高血压和Ⅱ型糖尿病为切入点，强化医防融合[8]；2023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意见》中提到要创新医防协同、医防融合机制[9]。地方层面，2021年山东省下发《关于开展三高共管六病同防医防融合慢病管理试点工作的通知》，为基层医疗机构有效开展医防融合提供政策指导[10]；2020年南通市出台《关于进一步优化南通市级疾控体系的实施方案(试行)》，决定在市属医院和市疾控中心率先开启医防融合改革试点[11]。国家和地方政府不断出台实施医防融合相关政策，为我国医防融合的开展提供了有力的政策保障。

在政府的推动和政策的支持下，我国已有部分地区率先展开医防融合体系的构建及探索，并取得一定成效。例如，三明市泰宁县在医共体的基础上建立了疾病预防、医疗救助、健康管理的“三位一体”防治结合的服务模式，进一步保障了公众健康[12]；山西省阳城县在肿瘤高发区开展医防融合实践，将国家肿瘤筛查项目作载体，以家庭签约为抓手，建立“以医促防，医防融合”的防治模式，有效降低了当地居民的肿瘤发生率和死亡率[13]；深圳南山区在当地成立医疗联合体，为开展基层医防融合工作提供新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促进了基层医疗机构快速扩容、医疗服务次数显著增加以及持续提升公共卫生服务效果，全方位加强了基层医防融合的服务能力[14]。各地医防融合体系的建设及探索为我国慢性病的管理扩展了更多有效的方法和手段，进一步强化基层医疗机构的防治能力，同时也对我国居民的健康保障起着关键的作用。

目前我国医防融合工作仍面临一定的挑战。一方面，对于医防融合的理论研究仍处于碎片化的状态，现有研究对医防融合和融合机制的概念探讨较多，但仍未形成系统化理论体系与概念[15]；另一方面，由于我国体制和机制的原因，卫生领域的“医疗归医疗、公卫归公卫、医药归医药、医保归医保”等各自管理的现象仍未从根本上得到改变[11]。而医防融合的本质是将预防与诊疗并重，将临床治疗贯穿预防服务，将预防服务嵌入临床治疗，而非简单地将医疗机构与疾控机构合并[16]。此外，基层医疗机构存在薪资不高、待遇不好、人才不足、机制不活、能力不强等问题[11，17]。这些是我国在实施医防融合中所遇到的问题，也正是这些不足遏制了防治工作的紧密结合，导致医防融合工作的推进受到一定程度的阻碍。

2 我国医防融合困境特征——基于机制设计理论

现有研究认为，“有效的资源配置、信息效率和激励相容”是一套好的经济或社会机制必须具备的基本要素[18]。机制设计理论是一种经济学理论，在关注私有信息的情况下，如何设计一个合适的决策机制，使得各方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能够达到整体的社会效率最大化，其中资源配置、信息利用和激励相容是该理论中的重要构成要素[19]。

该理论在卫生健康领域已得到应用与推广，例如在机制设计理论指导下构建农村公共卫生服务私立卫生机构供给模式[20]，借鉴该理论对我国艾滋病防控机制进行完善[21]，以及利用该理论探讨复杂型医疗服务项目定价模型等[22]。本文借助之前将该理论融入到卫生健康领域的研究经验，将机制设计理论与医防融合相结合，并利用该理论的核心要素来对医防融合领域中的资源、信息以及激励等相关内容进行整合梳理，总结我国医防融合实施过程中存在的现实困境及特征。

2.1 资源配置维度：失衡性、倾向性、盲目性

机制设计理论中的资源有效配置要求“最大化”地整合与利用资源，达到“物尽其用”“人尽其才”的理想效果[18]。同时，资源的合理利用也是决定医防融合是否能全面迅速发展的关键。本文通过结合机制设计理论中的资源配置维度来探究我国医防融合领域中的资源分布问题，发现我国医疗卫生资源的分布呈现出不均衡、偏向且盲目随意的特点。

