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赋能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与路径选择

张振 李军军

摘要：文章选取2013—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分析数字经济对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与实现路径。研究发现，数字经济能够有效促进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其能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创新两条路径促进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对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在东部和中部地区显著，在西部和东北地区不显著；在有政策扶持的情况下，数字经济对绿色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更大，政策优势能够提升数字经济对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程度。今后应进一步加快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和技术创新，稳步推进区域数字经济协调发展，深化数字经济与绿色经济融合，更好地推动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数字经济；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介效应；门槛效应；异质性

中图分类号：F127；F4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8576（2024）-01-0034-11

DOI：10.16716/j.cnki.65-1030/f.2024.01.004

Mechanism and Path Selection of Empower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Green Economy Through Digital Economy

ZHANG Zhen， LI Junjun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007， 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provincial level panel data in China from 2013 to 2020， the paper analyzes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and heterogeneity of digital economy on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green economy. The results show that digital economy can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green economy， digital economy promote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green economy by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he influence of digital economy on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green economy is more significant in the eastern and central regions， but not in the western and northeast regions. With policy support， digital economy has a greater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green economy， policy advantages can enhance the impac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on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green economy. Therefore， it is suggested to speed up the innovation of digital economy infrastructure and technology， steadily promot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digital economy， deepen the integration of digital economy and green economy， so as to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green economy.

Key words： digital economy;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green economy; mediating effect; threshold effect; heterogeneity

隨着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的快速发展，数字经济已成为引领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数字经济发展，并实施了网络强国、“宽带中国”等战略以更好推动数字经济发展。2022年1月，国务院发布《“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其中明确提出到2025年，我国数字化创新引领发展能力大幅提升，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取得显著成效，数字经济治理体系更加完善，数字经济竞争力和影响力稳步提升。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加快推动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等调整优化，发展绿色低碳产业，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随着经济发展模式向生态化、绿色化、高效化转变，绿色高质量发展已成为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是实现我国经济由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绿色高质量发展强调兼顾环保与效益，而数字技术可通过培育更为灵活、高效的新经济、新业态、新动能，有效促进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因此，研究数字经济对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以及实现路径，对我国“双碳”目标的实现以及经济高质量发展有着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文献简述

目前学界关于数字经济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数字经济内涵、水平测度和经济效用3个方面。一是关于数字经济的内涵。王军［1］认为，生产工具变革和新生产要素增加是数字经济区别于传统经济的重要方面。王思瑶［2］对数字经济进行了扩展，对数字经济行业进行分类并确定分类代码，明确了数字经济的内在涵义。二是关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测度。学者们多采用增加值法、指数法和卫星账户法进行研究。朱发仓［3］认为，通过把数字经济区分为数字技术生产和数字技术应用两个维度，根据生产核算法计算增加值，可有效测度浙江省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蔡跃洲［4］使用国民经济核算和增长核算等方法，测度了中国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三是关于数字经济的经济效用。马晓君［5］认为，数字经济与产业结构升级具有空间自相关性，数字经济能够显著促进产业结构升级。魏丽莉［6］认为，数字经济可有效促进城市绿色发展水平的提升，但存在一定的异质性和时滞性。

学界对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发展水平测度与影响因素两方面。在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方面，学者多采用随机前沿模型和数据包络分析及其改进方法。陈菁泉［7］测度了中国八大综合经济区的绿色生态效率，发现八大综合经济区绿色生态效率从沿海向内陆递减。李科［8］构建了中国工业污染排放的供给需求模型，测算了中国工业绿色发展水平。在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因素方面，安梦天［9］认为地方政府预期目标过高将导致绿色经济发展水平下降，黄小勇［10］认为经济结构、科技投入、城市规模等对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效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综上，目前关于数字经济、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研究较多，但对两者之间作用机制和影响因素的研究还有待深入。本文分析了数字经济如何影响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深入探讨了产业结构升级、技术创新在数字经济对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中所发挥的作用。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其一，通过构建指标体系测度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并以产业结构升级、技术创新为中介变量和门槛变量，深刻揭示数字经济影响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与非线性路径；其二，分析数字经济影响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区域异质性和政策强度异质性，可丰富相关领域的研究。

