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谈认知语言学视角下古典诗歌的概念隐喻体现

王开冉

一、引言

古典诗歌是我国传统文学中最具审美鉴赏价值的组成部分,诗歌创作者们将表达主观情感的客观物象内化为间接的情感表现媒介,代替直抒胸臆的抒情方式。这一特征也成为中国古典诗歌抒情体系的优势体现,在相当程度上为西方一些现代艺术理论的提出贡献了翔实的论证资料,概念隐喻便在其中。古典诗歌在语言和文学技巧上的灵活处理,可以用认知语言学来较好地解释,为认知语言学理论的坚实提供良好的素材模本,也助力了隐喻学理论的发展,为相关理论范式建构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二、认知语言学与认知诗学

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言是物质现实、文化氛围、思想认知和意识结构等多重因素相互作用的产物,突出强调认知能力和认知经验在语言使用中的重要作用。认知语言学不仅探究语言的发展演变规律,也能从社会生活的语言实践中分析认知的来源和途径。认知语言学以哲学思考为罗盘,以思想认知为船帆,通过对认知概念结构溯源与探寻,找寻语言实践背后的认知方式,从发展道路结构等方面对语言进行解释,尝试找出认知思维与表达概念之间存在的现实理据。认知语言学是在反对主流语言学转换生成语法的基础上诞生的[1]。在概念表达和语义的隐喻变化中,认知语言学表现出了不拘一格的灵活特征,跳出传统形式语言学的规范准绳,这对研究古典诗歌作品中的语言使用技巧提供了较好的理论依据。

类似的方法被用于对文学文本的分析研究中,便形成了现在所谓的认知诗学。认知理论和文学文本的结合研究推动了认知诗学的产生。在中国诗歌中,意象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诗歌的审美特质和整体抒情的表现源于对意象的使用效能,可以说,意象的功能情感凝结是作者的主观情感、文学意志的历史流传和客观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意”即作者的主观情感意志,“象”即客观物象,是一切可以寄托作者情感与想象的内容。

三、概念隐喻与古典诗歌

隐喻这一概念源起于诗学和文体修辞学,相关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在其《修辞学》一书中详细论述了隐喻的功能、性质等内容。西方隐喻研究多见于古典修辞学,代表人物有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随着学者们的不断探索,对隐喻的研究已经逐渐突破了修辞学的单一体系范畴,其文化溯及力已经延伸到心理学、哲学以及符号阐释学等各个社会科学的研究分支领域之内。[2]20世纪60年代后,对隐喻的研究随着其他领域的研究而蓬勃发展起来,约翰逊和莱考夫对于隐喻认知功能的研究为隐喻的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在《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一书中,他们认为隐喻不仅是一种语言现象,人们的思维模式本身也是带有隐喻性质的。在诸如《辞海》一类的词典辞书中,将隐喻明确定义为比喻同义,即将陌生的事物事件关系用情感明确的、形象的思维体系来表达,称为本体与喻体的关系。认知语言学视角下的隐喻和传统意义上的概念不同,其通过对形式的概念固定与确立,完成旧概念的隐藏和新概念的诞生。随着隐喻概念认知的更新,新的认知往往会带来新的概念,从而塑造新的认知模式。在此过程中,语言被赋予了新的概念意义,从而产生了新的概念模式系统。隐喻既是人们认知世界的工具,也是认知过程的结果。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隐喻既是生活现实概念映射基础,也是语言文化材料诞生的基石。

认知语言学视角下语言隐喻现象的研究是隐喻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日常生活中人们具有的思维概念模式在初始时便有天然的隐喻特征,故称之为概念隐喻。一般来说,始发域的特征较为明显具象,目标域则较为抽象。作为蕴藉隐喻的始发域,在认知上必然不同于隐喻。隐喻转移过程中社会物理空间是源域,它是隐喻转移过程中的目标域。[3]概念隐喻的生起过程是矛盾但系统的结构映射模式。方位隐喻是以空间方位等概念来建构起其他概念的,空间概念有上—下、前—后、里—外、深—浅等。本体隐喻是将具有持续性的、抽象的概念看作分离的、能具现的隐喻方式。在结构隐喻的组织架构中,隐喻是以一类概念结构去组织起另一类概念结构,故当从始发域的视角出发去分析目标域的事物时,部分概念会被显现而部分概念会被隐藏。