2.1.1 卫生资源的分布存在失衡性

这种失衡主要体现在城乡差异和地区差异两个方面[23]。现有医疗体系中，卫生资源的分配在城乡之间出现结构失衡的现象，导致农村地区在医疗机构、医疗设备以及医疗队伍的数量和质量方面都显著落后于城镇，基层所能提供的医疗服务数量和质量也相对匮乏[24]。此外，医疗卫生资源的分布在我国不同地区之间展现了一种由东到西逐渐递减的趋势和差异[25，26]。以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医疗资源的拥有情况为例，研究表明在医疗机构数量、医院床位数量以及专业人才数量等方面，我国东部地区所投入和拥有的总额及比例都远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25]。城乡和地区之间医疗资源的失衡，是我国医疗事业无法全面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我国医防融合发展受限的重要因素之一，特别是我国西部偏远地区，由于缺少必要的医疗资源，导致医防融合工作的开展更加困难，甚至无法实施。

2.1.2 卫生资源的配置具有倾向性

在对于医疗资源的分配中，“医”“防”两个领域中存在一定的差异性。进入新时代后，随着居民生活水平提升，公众的健康观念也逐步从“看上病”转变为“保健康”。但由于预防领域的效益具有时滞性的特征，导致“重医疗，轻预防”一直是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过程中的主要表现[27]。因此，我国在进行医疗资源配置时，仍倾向将比重较大的卫生资源投入到“医”的领域，而预防服务所得到资源投入则相对较少，甚至被忽视。“医”“防”领域在资源层面中出现不对等、不匹配的现象，致使医防融合的相关理念与工作难以获得确切的执行与落实。

2.1.3 卫生资源的配备具有盲目性

近年来，医防融合的实施虽在国家和政府的推进下，取得一定的进展和成效。但由于工作中所涉及的事宜较多，难免出现缺少相应的政策支持和法规指导的现象。例如，在专业人才的培养和使用方面存在一定的盲目性。培养方面，我国对于医防融合的复合型人才培养重视程度不足，具体体现在本科学习阶段就将“临床医学”和“预防医学”分为两个独立并行的专业，培养出两支专业性完全不同的人才队伍。这是使得我国“医”“防”难以紧密结合的一个根本原因[28]。使用方面，有研究在对1964名临床医师进行调查后发现：获得全科医师资格的人员达到了46.2%的比例，但在实际工作中从事全科医师事业的比例却不足10%，提示大部分的临床医师在取得全科医师的资格后并未选择从事该行业，这也是我国全科医师数量较少的主要因素之一[23，29]，未能达到资源有效配置领域中“人尽其才”的理想效果。这也是导致我国医防融合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

2.2 信息利用维度：偏差性、滞后性、封闭性

机制设计理论中信息效率是指机制设计与信息传递成本、经济决策主体相关信息量之间的关系问题。即在较少的信息传递成本和较少的关于消费者、生产者及其他经济参与者信息的条件下，能否制定和设计出合理、高效的运行机制[30]。医疗信息的高效利用是我国医防融合能够精准、快速发展的关键。现将机制设计理论的信息维度融入到医防融合的相关领域及主体中，发现在医防融合实施的过程中各参与主体和所涉及的相关人员出现了医疗信息不对称、相关知识储备不足以及信息孤岛等现象，破坏了医防融合领域运行机制的合理性。

2.2.1 医疗信息的偏差性

由于专业特性，医疗行业是一个容易出现信息偏差的行业，其主要表现在医患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各级医疗体系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以及医疗机构与医疗市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31，32]。各方医疗信息的不对称是当前医疗行业出现看病难、看病贵、医疗过度以及医患关系紧张等问题的根源之一[31]。不同的医疗参与主体对于医疗信息了解的程度不同，造成医疗信息偏差，导致我国在推进医防融合相关工作时，容易产生医疗管理决策不统一、医疗资源安排不合理、医患关系相处不融洽等严重影响我国医防融合发展的问题。

