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治理时代价值理性的消弭与重构

裴亚琴

（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7）

今天我们无疑处在数字化治理时代，数字技术广泛地介入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领域，也为政府治理带来技术和理念的变革。中国不仅是这场变革的参与者，积极拥抱数字时代、数字生活方式快速普及；而且，中国正逐渐成为全球数字治理的引领者。[1](P24)然而，除了提高治理效率之外，数字技术的全新环境可能带来何种后果？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对照它所奉行的技术主义的工具理性，进行与价值层面相关的更加审慎而全面的考量。

一、数字化治理时代是现代化国家发展的新阶段

新世纪以来急速发展的数字化技术带来了全方位的影响，被称为第四次工业革命。[2]继第一次工业革命（1760-1840 年左右，铁路和蒸汽机推动机械生产）、第二次工业革命（始于19 世纪末至20 世纪初，电力和流水线促进大规模工业生产）和第三次工业革命（计算机或数字革命，始于1960年代，由半导体、计算机和互联网的发展而催化）之后，由于互联网更加普遍，载体更小而更易携带，以及人工智能的极速发展，当前的数字化革命影响范围更广、程度更深。数字化不仅涉及智能和互联的机器和系统，从基因测序到纳米技术，从可再生资源到量子计算等领域，这些技术的融合及其在物理、生物和数字领域的相互作用，使第四次工业革命与此前的革命有着根本性不同。数字化技术深切地融入人们的生活、社会和政治空间，改变了人们的行为、关系和意义。这场方兴未艾的技术革命不啻是一场行为革命、思想革命和社会革命，亦是理性主义的极端发展：它延续了此前数次工业革命克服属人局限性的努力，大大加快了先在的技术化和数量化倾向。

19 世纪以降，理性化成为现代世界的基础逻辑。韦伯将合理性分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前者搁置价值层面的分歧和争论，精确计算手段和目的之间的关系，通过实践的途径验证工具和手段的有用性，注重实用和效率，以及相应的条件、形式和程序，以工具崇拜和技术主义为生存目标，追求事物的最大功效。韦伯认为西方资本主义首先受到倡导技术能力之理性主义的促进，它与可计算性、数学、实验等自然科学的发展密切相关。[3](P11)价值理性则注重目的、理想、内容和实质，强调行为背后真正的价值和含义。由于工具理性更具有实际效果，它所倚重的实用、计算和效率与资本主义经营的逻辑相一致，因此历次工业革命，即现代化进程几乎伴随着工具理性的张扬甚至霸权，促使学者反思工具理性带来的异化和物化：原本是人类拥有和利用的工具，反而变成了支配、控制并物化人类的力量。[4](P45-46)当前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数字化技术延续的正是强调实用、效率、精确、计算的工具理性的逻辑。

社会科学领域有着与现代化一致的发展路径。既然现代社会以可靠、可预测、有效率的理性方式进行组织，那么社会科学似乎也应采用理性化路径。与此相应的是“价值中立”，因为价值判断是与人的主观层面相关、从而是不可靠、不可预测、没有效率的。如果说以柏拉图为代表的古典思想家关注的是正义—政治的好与坏，那么现代学者所做的就是要放弃政治的价值判断，仅只关注治理效率。因此，威尔逊明确表达了行政与价值判断毫不相干：“行政领域是事务性领域。它远离政治的匆忙和争斗；在多数情况下，甚至也脱离了宪法研究那种可以争辩的场地。”[5]古德诺的著名论断“政治是国家意志的表达，行政是国家意志的执行”，[6](P18)也是社会科学现代化逻辑的必然结果。早期行政学者们认定价值和效率是可以分离的，从而政治学研究的对象分化为政治和行政，行政学作为单独学科分离出去，发展出相对完整的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相应地，20 世纪30年代，美国行为主义运动开启了将政治“科学化”的研究方法和实践，将自然科学的成果和方法引入社会科学，研究重心从思辨转向量化，放弃价值判断，而着力于对事实进行经验性描述。

