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图书馆文化内涵转型策略与路径研究

郑春汛

（上海大学图书馆 上海 200436）

“社会变迁常是发生在旧有社会结构不能应付新环境的时候”[1]，图书馆转型亦然。建党一百年，我国完成了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小康社会的跨越式发展，图书馆亦跟随时代变迁实现了从藏书楼到现代图书馆的蜕变。小康社会全面建成后，社会经济、文化、科技、思想和人们的生活方式都有了质的飞跃，作为服务业形态的图书馆为了充分发挥服务社会的职能，不断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理念及新兴科技成果进行全方位提升转型，在以用户为中心的理念指引下建设智慧图书馆，提供数据服务、知识服务，打造城市生活的“第三空间”已成为现代图书馆的发展目标，当前图书馆转型也主要集中在技术转型、服务转型、理念转型三个方面。事实上，图书馆不仅由物理空间、馆藏资源、馆员服务三种实体要素构成，其作为文化机构，还具备独特的文化内涵，这种隐性要素在无形中规范着图书馆工作、陶冶着读者情操、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社会文化生活，并随着时代发展不断建设更新，因此文化内涵转型也是图书馆转型不能忽略的研究内容之一。

1 图书馆文化内涵的演变

20 世纪80年代我国图书馆才逐渐从文化馆分离出来单独建制，受制于落后的生产力，彼时的图书馆工作以文献收藏为中心，围绕着图书加工开展，采访、编目、流通是主要工作内容，馆舍规模和馆藏数量是衡量图书馆地位的重要标准。在既往评价体系下，图书馆的文化内涵被局限在由图书馆内部馆藏资源、管理制度、服务项目等所综合呈现出来的“图书馆”形象里，对当时的读者而言，“图书馆”这个文化符号仅代表着“文献资料的保存与获取”“公共自习空间”的文化内涵。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不断发展，政府对公共事业的投入力度加大，数字图书馆得到长足发展，馆际合作、社会化合作不断深化，文献获取越来越便捷，藏书数量的重要性相对下降。同时，图书馆文献采访、编目、流通等基础业务普遍实现了外包，图书馆工作逐渐从文献加工中解脱出来，开始转向读者服务，向以用户为中心的智慧图书馆转型，用户体验成为新的重要评价标准之一。在新的评价体系下，“图书馆”这个文化符号能够给读者呈现的新内涵至关重要，这是当前环境下吸引读者到馆的必要条件。

当前每个图书馆已不再是单独、割裂的存在，而是作为社会网络的一个节点嵌入普通大众的文化生活中，其文化内涵建设应顺着社会网络向外延伸，与人们的生活紧密相联。生活质量的提高往往表现为人们在第一生活空间（居住）、第二生活空间（工作）的逗留时间减少，在第三生活空间（休闲）的活动时间增加。在物质文明发达的现阶段，人们对“第三空间”的需求越来越多，因此第三生活空间的质量成为人们生活质量提升的关键点。现代新型图书馆的场馆建设和室内设计越来越时尚、美观、舒适，具备可供人们放松休闲的物理空间功能，因此当代“图书馆”的文化符号在“文献资料的保存与获取”“公共自习空间”的基础上增加了“公共休闲空间”的文化内涵。但在馆藏资源和知识服务可远程获取的当下，图书馆这个物理空间还需要注入更多契合当前社会需要的文化内涵，才能在与各类公共休闲空间的竞争中发挥出其独特的价值。

党的二十大报告深刻阐明了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在我国物质文明空前繁荣的同时，人们对精神文明的需求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图书馆作为国家公共文化事业机构之一，理应以更加丰富的文化内容来提高人们的精神生活水平。受现代科技和消费主义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内敛、中庸观念正在被张扬、个性风格所取代，面对日益激烈的社会竞争和不断加快的生活节奏，人们的学习、生活、情感和就业压力明显增大，容易在“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矛盾中产生一些心理问题，导致精神世界迷失、人生道路迷惘，心灵亟需休憩之所。若迷惘的精神世界不能得到有效净化、指引、重塑，便会进一步导致信念感缺失、世界观扭曲，进而产生社会问题，成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阻碍。

