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古代文学中的丑女形象
——以先秦两汉文学作品为例

李露菲

一、引言

女性美是我国古代文学作品重要描写对象,关于女性美的经典文学作品非常多,与之相对的,鲜少塑造丑女形象,常将其作为配角烘托主角的“人性光辉”,纵观现有文学作品,少见丑女专属作品,且对丑女均以描绘容貌为主,而且常在情节描述中对其持有批判、蔑视观点,这也就导致丑女形象在不同阶段的描写不同。

以先秦两汉文学作品为例,尽管自周代起重德轻色的社会审美意识逐渐兴起,但先秦与两汉时期文学所刻画的丑女人物形象并不一致,虽然各个时期的丑女人物形象刻画的侧重点都有所不同,但也从侧面反映了尽管同样在重德轻色这种社会美学意识指导下各个时期的美学标准,也有着各自的时代特征。因此,经过对先秦两汉时期文学作品中丑女形象的分析与比较研究,发现这一时期文学作品中丑女人物形象,大致可分成两种:其一,涵盖100多个女性历史故事的《列女传》作品,所描绘的女性形象多以“内在美”为主;其二,以妻妾相争为背景的《妄稽》作品,其中女性以“面丑心毒”为主。透过丑女容貌的变化,可透析出中国古代审美观念的变迁过程,经过春秋战国时代以后,对女子审美已经由周代的按伦理道德标准高低的评判美丑,逐渐过渡到了汉末的“德貌并重”的双向审美。

二、先秦辞赋、典籍中的丑女形象

先秦两汉文学与丑女形象有关的作品主要分为两大类,一是先秦辞赋、典籍,这一类中主要记载的是效颦丑女、妖魔丑妻以及妒妇;二是秦汉传记,这一类主要记载了历史女性人物的美丑好坏,但在这类文学作品中评价人物形象好坏的并非是女子的外貌而是其德行,最为出名的有刘向《刘女传》中的钟无艳,《史记》《长门赋并序》中善妒参保的皇后等。下面是对我国先秦两汉时期文学作品中丑女人物形象的具体分析:

(一)效颦丑女、妖魔丑妻

先秦辞赋、典籍中最典型的丑女形象,当属东施以及登徒子之妻,这一类女子在文学作品中的丑女形象都源于其本身容貌不佳。《庄子·外篇·天运》中所记载的东施效颦故事,就是通过同一件事不同的人做,塑造出了东施这个丑女形象,最为经典还属庄子对东施的评价,“彼知颦美而不知颦之所以美。惜乎,而夫子其穷哉”,从这句话就可以看出,大众审美具有一定的共同之处——喜爱美好的事物、讨厌丑陋的事物,觉得是晦气的东西,就避之不及。所以,在东施模仿西施的时候,由于东施本身奇丑无比,导致路人、富人、穷人都避之不及。而庄子塑造东施这一丑女的形象,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衬托出西施的美。

妖魔丑妻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被真正塑造出的丑女艺术形象,宋玉在《登徒子好色赋》中通过将登徒子之妻妖魔化,来阐述为什么登徒子会好色,将登徒子好色的原因归咎于登徒子之妻貌丑不可看上。虽然在他的笔下并没有直接评价登徒子之妻,但登徒子的妻丑的艺术形象似乎超脱了人的意识范围,更近似于恶魔的体现。并且,通过对东家之女的描述,也能看出宋玉的立场。在《登徒子好色赋》中,宋玉就是如此形容登徒子之妻的,“其妻蓬头挛耳,齞脣历齿。旁行踽偻,又疥且痔”,与之相对的,对东家之女的描写就非常详细、赞美之语众多,如“言语笑嫣然”“皮肤胜雪”等[1]。通过这两个女性形象,利用美与丑的对立,将登徒子之妻妖魔化,体现出登徒子在“好美之心”的驱使下“好色”。

(二)妒妇

先秦辞赋、典籍中的丑女形象,除却貌丑这一类以外,就是经典的妒妇形象。其中,第一个有关“妒妇”的说法,是《左传·襄公二十一年》中描绘的妒妇形象,多为嫉妒心所致,即叔虎其母貌美于叔向之母,致使叔向之母不准女儿见她丈夫,儿子们都纷纷劝谏她。叔向的母亲说道:“深山大泽之间,的确会生长龙蛇。她漂亮,我惧怕她生下龙蛇来祸害你们破坏家庭,现在境内备受宠信的大官众多,坏蛋又从中挑拨,不就是很难处理了吗?我自已有甚么可爱惜的?”让叔虎的母亲去陪侍丈夫,就生下了叔虎。

