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园区空间网络嵌入如何影响“一带一路”利益共享：基于增加值视角

刘震 潘雨晨 陈志成

摘 要：推动“一带一路”利益共享是促进“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海外园区的高效建设则是实现“一带一路”利益共享的抓手。文章基于增加值视角，从附加值、价值链地位和技术水平三个维度构建“一带一路”利益共享指标体系。在探讨了海外园区网络嵌入度对“一带一路”利益共享的理论机制后，借助社会网络分析法，测算中心度和结构洞，以衡量海外园区空间网络嵌入程度，并构建实证模型进行检验。研究发现：（1）“一带一路”海外园区网络嵌入通过提高附加值和技术水平实现“一带一路”利益共享。（2）东亚地区通过嵌入中心度和结构洞提高附加值、价值链地位及技术水平，从而在三个维度上实现利益共享；南亚和东欧地区嵌入度显著提升附加值和技术水平；中西亚地区通过嵌入中心度提升附加值与技术水平。（3）较强合作意愿海外园区嵌入度显著提升附加值、价值链地位及技术水平；潜在合作意愿网络嵌入仅通过嵌入中心度提升附加值及技术水平。（4）“一带一路”海外园区网络嵌入中心度对发展中国家附加值和技术水平的提升作用更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强化了海外园区网络嵌入对附加值和技术水平的正向影响。研究为通过海外园区建设促进“一带一路”利益共享提供了理论依据，并为此提出科学可行的实现路径。

关键词：海外园区 “一带一路”利益共享 价值链 中心度 结构洞

DOI：10.19592/j.cnki.scje.410616

JEL分类号：O19，F21，F63   中图分类号：F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 - 6249（2024）04 - 073 - 20

一、引 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五周年座谈会上强调：“共建‘一带一路顺应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内在要求，彰显了同舟共济、权责共担的命运共同体意识，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供了新思路、新方案。”“一带一路”倡议自2013年提出以来，至今已有十年时间，与周边国家的合作也在不断加深，据统计，即使受到疫情影响，2021年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贸易额仍高达11.6万亿元，同比增长23.6%，占我国贸易总额比例达到29.7%；我国对外投资额达到1384.5亿元，同比增长7.9%，占比达14.8%；同时沿线国家对我国的直接投资也达到112.5亿美元1，这也是在我国与周边国家合作进程中首次超过百亿美元，彰显了“一带一路”倡议的强劲推动力。在推进“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进程中，中国以正确义利观为导向，秉承亲诚惠容理念2，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实现互利共赢。经济层面的合作应注重在共商共建基础上，实现利益共享，只有共同分享合作成果，才能将理念转化为行动，才能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3，最大限度发挥“一带一路”作为全球公共产品的优势和效用。基于此，在“一带一路”合作不断深化的当前，如何实现“一带一路”利益共享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和意义。

实现“一带一路”利益共享的关键途径为继续深化合作，在生产和收益配置的过程中，海外园区发挥集聚效应，实现有效分工与利益合理分配，即加强海外园区建设成为实现利益共享的重要渠道。我国建设海外园区4已有十几年历史，从无到有，從小到大，为东道国经济发展、产业转型升级做出了贡献。当前典型的海外园区有泰中罗勇工业园、中国-白俄罗斯工业园、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等。基于李祜梅等（2019）提供的全球境外园区数据，共统计了200个海外园区，时间跨度为1988年至2018年，其中，2013年之前建设的海外园区数目为106个，2013年至2018年新建设的海外园区为94个。以中国为母国建设的海外园区共有96个，占比48%；以中国为东道国建设的海外园区共有6个，相应的母国皆为新加坡，说明在全球海外园区建设中，中国为海外园区建设的主要发起国。海外园区建设项目的模式分为政府间项目、合资、独资和PPP形式（即政府与民营合作模式），占比分别为17%、32%、43.5%以及7.5%，这表明当前海外园区建设仍以独资形式为主。2019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与中国商务部共同发布了《中国“一带一路”境外经贸合作区助力可持续发展报告》5，在报告中指出“一带一路”倡议与联合国于2015年签订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存在较强契合性，两者都旨在减少贫困与饥饿，促进各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报告也肯定了“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建设海外园区对沿线国家的经济起飞与持续发展贡献了重要力量。可见，海外园区是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一种新模式，在嵌入国际分工体系的同时，通过经贸合作，促进东道国和母国的互利共赢，其建设与空间结构为实现“一带一路”利益共享，乃至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的方案。在研究国际分工体系中相关问题时，基于总值贸易核算的传统统计数据已不能满足当前复杂的国际分工形式（王直等，2015；潘雨晨、张宏，2019；倪红福、王海成，2022），因此，本文将从增加值视角衡量“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利益共享水平。基于此，本文试图回答：在增加值视角下，“一带一路”利益共享如何衡量？海外园区的空间网络嵌入对“一带一路”利益共享存在怎样的影响机制？该影响是否存在异质性？该影响是否会受到发展水平和时点效应的交叉影响？回答这些问题，一方面有助于为通过海外园区建设促进“一带一路”利益共享提供理论依据；另一方面，也为在“一带一路”海外园区建设过程中，如何高效发挥中国力量指明方向。

