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中国经济发展与新结构经济学的自主理论创新

编者按：新疆财经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成立揭牌仪式暨新结构经济学视角下區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学术研讨会于2023年10月15日在新疆财经大学成功举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凯赛尔·阿不都克热木，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教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教育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书记及自治区教育厅党组书记、副厅长李国良，新疆财经大学党委书记李建军，新疆财经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居来提·吐尔地，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副院长王勇教授出席揭牌仪式。来自北京大学、吉林大学、辽宁大学、郑州大学、上海大学、西藏大学等国内20余家新结构经济学研究联盟单位、兄弟高校的专家学者和新疆财经大学师生代表参加揭牌仪式。本刊整理了揭牌仪式结束后林毅夫教授所作的精彩报告，以飨读者。

关键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结构经济学；经济发展；理论创新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8576（2024）01-0005-07

DOI：10.16716/j.cnki.65-1030/f.2024.01.001

2021年是中国完成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之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论断，并在2020年提出了新发展格局作为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政策导向。下面我们主要讨论3个问题：一是为何世界会出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及这个变局将会如何演变；二是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潜力；三是新结构经济学的自主理论创新。

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提出与内涵

2018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提出了一个重大论断——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习近平总书记说：“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样的大变局不是一时一事、一域一国之变，是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这是我们党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科学认识全球发展大势、深刻洞察世界格局变化而作出的重大判断，对于指导我们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经济是基础，可以从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出发来说明这个重大论断。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这8个国家（即英国、法国、德国、俄国、美国、日本、意大利、奥匈帝国）是那一历史时期世界上有名的列强国家，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工业化国家。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这8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占到了世界的一半，达到50.4%。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是发达国家的殖民地或者半殖民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民族主义风起云涌，部分具有一定经济基础的发展中国家经过一两代人的努力，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摆脱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地位，获得了政治独立，开始追求自己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冀图赶上发达国家。到2000年时，八国集团之外的国家经济总量占比提高了3.4%，但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长率高于发达国家，所以从人均量来看，尽管经过100年的努力，发展中国家在人均收入水平、生活水平等方面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仍然在扩大。

然而，进入新世纪以后，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论断时，若按照购买力平价来计算八国集团的GDP总量，其在全球的占比已下降至34.7%。随着经济总量的下降，八国集团影响力也在下降，对世界经济发展态势的影响逐步减弱。最明显的是，面对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美国时任总统小布什倡议召开二十国集团峰会商讨对策，从此二十国集团取代原来的八国集团成为世界治理中的最重要主导力量。那么，为什么八国集团在21世纪后逐渐失去了对国际政治、经济各方面的掌控力？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崛起，尤其是中国的崛起。在百年以前，中国原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随着1978年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到2020年，中国取得了连续42年、GDP年均增长9.2%的稳定增长。而一般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无非在3%～3.5%之间，中国的增长速度约是其3倍。中国的经济总量在世界上的占比快速提升，到2018年时，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经济总量占全球的16.8%，较2000年提高了9.9个百分点，八国集团的经济总量占比从2000年的47%下降到2018年的34.7%，总共下降了12.3%，这其中的80%来自中国经济体量在世界占比的增加。

20世纪，美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是左右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国家。2000年，美国的GDP总量占全球的21.9%。到2014年，依据购买力平价计算得到的经济总量数据，中国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首先，从全球贸易来看，中国是世界第一大贸易国，中国是100多个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同时还是70余个国家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商品贸易是双赢的，在双赢中，小国得到的好处远远大于大国。中国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贸易对中国有利，对其他国家更有利，这有助于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提升。其次，按照市场汇率计算，美国现在还是世界第一大国，其人均GDP比中国高很多。2021年，中国人均GDP为12551美元，美国人均GDP则达到65000美元，美国在科技创新、人才积累等方面优于中国。美国为了利用其在科技、军事、金融上的优势来压制中国发展，在奥巴马时期便提出了“重返亚太”战略，增强其在亚太地区的军事、政治存在感。特朗普执政期间，美国以一些莫须有的借口对中国制造贸易摩擦、实施科技封锁，遏制中国发展的思维不断增强。拜登上台以后，斗争方式有所改变，但是围堵中国、抑制中国发展的意图依然没有改变，并且这已经是美国两党的共识，不管谁当选总统，这一基本格局不会改变。