《韩非子·内储说下》中也有关与妒妇的描述:“卫人有夫妻祷者而祝曰:‘使我无故得百束布。’其夫曰:‘何少也?’对曰:‘益是,子将以买妾。’”这两个妒妇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做了一些恶事,不让其他人陪丈夫睡觉,因而被人视作是丑妇。

先秦辞赋、典籍中最为经典的妒妇形象,当以“郑袖”为先,与她妒妇形象有关的故事是“掩鼻之谗”。郑袖颇多心计,得知魏王宠幸新来的美人,就专门送了些美丽、漂亮人的衣服、首饰给美人,并特地亲近她,好让魏王知道自己也喜欢美人,让魏王觉得郑袖并不忌妒美人。而魏王看到她日日送东西给美人,就非常高兴,觉得郑袖并不善妒。时机成熟后,郑袖就开始使坏,佯装好心,告诉美人她非常美,就是她的鼻子不太好看,看到魏王时应用手遮住鼻子。美人听后,立马照做,而魏王却感到奇怪,郑袖此时就近谗言,说是美人讨厌魏王身上的臭味,魏王就非常生气,就下令割掉了美人的鼻子。无论是在《韩非子·内储说下》,还是《战国策·楚策四》中,都有郑袖“掩鼻之谗”的记载,使这一丑女的形象流传千古。

三、秦汉传记中的丑女形象

(一)貌丑德充的齐国丑女

先秦两汉时期文学作品中所记载正面丑女形象最为突出的,就是刘向的《列女传》,《列女传》中的齐国丑女钟离春、宿瘤女还有孤逐女,是我国古代文学作品丑女形象中貌丑德充的代表。

《列女传》中的宿瘤女,因颈部天生长有肉瘤被戏称为宿瘤女,但她却因这肉瘤被载入青史;孤逐女则因为相貌丑陋不为人们所容,被逐出乡里;钟离春则是天生相貌丑陋,如“结喉”“臼头”“卬鼻”“皮肤若漆”等而被世人所铭记[2]。

这三人都收录在《列女传》的《辩通传》之中,是容貌丑陋但才德出众的丑女,以智慧、善辩、排忧解难闻名。纵然这三人都在外貌有所缺陷,不能取胜于其他女性,但是她们却有许多优点,貌与德的反差是这类丑女最为突出的特点。这一丑女形象,也是先秦两汉时期文学作品中最为经典的丑女形象,除却刘向的《列女传》以外,其他文学作品所塑造的丑女形象都与此不同,并没有突出容貌与才德之间的矛盾。正因如此,刘向《列女传》中的丑女形象才让人印象深刻,既让丑女摆脱了传统审美观,又凸显出了女性的生命价值与审美价值。

(二)善妒凶残的正宫皇后

两汉时期文学作品中最具代表的丑女形象,以吕雉、陈阿娇这两位善妒凶残的正宫皇后为代表。吕雉是历史上最为经典的女性形象之一,她作为刘邦的结发夫妻,在刘邦打天下时历经磨难,但当上皇后之后,刘邦并不喜欢她,反而宠幸妾妃。这也使得她以善妒的正宫皇后形象而被记载于《史记》之中。根据《史记·吕太后本纪》记载可知:赵王较为年轻,为孝惠帝臣子,闻见王后对戚夫人有怨恨情怀,故期待赵王对其进行诛杀,由此表示王后确有妒忌和猜疑心性。随即太后遂断戚夫人手脚,去目,煇耳,将戚夫人制成“人彘”。不加多日后孝惠帝见此伤心不已,事后无心理会朝政,终日饮酒作乐,故多病矣。关于该形象的塑造,并非单纯以外在面貌为美丑评判标准,而是以“内心所为”阐述了位高权重者未必拥有与之匹配的美德,同样可称之为“丑女”。

另外,按照《长门赋并序》中的说法,美丽女子曾答应来看望憔悴的旧人,但却因新欢而忘却原有约定,自此与他人相爱,面对女子如此真挚的情意,为博君心自愿整理床铺,为之哭诉,但最终也没能换回君心,经过相关言语的记载,寥寥几句,就将汉武帝原配皇后得宠、善妒失宠以及失宠后再度获宠的过程呈现出来,但《长门赋》并没有彻底挽回汉武帝对陈阿娇的宠爱,尽管汉武帝看《长门赋》后十分感动,可陈阿娇最终仍旧被废[3]。

通过吕雉、陈阿娇这两任皇后在《史记》以及《长门赋并序》中的记载与描述来看,两汉时期,特别是西汉早期到西汉中期这一阶段,文学作品中对丑女形象的描述多是侧重在德行,女子德行是否良好是评价其美丑的重要指标。