二、文献综述

作为OFDI的一种新模式，海外园区在全球的空间布局与建设以OFDI为主要媒介。随着20世纪“两缺口”理论（Chenery and Strout，1966）和“技术缺口”理论（Hirschman，1985），以及“生产折衷理论”的提出（Dunning，2001），对外投资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近年来，随着我国国际地位不断提升，对外开放规模不断扩大，海外园区的合理空间布局为谋求境外投资新路径提供了良好机遇（张述存，2017；陈衍泰等，2021）。具体来说，在区位选择方面，由于OFDI是海外园区的主要实现方式，因此需将影响OFDI的因素考虑其中，这涵盖了东道国和母国的资源禀赋、产业竞争优势、制度特征、市场特征、文化特征等多个方面（Buckley et al.，2007；Shi et al.，2017；符磊、周李清，2023）。在经济效应方面，构建海外园区通过在各参与国之间形成供应链和产业链并进行分工合作，从而对母国、东道国乃至整体区域产生诸多经济影响。首先，从对母国的影响来说，海外园区可以从拉动投资规模与效率、增强企业竞争力、规避贸易摩擦与争端等多个方面促进母国产业转移与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Ciccone，2002；詹晓宁、李婧，2021；邱雪情等，2021）；其次，从对东道国的影响来说，可以从短期内扩大资本、税收和就业规模、中期内提升技术水平与劳动力质量、长期内加快工业化与融入全球价值链进程等方面促进东道国实现产业升级（Graham，2009；Wang et al.，2021）；再次，从对区域内的影响来说，可以通过产业集聚效应，积极带动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实现区域内的互利共赢（陈衍泰等，2017; Shi et al.，2022）。

“利益共享”理念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平等观和共享观中“生产生活资料平等共享”“利益共享”和“政治权利共享”观点的发展，中国一直秉承“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基本理念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建一个可实现共生共赢的合作平台（Overholt，2015；潘雨晨、张宏，2019；吴志成、李佳轩，2021）。通过“一带一路”与世界经济的“双重嵌入”“双环流”等，各方可以获得广泛的贸易和投资红利，有效促进世界经济的结构性调整和均衡（李春顶等，2018）。但“一带一路”能否成功取决于是否在遵循共商、渐进与义利观原则的基础上进行机制化建设（李向阳，2020）。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载体”和“重要抓手”，构建海外园区或合作区，不仅可以深化区域内各国产业投资合作，形成贴近市场的产业链和产业集群（孟广文等，2019），也可加速各国融入“一带一路”，并通过产业合作形成产业集聚与价值链分工的“双重嵌入”格局（刘志彪、吴福象，2018），促进实现区域内的“互利共赢”（Kaplan，2017），进而实现“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综上所述，现有文献虽然分析了海外园区区位选择与经济效应的相关问题，但多停留在宏观分析，较少从空间网络视角分析海外园区空间网络嵌入程度；另一方面，由于“‘一带一路利益共享”的概念提出时间较短，因此现有文献对其测算标准尚不明确。虽然针对“如何实现‘一带一路利益共享”这一问题有所讨论，但其论证过程也尚不深入，而关注如何通过海外园区的空间网络嵌入促进“一带一路”利益共享的文献更是少之又少。因此，本研究重点关注了在增加值视角下，海外园区空间网络嵌入对“一带一路”利益共享的影响。

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第一，既有文献对海外园区或OFDI的布局研究大多着重于区位选择，研究维度更为平面，本文则借助社会网络分析法探究海外园区的空间网络结构，从网络的立体视角分析海外园区空间布局，并利用中心度、结构洞等指标对嵌入程度进行测算，更形象准确地刻画节点国家在网络中的位置与特征，拓展了海外园区空间布局的研究范畴。第二，当前“一带一路”利益共享相关研究较少，本文在增加值视角下，基于“一带一路”利益共享内涵探讨，从附加值、价值链地位和技术水平三个维度构建“一带一路”利益共享指标体系，对现有文献形成补充。第三，对于如何实现“一带一路”利益共享，现有文献大多从宏观层面予以论述，本文则从实证角度出发，验证海外园区空间网络嵌入对“一带一路”利益共享的影响，丰富了该领域的研究维度。

三、增加值视角下“一带一路”利益共享指标构建

本研究中增加值视角下的“一带一路”利益共享，是指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在正确义利观的指导下，在保持开放包容、共同发展理念下，在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則下，实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国际合作中的突破，从而在增加值视角实现在增值能力、价值链地位和技术水平三个维度的互利共赢。