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若按照市场汇率计算，美国是第一大经济体。中美两国的经济与政治矛盾给全球经济复苏带来了诸多不确定性，这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这种大变局出现后，世界何时才能进入一个新的、稳定的格局？大变局既是源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那么要想进入一个新的、稳定的世界格局，就需要中国经济保持发展的稳定性。我判断，当中国人均GDP达到美国一半时，新的、稳定的世界格局可能就会出现。作出上述判断主要基于以下3个原因：第一，当中国人均GDP达到或接近美国一半时，中国人口仍约为美国的4倍，而经济规模将是美国的2倍，这是美国政府无法改变也不得不接受的事实。第二，北京、天津、上海等直辖市，再加上东部沿海的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五省的人均GDP将达到与美国相同的水平，这三市五省的人口加起来达4亿多，略多于美国。更重要的是，人均GDP可作为平均劳动生产力水平的代理指标，若中美两国在平均劳动生产率方面一样高，即表明两国的产业、技术水平一致。第三，贸易活动存在的前提是双赢，小型经济体从贸易活动中获取的经济利益多于大型经济体得到的经济利益。当中国经济规模是美国的两倍时，与中国开展贸易，美国得到的经济利益会比中国更多。届时，美国为实现自身经济发展和就业稳定而选择与中国保持经济合作。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会心悦诚服地接受中国崛起的事实，全球发展也会有一个新的、稳定的格局。

二、中国未来经济增长潜力分析

要应对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最关键的还是继续保持经济稳定和发展速度。中国未来会不会还保持快速发展？这是经济学界和普通百姓普遍关心的重要问题。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先了解为什么中国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能够取得这么快速的发展。经濟发展从表面上看是收入水平不断提高，而收入水平不断提高，需依赖现有的产业技术不断创新，以及新的附加值更高的产业不断涌现，以此提高国家的生产率水平。

经济增长包含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劳动生产力的增长，还有一部分是人口增长带来的劳动力的增长。19世纪末以来，发达国家平均每年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相对稳定在2%左右，发达国家劳动力规模增速一般在1%左右，GDP增速在3%左右。美国作为由大量移民组成的国家，可以持续从境外吸纳新人口，人口和劳动力规模会呈现相对较高的增长率，可能达到1.5%，其GDP增长率会达到3.5%左右。发达国家在技术和产业方面长期处于世界最前沿，其技术进步目标的实现，只能依靠自身研发新技术和新产业的兴起。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尤其依赖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但其可以利用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采取“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方式来获得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机会，这使得发展中国家的创新成本和风险较发达国家低很多，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具有后来者优势。因此，我们认为发展中国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可以比发达国家快得多，而且发展中国家普遍的人力资本增长率也会比发达国家高。这两项加起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规模很有可能超过发达国家的2倍甚至3倍。当然，人口增长在发展中国家可以快一点，但是快不了多少，最重要的还是利用与发达国家产业技术水平差距所赋予的后来者优势，这是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对于中国而言，政府充分利用了与发达国家的产业技术差距和后来者优势，使中国成为二战后崛起的13个经济体之一。那么，展望未来，中国还有多大可能继续维持高速经济增长的态势？国内外学术界对此有很多讨论。有观点认为能够有效利用后来者优势的时期无非就是20多年，中国从改革开放到现在已经40多年了，怎么还会有经济增长潜力？我想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中国已经用了多少年，而在于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前沿技术还有多大差距。如果这个差距已经很小，那么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就会很小；如果技术差距仍然较大，那么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力就会很大。从上述视角来看，根据国际上可以比较的数据，2019年中国人均GDP约为美国的22.6%，这也能够代表中国的生产力水平和产业技术先进程度约是美国的22.6%，中美两国的差距还是很大的，因而中国的后来者优势还非常大。

