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复活”
——基于《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杨 红 李 旭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下简称《起源》)是恩格斯依据摩尔根所著的《古代社会》和马克思对《古代社会》一书所写的摘要,运用唯物史观方法阐释摩尔根的理论成果及其伟大意义的划时代著作。恩格斯在序言中高度赞扬了摩尔根的研究成果,“原来,摩尔根在美国,以他自己的方式,重新发现了40年前马克思所发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1]”可以说《起源》是恩格斯对《古代社会》的唯物主义式的转义,《古代社会》是唯物史观的历史写照。

恩格斯在《起源》的结尾中引用了摩尔根的原作中的一段话,“政治上的民主、社会中的博爱、权利的平等和普及的教育,将揭开社会的下一个更高的阶段,经验、理智和知识正在不断向这个阶段努力。这将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2]556”这个结论揭示了“自由、平等、博爱”的“否定之否定”的历史转折,其有三层含义,一是肯定前者,是说氏族社会即在没有形成阶级之前的社会是“自由、平等、博爱”的。二是否定后者,是说“文明时代”是“自由、平等、博爱”的牢笼,是“自由、平等、博爱”的坟墓。三是未来所要达到的社会,是实现更高层次的“自由、平等、博爱”,其也是与古代氏族相联系的。本文就以“自由、平等、博爱”的“否定之否定”的历史转折为中心,基于《起源》原文,展开讨论并探求原文中所蕴含的唯物史观,用恩格斯以“自由、平等、博爱”为依据的社会阶段划分辨析今日的不同制度间国家的交流与对立的问题,以验证习近平总书记人类命运共同体伟大构想的深刻历史关照与博大人文胸怀。

一、 氏族社会的“自由、平等、博爱”

在参照了《古代社会》和大量历史学、人类学的材料的基础上,恩格斯在《起源》一书中对易洛魁氏族分析的结语中赞叹道:“这种十分单纯质朴的氏族制度是一种多么美妙的制度呵![1]94”“大家都是平等、自由的,包括妇女在内。[1]94”对于在国家和阶级诞生之前的原始社会,对于从启蒙时代起始到野蛮时代鼎盛的氏族社会,其之所以“自由、平等、博爱”是同社会的基本特征相关的,是同氏族的习俗制度不可分割的,是注定要走向灭亡的。

首先,氏族社会的基本特征是公有制社会的原始状态,是公有制的萌芽。从生产生活资料的占有权来看,在易洛魁氏族和罗马氏族的习俗中都规定了死者财产归氏族所有,罗马氏族的制度中部落有着共同地产,雅典氏族同样建立在拥有共同财产的情况下。氏族社会经历了土地由氏族共同耕作的一个阶段,生产资料共同占有同样是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可以说在土地权上,氏族社会实现了部分公有制;同样,氏族社会的家户经济也是公有的,劳动者生产的产品归劳动者所有,这与之后产生的私有制是不同的。在这样的社会,凡是共同制作和使用的东西,都属于共同财产,是不可被买卖的。也许因为特殊的需求和技能,会产生一定的交换,但这种交换是出于人类的需求本能和友善互助,而不是商品的交换,这在劳动产品的所有权与使用权上实现了部分公有制。总的来说,在氏族社会中,虽然生产力低下甚至仍然处于自然支配中,但实现了土地公有和劳动产品归属于劳动者,从而进一步实现了经济方面的低层次的“自由、平等、博爱”。

其次,氏族社会的习俗制度体现了民主、实现了初步自由。在氏族社会的习俗规定中,议事会是“氏族的最高权力机关[1]86”,参加议事会的不同氏族成年男女具有同样的表决权,可以选拔、罢免酋长,而酋长“不能要求任何优越权[1]86”。他们用欢呼、敲打武器称赞道义,用怨声抵制不公,即在氏族社会初步实现了权力归人民所有。虽然这样的制度简陋得不能说是制度或体系,但在这里“全体成员都是自由人[1]86”,他们没有对文明时代的贵族、国王、君主俯首称臣的必要,也不会被监狱、警察、宪兵队等国家的暴力机关所镇压,在这里“一切问题,都由当事人自己解决[1]94”;由于氏族大多诞生于普那路亚家庭,是“由血族关系结合起来的同胞[1]86”,虽然未有规定,但“自由、平等、博爱是氏族的根本原则[1]86”,他们相互援助、保护。在原始的丛林社会中,面临自然风险与外族战争,个人同氏族紧密相连,氏族会为个人“杀人偿命”,他们甚至可以团结到用长矛、投枪打散、击退持枪携弹的英军。在这里,实现了社会制度低层次的“自由、平等、博爱”。

