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说翻译看中国文化走出去

语言与文化密不可分。一方面，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同时也是文化的载体。另一方面，语言受文化影响，语言反映文化。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不同文化之间存在着诸多差异。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历史典故、宗教信仰、风俗习惯、思维模式、地域环境、价值标准等都有所区别，且具有鲜明的特色和各自的优势。在外语习得过程中，对文化的理解是不可或缺的环节。不管是向国内读者介绍外国文化，还是向国外读者介绍中国文化，文学翻译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不仅仅是一种机械化的语言转换，更是一种跨文化的交际活动。

20 世纪 90 年代，谢天振等学者系统地论证了翻译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文学翻译是目标文化借鉴外来文化成果、创新自身文化的重要途径。翻译文学让人们进入了一个在本国永远无法进入的世界。翻译文学作品的存在得益于其发人深省的主题。其中小说被视为最具表现力的文体，它能够反映现实生活，丰富人们的内心世界。

文學翻译不是科学，而是一门艺术，艺术洗涤人们的灵魂。优秀的文学作品被翻译成世界上数百种语言，这就是文学翻译的最佳论据。纵观不同领域的翻译，唯有文学翻译可以让人们始终如一地分享创作过程。此外，在翻译文学作品的过程当中可以感受到与优秀文学作品合作的审美乐趣。

一、英语小说汉译

英语小说汉译可谓是近一个多世纪中国近现代翻译实践的主流。1872年4月，中国近代第一部翻译小说《淡瀛小录》问世了。不久后，美国作家华盛顿·欧文的《瑞普·凡·温克尔》（Rip Van Winkle）的译本问世，从此拉开了英语小说汉译的序幕。

不同的时代，出于不同的考量，学者、译家有针对性地选择作品，翻译并引入国内。19世纪初的晚清时期，文化政治环境特殊，中国近代著名思想家、文学家、翻译家梁启超提出了“小说兴国”理论。梁启超着重强调了外国政治小说启发民智的作用。这一时期出现的翻译大家林纾和沈祖芬翻译了揭露当时社会环境与问题的作品，有识之士将译作与当时中国人所处地位相联系以促进民族意识的觉醒。

五四新文学运动时期是英语小说汉译的巅峰时期。白话文取代了文言文，语言表现力增强，读者接受度大大提高。虽然当时出现了鲁迅著名的“宁信而不顺”的理论，但当时仍然是归化翻译占主导地位。这一时期很多美国现实主义作家，如海明威、赛珍珠、马克·吐温等的作品被引入国内。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翻译事业迎来了第二次高潮。这一时期翻译家茅盾提出“文艺创造论性翻译”，傅雷提出“神似”说，钱钟书提出“化境”说。译者更加注重保留原作的风格，译文更为流畅，对于原作中的异域文化开始采用异化处理的方式，但归化翻译仍占据主导地位。

随着大量西方翻译理论的引进，译界也逐渐认识到异化法和归化法并不是两个对立的概念。两种翻译方法都有其存在的价值，结合使用反而能产生更好的效果。读者不仅能欣赏流畅的译文，还能领略全新的文化。现如今，在大众媒体的影响下，在宽松的工作环境中，英语小说汉译可谓是百花齐放。如此自由的环境，对于译者自身翻译能力的提升大有裨益，并且读者也能饱览各类书籍，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全民素养。

二、汉语小说英译

汉语小说在英语世界的翻译和研究由来已久，且翻译范围广、数量多，既有欧美译者也有中国译者。欧美国家比较关注明清小说的译介。在中国文学界享有盛誉的四大名著先后译介到西方世界。1925年，《三国演义》的第一本英文全译本由英国汉学家邓罗（C.H.Brewitt-Taylor）所译。1933年，美国女作家赛珍珠翻译出版了《水浒》。20世纪初，英国的几位学者在不同的时段翻译了《西游记》。《红楼梦》的英译始于1830年，先后有大卫·霍克斯与约翰·闵福德，杨宪益与戴乃迭的合译本。多种译本的存在有利于译者比较赏析学习，进一步了解在英文世界里，读者对什么样的译文接受度更高。

在译界，一个争论已久的问题便属归化与异化之争。著名翻译家鲁迅先生在当时主张的是异化的翻译策略，其目的在于改造中国文化。而发展到后来，林纾的译文就采用的是符合国人口味的归化策略。当下，翻译的目的在于交流，因此更多提倡的是 “异”与“同”的共生。

2012 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的英译作品就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成功案例。莫言授予了他的作品英译者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改写”的权力，也就是说翻译具有灵活度，译文符合目的语国家的行文习惯。一部作品能否走出国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作者对翻译的认识和态度及译者的责任心。

想让中国文化走出去，翻译家的态度很重要。我们需要搞清楚译作的受众以及他们的心理期待。从《蛙》的对外译介成功经验我们可以看出，要首选契合西方读者主题的作品来翻译，才有利于中国文化走出去。在此基础上，采取相应的翻译策略以使译作更易于接受。黄友义先生于 2004 年提出 “外宣三贴近原则”，主张以目的语（句法、修辞、语体、语篇等）为依归，使译文符合目的语读者的写作习惯与阅读习惯，让其尽可能轻松准确地获取译文所要传递的信息。我们可以采取中外译者合作的模式，中方译者可以提供更全面的中国文化背景知识，国外译者能更好地贯彻 “归化”策略。

莫言的作品《蛙》中出现了很多独特的高密方言和文化负载词。在翻译的过程当中译者采用了归化和异化两种策略。下面我们通过案例分析更直观地感受译者是如何让莫言的作品与更广大的读者相遇的。

例1：这是个尖嘴缩腮的老女人，当时已经六十多岁，现在早已化为泥土，阿弥陀佛！

译文：The old woman，with her pointed mouth and sunken cheeks， was in her sixties，by now，thankfully，this torchbearer for the obstructionists is feeding worms．

“阿弥陀佛”在佛教中指西方极乐世界中最大的佛。信佛的人用作口头诵颂的佛号，表示祈祷祝福或感谢神灵的意思。在这句话中“阿弥陀佛”用来表示感谢神灵，同样的表达还有“谢天谢地”，为了让目的语读者更易于理解和接受，译者采用了意译的方法将其译为“thankfully”。

例2：所以，陈鼻的疯话，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借坡下驴的坡儿。

译文：So Chenbi's crazy talk was intended to give us a face-saving way out.