“一带一路”倡议为国际经济合作提供了平台和机遇，在当前生产环节碎片化的现实背景下，各国通过嵌入全球价值链参与国际分工。因此，本文在增加值视角下构建“一带一路”利益共享相关指标，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部分为发展中国家，近一半正处于或低于工业化中期。在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系统中存在空间分布的非均衡性，具体来看，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后发国家在参与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时会面临以下三个问题。第一，获取的附加值较低，陷入比较优势陷阱：全球价值链体系以比较优势理论为支撑，各国以自身比较优势参与价值链分工与生产，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后发国家的比较优势大多集中于低廉劳动和技术含量较低的生产加工环节，因此获取的附加值也相应较低；发达国家为保证自身所获取的高附加值，利用其在价值链体系中的垄断地位，牢牢把控附加值较高的生产环节，从而使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后发国家陷入比较优势陷阱，难以提升在价值链生产过程中所带来的附加值水平。第二，价值链低端锁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后发国家在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体系中普遍处于中低端，特别是后发国家，更多处于价值链低端环节，发达国家借助资源、技术、信息等方面的优势，控制价值链主动权，低端环节对高端环节存在较强依赖性，一旦低端环节的加工制造等优势丧失，则面临被高端环节替换的风险；鉴于资源稀缺性，高端环节国家借助其主动权阻碍低端环节国家产业升级，将相关国家锁定在低端环节，难以提升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后发国家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第三，技术封锁：新兴工业化和后发国家在嵌入全球价值链过程中技术水平较低，非均衡性的价值链结构促使发达国家将先进技术锁定在本国，防止技术外溢，实现技术封锁，从而使新兴工业化和后发国家技术难以提升。基于以上三个方面的考虑，即获取附加值较低、价值链低端锁定以及技术封锁，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后发国家，难以通过嵌入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中实现价值链攀升和利益获取，难以实现经济起飞乃至持续稳定增长。

基于此，增加值视角下的“一带一路”利益共享分为三个维度，第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能否实现附加值提升；第二，能否突破低端锁定，提升价值链地位；第三，能否提升技术水平，打破技术封锁。据此，本文构建三个维度的“一带一路”利益共享指标体系，具体见表1。

首先，借助增加值出口量衡量附加值，以此测度该国是否提升了附加值。其次，基于既有研究（Wang et al.，2017），构建价值链位置指数（GVCP），具体公式如下：

其中，GVCP为基于生产长度计算的价值链位置，该值越大，表示该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越高。Xv_GVC_S和Xv_GVC_C分别表示基于前向关联的由简单和复杂GVC活动引致的单一国家或部门总产出，其中下标v表示前向关联；V_GVC_S和V_GVC_C分别表示基于前向关联的由简单和复杂GVC活动引致的总产出；Xy_GVC_S和Xy_GVC_C分别表示基于后向关联的由简单和复杂GVC活动引致的单一国家或部门总产出，其中下标y表示后向关联；Y_GVC_S和Y_GVC_C分别表示基于后向关联的由简单和复杂GVC活动引致的总产出。

最后，基于既有研究（Hausman et al.，2007；王直等，2015），从增加值贸易视角构建反映研究对象真实技术复杂度的指标PRODYi，公式如下：

其中，i为国家，j为产业，k为产业内行业数，n为经济体数量；VAXij表示一国某产业出口增加值；RDVij表示一国某产业返回的出口增加值；Yi为一国人均GDP。

四、理论机制与研究假设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大部分为发展中国家，有些国家还不具备通过签订自由贸易协定（FTA）或双边投资协定（BIT）參与国际合作的条件，而海外园区作为一种灵活的次区域合作方式，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了更多的合作机遇。一国在“一带一路”海外园区空间网络中嵌入度越高，说明该国在网络中与其他节点国家联系越紧密，更能突破当前限制获取更多市场资源，具有更强的资源承载和控制能力。基于上文的分析，增加值视角下的“一带一路”利益共享分为三个维度，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能否实现附加值的提升；能否突破低端锁定，提升价值链地位；能否提升技术水平，打破技术封锁。据此，本部分从这三个维度分别分析海外园区空间网络嵌入对“一带一路”利益共享的影响机制。

其一，嵌入“一带一路”海外园区空间网络有助于打破市场限制，提升贸易规模，降低成本从而促进附加值的提升。首先，“一带一路”海外园区嵌入度越高，说明该网络中节点国家之间联系越紧密，信息传播渠道越完善，网络内节点国家更易以较低的成本获取信息，为相关企业缓解了成本压力，即通过搜寻成本降低效应，提升生产过程所带来的附加值（Wang et al.，2022）；同时，市场边界的拓展及信息资源获取难度的降低，使节点国家能够发挥精准需求对接效应，寻找更契合的合作伙伴，实现更有效率的贸易规模提升，促使附加值提升（Amendolagine et al.，2019）。其次，“一带一路”倡议本身所附加的促进国际合作的优惠政策为海外园区建设带来更多制度保障，嵌入度越高，说明在该倡议下合作的国家和项目越多，越易发挥“一带一路”倡议所附带的优惠政策扩散效应。作为顶层设计的典范，“一带一路”倡议为各国高层领导人提供多样化平台进行互访交流，建立持续稳定的对话机制，各国根据本国发展战略与其他国家商讨合作规划与项目，从而在顶层构建稳定的合作通道，为海外园区内具体项目实施与生产过程提供安全稳定可持续的经营环境，利益得到保障。特别是海外园区内的一些制造产业，存在前期投入成本较高、生产周期较长、利润返回较慢的特点，此时稳定可持续的经营环境则显得尤为重要，这不仅降低了相关产业的生产经营成本，还降低了在境外经营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及风险，从而促进附加值提升（Coveri et al.，2020; Wang et al.，2022）。最后，“一带一路”海外园区网络嵌入度越高，表明参与主体越多，在网络中会聚集更多的相似产业或相关产业，从而催化出产业集聚效应。集聚效应增强生产要素、信息、技术和管理经验的流动性，降低产业置换生产要素的成本，提升高级生产要素的溢出与学习效应，优化资源配置，降低生产成本，增强生产与经营效率，提升附加值。据此，本文提出：