2.2.2 医疗信息的滞后性

当前，我国医防融合建设仍处于试点探索阶段，有关工作开展时间相对较短、模式不够成熟、系统并未完善，导致公众对于医防融合的了解不够深入，具有一定的狭隘性和滞后性。例如，有研究调查发现超过八成居民表示并不了解医防融合，对其概念、模式以及作用知之甚少[1]。重庆市沙坪坝地区的调查中发现，医防融合是医共体建设工作中的一部分，容易被大众忽视，再加之政府对于当地居民的健康教育活动开展不足，导致居民对于医防融合的接受度较低[33]。由于医防融合的体系不完善、模式不固定，防治结合工作无法全面展开，导致居民对于医防融合的了解程度较低、接受度不高；反之，公众对于医防融合的信息了解不深入又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相关工作的推进，从而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医防融合工作的深入推进，需要公众具有一定的治疗理念和预防意识。帮助居民打破“信息房茧”，消除信息滞后性是政府在实施医防融合中平衡医疗与预防关系，推进二者有效结合的关键。

2.2.3 医疗数据的封闭性

当前，我国医疗领域的信息共享机制尚需完善。例如，四川省基层公共卫生信息化调查显示，在纳入的医疗机构中在信息系统建设方面存在基础设施不健全、软件功能不完善、系统发展不均衡等问题[34]。朱珠等[2]在调查江苏省基层卫生机构信息化建设时，发现基层医疗机构的数据信息化已经普及，包括医院管理信息系统、电子健康档案等系统建设情况良好，但在与其他医疗机构进行信息共享或数据采集时仍然处于困境[35]。当前信息安全隐患形势严峻，部分区域所建立的医疗卫生信息系统在进行数据共享时因无法确保患者的隐私数据绝对安全，导致机构间在进行数据共享或交换时，心存疑虑[36]。在某些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的地区，信息孤岛的现象更加明显，已严重影响医防融合工作的连续性[2，37]。此外，信息系统的医疗、预防、保健以及康复等各个功能模块难以有效整合，医疗机构、医护人员以及患者难以实时掌握有效、精准的医疗健康数据，导致医防工作分离。出现工作重复、效率下降以及对医防融合实施效果的评价不准确等现象。现阶段，医疗数据的信息化程度低，仍是制约医防融合工作推进的主要原因[38]。

2.3 激励相容维度：偏向性、壁垒性、权益性

机制设计理论中的激励相容问题，是指在所制定的机制下，个体目标是否与制度设定的目标相一致，可以将激励相容总结为机制设计时要满足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相统一[21]。而医防融合战略的实施涉及到多个经济体，战略的顺利实现需要依靠治疗领域与预防领域的各个利益相关者紧密结合。科学合理的激励机制是推动防治工作有效结合的重要动力。但从机制设计理论中激励相容的定义出发，发现目前我国医防融合体系中的激励制度仍存在着一定的缺陷与短板。

2.3.1 医防融合的激励机制存在一定的偏向性

当前医防融合体系中，激励机制更偏向于治疗而非预防[39]。这种偏向与上文资源配置维度中的倾向性类似，都是我国在医疗卫生事业发展过程中长期“重医疗，轻预防”的思想所造成的后果。一方面，对于医疗领域资源投入的比重较大，医务人员的收入以及职称的评定往往与治疗疾病的数量和质量挂钩；另一方面，由于预防工作所取得的成效具有时滞性的特点，导致相应的激励机制难以设置和评定，多重原因导致医疗领域的激励机制亟待完善[40]。因此，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愿意将更多的资源和精力投入到治疗领域，而非加强公众对于疾病的预防。这种医疗机构的机构行为和个人行为与医防融合的社会目标相违背，机构的理性目标与社会的理性目标不一致而引起的矛盾被经济学称为激励不相容[41]，也正是这种问题影响了“医”“防”领域的均衡发展。

