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思维视域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探析

徐 娜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1]4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其本身是一个由各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构成的有机整体。近年来,学界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研究的关注度日益增强,但对其本身核心构成要素、要素耦合方式及体系结构优化的研究还不够丰富。“只有用普遍联系的、全面系统的、发展变化的观点观察事物,才能把握事物发展规律。”[1]20

一、系统思维是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基本思维方法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其本身由多种差异性要素构成。运用系统思维,立足整体大局,能够科学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系统性,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科学的优化路径。

(一)系统思维方法

系统思维是一个具有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并在理论研究和现实实践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科学思维方法。系统思维就其本身而言,是一种思维方式,具有区别于其他思维方式的运行规则和规律。“而系统思维则是在外界输入的刺激下,大脑采用系统要素、结构、功能等基本概念和系统论的原则和规律来收集加工所输入的信息,以新的和系统的方式阐明问题,从而扩大解决问题的方法的可用选择范围,进而对现实问题进行有效处理。”[2]77系统思维采用系统的概念、原则、规律收集信息,从而确保所收集信息的完整性;运用系统的方式、视野综合考虑解决问题的方法,从而提升方法实施的有效性。信息收集的完整性和方法实施的有效性,凸显了系统思维的科学性。

系统思维的演变有其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中国古代系统观念的萌芽,在天文学、传统农学、医学、军事学中都有所体现。《易经》中阴阳对立,所蕴含的辩证、矛盾、整体的思想,在中国具有十分深远的影响。就西方而言,从以古希腊哲学为代表的古代朴素系统观念到近代形而上学整体观,再到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西方哲学的演变过程蕴含着西方系统思维的演变。“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的认识论本身就是成功运用系统思维认识世界的典范。”[2]44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是一个系统工程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是一个由若干差异性要素构成的复杂整体,是一个系统工程。所谓差异性要素主要包括传承的顶层设计、传承的主客体、传承的内容、传承的媒介等。传承的顶层设计指决策主体对传承的规划、部署和安排,具体表现为相关的政策、制度、法律、措施等。传承的主客体中主体为授教者,客体为受教者。授教者指传承过程中输出内容的个体,受教者指传承过程中接收内容的个体,二者的关系是相对的,可以互相转化。传承的内容指传承的对象,即具有历史性、民族性、稳定性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内容,不是固定不变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本身就是一个具有动态性和开放性的复杂系统。传承的媒介,即传承所使用的工具。就媒介本身而言,一般有人际传播媒介和大众传播媒介之分。大众传播媒介又有印刷媒介和电子媒介两大类。传承的媒介就整体而言,种类是不断丰富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随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环境的变化,传承的主客体所偏好的传承媒介有所不同。

二、系统思维视域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特征

基于系统思维,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进行探析,可以发现其是由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若干要素按一定方式构成的有机整体,具有系统性。同时,系统性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过程中,具体表现为整体性、结构性、开放性、动态性。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整体性

整体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最基本的理论特质。整体性,主要揭示的是系统与要素之间的辩证关系,“其实质是作为整体的系统具有系统中各部分乃至各部分简单相加所不具有的性质”[2]79。

第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系统依赖于其内部的传承要素而存在。系统,本质是一个由要素组成的有机整体。某些要素的脱轨或丧失,可能会对系统造成损伤或直接破坏其系统性功能。如传承顶层设计的丧失可能会造成传承系统运行混乱,而传承的主体、传承的媒介、传承的客体等关键性要素的丧失,会使系统功能无法发挥。

第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系统的性质和功能不是其内部差异性要素性质和功能的简单相加。传承的顶层设计、传承的主客体、传承的内容、传承的媒介等差异性要素,通过相互作用,形成功能耦合,产生新的功能。如,文化的育人功能,是多要素共同参与并相互作用的结果。当前实际需要下,文化育人功能最大效用的发挥,应是在结合顶层设计对文化传承方向引领,决策主体对适宜文化筛选,电子媒介大规模应用,以及主客体积极互动的基础上形成系统合力。

如果未及时安装倒流防止阀或者安装过程处理不当，就很容易造成管网水压力急剧升高的问题。长期以往，住宅小区管道上安装的水表经常会出现明显的倒转问题。最主要的是，一旦出现倒转问题，势必会降低居民用水效率。严重时，甚至会对城市管网的水资源造成污染危害[2]。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结构性

传承的顶层设计、传承的主客体、传承的内容、传承的媒介等差异性要素的比例、秩序、结合形式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结构性。

传承的主客体、传承的内容、传承的媒介不可或缺,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系统中基础性、本源性的要素。顶层设计是指向标,不同的社会形态下,甚至同一社会形态的不同的时代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具有不同的目标指向。初始处于自发状态时,相关政策、法规并不是自觉意义上的顶层设计,传承的顶层设计随实践需求逐步生成;主客体是基础,人具有主观能动性和现实实践性,其他要素是人内在思想的外化,人作为传承的主客体丰富传承内容,创新传承媒介,完善传承模式,制定传承的顶层设计;传承的媒介是沟通主客体的纽带,是传递传承内容的载体,在传承的整个历史过程中发挥连接性作用。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开放性

从空间维度来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整体在与外界环境进行物质、能量、信息的转换和交换过程中维持自身的存在,并调整其内部的构成和结构,外部环境为其生存和发展提供了条件。传承系统通过不断地同外界环境进行物质和能量交换,从无序逐渐发展到有序,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开放性。