当前解决精神问题的明确途径有：提供慰藉心灵的宗教，或帮助人缓解心理障碍的心理医生。但在我国宗教世界观具有较强的局限性，而心理医生的资源又极其有限，远不能满足社会大众的生活需要，因此亟需一个适合我国国情和大众需求的精神家园。英国作家毛姆认为“阅读是一座随身携带的避难所”，与阅读深度捆绑的图书馆天然有着成为精神家园的特质，故进一步强化图书馆“精神家园”的文化内涵，不失为一个解决现代人精神归属问题的优质方案。而要将“精神家园”这一抽象的文化内涵概念注入“图书馆”的文化符号，还需通过一系列实质性的文化建设策略与实施路径，将大众心理与图书馆文化内涵进行联结，更新大众对“图书馆”文化符号的认知。

2 公共图书馆文化内涵的转型策略

2018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规定，公民除了能通过借阅文献资料受到教育，还可以从图书馆开展的公益性讲座、阅读推广、培训、展览、阅读指导与交流等公共服务中获得教育。在图书馆社会教育职能被提升到法律义务层面之前，公益讲座、阅读推广、培训、展览、阅读指导等均只属于图书馆图书借阅之外的服务功能，部分图书馆因有空间优势也会与出版商或社会机构合作，面向公众举办少量此类活动，但活动往往具有备动性、随机性、零碎性，且图书馆多数是作为场地提供者扮演着中介的角色，并未真正作为智力提供者参与其中。在《公共图书馆法》第三十三条、三十六条的保障下，这些原本非必须的“拓展功能”正式成为图书馆的基本职能，图书馆必须作为教育实施主体，通过主动策划、组织、举办这些文化活动来完善其社会教育职能。但是由于我国地域、经济、人才、制度等发展不平衡，目前只有少数图书馆在这方面做出了品牌特色并充分发挥出其社会教育职能，大部分图书馆开展的活动只是流于形式，没有将图书馆的社会教育职能落到实处，缺乏体系化建设。

2.1 将阅读推广工作落到实处

基于“十四五”规划提出的“深入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中国”的发展目标，阅读推广成为图书馆的重点工作。但在实践中不少图书馆平时只是发布下书目简介就算完成了阅读推广任务，只在“世界读书日”这类重要节点上刷一下“存在感”，利用名人效应或新媒体平台在线上、线下进行图书馆营销，开展“全城共读一小时”“公交阅读行”等活动，形式很新颖，但多数图书馆将宣传重点放在了“阅读”行为本身，并未关注读者的真实需求，未解决读什么、为什么读、怎么读的问题。当下利用网络与视觉传媒等技术制作的一些精神产品，在表现形式上的吸引力要远胜于书籍，在文化传播方式上也代替了书籍，通过网络、手机、平板等移动设备抢夺人们的阅读时间。有效的阅读推广工作可以帮助人们从海量的网络碎片信息、外表精美却内容空泛的文化垃圾中筛选出有价值的信息，挑选出符合主流价值观同时能凝聚国家精神、民族精神，乃至城市精神、时代精神的内容，通过提升大众的文化品位来引导人们形成积极的人生观。如果只将阅读推广工作的重点放在“读书日”等时间节点的临时表现，而将日常阅读推广工作视为简单的书目列举，此举不仅很难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这类推广也无法真正发挥出阅读推广的作用，热闹过后大众仍不能将图书馆和他们的生活相关联，也不能真正领悟阅读的真谛。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将“阅读推广”定义为“图书馆或其他文化部门开展的以培养公众阅读意愿或阅读能力，促进公众阅读行为的服务”，而程式化、表演式的阅读推广活动显然无法实现上述目标。