2.3.2 医防融合的相容机制具有一定的壁垒性

“多头”管理与管控“越位”是实施医防融合工作中产生壁垒性的主要原因。在医防融合的内部，“医”与“防”存在多头管理的现象。“多头”管理的模式导致二者在处理相关事宜时存在一定隔阂，双方无法做到及时沟通与合作[42]。在医防融合的外部，政府管控工作改革的方方面面。例如，我国三明市在进行医防融合改革时，体系规划、权责划分、人员任免、绩效考核等多个方面都深受政府体制的约束[43]。医防融合工作确需政府的大力支持，但由于医疗领域的独特性，政府的过度管控，反而易出现“外行管内行”的现象，导致医防融合的实施工作不进反退[44]。

2.3.3 医防融合的联合机制附带相关的权益性

在条块化的管理模式下，医疗机构和公共卫生机构按照各自固有的规章制度处理相关事宜[45]。预防领域所提供的公共卫生服务无法代替医疗服务，而医疗机构相关公共卫生的职能定位又不够清晰，导致医院与疾控部门之间的业务融合度较低，工作和职责的界定不够清晰，难以形成有效的沟通协作机制[45，46]。实际工作中，医疗与预防领域又存在一定的潜在利益冲突。当预防取得较好效果时，公众对医疗的需求会减少，不利于治疗经验的累积和医疗薪资的增长；同理，医疗需求较高时，则意味着更多的资源将投入到医疗领域，预防领域会相应减少[47]。因此，在医疗领域与预防领域的工作协同中如何在责任混淆、利益冲突的困境中寻求能够正确把握医防融合尺度的平衡点，是医防融合工作推进的转折点[43]。

3 机制设计理论视角下我国医防融合优化策略

资源配置、信息利用、激励相容作为机制设计理论的三大核心要素。机制设计理论认为，一套好的经济机制和社会制度需要满足三个基本要求：一是资源能够得到有效配置；二是各领域能够对相关信息进行合理有效利用；三是各个经济单位的利益能够相互协调，实现“激励相容”[48]。

上文通过利用机制设计理论的核心要素对我国医防融合的实施现状进行梳理总结后，下文根据机制设计理论的三大维度与当前我国医防融合实施困境相结合，提出我国医防融合深度发展的对策建议。从机制设计理论的视角，对于优化我国医防融合战略的实施设计需要关注以下三点：第一，在资源视域下确保资源分配均衡，“防”“治”领域共同发展；第二，在信息视域下做到信息公开透明，有关部门协同共进；第三，在激励视域下变革激励绩效设计，相关经济体交流协调。

3.1 资源视域下的均衡化、双手化、根本化

3.1.1 均衡医疗资源配置

一项世界卫生组织的调查显示，在预防领域多投入1元，可以在治疗领域减少8.5元，同时节约100元的抢救费用[17]。但“低投入，高效益”的预防却容易被忽视，“高投入，低效益”的治疗得到公众更多的关注。这启示我国在建设医防融合体系时，合理分配医疗资源的重要性。在对于医疗资金的有效配置上，不仅要强调绝对数上的增长，更要注重相对数上的变化，进一步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和财政收入再分配途径，引导医疗资源向预防领域以及老、少、边、穷等地区倾斜。另一方面，财政投入的对象应从“补供方”向“补需方”转变，即通过财政直接投入的方式转变为政府购买服务的模式，以此来增加资金使用的透明度和精准度[25]。此外，国家政府应采取优质资源下沉，培养定向医学生等政策来解决我国偏远地区资源不足、人才稀缺等问题[49]。