那么到底有多大呢？1946年，德国人均GDP占美国的22%～23%。日本是在1956年、韩国是在1985年人均GDP达到美国的五分之一左右。德国在1946—1962年间，人均GDP年均增速达9.4%；日本在1956—1972年间，人均GDP年均增速达9.6%；韩国在1985—2001年间，人均GDP年均增速达9%左右。韩国在1997—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时还经历了经济负增长。由此，从后来者优势来看，中国在2035年之前，人均GDP还有9%的年均增长潜力。此外，从新经济领域来看，与20世纪的德国、日本、韩国相比，中国现在还有这3个国家当时所没有的优势，那就是以数字经济为代表的新经济形态的诞生。数字经济的最大特征即新产品与新技术的研发周期短，通常为8～12个月。在抢占全球数字经济发展制高点方面，中国与老牌发达国家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加之具有研发周期短的优势，实际投入数字技术研发的资本并不多，这有助于在一定程度上消解发达国家相对于中国的技术资本和人力资本优势。因此，基于上述分析，我认为中国经济在2035年之前应该还具有8%的增长潜力。当然，8%的增长目标的实现，需要中国充分利用后来者优势，在这一过程中会遭遇美国为了保持自身的霸权地位而在前沿技术方面对我们“卡脖子”的做法，这必然会影响中国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方式推动技术进步。实际上，从当今的产业格局来看，传统产业所占比重超过85%，在传统产业升级方面，中国基本上不会被“卡脖子”。在其余占比约为15%的高新技术产业中，部分领域如华为手机、新能源汽车和光伏利用等，中国已处在相对领先的地位，很难被“卡脖子”。容易受到美国科技封锁影响的主要是芯片领域，但在这一方面，只要政府与科研机构下定决心利用科技创新举国体制，短则3年，长则5年，是可以突破美国的芯片封锁的。因此，在较长一段时期内，中国还是可以利用后来者优势来加快自身经济增长步伐的。

进一步地，我认为到2050年，中国人均GDP应该可以达到美国的一半，国内较为发达的三市五省的经济总量和人均收入水平、技术水平、产业水平会达到与美国相当的程度，那时美国基本上就失去了对中国“卡脖子”的可能。中国的经济规模是美国的两倍，美国改变不了这个事实。中国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美国可以从中美贸易中获得较大的经济收益，而且中国的经济增长每年会对全世界贡献30%以上。美国为了其国内就业和经济发展，必须依赖于中国市场，因而世界就会回到一个新的、稳定的格局。