假说1：“一带一路”海外园区网络嵌入度越大，“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附加值越高。

其二，嵌入“一带一路”海外园区网络有助于引入更高附加值环节，增强海外园区功能，提升节点国家的价值链地位。一方面，随着海外园区网络嵌入度的提高，更多的主体参与海外园区的建设，海外园区由过去只关注制造加工环节，转变为包含咨询、管理、信息处理、运输和保险等生产性服务业和传统加工制造在内的全链条布局，高附加值环节占比提高，从而使海外园区功能实现拓展和升级，推动了节点国家在价值链上地位的攀升（Kano et al.，2020；黄晓燕、陈李强，2023）。另一方面，嵌入度越高，节点国家间联系更紧密，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沟通渠道越畅通，更有几率融入当地生产经营活动中。“一带一路”倡议强调民心相通，嵌入海外园区网络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载体，通过深度沟通，降低跨境合作所带来的观念隔阂和障碍，畅通合作渠道，获得更多合作机遇。节点国家可借助“丝路驿站”等枢纽，利用不同部门的协同联动，通过不同领域的探索和融合，增强高附加值环节的高效合作，推动海外园区功能区的再拓展，实现在价值链上的升级与地位提升。

假说2：“一带一路”海外园区网络嵌入度越大，“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价值链地位越高。

其三，嵌入“一带一路”海外园区网络可通过研发资本回流效应、市场竞争加剧效应、外部技术获取以及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促进节点国家技术水平提升。首先，嵌入度越高，节点国家突破市场规模限制的能力越强，市场边界的拓展为该国带来更多贸易机会，贸易规模扩大，贸易利润增多，使该国获取更多研发资本，这些资金返回至母国，形成资本回流效应，增加研发投入，提升技术水平（Kang et al.，2021；Eissa and Zaki，2023）。其次，海外园区网络嵌入度的提升在扩大市场边界的同时，也给节点国家内的相关产业带来了更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鉴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数为发展中国家，技术含量较高的产业普遍在这些国家受到一定程度的政策保护，嵌入海外园区网络也使这些产业面临激烈市场竞争，外部环境的变化倒逼相关产业进行生产流程和工艺水平的提升，从而实现技术创新，提升技术水平。再次，嵌入度越高不仅代表能够获取的资源越多，也表示节点国家对于资源的承载、传送和控制的能力越强。海外园区作为要素集聚地，承担着将劳动、资本、技术、信息和管理经验等相关要素进行传送和重新配置的枢纽作用，节点国家对资源控制的能力越强，越倾向于将有利的外部技术资源直接获取，并通过技术溢出或干中学等渠道，实现技术提升。最后，嵌入度越高，海外园区密集度越高，海外园区内制造加工和生产性服务业的资本投入增大，促进生产和研发资金溢出至海外园区所在东道国，为相关产业提供技术和研发支持；同时，海外园区越密集，来自各国的高级经理和技术人员越多，为当地生产和经营带来成熟的管理经验和先进的技术水平，海外园区与东道国企业的人员交流和往来，也可促进人力资本溢出，从而提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技术水平（Kogut and Chang，1991；Keller and Yeaple，2009；Eissa and Zaki，2023）。

假说3：“一带一路”海外园区网络嵌入度越大，“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技术水平越高。

五、实证检验

（一）“一带一路”海外园区空间网络嵌入指标构建与测算

社会网络是由多个点（社会行动者）及各点间连线（行动者间关系）组成的集合，本文基于李祜梅等（2019）提供的境外园区数据，以“一带一路”国家为网络节点，用变量[V=[vi]（i=1，2，3....n）]表示；两国之间是否有海外园区连接用邻接矩阵[A=[aij]（i=1，2....n;j=1，2...n）]表示，若i国与j国之间有海外园区，则取1，反之取0；用权重矩阵[W=[wij]（i=1，2....n;j=1，2...n）]表示i国与j国之间的海外园区个数。V、A与W组成2010—2018年“一带一路”海外园区空间网络1。

对于网络中的节点位置，可借助中心度2（centrality degree，Cende）和结构洞3（structural hole，Strho）进行测度（Burt，2004；刘慧、綦建红，2021；刘敏等，2022）。“一带一路”海外园区空间网络中各国家节点的中心度代表该网络中每个国家与其他国家相联系的程度，是对个体权利的量化分析，该值越大，说明该节点国家与网络内其他节点国家在海外园区建设上联系越紧密，即在该网络中占据重要地位。结构洞指标是指某个节点国家在网络中充当中间人的程度，基于既有研究（Zaheer and Bell，2005），借助限制度公式進行测度4，值越大表示该节点国家控制该网络中资源的能力越强。