与传统社会相比，现代社会的显著特征是传统共同体的瓦解和个人主义的兴起。国家与个人之间、人与人之间关系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一方面，国家强大而有力，不仅肯定了自身对武力之正当使用的垄断权力，而且“对行政工具进行了收夺和垄断”，“近代国家把政治经营的一切工具，完全集中到一个单一的定点上”。[7](P204)另一方面，界定个人的中间团体被消除，与存在着形形色色地方共同体，习俗、宗教在民众生活中占据重要作用，尊崇父亲的长者威严、公爵的强力威严和教士的智慧威严的传统国家不同，[8](P90-93)霍布斯式的利维坦国家全然由“无历史、无团契、彼此异在”[9]的个人通过缔约而成，国家面对断了一切自然纽带的、绝对独立甚至敌对的、零散而无组织的个人。个体更加自由，却也更加孤独而无助。强大的国家与零散的个体这一既定的现代社会基本特征在数字化时代更为极端和明显，因为它依循的是先在的以技术主义追求效率的工具理性逻辑。它消弭价值理性：个人自由和个体间的形式平等，这些曾经最根本、最难解的政治问题，如今似乎已经通过启蒙运动、宗教改革以及政治革命等思想性和制度性手段得到解决、因而越来越边缘化了，从而当前在理论和实践中都呈现一种“政治问题行政化，行政问题技术化，技术问题数量化”[10]的趋势。

二、数字化治理时代造就一系列价值困境

在数字化治理时代，国家和个人之间不均衡的力量对比构成第一种价值困境：即个人权利遭受侵蚀的危险加大。现代国家与个人之间不对称的力量对比在数字化治理时代大大加强了。采用数字化技术之后的治理更加有效，数字技术通过实现全面电子监控、不再依靠文档手段的信息储存、大数据统计和运算等功能赋权给国家。虽然国家统治能力的提高通常伴随着科学技术进步，但是数字化技术为国家提供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强大的治理手段。而且，数据意味着算法，往往与技术公司和商业公司的利益相关，它们与政府共享数据，或为政府提供技术支持。在政治权力和商业巨头的联合压力之下，个人被数字技术奴役而更加渺小。尽管技术为政府赋能的同时，增加了个人的表达和沟通渠道，但是数字化技术为个人赋权主要表现在网购、通信、工作方式等生活领域。人们曾对“技术救赎政治”抱有极大希望并付诸实践：欧洲的海盗党就是对技术介入政治、改变政治的典型代表。[11]海盗党主张通过数字通信，摆脱等级科层制，让所有人平等参与决策，认为新型技术工具是推广民主的最佳载体。在实践中，尽管欧洲各国海盗党曾发展迅速，在德国进入柏林市议会，在冰岛甚至成为执政党，然而，这股互联网政治旋风在今天已经销声匿迹。究其原因，数字技术毫无疑问在极大程度上赋能于政府治理，因为治理与技术密切相关；然而民众参与需要共同体在价值层面的作为，要求个体之间有效的联盟、合作、协商和价值观表达，这是单纯的技术无法做到，甚至会带来负面影响的领域。

数字化技术带来的第二种价值困境与上文相关，即它带来的反智后果损害个人的参与能力。社交媒体平台如Twitter、Facebook、Instagram和YouTube以及国内的微博、微信等已经超越纯粹的通信功能，成为重要的政治参与者。然而，由于这些数字平台与科技公司、投放广告企业密切关联，它们为使用者带来沟通便捷的同时，以效益最大化为目标，以提高博人眼球、提高点击率为宗旨。社交媒体与政府间的合作关系也使得个人表达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意识形态的限制。从而，首页新闻、热搜、精选帖子等用户最容易获得的信息由专用算法生成，表现出如下特点：第一，根据用户过去的数字行为（点赞、评论等）量身定制：让用户看到自己希望看到的，从而陷入信息茧房：人们的注意力在货币化商业模式的帮助下，最终会分享志同道合的朋友分享的东西，并淹没到为自己创建的意见部落中，形成更极端和根深蒂固的政治观点；[12]第二，体现付了大量金钱的广告商的偏好，聚焦于轰动性和娱乐性，让用户沦为被动接收信息的数字奴隶；第三，为了迎合大多数人的猎奇心理而倾向于视觉化和小报化，简单化的、情绪化的、煽动性的、庸俗化的、被操纵的甚至虚构的新闻、视频、公号文章被制造出来充斥于网络空间；第四，由于数字媒体的性质，更容易被操纵，因而有网络水军、发帖机器人、网络暴力等隐藏于网络背后的干扰因素；第五，在既定社会秩序框架范围之内，屏蔽不受官方欢迎的言论。由此，数字化治理时代的个人极有可能沉溺于低俗的网络信息不能自拔，在耗费时间精力的同时，逐渐远离理性深刻的思考而变得从众、庸俗而肤浅，从而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受到损害。