隐喻是古典诗歌中重要的修辞手法,诗人通过隐喻表达内心的创作情感,将内心的情感概念具体化到现实语言材料中,以期读者能理解被概念化隐藏起来的深层内容,实现情感的交互衔接与共鸣。正是由于隐喻的存在,诗歌才会活灵活现、含义深刻、情感充沛。由于隐喻经常借助一个事物来表达另一个事物,因此,一个隐喻往往包含两个事物以及其他概念关系等多种含义。在一个隐喻中,本体和喻体的映射空间会给读者带来无穷的想象。语言是诗歌的语言物质材料,隐喻则是诗人为抒发情感心意而刻意制造的语言现实结果。隐喻的存在为诗歌的艺术鉴赏添加了夺目的色彩,其存在成为诗歌鉴赏中不可替代的部分。

四、隐喻在古典诗歌中的运用

中国是文学的国度,古典诗歌一直是中国古代文学创作的主要形式。诗人们习惯用含蓄简约但意境深远的形式表情达意,这一方面是文学艺术审美性的需要,另一方面是社会历史环境限制的需要,这就为隐喻的使用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隐喻的表达离不开意象的形式展现,古典诗歌的隐喻功能主要通过各类意象来发挥。作为体现隐喻机制的意象,其在古典诗歌中的大量出现,表现出隐喻在古典诗歌创作中的巨大优势。在中国古典诗歌中具有数量庞大的意象,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来看,这些意象的隐喻意义都较为清晰。认知语言视角下,人类认知活动的主要特点是用熟悉的概念来描述不熟悉的概念,通过描述来界定、认识和理解不熟悉的事物。[4]概念隐喻作为修辞手法中具有相当深度的抒情方式,体现了认知语言学在古典诗歌创作中的巨大影响力,是诗歌修辞审美艺术的直接体现。意象的含蓄特质,为古典诗歌概念隐喻功能的发挥开拓了广大空间。

概念意义是在人的情感认知的基础上诞生的,其组构是人类通过认知等机制对现实遭遇的情景进行语言加工,在组构过程中,隐喻是最为重要的方式。认知语言学认为在隐喻这一认知方式中,本体和喻体之间是相似的投射性关系,这种投射是两个认知域之间互相影响作用的结果。应该如何判断两者之间的联系,是认知者主体意志的主观展现,也是文学观念特色的主观表达。认知语言学认为,喻体和本体之间的相似性不是天然存在的,而是创造出来的。隐喻在现实中构拟的过程就是事物相似性构拟的过程。人们通过寻找不同事物之间的相似性让二者产生关联,其在认知层面就具现为概念的投射,这种时候往往会增加修饰语或圈定范围。故此,隐喻基于语境事物的相似性构拟而产生关联,在此过程中完成事物概念的映射和转移,组织起新的概念建构。

结构隐喻在古典诗歌中的使用十分普遍,最早可追溯到先秦时代的《诗经》。提及老鼠,人们的印象图示首先就是老鼠的偷盗行为。诗人借老鼠偷吃粮食,隐喻贪婪的官吏搜刮压榨民脂民膏。《毛诗序》说:“硕鼠,刺重敛也。国人刺其君重敛,蚕食于民,不修其政,贪而畏人,若大鼠也。”诗人在以老鼠比喻贪官污吏的过程中构建了一个结构隐喻。老鼠是始发域,贪官污吏是目标域,二者之间具有“偷盗”的相似性进而发生映射关系,在映射过程中重点突出贪污的可耻行为和丑陋贪婪的外形特征,而忽视了老鼠其余不直接相关的特征。再如李清照词“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雁是候鸟,每年会在固定的时节往返于南北,因此,古人认为大雁可以传递信件,雁这一意象便被赋予了传递消息之意。意象有时也会被应用于表达社会概念范畴。如高适《燕歌行》:“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便是以汉朝隐喻唐朝的实事社会境况,诗人以汉代唐,实现了隐喻建构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汉朝和唐朝是隐喻的两个主体,诗人出于习惯考虑,以前代隐喻今代,实现了借古讽今的隐喻效果。在古典诗歌中有许多关于社会历史的意象,往往蕴含着较为深刻的概念隐喻。如“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都是借古讽今,以历史意象隐喻诗人所处时代的事情。由于始发域的差异,隐喻可以分为结构隐喻、方位隐喻和本体隐喻。在一些语境中,结构隐喻、方位隐喻、本体隐喻有时会出现重叠,如李煜“问君能有几多愁,恰是一江春水向东流”,以滔滔江水比喻愁思之浓,以水流动这一形象概念映射忧思难解的抽象概念。江水的波涛汹涌、上下起伏流动隐含了方位隐喻,映射了思绪万千的情感波动。苏轼的“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出不胜寒”“乘风归去”隐喻进入官场,“琼楼玉宇”隐喻官场本身,以“高处”隐喻朝廷和掌权者,暗指其虽身处高位,看似风光却难免危险,时刻处于如履薄冰之状态,是典型的结构隐喻;同时“高处”本身直陈位置之高,是明显的方位隐喻。综上可知,基于意象的隐喻概念功能被广泛应用于古典诗歌中,是研究概念隐喻的重要材料,在具体分析时,应将各类隐喻情况统合起来观察,从多个角度予以恰当地解释。