要让阅读真正走进人民的生活并成为人们生活习惯的一部分，必须重视日常阅读推广工作，让读者从推广内容中体会到阅读的快乐，感受到有价值的读物所提供的精神满足感。在书籍推广方面，学者沈颐认为阅读推广需从馆员花心思写好介绍馆藏的书评开始[2]。学者王余光认为要为读者提供好的导读和阅读动机才能达到预期阅读效果[3]，指出了书评、导读类推文对阅读推广的作用，这就要求推广者必须对推广内容有自己的阅读心得和感悟。作家毛姆在《读书随笔》中说：“我推荐的所有书籍，皆可与千千万万的普通读者产生共鸣，因为这些书要传达的，是普遍的人性。”只有深度、有观点、有思辨、有感悟，契合社会痛点、内容真诚、深入浅出的高品质推广导读才能引起读者共鸣，进而使其产生阅读兴趣。然书籍品类繁多，不是仅依靠图书馆员就能完成的，需要推广者具有一定的人生阅历、专业背景、文化水准、行业资历等，因此有的图书馆采取了社会化合作的方式，如上海浦东图书馆公众号每周发布一期荐书推文，邀请全市各个中小学的校长轮流撰写书评，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由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同地区、层级的图书馆在社会合作方面可利用的资源数量、等级存在差别，但在新媒体产业空前发达的当下，地域限制已不再是难以突破的壁垒。以襄阳市图书馆为例，该馆的“汉江讲坛”由当地大专院校的教授主持，“齐悦读”读书会则采用腾讯课堂的方式，每期邀请中科院、中国船舶702 研究所、天津大学等国内知名科研机构的院士、教授来为市民作科技主题的阅读推广还选择与有品质保障的“哔哩哔哩”社区、《新周刊》的“惊蛰青年”等知名公众号合作，定期筛选并转载一些主题推文，有效解决了当地社会资源欠缺的问题。

2.2 讲座、展览等文化活动的体系化建设

讲座、展览、培训等活动也是实现图书馆法定社会教育职能的方式，如果只是为了完成任务，其内容会相对零散和随机，缺乏针对性和系统性，与同类网络资源相比甚至还会受时空限制，无法持续吸引更多的受众，发挥不出应有的社会效用，从而浪费社会资源。因此在举办讲座、展览、培训活动时，图书馆要真正作为智力主体参与其中，从顶层设计上理清思路，充分发挥组织能力，配置各方面资源，在对大众的吸引力和参与度上形成与网络资源的错位竞争。针对网络资源杂乱零碎、内容良莠不齐、门槛低的特点，图书馆开展的讲座、展览、培训活动应具备以下几个方面特性。

多样性与系统性。以主流意识形态为主中心，构建多元文化体系，使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都能从中找到自己所需。比如开展针对中青年人职场解压的心理讲座；针对儿童的亲子家庭故事会；针对老年人的健康保健系列讲座；针对艺术爱好者的书画摄影欣赏推广及展览；结合社会热点开展金融、企业管理、国学等系列讲座等。同时将这些讲座、展览活动专题化、常态化、系列化、课程化，形成品牌效应，读者可以选择自己感兴趣的内容并提前预约，使有不同需求的读者都可以在图书馆中找到自己需要的精神资源，获得连续性的、系统性的精神提升，形成相应的读者群，并逐渐形成“图书馆也是教育机构”的认知。

专业性与学术性。讲座、展览、培训活动须具有一定的专业性与学术性，应由专家学者来主持。这一方面是因为大众对专家学者有较高的信任度和认可度，可使活动更具吸引力；另一方面是因为只有对某一领域有深入研究的专家才能将深奥的学术问题作深入浅出的输出，有更广泛的受众，产生更高的社会效益。此外，社会科学研究成果想要尽快应用也需要大众的参与。在自媒体普及的当下，普通大众辨别能力不足，若由专业学者用主流价值观去教育、引导大众，不仅能让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物尽其用，还能实现社会的良性发展。以传统文化研究为例，在特定时空条件下产生的传统文化，其物质和精神基础已经发生了变化，大多面临着现代适用性的问题，只有通过专家学者们的创造性转化并向公众普及，才能使其为当下所用，进而增强中国的文化自信。图书馆为专家学者和大众提供了学术传播与参与的平台，可以更加充分地实现图书馆的社会教育职能。

