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世玩世、愤世傲世中的才情挥洒
—— 张岱作品“二梦”解析

2024-05-09 10:42章早晨陆湘芸
文化学刊 2024年2期
关键词:陶庵梦张岱西湖

章早晨 陆湘芸

一、无可奈何的避世玩世

玩世是一种情调,避世是一种无奈,也是一种风骨。从张岱笔尖流淌的“二梦”观照,张岱一生首先抱持着玩世态度。

此处所云玩世,非一般意义上的以不严肃的生存态度置身现实生活。《汉书·东方朔传赞》有“依隐玩世,诡时不逢”之言[1]。苏轼在《次韵子由清汶老龙珠丹》中言:“先生不作金椎袖,玩世徜徉隐屠酒。”[2]唐寅的《荷花仙子图》:“不教轻踏莲花去,谁识仙娥玩世来。”[3]张岱之玩世,有东方朔式的诙谐幽默,有苏东坡式的通达豁然,也有唐寅式的飞扬浪荡。

张岱出身豪富,父祖好结交名士。明末许多文人都与张家有交情,如徐渭徐文长。如此缘故,这般氛围,于张岱名士风流之孕育大有益助。作为“纨绔子弟”的少年张岱极爱繁华。《自为墓志铭》中有一段自叙,“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如此一路“好”下来,“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端的是极精确地勾勒出少年张岱的纸醉金迷、浮生梦死[4]242。晚年张岱叹“劳碌半生,皆成梦幻”。这些梦幻都汩汩汇入他的两部传世名作,即“二梦”:《陶庵梦忆》和《西湖梦寻》。

张岱之玩世,需要物质基础。他有世家经济支撑,自然玩得起,且得以玩得兴致盎然,玩得余兴袅袅。张岱“少工帖括,不欲以诸生名。大江以南,凡黄冠、剑客、缁衣、伶工,毕聚其庐。且遭时太平,海内晏安”“有园亭池沼之胜,木奴、秫粳、岁入缗以千记,以故斗鸡、臂鹰、六博、蹴鞠、弹琴、劈阮诸技,老人亦靡不为”[5]9。

有了家财支撑的张岱,还有一颗别具手眼的玩世之心。《西湖梦寻》的开篇《明圣二湖》就披露了他与众不同的玩世心态与玩世情趣。

张岱描述西湖,先以早已成名于西湖之前的鉴湖、湘湖作铺垫,再笔锋一转,言及弟弟毅孺“常比西湖为美人,湘湖为隐士,鉴湖为神仙”,张岱对其弟的比拟“不谓然”。张岱别出心裁,把湘湖比成未嫁处子,把鉴湖比作“可钦而不可狎”的名门闺秀,而西湖则成了“曲中名妓”[5]121。

既然是名妓,则自然“声色俱丽”“倚门献笑,人人得而媟亵之矣”。循此玩世逻辑,他说:“人人得而媟亵,故人人得而艳羡;人人得而艳羡,故人人得而轻慢。在春夏则热闹之,至秋冬则冷落矣;在花朝则喧哄之,至月夕则星散矣;在清明则萍聚之,至雨雪则寂寥矣。”董遇三余之说,张岱以之比拟西湖玩味三余,言“善游湖者,亦无过董遇三余”。雪巘古梅,何逊烟堤高柳;夜月空明,何逊朝花绰约;雨色涳濛,何逊晴光滟潋。深情领略,是在解人[5]121。

由精神内核来说,《陶庵梦忆》与《西湖梦寻》既有相同之处,又有很大的差异。《陶庵梦忆》的来源,在张岱的《琅嬛福地》一文中交代得很清楚。张岱其人构筑亭园之识与才,亦可略窥于此篇。《陶庵梦忆》所记世情民风,地域不止西湖一处,遍及当时江南大部乃至齐鲁兖州等地。时节则有元宵、清明、端午、中元、中秋等,风俗则涉庙会香市、张灯烟火、演戏赏月、观荷扫墓、校猎演武、观潮赛舟;还旁及美食方物、花卉茶道、古玩器皿,林林总总,琳琅满目。