在原始社会初期至封建社会初期,自然环境和政治环境不稳定,传承也处于一个无序的状态。原始社会的文化传承多采取的是口头传承等人际传承媒介。口头传承过程中传承的主体,即授教者观念、宗教意识的变化,会产生授教者有意或无意影响、篡改、扭曲传承内容的现象。因没有固定的传承场域,文化传承带有偶然性和不确定性。

(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动态性

系统思维从事物发展的动态性出发,把握事物发展的规律。宏观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系统的生成、发展、消亡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动态性过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系统是人工系统,是在人的实践活动中逐步形成的;从无序发展为有序,具有动态的发展历程;随其内部矛盾的展开,在消亡的基础上产生新质。微观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系统内部构成要素的增减、结构的变化、性质的改变也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动态性的过程。如,传承的顶层设计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为满足阶级统治的要求而逐步形成的。传承的媒介随科学技术的发展,种类是不断丰富的。同时,传承媒介作为一个子系统内部结构不断演变,各类媒介在使用过程中的比重及相互关系发生变化。就当前而言,印刷媒介与电子媒介的结合更加紧密,电子媒介的地位愈加凸显。

三、系统思维视域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优化路径

系统思维视域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系统性特征,明确昭示其系统功能的发挥是一种合力增益的系统化工作状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在战略部署层面和实践推进层面已基本实现系统化的协同推进,与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要求日趋贴合,但面对新形势、新要求,传承的系统优化还存在上升的空间。

(一)前瞻性思考:把握当前实际的规律性和长远发展的可能性

“要真正向前展望、超前思维、提前谋局。”[3]通过对发展规律和趋势的把握,着眼长远和根本,预先做好应对风险和挑战的准备,掌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主动权。

第二,着眼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系统的长远和未来。树立长远性的战略思维,打好基础筑根基,充分分析当前所采取的措施对未来发展所造成的影响。充分认识到优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是一个较长的历史任务,甘于做好铺垫工作。将未来与当前实际相结合,处理好当前实际和长远发展的关系。既要避免只看重短期利益而忽视长远发展,也要避免只空谈未来发展而忽视当前实际。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我们做一切工作,都必须统筹兼顾,处理好当前与长远的关系。我们强调求实效、谋长远,求的不仅是一时之效,更有意义的是求得长远之效。”[4]86

(二)全局性谋划:坚持顶层设计的完整性和制度实施的靶向性

从全局出发,在深刻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系统性特质的基础上,用全面、联系、发展的观点分析系统与外部环境、系统与其内部诸要素及系统内部各子系统之间的关系。

第一,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系统整体功能的发挥置于优先地位。“始终把全局作为观察和处理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全局利益为最高价值追求”[4]20,将总体目标的实现置于突出地位。

第二,更加注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顶层设计。加强全局性谋划,强调顶层设计的重要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进入新时代,面临新情况、新问题、新要求,对于顶层设计的需求更加迫切。系统结构是系统功能的基础,系统功能是系统结构的表现,结构决定功能,优化传承系统结构,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系统功能。局部问题的解决并不意味着系统整体的突破。顶层设计,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看作一个系统的有机整体,进行观察、研究和处理,立足整体把握,为结构优化提供可能。

(三)战略性布局:提升传承目标的引领性和传承内容的创新性

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战略性布局,主要是指对传承系统要素的排列、组合作出设定和部署。系统内部诸要素之间的关系,即各要素之间比例、秩序、结合形式等都对系统功能产生影响。加强战略性布局,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系统结构的有序性,加强方向引领,优化系统结构。与此同时,突出传承内容这一重点要素的作用,提升传承内容的创新性。

第一,加强方向引领,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系统中的各子系统在方向一致的基础上协同用力,增加系统合力增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统筹规划传承系统内部各子系统的关系。使子系统在方向一致的基础上更大限度地形成合力。同时,避免张力过大,而对系统整体功能的影响。

第二,保持传承内容的先进性。传承的内容要在保留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基础上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开放性和动态性是传承系统的基本特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系统作为一个动态演化的系统,必然要求其传承的内容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性阐释,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和形式,推动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发展,使传承的内容服务社会发展,契合中国实际,满足人民要求。

(四)整体性推进:加强系统要素的协同性和外部环境的适配性

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整体性推进,强调的是执行层面,各要素的进度、节奏及各要素之间的相互配合。

第一,注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过程中各要素的协同。总体规划,推进制度协同、多元主体协同,传承内容协同,传承手段协同,传承场域协同,更好地发挥系统的整体功能。当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在执行层面涉及的部门、行业、领域多,在优化传承系统的过程中,要避免各要素在不同部门、行业、领域中相互掣肘,顾此失彼。同时,注重不同时期具体政策的衔接。

第二,塑造有利的外部环境,加强外部环境与传承系统的适配性。传承系统的开放性,决定传承系统是在与外界环境不断进行能量交换的过程中获得发展。而传承的开放性,同时也决定传承系统虽具有自身的稳定性,但也容易受到外界环境影响。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际环境错综复杂,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文化侵略、文化渗透的可能性加剧。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在致力于本国文化传承和发展的同时,汲取其他文明的养分。在汲取养分的过程中,要注意筛选,建立一套完善的筛选机制,完善文化入侵的应对机制,塑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有利的外部环境

总之,应当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系统性特质,拆解为整体性、结构性、开放性、动态性的具体表现形式;通过深入剖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系统性特征,提出优化路径,即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运用系统思维,优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系统,从根本上增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实效性和影响力,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更好地服务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