增加艺术审美教育。虽然开展群众文化艺术活动是文化馆和群艺馆的主要职能，但是群艺馆和文化馆更多的是举办歌舞、戏剧等动态性文艺展演，以及为市民提供文艺活动、技能培训和学习的场所；图书馆则适合举办对文艺作品进行鉴赏学习和研究的静态艺术活动，可在美育上对群艺馆、文化馆的动态文艺活动形成有益补充。德国美学家席勒认为，美育具有恢复人性、和谐人性的功能，能够使人从自然的物质世界中得到提升，上升为理性的人。教育家蔡元培认为，艺术审美可以超越现象世界提升人们的精神世界，科学教育与审美教育共同作用可以成就人的完美道德和完善人格。蔡元培甚至提出了“以美育代宗教”的理论，认为美育在对人的精神世界构造、引导上与宗教具有同等效力。因此图书馆开展绘画、书法、摄影、电影等静态文艺欣赏研究类的讲座、展览、培训可以提升大众审美水平，以美育涵养大众的精神，而有利于建设和谐社会。

社会化合作。图书馆要想通过举办公益性、高品位、专业化、体系化的活动来提升大众素质，实现活动的高品位和专业化、体系化，需要大量专家、学者的参与，故图书馆可以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开展社会化合作。以浦东图书馆为例，早在2009年其就作为全国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专业化改革试点单位通过大量专业、系统的公益性讲座、阅读推广、培训、展览等公共服务来丰富图书馆内涵。比如创办“浦东文化讲坛”品牌，定期举办国学讲座，邀请余秋雨、周国平、葛剑雄等文化名人主讲；组织100 多位志愿者妈妈开展“故事妈妈讲故事”少儿阅读推广；联合专业医疗机构进行全年健康知识推广活动；联合上海电视台开展影视知识推广；联合上海美协开展书画摄影欣赏推广；联合政府、大学等机构开展企业管理理论与实践推广；邀请全市深耕教育的中小学校长撰写每周荐书书评。经过十几年的探索，浦东图书馆在文化内涵建设方面拥有了诸多响亮的文化品牌，成为上海市民心目中的文化地标。

图书馆通过举办高品质文化活动，充分发挥社会教育功能，慢慢扭转浮躁不安的社会心理，让迷惘的心灵在精神家园中找到方向，由此成为大众心中的指路明灯和可以停靠的温暖港湾，从而将公共图书馆建设成为“滋养民族心灵、培育文化自信的重要场所”[4]。

3 公共图书馆文化内涵建设转型实施路径研究

社区图书馆是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公共文化服务的前沿阵地，承担着承上启下、覆盖基层、保障公民基本文化权益的责任，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有着满足人民文化需求、繁荣基层群众文化、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意义[5]48-49。20 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全国部分老旧街道文化站逐渐被改造成真正意义上的社区图书馆。2000年出台的《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将社区建设写入国家“十五”计划，社区图书馆在政策的推动下获得迅速发展。二十多年来，社区图书馆、城市书房、农村书屋等基层公共文化设施逐渐建设完善，由中央到社区的六级服务体系进一步健全，图书馆覆盖面大幅提升。如今的社区图书馆不仅环境优雅，服务能力也随着社会发展逐步提升，比如有些社区图书馆根据社区的居民结构和生活习惯，对藏书建设、开放时间做了针对性调整，深圳、宁波等城市甚至诞生了24 小时社区图书馆，旨在为居民的文化生活提供更多便利。然而社区图书馆普遍存在面积小（一般为100—300 平方米）、资源有限、点位分布不均衡、服务内容单一（仅提供图书流通和阅览服务）等短板，实际利用率偏低，并没有真正嵌入大众生活。虽然我国社区图书馆经过二十多年建设已经实现了“从无到有”的突破，但仍应进一步丰富其文化内涵，发挥出其在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中应有的作用。

欧美、日本、新加坡等发达国家的公共服务体系成熟完善，社区图书馆建设也已有50—100 多年的历史，而我国社区图书馆建设还处于起步阶段。以西班牙巴塞罗那社区图书馆为例，虽然我国区县级以上图书馆的建筑面积和开放时间已远超巴塞罗那，但仍在社区图书馆发展规模和质量方面存在明显差距[6]。我国社区图书馆仅提供流通阅览服务，巴塞罗那社区图书馆针对成人和儿童提供了内容丰富的服务：为儿童提供音乐动画工作坊，创办面向9—11岁儿童的阅读俱乐部，设置与万圣节、圣诞节、图书馆日等节日绑定的特殊专题活动日，举办英语会话讨论会等；为成人提供写作训练工作坊、求职技巧讲座、当下最新科学技术应用介绍、诗歌诵读会和讨论会、音乐演奏和电影播映活动、艺术品展览，以及互联网、电子邮件和搜索引擎的使用指南等；面向有阅读障碍和语言运用缺陷等的特殊人群开办轻松阅读俱乐部并开展实践心理学研讨会等。我国公共图书馆虽也有开展类似的项目，但往往集中在省、市、区县及以上的公共图书馆，在文化建设上，省、市级中心图书馆无法替代社区图书馆所能产生的社会效能。