3.1.2 共抓医疗与预防发展

医疗与预防共同组成了医防融合体系，二者缺一不可。医疗与预防中不存在优势手，二者是健康的左右手[4]。在建设医防融合体系时，“双手”同等重要，体系建设的枢纽在于如何紧抓“双手”、把握“双手”、协调“双手”。根据医疗与预防的本质特性，对“双手”进行科学的分工与合作是提高医防融合体系效率的关键。因此，在经费投入、政策支持以及奖助机制等方面，国家、政府、医疗部门可以通过精细化管理[50]、成本化分析[51]等手段来协调制定，统筹全局。在保证“双手”的利益得到切实保障的同时，还要确保资源能够得到高效、合理地运用，使得健康结果最大化。做到“左手做预防，右手下处方”的双手并行、合作发力的健康防护局面，发挥出医防融合的健康服务能力、多病共防能力、慢病管理能力以及公共应急能力等体系功能。

3.1.3 优化人才培养体系

防治结合是回归医学的本质，也是重新认识医疗与预防的契机。人才队伍的建设是医防融合的基础，是防治工作践行的根本[4]。防治结合的前提条件是专业人才的培养，医学教育是医学回归根本的着眼点。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的顶层设计需要从医学教育改革开始，以大健康观来指导未来的医务工作者的教育化、职业化和社会化。通过改革医学教育大纲，创新医学教育模式、完善医学教育课程等方法来加强医疗与预防之间的共同学习，促进二者在学习、实践以及工作层面上的合作，强化医疗与预防领域之间的互补共进的思想理念，培养出“精治疗、懂预防、可应急、擅管理”的复合型医防融合人才。顶层设计完善的同时，基层人才的发展需要以健康实际需求为导向，制定相关政策，变动相关规定，灵活优化基层卫生人才队伍的培养、使用以及管理，合理设置临床医疗科室和公共卫生部门[52，53]。将医学教育的顶层设计视为由上至下的改革和由下至上的发展，两个方向的相辅相成，通过对系统的结构设置和治理方案进行反思与改进，建立起防治平衡、平战结合、急慢兼顾的医防互动机制，实现机制设计理论中“物尽其用，人尽其才”的发展目标[54]。

3.2 信息视域下的透明化、协同化、精准化

3.2.1 合理公开医疗信息

减少医疗信息不对称，加强医疗信息公开度是促进医防融合发展的关键。首先，从国家层面进行统筹规划，完善医疗机构信息化的顶层设计方案[55，56]。搭建医疗数据共享平台，消除信息孤岛，保证基础数据产生，减少信息重复，提高信息分享率，确保公众接收到实时有效的医疗信息。其次，从政策制定层面来支持医疗信息的公开与透明，让患者能够了解适合自身的疾病信息和治疗方案，增加主动参与诊治服务过程的机会与渠道。最后，提高公众健康素养是减少医患信息不对称的根本，政府和医疗机构应加强健康教育，通过多种途径广泛推广医防融合理念，提升公众对于疾病预防的重视程度。同时也应鼓励居民加强自身学习的主观能动性，主动了解与认识相关医疗信息。此外，建立相关制度，明确任何个人和单位数据的由来，切实保障居民个人信息安全，对违规违法行为依法处置，加强数据安全性和透明性[57]。

3.2.2 提高医疗数据精准程度

以大数据赋能，织密因病致贫防护网。切实了解农村地区人口基本保险、大病保险以及医疗救助的三重综合保障制度的实施情况，同时对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大病保险防护保障水平数据化。利用互联网数据收集、整理、分析功能来精准、合理制定并统一大病保险起付线。对严重贫困户、边缘易致贫困户和脱贫不稳定户等容易脱贫致贫的人口加大医疗保障政策倾斜力度，提高大病抵御能力[58]。以数字技术为支撑，加强全民健康保障。利用互联网对就诊信息进行数字化管理，通过大数据趋势对全民健康信息进行整体把握和调度，为防治体系结构提供精确的数据支持，力争做到机制设计理论中的各经济体在降低交换信息成本的同时，积极参与到相关工作中，提高医防融合的战略收益。