二、理论机制与研究假说

（一）数字经济对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直接影响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具有紧密联系，数字经济所具有的可持续性、广覆盖性和高渗透性等特点能够助力经济增长。从宏观视角看，绿色发展是以高效率、低污染、低损耗等为特征的发展模式，数字经济以数据为核心投入要素影响技术创新、资源配置等，进而促进绿色经济发展。从微观视角看，数字技术的发展、应用可助力高污染、高排放企业建立智能环境监管系统，减少能源消耗与污染排放。同时，发展数字经济能有效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加快企业要素结构调整，降低企业能耗。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研究假说H1，数字经济能够促进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

（二）数字经济对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间接影响

数据与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相结合，能够推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促进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从通用技术进步角度看，数字经济就是以数字技术作为通用技术并在经济活动中发挥作用的经济形态，技术创新是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引擎，其可通过提高高耗能、高排放等企业的能源利用效率，实现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产业结构升级的内在逻辑表明，数字经济融入传统产业，可吸引更多创新资源与要素集聚，推动传统产业技术升级，提高产业创新能力和产业效率，进一步促进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提高绿色经济发展水平。数字经济的核心内涵包括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其中产业数字化是数字经济发展中的主要驱动力。数字经济能通过优化传统产业资源配置，改变传统产业生产方式，进而促进传统产业智能化、数字化变革，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供有效路径。数字经济还能够通过产业化发展优化产业生态，推动宏观产业结构升级，提高绿色经济发展水平。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研究假说H2a和H2b：H2a即数字经济通过技术创新促进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H2b即数字经济通过产业结构升级促进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

（三）数字经济对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非线性影响

数字经济可通过技术创新促进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通常来说，技术创新水平越高，数字经济促进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越强。目前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动能还未完全释放，各地区资源禀赋不同，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也不相同，数字经济对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可能存在非线性影响。当企业技术进步处于较低水平时，数字经济基础设施相对不完善，数字经济红利不能完全释放，其对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尚不能发挥显著的促进作用；随着企业技术进步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数字经济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数字经济红利会被充分释放，数字经济便可以显著促进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研究假说H3，数字经济对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技术进步的门槛效应。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

本研究构建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分析数字经济对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模型具体形式如下：

[Git=α0+α1Hit+γ1Xit+λi+ηt+μit]                                        （1）

其中：[i]表示省（自治區、直辖市），[t]表示年份，[G]表示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H]表示数字经济指数，[α0]为常数项，[α1]为变量的估计系数，[X]表示一系列控制变量，[γ1]为控制变量的估计系数，[λ]和[η]分别表示不可观测的地区和年份固定效应，[μ]为随机误差项。

为进一步探究数字经济对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路径，本文借鉴温忠麟［11］的研究，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分析数字经济是否通过产业结构升级、技术创新影响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模型形式如下：

[Git=α2+α3Hit+γ2Xit+λi+μit]                                        （2）

[Mit=α4+α5Hit+γ3Xit+λi+μit]                                        （3）

[Git=α6+α7Hit+α8Mit+γ4Xit+λi+μit]                                （4）

其中：[M]為中介变量；[α3]为数字经济对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总影响效应；[α5]为中介效应；[α7]为在控制中介变量和控制变量后，数字经济对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直接效应。

本文通过门槛效应模型检验产业结构升级、技术创新在数字经济对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中是否存在门槛效应。由于门槛数量未知，故本文构建了多重门槛效应模型，模型形式如下：

[Git=δ1Hit×ITit≤η1+δ2Hit×ITit>η1+…+δnHit×ITit≤ηn+δn+1Hit×ITit>η5+μi+εit]      （5）