四、先秦两汉文学作品中丑女形象与审美取向

先秦两汉文学作品中丑女形象之所以多种多样,有貌丑德贤的钟无艳,有貌美失德的妒妇,有善妒凶残的皇后,等等,主要是因为不同时期对女性审美的标准不同,以下是对先秦两汉文学作品中丑女形象与审美取向的深度解析。

(一)“甚美必有甚恶”的审美矛盾

先秦时期文学作品中最初的丑女形象,如东施、登徒子之妻,都是指相貌丑陋的女子,主要是因为诸子先哲承认“色”的客观存在,如《墨子·亲士》有“西施之沈,其美也”,《孟子·万章上》有“好色,人之所欲”、《论语·季氏》中告诫君子行事当在不同时期遵守不同底线,即年轻时戒备美色,壮年之际戒备好勇斗狠;年长时戒备利益熏心,否则当损毁名声等。

彼时,人们对女性美的划分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外在美,包含容貌、形体以及举止等称之为“色”,而内在美,包含道德修养、礼仪规范等称之为“德”。而春秋战国时期,对女性审美正处于“欣赏”与“厌恶”之间,一方面“好美之心”让人歌颂女性美而嘲讽丑,如《左传》桓公二年记载:在七年春季之际,鲁文公曾在晋国内乱之时出兵攻打邾国,并让邾人工其子充当看守官,此举并不合乎礼仪。而夏季四月之际宋成公身死,以乐豫作司马,公孙友作左师,右师为公子成,宋昭公欲杀之,此时乐豫表示公子们均为王室后裔,类似于枝叶,若贸然除之,将暴露树干,此举危矣。君子当如枝干对待枝叶般悉心看护,身为君王更要以德行亲近臣子,不可轻易杀之。然而宋昭公未听从,造成后续局面混乱。另一方面,则是诋毁女性美,而肯定貌丑德美,如《国语·周语》记载密康公在女子前来投奔时,未听从其母劝诫,将女子呈送给天子,造成仅一年光景密国败落。

总的来说,先秦时期,由于“好美之心”与伦理道德之间的矛盾,使得“貌丑德美”的丑女形象逐步显现,但这一时期尚未形成西汉刘向《列女传》中提出的“丑女兴邦”的观点,而是在美貌天然追求以及“红颜祸水”心理忌惮之间徘徊,导致文学作品中刻画、嘲讽丑女的同时,又通过美与丑的对立衬托出女性之美。

(二)外貌德行常态化发展

礼崩乐坏之际,轻德行重色相的现象日益严重。《汉代婚姻形态》中就阐述了封建时代女性地位有所变化,女子既可凭借外貌、才干凌驾于男子之上,又能在时代映射下巩固个人地位。吕后能在刘邦之后独揽大权,也从侧面证实了这一点:一方面,吕后是中原统一后封建社会第一个被正式确立的皇后,在她之前没有女性被封为皇后,女子干政虽然不是从她开始,但她确是先秦两汉时期唯一在《史记》中有本纪的女性,本纪中详细记载了她干政、迫害如意母子等内容,却没有过多批判她;另一方面,汉代早期,女性的社会地位相对自由,当时即使是乡民的正妻也可以入户,称之为“细君”,但到了西汉中期,女性地位却逐步下降,甚至在《尚书·洪范第六》中曾对女子表达了轻蔑情感,甚至将貌丑与国运联系在一起,片面认为貌丑者将阻碍国运,若将其祭天即可达到祈福避灾目的,并且女子也开始认为貌美是逆天改命的重要资本,男子也以求娶倾国面貌者为最高追求,该心态开始呈现常态化发展趋势。

因而,秦汉之际外貌、德行还没有过多的追求或是打压,无论是在文学作品还是实际生活中,关于女性美丑的评价,并非是单一以外貌或是德行为主,爱美之心和德行都是主流审美意识的评价标准之一,而“爱美之心”也没有必要德行所压制。这一点在湖北云梦县睡虎地秦陵中发现的大批简内容中有所体现,在《睡虎地秦墓简牍》的《日书甲种》《日书乙种》中,大多部分描述的都是有关于趋利避害的迷信方式,其中明确记载了“生子美”是大吉,说明当时美吉丑凶是一种审美常态,相貌在评价凶吉、趋利避害中有相当重的比例,这也从侧面说明“追求美、好色”是客观存在的、极为正常的一件事儿[4]。