“借坡下驴”是一个中国成语，意为给别人台阶下，让其不太丢面子。在英译本中，译者使用了意译法，将成语的内涵译出——“a face-saving way out”，让读者能够一目了然。译者使用意译法，改变了译文的结构，但在语义上对等，从而实现了功能对等。

三、小说翻译促使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有效方式

随着中国社会各方面迅猛发展，国外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人日益增多，中国文化的影响力不断增强。然而就文化软实力来说中国仍处于劣势，从译介到国外的作品数量就不难看出这一事实。

翻译不仅仅是语言符号的转换，也是文化的转换和移植，这也就必然涉及“归化”和“异化”的翻译策略。美国翻译家韦努蒂（Venuti）在他的著作《译者的隐身———一部翻译史》（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A History of Translation）里提出了“异化法”（foreignization）和“归化法”（domestication）。前者以源语和源语文化为归宿，后者则以目的语和目的语文化为归宿。韦努蒂倡导“异化”，目的不是为了消除翻译中语言和文化的差异，而是表达和彰显这种差异。

中文小说英译的过程中无法用准确的英文表达中国文化的现象屡见不鲜。《西游记》第一章出现了地支名称，但是在W.J.F.Jenner的译文中他用罗马数字翻译了地支名称，这是采用了归化法，易于目的语国家读者理解，但是这样一来中国的文化内涵就大打折扣。如果采用异化法，再加以注释，就可以凸显出中国文化固有的特色。《红楼梦》中贾宝玉为稻香村所题的一副对联中出现了诗经中的典故，但是在杨宪益、戴乃迭以及霍克思的译文中均将典故省去，只译出了表层含义。读者也就失去了更深刻领略中国诗歌的机会。同样，如若采用异化法，辅以注解，相信外国读者对这一部分会有更深刻的理解。

说起汉译英承担着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使命，就有必要提到“中国英语”（Chinese English）这一概念，1980年葛传椝首次提出这一概念，“中国英语是以规范英语为核心，表达中国社会文化诸领域特有事物，不受母语干扰，通过音译、译借及语义再生诸手段进入英语交际，具有中国特点的词汇、句式和语篇”。自中国英语这一概念被提出以来，已经有很多中国英语被收录到了英文词典当中，如fengshui（风水）、jiaozi（饺子）、taichi（太极）等。在《蛙》的英译本中，也出现了中国英语的应用。

例3：我自己去卖豆腐的王环家定了四十斤豆腐，让袁腮去买了十棵大白菜，十斤粉条，二十斤白酒。

译文：Then I went out and ordered forty jin of tofu from Wang Huan，the bean curd peddler，and told Yuan Sai to buy ten Chinese cabbages，ten jin of bean noodles and twenty jin of liquor．

本句中出现了中国北方冬天常见的一些食材。 译者在处理“豆腐”的翻译时，采取了音译法和直译法，既保留了原文的物质文化特色，又使目的语读者无障碍理解了原文内容。此外，原文中的计量单位“斤”也采用了音译法，并没有将其换算成目的语读者所熟知的计量单位。由此可见，译者在这个语境中充分保留了原文风格，忠实于原文，让目的语读者了解到中国文化更细节的部分。

例4：回去以后，我自己用酒精棉球处理了一下伤口，用白酒冲服了专治跌打损伤的云南白药。

译文：Back home I cleaned my wounds with alcohol and cotton swabs and drank some Yunnan Powder steeped in liquor， which is particularly effective for bruises.

译者在翻译该句中的“云南白药”时采用了异化的手法，进行了直译。而这种译法并不会使目的语读者产生理解障碍，因为在该词组前后出现了“drank” 和“steeped in liquor”，使读者一目了然，译者的这种译法既保留了原文风格，也没有给目的语读者造成理解困难，可谓是一举两得。

如前文所提到过的，小说中经常会碰到在西方文化中很难找到对等的内容的问题。译者在处理这些内容时可以采用异化法，尽可能保留原文的文化元素，采用音译加注解的方式将中国文化传播出去。在跨文化交流中，人们借助于存异的原则对外来文化所获得的理解是更加真实、深刻的，文化冲突只能在文化交流中获得统一。译者不应该替读者做决定，剥夺读者直面异质文化的权利。讀者在与异质文化不断碰撞与摩擦的过程当中，对异域文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中国英语在这一过程当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四、结语

中西文化由于意识形态、地理环境等差异，正如谢天振等人所指出的，“中国文学作品完整忠实的译本并不为西方所接受；归化和删节是西方在译介中国文学时惯用的方法；我们要尽快更新翻译观念，不能心急、贪多、贪大、贪全，而应该在现阶段多出节译本、改写本”。这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必经之路。

文化是一国之魂，经济发展蒸蒸日上，文化发展也要紧随其后，贯彻落实文化强国战略。只有树立正确的翻译观，虚心求教，脚踏实地打磨自己的翻译技能，才能真正意义上实现中国文化走出去。

作者简介：苏热娅·阿不来提（1993—），女，维吾尔族，新疆乌鲁木齐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文学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