张岱的玩世情趣,主要体现在这部《陶庵梦忆》里。《陶庵梦忆》中有追忆怀恋,如《张氏声伎》《方物》和《不二斋》;有调侃嘲讽,如《嘘社》《张东谷好酒》;有赞誉,如《濮仲谦雕刻》《姚简叔画》《柳敬亭说书》;也有揭露,如《包涵所》,描写副使包涵所“穷奢极欲,老于西湖者二十年,金谷、鹛坞,著一毫寒俭不得,索性繁华到底,亦杭州人所谓‘左右是左右’也”[5]42。

文人由入世而出世,继而玩世避世,原因颇多。年少轻狂时的张岱,与五陵豪杰交游,与吴中子弟寻欢,鲜花着锦、烈火烹油,其时的他尚不知天柱欲折,四维将裂。等到关内闯王举义,关外铁骑觊觎,而城楼相继更迭王旗,人非物亦非之时,张岱方始明白,自己已无法回到昔日光景了。一切痛彻心扉的梦的情结,唯有诉诸文字。

二、水到渠成的愤世傲世

张岱的文学史时代归属问题,或许关乎张岱之所以避世愤世与傲世。

关于张岱的时代归属,通行的各种文学史著作大都把张岱归为晚明作家。如游国恩的《中国文学史》第四册“明中叶后的诗文”的“公安派与竟陵派”谓:“晚明产生了大量的小品散文,这是传统散文的一个发展,是公安、竟陵文学革新的直接产物”“张岱,字宗子……张岱小品散文的题材较广……”[6]袁行霈的《中国文学史》第四卷第七编明代文学,第十一章第四节“晚明小品文”载:“在晚明文学发展进程中,小品文的创作占据着一席重要的地位,它代表了晚明散文所具有的时代特色”“在表现生活化、个人化情调的游赏之作中,张岱的作品尤显出色。他的《陶庵梦忆》《西湖梦寻》《琅嬛文集》等著作中保存了不少上乘之作”[7]。郭预衡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史》第四册关于明代的“末代诗文”里开篇也大谈张岱[8]。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下卷的“晚明的散文与诗歌”一节进而云“晚明新兴的散文,是公安、竟陵文学运动的产物”“兼有各派之长,可称为晚明散文的代表的,是以《陶庵梦忆》《西湖梦寻》《琅嬛文集》著称的张岱”。刘氏不仅将张岱散文归于晚明,甚至言其是公安、竟陵之产物。[9]章培恒、骆玉明的《中国文学史》下卷述及张岱,亦归之于晚明[10]。

张岱一生,遭逢明清改朝易帜,他自称“明人”,不愿意降服于清朝的统治,后人编写文学史和写文学评论将之列于晚明文学,也算满足了张岱的遗老情结。可这种安排也容易让后世读者只重其性灵,只注意张岱对公安、竟陵的承继,只注意其“玩世”,而忽略了张岱著作中同样紧要的“避世”与“愤世傲世”,即坚决不与新朝统治者合作,显示文人硬骨傲骨的一面。与其将张岱淹没在晚明小品文之大潮中,不如将其凸显于清初文学诸家里。这样,才更符合张岱的为人为文之本色。

构成作家的性格的因素自然很多,不一而足,如家庭背景、父母影响、成长环境以及时代因素等等。刘再复先生认为,“人的行为方式千变万化,心理特征也千差万别,因此,人的性格本身是一个很复杂的系统。每个人的性格就是一个构造独特的世界,都自成一个有机的系统,形成这个系统的各种元素都有自己的排列方式和组合方式”[11]。

绍兴之地,自古出“硬汉”“硬人”。随意举例,东汉时期,对传统孔孟之学进行问难,公然挑战神圣经典的王充,是绍兴人。明代的徐渭是绍兴人,张岱祖辈与徐文长亦有交往。徐渭的形象总是给人们留下抹不去的典型的狷介之名士的印象。至于现代文学大家、民族脊梁的鲁迅先生,更是绍兴人里“石骨铁硬”的典型。