五、认知语境与意义建构

刘梅丽认为,认知语境具备制约意义建构和理解的能力。束定芳在《隐喻学研究》中指出:“诗歌与隐喻是同质的现象,诗歌在语言本质上与更广泛的语境相联系。”一般而言,认知语境的产生是基于人们从自身视角和社会经验出发完成对另一事物的认知,在形成概念图示化的过程中,既有对语言情景的认知,也有对文化情景的认知。就诗歌而言,无论是创作者还是阅读者,都会以隐喻等认知机制对诗歌进行概念组织和加工,在语言和文化等影响因素的基础上完成认知加工的过程。由于认知主体和认知经验环境等的不同,诗歌的认知语境在不同主体中存在差异,认知主体大致可分为诗人认知语境和读者认知语境两个部分。

其一是诗人的认知语境与含义建构。文学材料与社会现实是有着密切联系的,是表达与被表达、组构与被组构的关系。诗人基于自身的创作和生活经验出发,必然会形成属于诗人独特的认知语境。诗人正是在所处现实的情境中,基于隐喻等认知机制艺术化地使用语言完成诗歌的创作。如李白《春夜洛城闻笛》:“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王维《渭城曲》:“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都是以“折柳”意象出发表惜别的概念,建构起异乡思亲和羁旅思乡的惆怅意境。诗人基于自己的认知语境,通过隐喻等认知机制对意象进行加工,不仅丰富了意象的内涵,也在此过程中建构起自身的意义。中国古代诗词则以客观抒情为创作个性,通过一些象征性物什的代替,委婉含蓄地表达出作者的抒情主旨。[5]正如宋代诗僧惠洪所言:“诗者,妙观逸想之所寓也”。妙观,就是诗人对外在事物的细致观察;妙想,就是诗人主观的认知构想。诗歌所描写的内容,缘起于对外在事物的观察理解,在经过主观的情感重组后,赋予了意象新的内容含义,最终完成对意象的重新建构与解析。

其二是读者的认知语境与含义建构。就读者角度而言,其对诗歌的接受是回归诗人所建构的认知语境,尝试将自己虚拟地代入诗人的认知经验和感觉,虚拟还原诗人的认知情景。当然,这只是理想状态的过程。事实上,诗人的认知语境和读者的认知语境之间必然存在差异。在这种状态中,读者充当着体验者、反映者的角色,为了能更为深刻地体会诗人所要表达的含义,读者需要依靠自身经验等认知图示建构起一个临时的认知语境,在认知想象中尝试解读诗人的隐喻表达,重新体会诗歌的情景。这种认知更大程度上属于集体认知体验,即在认知过程中大众会达成一定程度上的认知一致。读者在解读过程中的还原虚构被称为“认知语境假设”,在此经历了一系列活动尤其是人与现实的活动中产生了认知体验。在认知过程中,要使大众对认知对象达成某种共识,就要借助这种认知体验。读者在分析诗歌的语境时只有结合自身经验与对现实的体验,在认知情景中进行理性的分析,才能更还原并回归诗歌本身,更深刻地理解与体会诗歌的含义。

六、结语

本文从认知语言学理论出发,通过对古典诗歌中意象的分析,讨论了意象的概念隐喻在诗歌创作和诗歌鉴赏中发挥的功能作用。本文先后讨论了认知语言学与认知诗学的概念、概念隐喻与古典诗歌的关系、隐喻在古典诗歌中的运用情况以及认知语境与意义建构几个层面,梳理了古典诗歌意象的概念隐喻形成的理论原则和动因机制情况。对概念隐喻的阐释是多方面的,这就造成诗歌鉴赏的复杂性。因此,对古典诗歌的概念隐喻研究,我们应该从多方面认真思考并付出更多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