三、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经济学自主理论创新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中国的经济学科发展到底有何意义？发展中国家应该有后来者优势，应该可以像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以发达国家两三倍的速度增长，缩小与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差距。但是，在整个20世纪，发展中国家的人均GDP和发达国家的差距却在不断扩大。发展中国家为什么不能挖掘这种增长潜力？这是由“思路决定出路”造成的。发展中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纷纷摆脱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地位，开始追求现代化。这期间，主流经济学中分化出了一个子学科，即发展经济学，以指导、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第一代发展经济学我们称之为结构主义，其主要观点是：发达国家的劳动生产率高，国民生活水平提高速度快，而先进产业是支撑较高劳动生产率的关键。因而，当时发展中国家普遍选择跟随发达国家的产业升级步伐。但是实际上，先进产业在发展中国家很难依靠市场需求存活下来。所以当时的发展经济学家认为，发展中国家因存在文化、传统、习俗这种结构性障碍，使得市场机制无法发挥资源配置功能，以支持先进产业发展。既然存在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就需要政府发挥主导作用，动员资源、配置资源来发展先进产业。过去先进产业的产品是进口的，现在想依靠政府的力量来发展相关产业，自己生产这些产品，即实施进口替代战略。这种理论的出发点非常好，发展中国家按照这种理论去制定、实施政策，通常会出现5～10年的高速增长，但是在先进产业体系形成以后，经济增长就出现了停滞，其与发达国家的劳动生产率差距并未缩小，且潜藏的各类经济危机开始显现。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基本上世界上所有的发展中国家，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都在进行政府主导的改革和转型。当时主流的新自由主义学派认为，发展中国家发展不好的原因在于政府干预太多，没有发达国家普遍存在的“自由市场”。而政府干预过多就会造成一定的资源错配和寻租腐败。因此，新自由主义学派建议发展中国家按照华盛顿共识去开展市场化、私有化、宏观稳定化改革，以建立一个完善的市场。虽然这种观点、建议在理论上很有说服力，但是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在遵循上述思路发展经济的过程中，普遍造成了自身经济发展停滞、危机不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扩大的结果。按照主流的发展思路和转型思路制定、实施政策的国家，基本上都经历了失败。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只有少数几个发展中经济体（绝大多数在东亚地区）经济发展得非常好，成功缩小了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甚至在某些领域超越了发达国家。这些国家所推行的经济政策，依照当时的主流理论来看，基本上都是错误的。例如，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亚洲四小龙”并未采用进口替代战略支撑先进产业发展，而是选择出口导向政策，优先发展传统的、小规模的、能出口的制造业，并实现了经济腾飞。与之相似，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进行改革开放时，当时世界主流经济学理论依然是新自由主义，主张采取“休克疗法”推动经济改革，但像中国、越南、柬埔寨等转型绩效较好、能够维持稳定和快速发展的国家，采取的政策并不是“休克疗法”，而是采取了像中国这种渐进的、双轨的、“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漸进转型方式。

在20世纪80年代，“亚洲四小龙”选择了所谓的“最糟糕”的转型方式，但却成为战后经济发展最好的国家。那么，为什么依据主流经济学理论来制定政策不成功，而成功的政策又不是根据主流经济学理论制定的呢？我们需要对现代经济学进行反思。在反思现代经济学理论时，应该了解提出理论、学习理论的目的是什么。理论是用来帮助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为什么发展中国家落后？因为没有先进的产业。”这种说法好像有道理。“为什么发展中国家作出了很大的努力但是经济发展不好？因为没有完善的市场，政府干预太多，导致资源错误配置并出现寻租腐败。”这种说法好像也很有道理。但是，理论的目的不只是认识世界，理论的目的还在于帮助人们改造世界。按照主流经济学理论去制定政策的国家仿佛都失败了，说明这些理论并没有抓住解决问题的关键决定因素。只有能真正帮助我们改造好世界的理论，才是真正帮助我们认识世界的理论。因此，作为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学者，为了推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我认为应该由我们自己来了解出现在我们自己国家的现象，揭示问题背后的道理，提出自己的理论。在提出新理论的时候，我倡导要回归到亚当·斯密，但不是回归到《国富论》里的那些理论观点——市场非常重要、分工非常重要、政府应该少干预、让市场发挥作用等，而是要回归到亚当·斯密研究问题的方法，即他在《国富论》中提出的“国民财富的本质和决定因素的研究”。亚当·斯密根据他所观察到的16世纪、17世纪以来的欧洲，部分国家经济发展较好，国民财富增长较快，部分国家则出现经济发展滞后问题，国民财富增长较为缓慢。基于上述观察，亚当·斯密进一步讨论了国民财富的本质是什么、决定因素是什么，进而形成了《国富论》里的各种理论观点。发展中国家追求的是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不断缩小与发达国家的财富差距来追赶发达国家。我们应该了解，经济发展的本质是收入水平不断提高，那么，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的决定因素又是什么？发展中国家怎样才能让自身发展速度快于发达国家？对于这些问题，需要我们按照亚当·斯密的方法来研究，而不是照搬发达国家的现有理论来指导实践。