2010—2018年在“一带一路”海外园区空间网络中各国家嵌入的中心度和结构洞指标变动情况如图1所示。从图中可看出，各国中心度指标均值在2010—2018年间保持稳定上升，说明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海外园区建设数量的增长提升了各个国家在该网络中的战略地位。中国的中心度指标大幅度高于均值，且保持稳定增长势态，说明中国充分借助“一带一路”倡议所带来的机遇，通过海外园区建设增强国际合作，深化对外开放，促进“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同时，结构洞指标均值有略微波动，但整体存在下降趋势，表明“一带一路”各国对于该网络中资源控制能力有所下降；除2015年以外，中国的结构洞指标基本保持稳定或增长，彰显出中国在“一带一路”海外园区网络中控制资源的能力稳中有升。

（二）研究设计和数据说明

为验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海外园区空间网络中嵌入对“一带一路”利益共享的影响，本文构建以下基准模型：

[VAXit=α0+α1lnCENDEit+α2STRHOit+k=317αkXit+γi+ηt+εit]                        （3）

[GVCPit=α0+α1lnCENDEit+α2STRHOit+k=317αkXit+γi+ηt+εit]                       （4）

[PRODYit=α0+α1lnCENDEit+α2STRHOit+k=317αkXit+γi+ηt+εit]                      （5）

其中，下标i和t表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年份，[γi]为国家固定效应，[ηt]为时间固定效应，[εit]为随机误差项。

被解释变量为价值链视域下的“一带一路”利益共享指标，由表1可知，该指标从增加值出口（VAX）、价值链位置指数（GVCP）和技术复杂度指数（PRODY）三个维度进行测度，后两者具体测度如公式（1）和（2）所示，数据来自对外经贸大学全球价值链研究院数据库；考虑到数据可得性及可匹配性，研究对象为上文所列出的33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于解释变量，本研究借助中心度（Cende）和结构洞（Strho）两个指标测度“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海外园区网络中的嵌入程度。

控制变量设定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历年的通货膨胀率（INFLA，以消费者价格指数衡量）、失业率（UNEM）、汇率（EXRATE）、贸易条件（NETTR）、关税水平（TARIF）、衡量基础设施水平的物流绩效指数（LPI）、“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府政治稳定性以及无动乱指数（PV）、政府效率指数（GE）、制度质量（RQ）、腐败控制指数（CC），以及法治水平（RL）。鉴于海外园区建设的时间对“一带一路”利益共享也会产生影响，本研究在控制变量中加入海外园区的建设年份（AGE），具体取值为一国建设海外园区的年限。同时，海外园区作为一种集聚形态，通过产业集聚促进企业分工与协作，影响贸易、价值链地位与技术水平。因此，借鉴既有研究（ODonoghue and Gleave，2004；苏丹妮等，2020；郭然、原毅军，2022），本文采用区位熵分别测算“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产业集聚水平1（AGRICLUS、MANUCLUS和SERCLUS）。数据来源为世界银行、UNCTAD、世界银行全球治理指标，研究区间为2010—2018年。

据此，对基准模型进行检验，未发现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三）基准模型检验结果与分析

本研究构建了三个基准模型进行分析，列（1）检验“一带一路”海外园区网络中国家嵌入中心度（Cende）及嵌入结构洞（Strho）对各国增加值出口（VAX）的影响；列（2）检验嵌入中心度（Cende）及嵌

入结构洞（Strho）对各国价值链位置指数（GVCP）的影响；列（3）检验嵌入中心度（Cende）及嵌入结构洞（Strho）对各国技术复杂度指数（PRODY）的影响。Hausman检验结果显示，P值在1%显著性水平上显著，即拒绝随机效应模型，选择普通面板固定效应进行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首先，“一带一路”海外园区网络嵌入中心度和嵌入结构洞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增加值出口的影响显著为正，说明“一带一路”海外园区网络中节点国家嵌入度越高，增加值出口越多。这意味着嵌入度越高，则可通过搜寻成本降低、精准需求对接、优惠政策扩散以及产业集聚效应，实现更有效率的贸易规模提升、相关成本降低、不确定性及风险降低以及资源配置的更加优化，最终促使节点国家增加值出口提升，即通过嵌入“一带一路”海外园区网络，“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能够实现附加值的提升，假说1得到验证。其次，嵌入中心度和结构洞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价值链位置的影响不显著，假说2未得到验证。最后，嵌入中心度和结构洞对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显著为正。这意味着嵌入度越高，则可通过资本回流效应、市场竞争加剧效应、外部技术获取及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实现技术创新，提升技术水平，即通过嵌入“一带一路”海外园区网络，“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能够实现技术水平提升，打破技术封锁，假说3得到验证。综上，基准模型实证结果显示，“一带一路”海外园区网络嵌入度的提高能够实现附加值的提升；能够提升技术水平，打破技术封锁；但是否可突破低端锁定，提升价值链地位，则未能得到证实。