3.2.3 构建医疗部门协同治理格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提出了要推动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59]。医防融合体系的建设需要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需要各医疗部门在信息方面的协同共享。一方面，要以居民电子健康档案和电子病历为核心，建立起基本数据库信息，搭建起市、区两级数据共享交换平台，实现三级、二级医院、卫生服务中心以及防疫站等多个部门互通互联、业务协同、数据共享，打造出服务资源管理、数据资源管理、信息资源管理等多个管理模块。另一方面，发挥互联网优势，建立云平台。政府主导，各地互联网医院牵头，建立紧密型互联网医共体，搭建出“云管理”“云检查”“云药房”“云公益”“云服务”的五大云平台，形成责任共担、管理统一、服务同质、利益共享的防治结合体系[58]。最后，实现医疗领域各部门医防融合信息化、资源高度共享，推行分级诊疗，加强医共体紧密度，促进医防体系融合，为公众提供更智能、更便捷的健康服务。

3.3 激励视域下的合理化、清单化、协调化

3.3.1 变革激励机制

调查研究显示，我国从事流行病调查、应急处置、风险评估等疾病预防控制专业的人才薪资待遇相较于从事疾病治疗的工作人员之间仍有较大差距[17]。政府部门应重视预防工作在医防融合中的重要性，通过设立预防性工作的评价和奖励机制，鼓励医疗工作者和医疗机构在预防性工作中投入更多的时间与精力。优化绩效考核制度是吸引人才、引进人才、留住人才的有效途径之一。结合当前医防融合领域薪资制度的相关研究[17，60]，一方面，建议优化疾病预防控制领域的经济补偿机制，对公共卫生机构实行“公益一类保障，公益二类管理”的运行机制；另一方面，根据行业性质、职业特点、对社会贡献程度、学历层次等多角度考虑重新制定或优化完善现阶段医防融合的薪资待遇制度。此外，具体的绩效考核需要与服务数量、患者满意度、行为规范、技术能力、医德医风等多种因素挂钩。总之，需要调动各领域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充分照顾到医防融合战略中各个参与单位的利益，确保相关部门的经济利益得到保证，做到“医”“防”领域的激励相容，体现出新时期的以防为主，防治并重的特点[17]。

3.3.2 制定政策操作实施清单

对于医防融合体系中的卫生财务筹资、医疗费用支付方式用列举清单的方式来逐一解决。在筹资清单上，在坚持政府的主导下探索建立社会捐赠与多方资助的筹资机制；同时合理调整医疗服务价格、完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扩展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薪酬来源，合理增加工作经费，为创新薪酬管理制度提供基础[61]。在支付清单上，将基本医保基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以及财政补助资金合并打包，采取购买服务、按人头付费以及总额预付等方式，并运用信息化管理[61]。同时，医保部门在医联体和医共体的基础上逐步改革，完善医保支付制度，逐步探索基于服务人口的医共体按人头总额预付的方式[62]。在医防融合体系中建立起“结余留用，合理超支分担”的医保资金机制。重视疾病预防，提供防治服务，推动医防融合建设真正落地。

3.3.3 搭建部门合作交流平台

医防融合是一个涉及到多领域的工程，在实施过程中需要医疗部门、公共卫生部门以及教育部门等多个部门的协调合作。建立高效协调机制，确保不同部门之间可以形成合力，实现资源的最大化利用。协调机制中主要可以包括资源协调、职责协调、利益协调以及管理协调。政府在多领域协调中要扮演主导角色，通过立法明确各领域在医防融合体系中所扮演的角色，理清各部门的职能定位以及权责利益，建立起跨部门、跨领域的管理协调与信赏必罚的机制，促进各级各类机构的有效合作。此外，发挥现阶段已有的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纵向合作和横向合作关系，为公众提供系统的、全方位的、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管理，深层次推动防治结合工作的发展[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