经济发展使得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收入水平提高取决于劳动生产率水平的不断提高。那么怎样才能让劳动生产率水平不断提高？这就需要现有产业使用越来越先进的技术，要有技术创新，要有新的附加值更高的产业不断涌现，可以把劳动力从附加值低的产业配置到附加值高的产业，这样劳动生产率水平才能够提高。在这样的过程中，要有一定的基础设施，像电力、道路等来使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成为可能，还要有合适的制度安排，像金融、法律等，来降低交易成本，这样技术和产业所蕴含的生产力才能被释放出来。这是经济发展的过程。那么，什么因素决定了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发达国家的产业为什么多是资本密集、技术先进的，而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却多是土地密集、劳动密集的？主要原因就是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要素禀赋不一样。发达国家资本相对丰富，劳动力相对少，而发展中国家则恰恰相反，其资本相对短缺，劳动力或自然资源相对丰富。因而在制定产业政策时，就需要我们从决定这些产业发展和技术水平的因素出发，这个决定因素就是要素禀赋。为什么要素禀赋很重要？因为要素禀赋能决定什么样的产业和技术具有比较优势。如果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要素的生产成本就会较低。同时，必须要有合适的基础设施和合理的制度安排，这样才能降低交易成本。依据上述分析，若一国能够按照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并且提供合适的软硬件设施，那么经济就有最大的竞争力，就能够创造剩余、积累资本，利用比较优势形成资本更密集的产业、资本更密集的技术，这样生产率水平和收入水平就能够提高。在这个过程中，因为发展中国家可以从发达国家引进、消化、吸收先进技术，作为推动自身技术创新的原始动力，因而具有后来者优势。因此，在了解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以后，我们可以要素禀赋结构为起点来构建一种在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经济怎样发展会更好的理论。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就可以利用后来者优势，技术进步、产业升级的速度能够比发达国家更快；如果不按照比较优势发展，而是选择直接引入发达国家的产业技术，就很难发挥后来者优势，并且这样国内企业也会缺乏自生能力，需要依赖国家的保护性补贴才能生存，这会带来资源错配与寻租行为，进而造成经济发展效率低。

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经济，这是经济学家的语言，要让企业家自发地按照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和技术，就必须使各种要素的相对价格能够反映要素的相对稀缺性，而这样的价格体系只有在竞争性市场中才存在。所以，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的一个制度前提是必须有一个有效的市场。但经济发展不是静态的资源配置，在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的过程中，需要解决先行者的外部性补偿问题；同时产业实现升级后要有自身竞争力，还必须解决软硬件设施的协调问题。外部性和协调问题是需要政府来帮助解决的市场失灵问题。因而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既需要构建有效市场，又要建设有为政府。

从这个视角看结构主义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没有充分认识到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其产业和技术结构是内生于要素禀赋结构的。结构主义学派建议发展中国家发展先进产业，这一出发点很好，但这样的产业不具有比较优势，企业也没有自生能力，当然就发展不好。“亚洲四小龙”为什么发展得好？因为这些国家在发展初期更注重发展小规模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这符合其自身的比较优势，并且这些国家在有为政府的帮助下，将比较优势转变为竞争优势，在获得产品竞争力后积累原始资本，在产业升级过程中能够利用好后来者优势，所以经济发展得快。同样地，从这个视角看新自由主义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新自由主义学派没有认识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中存在大量扭曲现象，而这些扭曲是保护那些违背比较优势的先进产业的需要。如果把那些扭曲一下子取消掉，这些产业都会破产，必然会产生大量失业，造成政商关系不稳定。其中有些产業与国防安全有关，有些产业与经济运行有关，不能让这些企业倒闭，私有化以后还需要大量补贴，这便会带来经济效率下滑。