我国公共图书馆采用的是从中央到社区的六级服务体系，各级图书馆在资金、规模、馆藏、人才等方面都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将公共图书馆总分馆制确立为国家文化发展策略，社区图书馆也被纳入总分馆管理系统，成为公共服务体系的“末稍神经”。在总分馆体系里，图书馆的管理决策与实施采取自上而下的传导路径，履行图书馆社会教育职能的文化建设活动在实践中仅下放至第四层级的区（县）级图书馆，处于第五、六层级的社区图书馆由于主管部门归属上的复杂性、区县级政府的财政支撑能力等因素，常常不被纳入文化建设活动的供给范围。因此，要盘活社区图书馆，实现其在文化内涵建设中的“最后一公里”接力，可通过文化建设活动下沉、鼓励社会参与共建等路径来实现。

3.1 中心馆文化活动下沉形成上下联动

2016年正式实施的《WH/T73-2016 社区图书馆服务规范》指出，“社区图书馆应在全民阅读推广中充分发挥作用，自主组织或配合中心图书馆开展讲座、沙龙、培训、展览等读书活动及各种形式的文化活动，并重点组织开展适合老年人、少年儿童特点的活动”。而当前的社区图书馆建设显然未能在文化活动实践中达标。首先，社区图书馆的定位不能只是图书阅览室，而应该是“融入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的高品质文化空间”“有温度的文化社交中心”[5]48-49，也是获取信息、分享文化的场所，举办多类型活动有助于提升社区居民的归属感与参与感，进而成为基层文化生活的中心。其次，社区图书馆是触及人们生活最深最近的图书馆，最容易嵌入人们的生活，将中心图书馆文化建设活动、社会教育职能的重心下移，使社区图书馆活跃起来，自下而上地与上级中心馆实现联动，不仅可以提高社区图书馆的利用率，而且可以使文化活动下沉到社区，充分尊重群众的文化主体地位，有利于形成人人参与、全民共享的公共文化服务发展局面[7]。重视社区图书馆的文化建设活动，将自上而下的文化建设与自下而上的文化建设相结合，将图书馆的文化内涵与大众心理紧密相联，真正成为大众的“精神家园”，积极推动文化建设。

3.2 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事业共建

社区图书馆文化活动的匮乏在一定程度上也与地方财政相关。在地方财政不足的情况下，文化保障只能供给到区县级，无法充分满足街道、社区的资金需求，此时政府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事业共建，既能减轻一定的财政压力也能保障居民的精神文化供给。《WH/T73-2016 社区图书馆服务规范》明确提出“鼓励机构、个人合作共建或独立兴办社区馆”，有些社区街道已经有了与企业共建图书馆的尝试。如武汉东西湖区将军路街道张家墩社区与碧桂园海昌天澜物业共同建设社区图书馆，山东肥城市联合新华书店在全市建设了11 家标准化社区图书馆，有效解决了运营资金问题，因此才有余力开展丰富的文化建设活动。

4 结语

在新的社会形态和新型社会矛盾下，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要求公共文化服务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凝聚人民精神力量、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同时对图书馆文化内涵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图书馆应在文化内涵建设策略上充分发挥社会教育职能，将阅读推广工作落到实处，面向大众开展公益性、多元化、系统性、专业性、学术性、社会化的展览、讲座等文化建设活动，并通过这些活动将图书馆“精神家园”的文化内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大化于社会，逐渐获得社会认同。在建设路径上，图书馆可借鉴他国成功经验，充分发挥社区图书馆的职能，使文化建设活动下沉，让大众成为文化活动的主体，将自上而下的文化建设与自下而上的文化建设相结合，在六级公共服务体系中全面丰富公共图书馆的文化内涵，进而使新时代的图书馆成为人们心中的精神家园。

（来稿时间：2023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