作家的地域色彩常常遮掩不住。一地之作家,常显一地之气象。同为明朝的风流才子,吴中四才子唐寅、祝允明等人虽然狂放,但更温柔可爱一些。而徐渭的疯癫与不羁,给人们留下了绍兴人之硬骨印象。绍兴人是“硬”的,绍兴黄酒、绍兴名吃、绍兴风土人情,虽亦在柔媚江南的土壤里诞生,但比起江南其他地方更为硬气一些。

绍兴于明清两代多出师爷,民间所谓“无绍不成衙”。师爷是幕僚宾客,是一种职业。徐渭曾为浙闽总督幕僚,入胡宗宪幕出谋划策,曾用计攻破倭寇。徐渭身上就有强烈的师爷因子,流淌着师爷的血液。徐渭与张岱曾祖张元汴多有往来。徐渭后来发病杀死继妻张氏而入狱,即赖张元汴施以援手。至于张岱,虽非师爷,却生于斯长于斯,自然也或染师爷之风。“约略在十九岁至二十岁之间,他(张岱)对主张‘贵我’‘写真性情’的同邑前辈大诗人徐渭产生了极浓厚的兴趣,广收博采,亲手搜集,辑校了《徐文长逸稿》……这位乡先辈对他的直接影响可以说是最大的。”[12]163

又如英国湖畔派诗人华兹华斯(1770—1850),其长短诗歌内涵与中国古典之自然精神多有相通处,这种相通甚至引起人们将之与庄周、陶渊明、王维等诗人比较的兴味。但华兹华斯作品的气质与张岱相比就显得质朴淡雅得多,大抵因张岱之为文为人,多了上文所述绍兴之硬气与“师爷气”。

“师爷”多谋善断,博闻广见。观张岱之《陶庵梦忆》,识见之广,自然不必置疑。然而国破后的张岱先则欲举义旗以抗清,后则不与新统治者合作,宁可躬耕山林,哪怕不堪其苦,这也正显示出绍兴人的硬骨。当然,我们也可以说是书生风骨,君子志气。明清之际,又有多少书生临危变节,或者颇为尴尬地成为新朝子民,终生怀恨,又在后世受尽指责。

张岱选择了自己的另一条道路。张岱的圈子里,另有一拨彼此称道“知己”者,其中相当一部分牺牲于甲申、乙酉的抗清战争之中。比如黄道周、王思任、祁彪佳、陈函辉、倪元璐、徐沁等。张岱的族弟张有誉,于南京破城后坚持不降,往杭州出家为僧,国变后与张岱亦时有往来。张岱亦曾一度为南明政权效力,但只获得一个虚职,旋遭清军追捕,不得已隐入深山。胡益民的《张岱评传》对这一细节,述之较细[13]。

张岱选择隐居,而不轻易慷慨赴死,也是为了完成他的史学著作。张岱的隐居生活有类似陶渊明之处。然张岱天生似无强烈的仕宦之心。一则由于张岱出身于仕宦之家,从小耽于玩世,并无太强烈的出仕之心。曾经于明代参加过科举考试的他失败了几次之后,也就放弃了。对于功名,张岱不似大部分的读书人那样,由向往而至鄙弃,简直是从来就很冷淡。即使一度欲为国请缨,也纯粹是出于爱国之心与书生意气。

张岱坦言自己“学节义不成”(《自为墓志铭》)[4]242,只能“避迹山居”“所存者,破床碎几,折鼎病琴,与残书数帙,缺砚一方而已,布衣蔬食,常至断炊”[4]242。今昔生活对比,宛如梦幻。于是他沉醉方醒,大梦始觉。如此忆梦寻梦,循环往复,遂撰成千古“二梦”。