数字化技术带来的第三种价值困境在于人与人之间随着沟通技术的进步反而更加疏离。由于数字媒体的匿名性，用户完全摆脱了空间区隔的限制，人们之间不再需要面对面的交流，人的身份属性被尽数消解，个体间关系进一步疏远。数字群没有灵魂，所以，它无法发展成“我们”。人们无法协调，无法团结成为真正的共同体，也无法形成有效的行动力，“人与人的偶然聚集尚不能构成大众，只有当一个灵魂、一种思想将他们联系在一起，才能组成一个团结的、内在同质的群体单位。”[11]数字媒体侵蚀了原本已经破碎不堪的社区共同体，破坏了公共空间，丧失了共同体成员之间互助的机会，加剧了人们的孤独感。因此现代社会中个人面临权力丧失、意义丧失、规范丧失、孤立、自我异化等方面的危机。[13](P73)与前数字化治理时代相比，现代个体更加孤独而无助。因此，在与自己利益相关的公共事务方面，人们无法团结起来解决公共需求，势必更加依赖政府的积极作为，进而在增加了政府治理负担的同时，使其陷于更易受批评的境地。

数字化时代带来的第四种价值困境在于个人被更深刻地异化。如果说第一、二次工业革命造就的机器时代的个人，是电影《摩登时代》所表现的在电幕监视下成为机器之一份子的流水线工人，那么在数字化时代，人们在任何时间或空间、线上或线下的行为和言论都可能受到监控。同时，随着机器越来越人性化，人却越来越机器化：精准的导航系统为人们设定最佳路线，对于数字时代人数大幅增加的快递员或送餐员而言，技术提供的便捷仅仅使他们成为更为高效运行的行走机器。如果他们的行为偏离最佳路线，就会被系统监控，或被客户投诉为失职。这种当今无所不在的工作方式体现的正是高科技的新型泰勒主义，它将人训练为自动排除一切冗余动作的、高效行动的机器。此外，新的信息体系更便于上层管理人员掌控企业全局，而身处这个网络之中的任何个人几乎都无处藏身。[14](P31)一方面，数字化技术为“诚信”的实现提供了数据、信息的物质基础和算法方面的技术保障，人的诚信有了计量的可能，任何行为（包括侵权行为）都会留下痕迹，这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建构清明的诚信社会，[15]然而另一方面，数字化社会的“永久记录”功能也使得个人可能因其行为瑕疵付出未必公允的高昂代价：在传统社会，很多不当行为可能在当时得到谅解或惩罚继而被淡忘，但在数字化社会环境中，这些不当行为永远记录在案，并在量化数据中影响到个人的某些资质评价。[13](P70)因此，面对复杂的数据化技术，个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渺小而无助。

数字化时代的第五种价值困境是它制造了更多不平等。首先，数字化技术促使智能机器取代了大量人工劳动力，造成大规模的失业人口。虽然一般而言，数字技术的应用也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技术取代了一些工人，但总的来说，它增加了劳动力需求。从1999 年到2016 年，技术进步约在整个欧洲创造了2300 多万个就业机会。[16]有些低技能的工作并不能为智能机器取代，“低报酬的简单技术职位与高报酬的高新科技职位同时增加”，[13](P244)然而，技术对工作机会的促进性影响在全球范围和不同行业间并不均衡：西方发达国家原本就较少依赖劳动密集型产业，而自动化对中国的影响则是巨大的；互联网相关行业与其他产业之间的分配差距越来越大；一些部门的工人从技术进步中受益匪浅，而另一些部门的工人已经流离失所。以上因技术进步而加剧的行业间不平等可能愈演愈烈。其次，“数字鸿沟”现代化忽视了对传统的保护，传统的社会结构和价值被一套崭新的社会结构和价值所取代，城乡差距逐渐扩大，加剧城乡不平等。再次，数字化技术日益深入而广泛地影响人们的生活，然而，掌握数据解析工具的“知者”与作为数据解析对象的“被知者”之间存在巨大的认知鸿沟，对普通人而言，尽管权力无处不在，权力却又仿佛不存在。大数据的运行模式、它遵循的规律以及造成的分配结果是不可知的，模型运行的结果往往不利于穷人并令富人更加富有，人们对此却毫无争议。[17]