最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分工的开始以及交换的普遍,这种天然的氏族制度从内部瓦解,形成了阶级、国家。正如社会形态的更替一样,这种“自由、平等、博爱”的氏族社会被其他制度所替代。究其原因:第一,氏族社会的自由是与其生产力水平相匹配的。这种自由不能完全支配自然、顺应自然,而是被自然所支配的。自然此时站在了人类的对立面,是异己的、是不可捉摸的,用其不可抗拒的自然力形成了一个“共同体”。随着生产力不断提升,劳动力所能生产的产品超越了维持本身所需的时候,人们的贪欲希望不断通过战争扩张、经济手段去寻求更多的劳动力来投入生产,战俘便成了廉价的奴隶,奴隶制诞生了,公有制的萌芽也被彻底扼杀。第二,氏族社会的习俗、规范是低层次的、原始的。虽然氏族之事在氏族内部解决,但当时人类的精神境界和文化水平十分低下,没有充分认识社会与自然规律,其形成的公有制萌芽与民主原则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必须经过“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的上升运动,才可以到达更高层次的“自由、平等、博爱”。第三,氏族家庭内的男女平等会由于女性不能自由投入生产而最终走向破裂。在氏族社会中,母系社会是占据主要地位的,但随着第一次社会大分工,驯养畜群的劳动是男子的事情,由于畜群这种特殊商品的交换会换来大量的奴隶和商品,而这些也自然归男子所有,此时男女地位的天平倒向了男子一边,家庭内部的不平等也逐渐扩大,形成了广泛的不平等。

总之,氏族社会的“自由、平等、博爱”是与其生产力相匹配的,随着阶级和国家的诞生,文明时代来临,但文明时代这种维护特权阶级的社会是同氏族社会的“自由、平等、博爱”相背离的。为维持人内部的上下压制关系,需借助“文明”手段来统治人从而产生了不文明的存在。

二、 文明时代中“自由、平等、博爱”的“退步”

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把人类文明发展历史分为蒙昧社会、野蛮社会、文明社会,这里的文明社会具体来说是从有文字记录和使用开始的。而恩格斯则把第三次社会大分工开始后的时代划为文明时代,这个时代是以分工所形成的个人交换以及交换所需的商品生产为主要特点。在《起源》中,恩格斯深刻批判了文明时代的弊端,揭露了这种财富占有的贪欲打破淳朴氏族制度的秘密。

伴随着分工的开始,氏族社会逐渐从内部瓦解,分工为人们缚上了自由的枷锁。恩格斯在《起源》中说明了三次社会大分工的具体情形,第一次社会大分工把游牧部落同野蛮部落分离,从而形成了特殊的财产——牧群,特殊财产又带来了众多的个人交换,在此时期畜群充当了货币的职能。而畜群的繁殖形成了财富积累,财富的积累又使得生产扩大,这种差距把氏族成员分裂出阶级,有人成为奴隶,有人成为贵族;而随着铁的发掘和工具的进步,生产的种类繁多又形成了第二次社会大分工,农业与手工业相分离,此时的生产成为了商品生产,商品生产形成了贫富差距,财产差别又毁灭了氏族共产制,私有制和个人家庭取代了古代氏族的制度习俗;第三次社会大分工则产生了商人,一个寄生阶级,“一个不从事生产而只从事交换的阶级。[1]163”从此,氏族制度真正瓦解了。因为土地共有、公共权力民主都成了富人、特权阶级发展的制约,旧的氏族制度与这种新的利益需要完全背离了,于是国家为了维护特权阶级权利的需要而诞生了。