模型（5）中[T]为门槛变量，[η]为门槛值。

（二）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本文选取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为被解释变量。目前学界多采用构建指标体系的方法衡量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但因指标测算的波动性和单一性，很难全面衡量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本文认为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指在一定的技术水平下，通过消耗固定资本、能源、劳动力，从而实现最大的经济增长量和最小的污染物排放量。结合既有文献，本文选取劳动力投入、资本投入、能源投入作为投入要素指标。需要说明的是：劳动力投入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年末就业人数衡量；由于资本投入数据无法直接获得，故以永续盘存法估算资本存量［12］；能源投入指能源消耗总量，包括煤炭、石油、一次电力及其他能源消耗量。另外，本文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均GDP作为期望产出，以工业废水、工业烟尘和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作为非期望产出。

2.解释变量。本文选取数字经济为解释变量。借鉴刘军［13］的研究，在考虑数据合理性和可得性的基础上，从信息化发展、互联网发展、数字交易发展3个维度确定数字经济指数，采用NBI指数权重法确定权重，并以线性加权方法测度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本文构建的数字经济评价体系如表1所示。

3.机制变量。本文选取产业结构升级、技术创新为中介变量和门槛变量，以第三产业增加值与第二产业增加值之比衡量产业结构升级［14］，以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绿色技术进步衡量技术创新。

4.控制变量。本文借鉴葛和平［15］、李宗显［16］的研究，选取如下控制变量：一是对外开放度，以外商直接投资额取对数来衡量；二是公路通达强度，以公路密度和铁路密度之和来衡量；三是城市化率，以年末城镇人口数与总人口数的比值来衡量；四是经济发展水平，以地区人均GDP取对数来衡量；五是外贸依存度，以进出口总额与地区GDP的比值来衡量；六是人力资本水平，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校在校人数取对数来衡量。

（三）数据说明

鉴于数据的可靠性和可得性，本文选取2013—2020年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未将西藏自治区以及港澳台地区纳入研究），原始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以及各地区统计年鉴。

四、实证分析

（一）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研究中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

（二）基准回归分析

因研究中使用的是面板数据，故需在进行基准回归之前进行豪斯曼检验，检验结果显示更适合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为确保估计方法的合理性，本文构建固定效应模型和混合回归模型，检验数字经济对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由表3固定效应模型和混合回归模型的回归结果可知：未加入控制变量时，数字经济对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系数显著为正；加入控制变量后，数字经济对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系数仍显著为正。回归结果表明，数字经济能够促进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由此，研究假说H1得以验证。从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可以发现，对外开放度的提高会显著抑制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这可能是因为地方政府为提升竞争力，为引进更多的外商投资而放松环境管制，但引进的外商投资多投向污染密集型产业，这会增大地区环境污染压力，阻碍地区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提升。公路通达强度的提高会抑制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这可能是由于公路和铁路建设均会消耗较多能源，公路和铁路数量的增加也会引起汽车、火车出行的增加，进而导致尾气排放量增加，阻碍地区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提升。城市化率的提升会显著抑制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这可能是因为城市化率的提高导致人口集聚度增大，引起资源消耗加剧，对环境形成一定压力。外贸依存度的提高能够显著促进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这可能是因为我国能够较好地应对国际市场的冲击，外贸依存度的提高对我国经济发展有促进作用，并进一步促进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对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有不显著的抑制作用，可能是因控制变量存在多重共线性所致。

（三）内生性检验

尽管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可控制时间和地区等遗漏变量带来的内生性问题，但考虑到上一期数字经济对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会对下一期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惯性影响，故本文通过加入绿色经济发展水平的一阶滞后项，构建一步SYS-GMM和两步SYS-GMM动态效应模型，以提升回归分析的准确性。内生性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