三、数字化治理时代重构价值理性需要共识

事实上，历史上每一次重大的技术革新都同时带来机遇和挑战。19 世纪第一次工业革命进程中，在生产效率极速提高、经济飞速发展、人们生活水平得到大幅改善的同时，机器的大规模运用不仅让很多工人失去工作岗位，而且促使工人变成机器的一部分。传统的自然经济模式、相对固定的阶级地位和等级制，以及子承父业的家庭产业模式从那时起一去不复返了。今天的数字化治理时代与以往工业革命的区别不在于价值观——这恰恰是它们的共同之处；而在于它比以往的工业革命更新速度更快、介入人们生活程度更深，从而对个体的处境造成更深刻的影响。数字化治理时代价值理性的重构需要从人之为人的特性和需求出发，以追求人类解放和丰富日常生活为目标。在当前的数字化治理发展时期，从学界、政府以及民众各层面重构价值理性有诸种积极因素和可行路径。

首先，学界已经敏锐地意识到工具理性当道、价值理性缺失的危害。工具理性和价值中立被认为是效率的前提，然而，这一观念在学界并没有占据毋庸置疑的正当性，甚至可以说，从其诞生伊始就伴随着根本性的争论。韦伯提出“价值中立”，然而他对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边界有着清晰的界定：“既然自然科学的对象不具有意义，那么它的方法论也就不能直接转为社会科学所用，因为在社会科学中，意义的问题扮演着主要的角色。”[7](P75)在行为主义和政治科学化最为盛行的年代，以施特劳斯为代表的政治哲学家就对放弃经典、规范和价值的学术倾向进行了严厉批评：“政事本来就有赞成或反对、选择或拒绝、褒赞或贬斥。……若不用某种善或正义的标准来衡量它们，就无法理解它们之为政事的本来面目。”[18]反对社会科学实证主义的首要理由就是“研究社会现象不可能不作价值判断”，[18]社会科学实证主义“鼓励了形形色色的无聊研究或复杂的愚蠢”。[18]卢卡奇曾发出过警告：“数学和实证主义将质量简化为‘可计算’的数量，并将人类行为物化。统筹大数据的数字机器创造了物化的新形式，摧毁了定性、辩证、批判和非工具性行为等概念。我们需要大数据分析的替代方案，需要批判性的数字媒体研究，而不是计算社会科学。”[19]近年来国内公共管理领域兴起的“大问题”研究针对的正是研究领域越来越碎片化、数据化，却完全放弃价值观照的现状：“21 世纪以来的公共管理学研究虽然在分析工具、量化技术、统计方法或实验观察等方面展现出新的特点和进步，却仍暴露出不利于基础理论发展的诸多迹象或倾向。如传统研究中重视历史背景分析及政治与管理关系的特点被边缘化或弱化。”[20]“公共管理学的核心价值和现实使命上与政治学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强调这一点的目的，就是力图在人类发展的最基本层面上来定位公共管理学。”[21]“政治与行政的分离并不能解决国家治理的根本问题，一个运行良好的国家治理体系，必须是民主与治理、公平与效率的有机统一。”[22]学者们的呼吁是廓清数字化治理时代重构价值理性的第一步。