社会大分工通过一次次的内部侵蚀把氏族制度瓦解,当人们的生产活动能满足身体所需和抵御自然危害后,财富的追求成为了推动社会发展的支柱。这种对财富追求的贪欲使得文明时代以追求私人财富为最终目的。正如《起源》所言,“卑劣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动力财富,财富,第三还是财富——不是社会的财富,而是这个微不足道的单个的个人的财富,这就是文明时代唯一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目的。[1]174”同时带来的便是剥削、压迫、特权阶级专政、两极分化,文明时代看似文明的东西,一旦用于为特权阶级服务,便会带来不文明的结果,对于朴素的氏族制度来说,这是时代中退步的部分。当议事会被国家取代,自发组织的武装民众便换成了王公大臣,奴隶制国家上层的自由、平等完全是限制了奴隶的自由、平等所带来的。“希腊哲学家大多为贵族,他们不必为生计操劳,所以能够利用闲暇从事哲学思辨。[3]”可以说,奴隶制越发展的国家和地区,上层贵族越是自由,下层的奴隶越是不自由。为了维护这种特权,其巧妙地发明了监狱、法庭、武装等看似带有公正性标志的强制暴力机关,这些在氏族社会应当为民众服务的公共权力,被私有的财富所私有,如同氏族社会所天然拥有的“自由、平等、博爱”在人所能支配自然力量的日益壮大下被推倒了。

《起源》中说道,“自从文明时代开始以来所经过的时间,只是人类已经经历过的生存时间的一小部分,只是人类将要经历的生存时间的一小部分。[1]176”文明社会其“自由、平等、博爱”相对于氏族社会是退步,但在财富集聚的助力下,实现了科技和艺术的兴盛,从而实现了生产力的发展,但这不自由、不平等、不博爱的时代也终究会落下帷幕,其不可逆的矛盾激化最终会毁灭自己本身,成为人类历史的一部分罢了。而人类那种对“自由、平等、博爱”的追求,会使在特权阶级统治下物利趋向的个人,不断打破机械的分工以及阶级和国家,再次回到血亲连接般的氏族社会那样,形成真正的人类共同体。

三、 新文明时代将实现更高层次的“自由、平等、博爱”

恩格斯生活的年代是资本主义社会,属于文明时代,他在《起源》中没有明确新文明时代同文明时代的区别,特别是社会主义社会同资本主义社会的区别。按照划分来说,文明时代特指奴隶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三个社会形态,其社会基础都存在统治阶级剥削,对比来说,社会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应算是新文明时代。

新文明时代,社会分工会在潜移默化中转变,其不再是被迫的、孤立的,而是多维度、多方面的,因为足够的物质积累使得人们有了大量的选择余地,并且国家积聚的财富会通过各种形式造福无产阶级。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直到国家所占有的社会集体财富的积累压倒一切个人对生产部门的操控,不会再存在人对人的劳动束缚。当单独的个人再次回到如普那路亚家庭那样的社会集体联系中,个人与集体又成了一个共同体,每个人可以尽其所能,不是单纯地完成产业链的一环,不单纯地局限于脑力或者体力劳动,从而实现人的劳动自由。此外,当集体财富压倒一切个人时,便不再存在任何的特权阶级,从而所有人再次享有公共的生产资料,所有人都成为了无产阶级,那无产阶级这个概念必然也会消失。因为所有人都无产,同时也所有人都共产,当一切都为了社会集体服务,一切利益都是为了社会成员的一致利益时,便不存在剥削、压迫,不存在阶级差距与阶级斗争,实现了人的社会地位平等。至于国家作为特权阶级服务的暴力机关,作为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 “随着阶级的消失,国家也不可避免地要消失。[1]171”“当国家终于真正成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时,它就使自己成为多余的了。[4]”在国家完成普遍财富的积聚并完全反馈给社会集体后,就不必存在社会干涉和约束来实现虚幻的集体利益,而是人类共享真实的集体财富,就不再需要暴力机关压迫人、统治人,人再次成为自己的主人,从而实现了社会的“博爱”。