由表4可以看出，无论是一步SYS-GMM模型还是两步SYS-GMM模型，AR（2）p值均大于0.100，表明在回归中不会出现二阶序列自相关，模型克服了内生性问题；同时，一步SYS-GMM模型和两步SYS-GMM模型的Hansen检验p值均位于0.100～0.250之间，表明不存在工具变量过度识别问题。在一步SYS-GMM模型和两步SYS-GMM模型的回归结果中，数字经济对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系数分别为7.771和5.767且均在5%水平显著，回归系数符号和显著性与基准回归较为一致。使用系统GMM模型克服内生性问题后的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能够有效促进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前文提出的研究假说H1再次得到验证。

（四）稳健性检验

1.剔除直辖市。我国直辖市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行政区域面积相对较小，一些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政策往往率先在这些城市实施，因而直辖市与其他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存在不平衡不充分的情况，这可能导致前文的回归结果产生一定误差，故本文在样本数据中剔除了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重庆市，对新的样本数据进行固定效应回归，检验数字经济对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由表5列（a）（b）可知，未加入控制变量时，数字经济对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系数为4.680且在1%水平显著，加入控制变量后，数字经济对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系数为4.535且在1%水平显著。这说明，在剔除直辖市样本后，数字经济对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仍表现出显著的促进作用，前文结论稳健。

2.缩短样本时间。新冠疫情的爆发使得我国经济发展遭受重大挫折，后疫情时代，数字经济发展可能会对回归结果产生一定干扰，故本文剔除了2019—2020年的数据，截取2013—2018年的数据进行固定效应回归分析，检验数字经济对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由表5列（c）（d）可知，未加入控制变量时，数字经济对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系数为3.736且在1%水平显著，加入控制变量后，数字经济对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系数为1.757且在1%水平显著。这表明，在剔除疫情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后，数字经济对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仍表现出显著的促进作用，前文结论稳健。

3.滞后核心解释变量。数字经济不仅会在当期对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影响，由于存在滞后性，其还会对后续经济发展产生影响，故本文通过数字经济滞后一期、二期、三期变量，对新的样本采取固定效应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检验数字经济对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由表5列（e）（f）（g）可知，数字经济滞后一期对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系数为10.287且在1%水平显著，数字经济滞后二期对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系数为11.653且在1%水平显著，数字经济滞后三期对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系数为13.451且在1%水平显著。通过对比数据可以发现，随着数字经济滞后期数的增加，数字经济对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系数在不断增大，且影响系数均显著为正。这说明，当期数字经济产生的影响会持续影响后续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且这种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增大。滞后核心解释变量的稳健性检验结果与基准回归相符，前文结论依然稳健。

五、进一步的分析

（一）中介效应检验

根据前文的理论分析，本文构建三步法中介效应模型检验数字经济通过产业结构升级、技术创新进而促进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路径。根据豪斯曼检验结果，确定应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表6是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由表6列（a）列示的主效应回归结果可知，数字经济对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系数为9.441且在1%水平显著，表明数字经济能够显著促进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由表6列（b）可知，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系数为2.228且在1%水平显著，说明数字经济能够显著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由表6列（c）可知，产业结构升级对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系数为0.549且在5%水平显著，数字经济对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系数为8.218且在1%水平显著，小于主效应回归中的影响系数9.441，说明产业结构升级在数字经济对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数字经济通过产业结构升级促进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由表6列（d）可知，数字经济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系数为1.193且在1%水平顯著，说明数字经济能够正向影响技术创新。由表6列（e）可知，技术创新对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系数为1.185且在1%水平显著，数字经济对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系数为8.027且在1%水平显著，小于主效应回归中的影响系数9.441，说明技术创新在数字经济对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数字经济通过技术创新促进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由此，前文提出的研究假说H2a、H2b得以验证。

（二）门槛效应检验

在数字经济促进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进步可能存在门槛效应，本研究将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进步作为门槛变量，采用自助法检验是否存在门槛效应。由表7可知，产业结构升级不存在门槛效应，技术创新存在双门槛效应，第一门槛值为1.220，第二门槛值为1.406，在门槛值的置信区间内，数字经济对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表8列示了技术创新门槛模型的估计结果。由表8可知：当技术创新未超过第一门槛值1.220时，数字经济对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系数为3.107且在1%水平显著；当技术创新超过第一门槛值1.220但未超过第二门槛值1.406时，数字经济对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系数为5.787且在1%水平显著；当技术创新超过第二门槛值1.406时，数字经济对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系数为18.149且在1%水平显著。这表明，随着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数字经济对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呈边际递增趋势。由此，前文提出的研究假说H3得以验证。