再者,《妄稽》中塑造的“妄稽”这一丑女形象也是非常经典的。通过《妄稽》中关于“妄稽”容貌、德行、言行举止的描述,可以很容易发现德与色之间的关系。妄稽是先秦两汉时期“貌丑德恶”这类丑女形象的代表,《妄稽》中对其容貌的描述是“臂胚八寸,指长二尺。股不盈拼,胫大五握……勺乳绳萦”“蓬髪颇白”“面尽魿腊”等,说明妄稽容貌上是丑的。在听说公公和婆婆要买小妾之后,妄稽虽然感到内心一阵恐惧烦闷,但是还是强压恐慌和怒火,采用迂回战术游说公婆(稽曰:嗟!皆得所欲,莫得所宜。诚买美妾,君忧必多。今不早计,后将奈何?),游说不成就对买回来的小妾百般折磨,最后因妒病倒了。其尾声记录中丑女形象也实现了个人反思,认为悲剧多为嫉妒所致,也起到了告诫女子当摆脱嫉妒心和教育意义[5]。

由此可见,这一时期人们对女性的容貌和德行都有一定要求,男性好色多是批判女性貌丑或是德行不足,而妄稽产生妒心虽是因喜好美色引发的悲剧结局,但评价美丑的同时,也兼顾德行表现,表示时下追求美色尽管为常态化表现,也未完全摒弃德行一味以美貌为评价标准,女性美丑大多以容貌而定,但德行也是评价女性美丑的重要指标。

(三)“德貌并重”的审美形成

两汉时期的审美意识与先秦时期相比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而“德貌并重”的审美形成与多方面因素有关。其一,是在西汉前期,贾谊倡导复兴礼制,两汉时期的封建伦理道德逐步形成,导致从西汉中期开始,女性地位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特别是在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根据根据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韩非“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等观点,提出了“三纲”,明确了封建时期男子显赫地位。其二,《白虎通义》进一步详细规范了“三纲”的内容,“三纲六纪”的概念兴起,封建伦理观已然初步成型,由此女性社会地位逐步下降,导致两汉古代文学作品中对女性形象美丑的审美标准发生了变化,而这也是两汉时期文学作品中丑女形象多以善妒、貌丑德充为主的根本所在。

自刘向《列女传》后,嫫母形象就发生了变化,其中记载了虽然嫫母是皇帝的妃子,位居四妃之下,容貌是最丑额,但德行是最贤的,着重强调了嫫母的身份与德行,这与同时期王褒在《四子讲德论》关于“嫫母”形象的塑造有着较大的区别[6]。《四子讲德论》中对“嫫母”的描述是“嫫母、倭傀,好誉者不可掩其丑”,其意是“像嫫母、倭傀那样的丑女,即使是善于奉承的人,也不能掩盖她们的丑陋”,直接说明嫫母不可否认是个丑女,忽略了其言行与品德。在刘向《列女传》之前的《淮南子脩务训》中,也有关于“嫫母”的记载,也是以丑女的典型面貌存在,无特意突出其品性,在其外在形象上的描述,其骨骼形态较好,虽无脂粉气息,但有贤德之美,即“嫫母也、仳倠也”。

无论是与同时期,还是与之前的文学作品中“嫫母”形象的对比,刘向的《列女传》对丑女形象的描述与塑造,都将重点体现在容貌、德行这两个方面,并非单一从容貌上评价、批判女性美丑。所以说,正是刘向《列女传》的出现改变了人们对美丑的看法,在“好美之心”的推动下,“德貌并重”的审美形成,而封建伦理观对此的认可,使得丑妇观逐步形成——达不到德美兼备之妇人为丑妇,达不到要求的女性,便会成为审美理想之反面形象而受到嘲讽乃至唾弃的丑女[7]。

五、结语

按照固有观念,评判美丑时多以肤色、牙齿为外在形象为主,很少结合德行表现,造成在美色与德行两者间受时代背景影响无法保持平衡。在战国晚期到西汉早期,由于德貌并没有明确的划分界限,尚未形成重德轻色的概念,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对美色持有常态看法,根据上述多篇文学作品的整理与归纳,笔者认为从秦早期到汉末期,丑女形象的刻画开始从伦理道德层面赋予丑女必要遵守的纲常规定,但随着对德行赞美重视度的提高,先秦两汉文学作品除了关注外貌特征外,也倾向于德行评判,进而通过德行美弥补外貌丑缺陷,甚至早期有过包容情怀,而后提出德行高标准后,对不具备德行的丑女纷纷投以批判。由此可见,在不同阶段中先秦两汉文学作品中对丑女形象的描述与当时的审美意识密切相关,但丑女形象并非是统一的,而是具有一定的时代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