（四）稳健性检验

1. 稳健性检验I：内生性处理

为克服潜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将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纳入实证模型中，并借助系统GMM进行内生性处理，以解决可能存在的遗漏变量，具体如表3所示。此外，考虑到本研究内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有可能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借鉴既有研究（郭峰等，2023），本文将两个核心解释变量的一阶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纳入模型中，借助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进行内生性处理，具体如表4所示。结果显示，在控制了内生性以后，核心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结果与基准模型一致，证实了实证结果的稳健性。

2. 稳健性检验II：核心变量替换

基于既有研究（Freeman，2004），本研究将“一带一路”海外园区网络结构中的中间中心度1作为结构洞指标的替代变量，纳入基准模型中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结果显示，核心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结果与基准模型一致，证实了实证结果的稳健性。

3. 稳健性检验III：估计模型替换

考虑到实证数据中可能存在的自相关和异方差问题，以FGLS作为替代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6所示。结果显示，嵌入中心度和结构洞对增加值出口及技术复杂度都呈现出显著正向影响，证明了该实证研究的稳健性。

六、进一步讨论

（一）分样本的进一步检验

为获取更详尽的研究结果，本部分对总体样本进行分类，探讨“一带一路”海外园区网络嵌入对“一带一路”利益共享的异质性特征。第一，分区域探讨：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分为东亚、中西亚、南亚以及东欧地区四个区域1，分别构建四个海外园区网络矩阵2，并分别测算四个网络结构下的嵌入中心度和结构洞。以此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如表7所示。第二，分合作意愿探讨：按照“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是否参与第二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将研究对象分为较强合作意愿和潜在合作意愿两类样本3，分别构建海外园区网络矩阵，并各自测度了嵌入中心度和结构洞，以此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如表8所示。

1.分区域探讨

从表7可看出，在中国分别与四个区域建立的海外园区网络中，嵌入度对利益共享的影响显示出较大差异性。对于东亚地区来说，海外园区网络嵌入中心度和结构洞对节点国家增加值出口和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显著为正。在这两个维度上，东亚地区与“一带一路”整体网络下实证结果展现出一致性，即嵌入度越高，节点国家增加值出口越多，技术水平越高。另外，嵌入度对价值链地位的检验也显示出显著正向影响，而这在“一带一路”整体网络下未得到验证。对此的解释是：一方面，与其他三个区域相比，东亚地区网络内联系更加紧密，通过测算四个区域的网络密度、平均距离、凝聚力及中心势指标，可发现东亚地区历年的网络密度、凝聚力和中心势指数都远远高于其他三个区域1，这说明东亚地区的联系程度、紧密程度及凝聚力水平都更强，更能发挥海外园区网络所带来的集聚优势，更易实现价值链拓展，提升价值链地位；另一方面，东亚地区涵盖了东盟相关国家，该区域节点国家不仅有“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还同时享有东盟这一合作组织所带来的政策优势，该网络下的节点国家已有长期深入的国际合作，在价值链分工过程中更了解各方需求，更能实现供需的契合发展，再加上长期对接与文化认同，跨境合作的渠道更为畅通，更能推动功能区拓展，实现节点国家价值链地位攀升。

对于南亚和东欧地区，海外园区网络嵌入中心度和结构洞对节点国家增加值出口和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显著为正。说明南亚地区、东欧地区与“一带一路”整体网络的实证结果展现出一致性，即嵌入度越高，节点国家增加值出口越多，技术水平越高。对于中西亚地区，实证结果仅证实了中心度对增加值出口和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显著为正，但结构洞指标未得到显著结果。说明中西亚地区海外园区网络更多借助嵌入中心度，而非通过嵌入结构洞，实现附加值和技术水平的提升。这意味着中西亚地区的节点国家是通过积极参与海外园区建设，提升开放水平及接触异质性资源的能力，从而提升附加值及技术水平；但还不能有效利用节点国家对于资源的承载、传送和控制的能力，未显著发挥海外园区对要素进行传送和重新配置的樞纽作用，未有效利用嵌入结构洞的优势作用。

2.分合作意愿探讨

表8显示的是在中国分别与较强合作意愿区域、潜在合作意愿区域建立的海外园区网络结构中，嵌入度对利益共享的影响。从表中可知，在较强合作意愿区域，海外园区网络嵌入中心度和结构洞对增加值出口和技术复杂度的影响都显著为正，即嵌入度越高，节点国家增加值出口越多，技术水平越高。同时，嵌入中心度显著促进价值链地位提升。该网络内节点国家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有更强合作意愿，更易通过高层互访等方式深入推动海外园区合作，更易实现海外园区功能区拓展，提升价值链地位。