（三）异质性检验

1.政策强度异质性。数字经济是一种新经济形态，相关政策的实施会对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冲击效应，数字经济可以成为促进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但在发展中也会因资源消耗而产生污染。2015年国务院印发《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为了检验其对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冲击影响，本文将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划分为试点省份和非试点省份两组进行固定效应回归，讨论数字经济在不同的政策强度下对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回归结果如表9所示。表9列（a）列示了试点省份组的回归结果，列（b）列示了非试点省份组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在试点省份组，数字经济对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系数为15.531且在1%水平显著；在非试点省份组，数字经济对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系数为4.890且在1%水平显著。这表明，政策扶持对数字经济与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有较大影响，政策优势提升了数字经济对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程度。可能的原因是：一方面，试点省份享受的国家优惠政策有利于促进当地数字经济发展，扩大数字经济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另一方面，在试点省份设立的大数据实验区可以助力区域电子信息产业发展，优化资源配置，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进而推动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

2.区域异质性。考虑到不同地区发展水平差距较大，故本文将样本地区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东北部4个组进行固定效应回归分析，表9列（c）（d）（e）（f）分别为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部地区数字经济对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回归结果。由回归结果可知：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对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系数为10.588且在1%水平显著，中部地区数字经济对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系数为13.934且在5%水平显著，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对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系数为1.049但不显著，东北地区数字经济对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系数为-19.333但不显著。这说明，东部和中部地区数字经济对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均未表现出显著的促进或抑制作用。可能的原因在于：东部和中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比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更加完善；同时，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重工业企业密集，地区环境污染相对严重，数字经济发展的正向作用不能有效促进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

六、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文运用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门槛效应模型，分析了我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13—2020年数字经济对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以及实现路径。研究得出以下主要结论：一是在研究期内，数字经济能够显著促进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且该结论具有稳健性。二是数字经济通过产业结构升级、技术创新两条路径有效推动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三是产业结构升级在数字经济对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中没有门槛效应，技术创新在数字经济对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中有门槛效应，且随着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这种门槛效应呈边际递增趋势。四是数字经济对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在不同区域和不同的政策强度下均表现出了异质性。

（二）政策建議

第一，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构建完善的数字经济发展体系。各地区应进一步加快推进网络强国、“宽带中国”等战略实施，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中的重要作用，重点培育以数字经济为核心的产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加快数字经济在工农业和服务业等领域的创新应用，提升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加快制度创新，大力实施数字化战略行动，制定数字经济领域法律法规，及时调整不适应数字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并及时研究解决数字经济发展中遇到的重大问题；开展数字中国发展监测与评估，引领数字经济规范、健康发展。

第二，加大数字技术研发投入，促进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融合发展。今后应进一步加大数字技术创新投入，以关键核心技术为突破口，加快5G网络、人工智能和互联网高新技术协同创新发展，提升创新平台融合能力，强化数字产业化能力建设。促进数字化产业与绿色经济协同发展，鼓励高新技术企业和传统技术企业采取“线上+线下”模式，充分挖掘数据作为生产要素的潜能。同时，相关政策、资本投入和产业配套服务应积极向数字经济领域倾斜，为企业数字化创新提供更多支持，进一步激发数字技术创新规模效应，提升数字经济促进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边际动能。

第三，分区施策、错位发展，促进数字经济区域协调发展。应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各地区应动态把握数字经济发展趋势，采取差异化策略，形成各具特色的数字经济发展模式。同时，应统筹谋划数字经济合作，建立多层面、多领域、多平台协同发展机制，不断提升数字化创新引领发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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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甘海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