新文明时代的本质和最终目的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而文明时代以私人财富为唯一目的,这在社会运行和发展中是有本质区别的,一个为了人民全体,一个为了特权阶级。在文明时代中,“生产的每一进步,同时也就是被压迫阶级即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的一个退步。对一些人是好事,对另一些人必然是坏事,一个阶级的任何新的解放,必然是对另一个阶级的新的压迫。[1]175”在新文明时代中,这种生产力的发展、生产的扩大,不是为特权阶级,因为社会主义的领导阶级是无产阶级,“不要求享有任何特殊的权利,……它不能再求助于历史的权利,而只能求助于人的权利……它表明人的完全丧失,并因而只有通过人的完全回复才能回复自己本身。[5]”这种丧失一切而又要打破一切的要求,使得新文明时代的社会权力是属于人民的,造福人民的,是人的回复。

总的来说,伴随着公有制的普遍实行,伴随着权利再回到人自身,一切在文明时代把人割裂开而统治人并为特权服务的产物都将陈列到博物馆中。这些在文明时代不断被分工、商业文化、国家机关分裂又打碎的个人,会在新文明时代不断回到人们应有的家庭和社群中,那种不会被斩断的人的天然的联系是人们真正的社会需求所在。这种天然的联系促使了新文明时代的人们会如同几万年前从非洲出发的智人那样,会如同氏族社会的天然联系那样,一切人类的发展终将为了人类自身,终将实现“政治上的民主、社会中的博爱、权利的平等”,终将实现更高层次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复活。

四、结语

回顾《起源》,我们会惊奇地发现“自由、平等、博爱”经历了一次“否定之否定”的转变,从氏族社会低层次的“自由、平等、博爱”,到文明时代“自由、平等、博爱”的退步,再到新文明时代“自由、平等、博爱”的复活,这是一个漫长又艰巨的人类社会发展历程。同样,这个伟大转变不是既定事实,是需要付出一代代人努力来实现的。为此,我们要时刻牢记《起源》中恩格斯对于社会、阶级、国家等理论内涵,深刻把握“自由、平等、博爱”的“否定之否定”内在逻辑。

要认识到新文明时代是根本宗旨区别于文明时代的新历史阶段,在此历史阶段下,更能分辨出文明时代同新文明时代的区别,更有助于辨清资本主义社会同社会主义社会的区别,从而更好地认清“何为资何为社”的现实问题,即资本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在对“自由、平等、博爱”的追求上是不同的,资本主义社会属于文明时代,其本身的发展与进步仍然是为了一定特权阶级服务的,社会的驱动力仍然是财富,资本所占有的地位是无可动摇的。而社会主义社会已经同资本主义社会相区别,社会发展存在一定市场的部分,但宗旨是为人民服务,其所代表的是集体利益,个别资本发展最终还是要为国家与集体财富积累所服务的,从而通过集体财富积聚摆脱任何个人对生产的操控。从新文明时代和文明时代对比来看,文明时代必将如同氏族社会一样,成为人类历史的一小部分,因为其发展是牺牲了人的“自由、平等、博爱”的,正如氏族社会在人类支配自然的力量壮大中消逝,文明时代也会在被压迫、剥削的人的力量扩大和积聚中,在人对“自由、平等、博爱”的更高追求中,在对特权阶级的斗争中,找到一条通往新文明时代的通路。

从“否定之否定”的历史进程来看,文明时代和新文明时代必然会存在一定的交融阶段,即资本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共存的阶段,而由于两个时代的根本目的截然不同,必然会存在一定的冲突与对立。对此,要充分把握新文明时代是为了人类整体的根本目的,要充分认识到国家间的冲突仍然是对人类集体利益的损害,从而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间的冲突,要采用两制共存的共同体构想,要避免一定范围内的国家间冲突而引发人类大的退步,要认识到习近平总书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思想是处理不同制度国家间冲突的历史通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以一种制度代替另一种制度,不是以一种文明代替另一种文明,而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历史文化、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形成共建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约数。[6]”只有在两制国家间和平发展的基础上才能真正有大的生产力发展和大的社会财富积累,也只有大的社会财富积累,才能使集体财富压倒一切个人财富对生产的操控,从而形成共产主义社会,形成自由人的联合体,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