其次，中国的数字化治理由政府主导，中国政府具有西方国家政府无可比拟的治理权力和能力，所以政府支持价值理性的立场和导向至关重要。政府在治理过程中应与冷酷的数字化工具理性保持一定距离，厘清治理手段和治理目标之间的不同等关系，严肃对待价值层面的问题：技术本身无法保证善治。治理目标必须以人民的福利为出发点和终点；同时不能让这一立场蜕变为达成某种实际上造成伤害的治理行为的幌子。为此，政府应把自由和秩序、平等和正义之间的价值选择及其逻辑阐释作为治理的前提，并以法规的形式将民众不可侵犯的权利予以确认。有了数字化技术加持的政府治理，其首要任务应该是自我约束，一方面，通过相关法规界定政府行为的边界，为民众留下独立行动和自主选择的空间：政府对量化数据的盲目崇尚会陷人民于水火。[23]另一方面，努力建构透明、公正而高效的政府治理。这在数字化时代更加重要，因为政府权力的不正当运用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有害于政府公信力。指望通过控制民众言论自由、强行灌输正能量来维护政府形象的尝试，则与数字化治理的现代精神截然相悖。同时，在数字化治理时代，政府应提高自身的数字技术能力，与信息技术巨头保持距离，而非在技术层面完全依赖于后者，从而导致公权力被商业公司绑架。数字化技术所依赖的围绕大规模操纵行为建立的商业模式本质上不仅与个人自由价值，而且与国家主权概念相冲突。[24]作为积极行动的治理主体，政府应确保新兴技术真正授权于民而非控制公民。此外，政府的数字化治理必须有效应对数字化时代制造的更加深刻的不平等，充分考虑到被智能机器替换的劳动力的出路，将投资人力资本作为优先事项，为工人提供获得新技能的机会。此外，加强社会保护，建立最低社会保障标准，将公共资源分配扩展到所有人而不论其工作条件如何，逐步减少因“体制”内外或行业差异带来的福利差别和人为不平等。

最后，治理绝不仅仅是政府的事，因为个人是治理效果的承受者。对于数字化治理这一时代标志的全新技术手段，个人价值理性重构应始于对数字技术既了解又不沉迷，将它置于工具和手段，而非目标或生活本身的适当位置。算法和机器没有伦理和道德，人类生活却必须为属人的特性和领域留有空间。唯其如此，民众才可能关注到物质之外的其他与友爱、自由、公平等与个体福祉密切相关的价值。如果说建立在理性科学之上的“国家制造术”的第一步是“使人材料化”，把人从自然关系中解放出来，[9]那么这一造就原子化个人的进程在数字化时代大大加快、加强了。针对此种情况，数字化时代个人应该突破绝世孤立的处境，回归人的社会属性。最易行而重要的便是建构社区共同体，在公共事务中担负责任、砥砺德行，提高自身的参与能力，警惕数字化侵权。数字化技术恰恰可以在这里发挥它的积极作用，“现代化已经将贫困、文盲和与世隔绝的主体转变为有能力、有技术和有关联的行为者，他们有能力和动力追求包括自由在内的共同价值观。”[25]对于个人而言，数字化技术带来的挑战与机遇共存。总之，时至今日，民众对现代化的认知应该有所改变。现代化不仅仅关乎物质进步和民众物质福利的满足，更关乎个人自由、尊严、美德等更高贵的层面。人不能成为他人的奴隶，更不能成为数据和算法的奴隶。只要不将其神话并痴迷于其中反智的方面，数字空间仍然是一个非常民主的空间，人们可以利用数字技术进行更广泛的公共讨论和政治辩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亲密感、归属感、尊重感、权力感个人感觉层面的追求，它们的实现最终依靠的是个人的政治能力属性，而不是政府或数字技术：因为数字技术无法应对政治复杂性，政治关涉人，而人性是极为复杂的。

学界、政界以及民众形成重构价值理性的共识是最重要的第一步。当前我们处于数字化技术发展的开端，未来必定会有很多相关的规范、标准、法规出现，所以对于它所代表的技术主义及其带来的价值理性的消弭需要有清晰的认识。对数字化治理推崇的技术主义路径进行批判性考察并不意味着要重返旧时代，而是将数字化治理作为既定的政治与社会环境，细查它的特性，防范它的可能危害。只有在充分了解数字技术的基础上，才能将其作为有效的治理工具，而非使其成为奴役人的帮凶，甚至人竟成为技术的奴隶。在数字利维坦的今天，政治的任务不是讨论数字技术是否有必要，而是探究如何防止数字技术被滥用，使之不侵害于人民利益，真正助益于人类解放和丰富人类的日常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