在潜在合作意愿区域，海外园区网络嵌入中心度对节点国家增加值出口和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显著为正，即嵌入中心度越高，节点国家增加值出口越多，技术水平越高。但嵌入结构洞未显示出显著影响。该网络下的节点国家包括印度、孟加拉国等南亚国家，也包括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波兰等多个东欧国家。近年来中印双边贸易受国际政治关系影响较大，但两国之间一直保持较紧密的贸易关系，据中国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1年中印贸易额超过1256亿美元，较高的贸易数据显示出中印在产业和贸易结构上的互补性与依赖性。中印双边贸易产品主要集中于机械器具、化学产品、贱金属、矿物产品和纺织原料等，同时印度对中国制造的重型机械、电信设备和家用电器等有较强依赖性，双方难以在短期内实现脱钩。中印两国在国际合作上仍有较强潜力。该网络中的部分东欧国家也属于欧盟的成员国，这些国家在与欧盟其他成员国进行国际合作的进程中积累了丰富的价值链合作经验。基于此，该区域内既包含了有巨大合作潜力的国家，也包含了有价值链合作丰富经验的国家，因此该区域内海外园区的建设仍需重视。

（二）异质性检验

本文认为在“一带一路”海外园区网络构建中，节点国家的发展水平异质性特征有可能会使“一带一路”海外园区网络嵌入对利益共享的影响发生变化，为此本部分构建了该国家是否为发展中国家（UDV）这个虚拟变量1，并以交互项形式引入模型中，进行异质性检验，结果如表9所示。列（1）和（2）展示了加入发展水平异质性考量之后，海外园区网络嵌入度对增加值出口的影响检验。结果显示，海外园区网络嵌入中心度与该节点国家是否为发展中国家的交互项（Cende*UDV）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嵌入中心度对发展中国家增加值出口的正向影响更强。这是由于“一带一路”倡议下有较多合作项目适合与发展中国家进行合作，特别是对于内生性动力不强的发展中国家，“一带一路”倡议提供了致力于完善基础设施建设的项目，为这些国家经济起飞提供了坚实基础。因此，发展中国家合作建设“一带一路”海外园区的动力更强，更倾向于积极利用开放资源，寻求生产成本降低及市场规模扩大，从而推动附加值提升。列（5）和（6）展示了加入发展水平异质性考量之后，海外园区网络嵌入度对技术水平的影响检验。结果显示，嵌入中心度与该节点国家是否为发展中国家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嵌入中心度对发展中国家技术水平提升的正向影响更强。发展中国家的嵌入度越高，贸易规模越大，则越可发挥资本回流效应，进行技术研发；同时通过技术溢出效应，为发展中国家相关产业输入外部技术，促进技术创新，提升技术水平。

考虑到海外园区建设和发展与“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存在关联，本部分构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时点（BR）这一虚拟变量，并以交互项形式引入模型中，进行异质性检验，结果如表10所示。列（1）和（2）展示了加入“一带一路”倡议提出时点这一考量之后，海外园区网络嵌入度对增加值出口的影响检验。结果显示，海外园区网络嵌入中心度、结构洞与“一带一路”倡议提出时点的交互项（Cende*BR、Strho*BR）系数显著为正，表明“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强化了海外园区网络嵌入对增加值出口的正向影响。列（5）和（6）结果显示，海外园区网络嵌入中心度、结构洞与“一带一路”倡议提出时点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表明“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强化了海外园区网络嵌入对技术复杂度的正向影响。这是由于“一带一路”倡议强化了海外园区作为产业集聚载体的作用，相关政策的出臺更有效发挥了知识溢出等效应，增强了海外园区网络嵌入对“一带一路”利益共享的推动作用。

七、结论与启示

海外园区建设及空间布局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机遇和抓手，也是实现“一带一路”利益共享的重要途径，分析这一问题具有较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因此，本文基于增加值视角，构建“一带一路”利益共享指标体系，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深入探讨了海外园区空间网络嵌入对于“一带一路”利益共享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第一，“一带一路”海外园区网络嵌入通过提高附加值和技术水平实现“一带一路”利益共享。第二，异质性检验发现，东亚地区海外园区网络嵌入能够通过提高附加值、提升价值链地位以及提高技术水平三个维度实现“一带一路”利益共享；同时较强合作意愿区域通过海外园区网络嵌入中心度和结构洞，提升节点国家附加值和技术水平，且嵌入中心度显著促进价值链地位提升。第三，交叉检验发现，“一带一路”海外园区网络嵌入中心度对发展中国家附加值和技术水平的提升作用更强；“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强化了海外园区网络嵌入对附加值和技术复杂度的正向影响。

本文的研究结论对积极建设海外园区，实现“一带一路”利益共享有几点启示。第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应继续加大海外园区建设力度。具体来说：一方面，有意愿和能力建立海外园区的国家，根据本国的发展战略和产业需求，有针对性地选择东道国，由政府主导建立海外园区，制定优惠政策鼓励企业抱团出海，制作“出海手册”，对东道国法律法规、投资环境、产业情况、合作机遇进行详细说明，降低企业出海的不确定性及风险，增强企业获取利益的概率，提升政府引导、出海建立海外园区的效率和成果；另一方面，对于还未有条件主动出海建立海外园区的国家，应深化开放程度，制定免税及融资的优惠措施，改善营商环境，吸引其他国家的园区入驻本国，在园区内尽量完善企业经营及生活配套措施，同时鼓励本国企业入驻园区，积极参与园区内合作项目，提升本国在海外园区网络中的嵌入程度，通过价值链分工获取更高附加值和技术水平。