中国、越南、柬埔寨为什么能够在改革中维持经济稳定、快速发展呢？因他们依据“老人老办法”，继续以补贴方式维持旧产业的发展来维护就业稳定，同时依据“新人新办法”，对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政府开放经营许可，方便民营企业、乡镇企业、外资企业资金进入，而且还因势利导，设立工业园、加工出口区、经济特区，以此来解决“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安排等问题，因而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将比较优势转变为经济发展优势。经济发展好了，资本增加了，产业升级便可以利用后来者优势，而且这种快速发展有助于资本大量积累，渐进式地将原有的资本密集、与比较优势相违背的产业，转变成符合当前要素禀赋结构的产业。企业有了自生能力，就不用给予保护性补贴，进而可以把原来的保护性补贴取消了，完成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

由此，我认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之所以不能指导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主要是没有发掘经济结构扭曲的内生性。新结构经济学的提出缘于针对发展中国家发展与转型问题的研究，但是考虑到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禀赋结构不同，必然带来产业技术和各种软硬件设施结构的不同，发展中国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由于以往的产业政策存在一定失误，可能带来较多资源配置和结构方面的扭曲，而扭曲都会有代价，最终需要妥善解决。但我们也要认识到，经济结构扭曲也是内生的，解决结构性扭曲的关键是要找到造成扭曲的原因，通过改善经济发展环境，消解造成扭曲的因素。在把结构主义引入现代经济学分析框架后我们会发现，其实际上是对现代经济学的一场结构革命。现代经济学理论，不论宏观、货币、财政、金融、产业组织、国际贸易、资源环境、劳动力市场、区域经济等，都来自发达国家，必然以发达国家发展阶段和相应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结构作为理论的暗含前提。可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阶段和发达国家不一样，存在内生的结构差异性，会有经济运行的许多特殊性。例如，经济发展需要技术创新，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创新就等于发明，而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创新也可以是引进、消化、吸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创新的方式不同，创新的成功条件也不相同。因此，这种结构的差异性分析在融入现代经济学后，不仅会为发展经济学、转型经济学带来新的见解，还为关系到经济运行的主流经济学各子领域带来更多新的见解，而这些新见解都是理论创新的机会。

世界经济中心会随着经济发展转移到中国，中国的经济学家应该抓住这个机会。但要抓住这个机会，就必须改变当前中国经济学界通行的研究方式。现在大家学的都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学理论，作研究时普遍是以发达国家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的现象，或者是以中国的资料来检验发达国家的理论，这样的研究对理论创新没有贡献。要对理论创新有贡献，就必须了解在中国经济发展现象背后蕴含的道理是什么，而不是依据发达国家的理论来看待中国的现象。在认识中国的现象时要知道，由于发展阶段不同，中国经济的各种结构很可能与发达国家有差异，这种差异是内生的。同时，中国作为一个转型中国家，必然有很多扭曲现象，这种扭曲也是内生的。现代发达国家的理论基本上不重视这种结构的差异性和内生性，只要与发达国家不同就认为是扭曲，这些理论也不了解许多扭曲是内生的。由于内生结构的差异性和扭曲性，不仅仅是货币、财政、金融、贸易，在经济运行的方方面面，都会有内生的不同。从要素禀赋结构出发来认识一个经济体中的结构、扭曲和经济运行的三个内生性就是新结构经济学所强调的“一个中心三个基本点”的研究视角。这样的研究实际上是对以发达国家的结构作为暗含结构的现代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一场结构性革命。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扩大以及在世界上地位的提升，这样的研究所带来的理论创新在世界上的影响会越来越大，由此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就可以贡献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可以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现代化愿望。

【作者简介：林毅夫，教授，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院长，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发展中国家科学院（原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英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责任编辑：甘海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