第二，制定有差别有针对性的海外园区发展方案。首先，应继续加强东亚地区、南亚地区和东欧地区的海外园区建设，对于这三个区域，不论是嵌入中心度还是结构洞，都可以实现“一带一路”利益共享；对于中西亚地区，应着重提升本区域内节点国家获取资源的能力，包括增强开放水平，营造良好环境促进劳动、资本、信息、技术等要素的流动。其次，继续深化与较强合作意愿国家的海外园区合作，同时对于潜在合作意愿国家，立足于这些国家的切实需求，借助“第三方市场合作”等概念，拓展合作范畴，开发更具吸引力的合作项目，深挖这些国家的合作潜力。最后，应继续鼓励发展中国家充分利用海外园区建设的红利，推进双边乃至多边积极互动，拓展市场边界，整合多方资源，形成多层次、多方位、多领域的产业合作，提升各国在海外园区网络中的嵌入程度，促进“一带一路”利益共享的实现。

中国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发起者，在“一带一路”利益共享实现进程中，应承担更多的责任，做出大国表率，具体来看：

第一，中国应致力于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层面加强政治互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政治、经济及人文等多个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但也存在合作机遇。 在“一带一路”倡议五通中，民心相通是重要环节，因此，中国应多渠道加强“一带一路”倡议基本理念的传播，包括将“一带一路”倡议的基本情况、合作现状及机遇等相关内容用多国文字翻译，构建网站进行宣传；加强孔子学院海外建设，加深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文化沟通与交流，使“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增强相互了解，提升彼此间的接受程度；在此基础上，构建双边或多边对话平台、系统化多国对话机制、切实减少多国之间摩擦与误解，增强政治互信，从而为“一带一路”海外园区高质量合作创建良好和谐的环境。

第二，中国应推动海外园区“一站式服务”，促进产业链条的扩展与延伸。海外园区内多样化“一站式服务”越完善，则可为潜在参与者提供更多服务，包括咨询、管理、信息处理、运输和保险等服务，这些附加值较高的生产环节将拓展参与者本行业的发展，助推相关参与者在价值链地位上的攀升。鉴于在“一带一路”海外园区网络中，中国占据较为重要的地位，因此，不论是中国主导建设的海外园区，还是中国参与的其他国家建立的海外园区，中国都应加强园区内“一站式服务”，对园区内各类专业配套服务的需求尽量满足，主动搭建专业服务机构对接平台，促进入驻企业快速与相关专业服务方对接，充分利用当地要素资源，更高效地开展业务。

第三，加强中国与其他国家在园区建设上的经验交流。中国应与日本、新加坡等建设海外园区经验较为丰富的国家，进行经验交流，借助RCEP提供的机遇，定期举办海外园区经验交流会、企业合作论坛，就海外园区内及海外园区间的企业合作提供经验指导；同时，以示范园区为样本，推广成功的经验，以此提升各国建设海外园区的能力，通过海外园区建设更好地实现“利益共享”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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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Does the Spatial Network Embeddedness of Overseas Parks affect Benefit Sharing of “The Belt and Road”：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Added Value

Liu Zhen  Pan Yuchen  Chen Zhicheng

Abstract：Achieving benefit sharing of “The Belt and Road” is of paramount importance in advancing the initiative'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he efficient establishment of overseas parks plays a vital role in achieving mutual benefit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added value，“The Belt and Road” benefit sharing indicator system has been constructed from three dimensions which are added value，value chain status and technical level. After discussing the theoretical mechanism of network embeddedness of overseas parks on benefit sharing of “The Belt and Road”，the centrality degree and structural hole are calculated by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to measure the degree of overseas parks spatial network embeddedness. Then，we use the fixed effects model to conduct empirical research. The results show that： firstly，the network embeddedness of “The Belt and Road” overseas parks achieves the benefit sharing of “The Belt and Road” by improving added value and technological level. Secondly，network embeddedness in East Asia achieves benefit sharing by increasing added value，value chain position and technological level. Network embeddedness in the regions of South Asia and Eastern Europe h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added value and technological level. In Central and West Asia，the added value and technological level are improved by centrality degree. Thirdly，network embeddedness of overseas parks significantly improves the added value，value chain position and technological level in the strongly cooperative zone. The centrality degree within the potential cooperative zone facilitates benefit sharing by increasing both the added value and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 Fourthly，the centrality degree of overseas parks withi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plays a stronger role in enhancing the added value and technological level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proposal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strengthens the positive impact of overseas parks network embeddedness on the added value and technological level. This study establishes a theoretical foundation to facilitate benefit sharing of “The Belt and Road” through the establishment of overseas parks. Additionally，it proposes a scientifically feasible implementation strategy to accomplish this goal.

Keywords：Overseas Parks; “The Belt and Road” Benefit Sharing; Value Chain; Centrality Degree; Structural Hole

（責任编辑：徐久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