张岱归隐后之愤世傲世,都尽情倾注于他的“二梦”之中。如《冰山记》,描写该剧演出时,观者数万人。当演到魏党“杖范元白,逼死裕妃时,观众怒气忿涌,噤断护惜。至颜佩韦击杀缇骑,枭呼跳蹴,汹汹崩屋”时[5]93,反映出民心民意对阉竖当政的厌恶和气愤。

《二十四桥风月》写二更灯烬,那些“尚待迟客”的妓女,“或发娇声,唱《擘破玉》等小词,或自相谑浪嘻笑,故作热闹,以乱时候;然笑语哑哑声中,渐带凄楚,夜分不得不去,悄然暗摸如鬼。见老鸨,受饿、受笞,俱不可知矣”[5]51-52。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繁华掩盖下妓女的凄惨,以及强颜欢笑掩盖下的辛酸。

总之,“兹编载方言巷咏,嬉笑琐屑之事。然略经点染,便成至文。读者如历山川,如睹风俗,如瞻宫阙宗庙之丽。殆与《采薇》《麦秀》同其感慨,而出之以诙谐者欤”?[5]9对张岱的大部分小品,都可作如是观。

三、另辟蹊径的才情挥洒

“二梦”并非张岱对于晚明小品文自觉的心摹手追的产物,而是其载道济世的古文爱好和信史更兼心史的遗民史学追求的结晶,是其避世玩世与愤世傲世情结之下的特殊“史文”以及另辟蹊径的才情挥洒。在“二梦”中,我们不仅看到了家国气节,也有沉郁的故国情怀。张岱所实践的,是自孔子、屈原、司马迁、韩愈以来的文章之道、坚韧文心。仅仅把张岱的小品集看作夫子自道的忏悔录,显然忽略了张岱的一掬遗民之泪、一腔黍离之悲,不仅失之浮浅,也言之不凿。

关于张岱才情,胡益民先生的《张岱评传》详细地从张岱之社会哲学思想、文艺美学思想、史学成就、诗词创作、散文创作等多方面多角度加以阐述,所述备矣。今欲另开生面,从绍兴杭州风情,或者说“吴越情调”来评述张岱“二梦”。

所谓“吴越情调”,乃指吴越之地的文学情调与民人风情,一如今人评价张爱玲、王安忆的小说,誉之为“上海情调”,讨论贾平凹、陈忠实作品称之为“陕风”等等,逻辑走向同出一辙。

张岱的“吴越情调”,当然迥异于今世的吴越作家。展读《陶庵梦忆》,吴越砖墙寺庙、庙会集社、市井瓦肆之貌伸手可及;翻阅《西湖梦寻》,则令人如登西湖画舫游于绮丽湖山之间,或步于西湖群峰之山径,时时山水灵动,处处曼妙光影。抛开张岱的史学之才、文艺思想,仅仅“二梦”中的这种迷人情调,足以够得上“才情挥洒”四字。

追忆古旧家世如《陶庵梦忆》卷二“三世藏书”“余家三世积书三万余卷,大父诏余曰,‘诸孙中唯尔好书,尔要看者,随意携去’。”[5]31张岱的祖父张汝霖对聪慧的长孙极其看重,因在朝中为人所劾,落职居家,故有机会直接督导十岁的张岱读书[12]160。张岱天生痴人,加上如此良好的读书环境,自然为其日后学问与才识打下坚实基础。张岱在《四书遇自序》中回忆:“余幼遵大父教,不读朱注。凡看经书,未尝敢以各家注疏横据胸中。正襟危坐,朗诵白文数十余过,其意义忽然有省。间有不能强解者,无意无义,贮之胸中。或一年,或二年,或读他书,或听人议论,或见山川云物、鸟兽虫鱼,触目惊心,忽于此书有悟。”[12]161于少年张岱而言,既可以摆脱朱注的樊篱束缚,又可恣意博览他书,并兼顾知行结合。对于这样的读书引路人,张岱对祖父感念勿忘,于《陶庵梦忆》中屡有提及。

勤学苦读,加上天生颖悟,张岱落笔之文章,清新脱俗。早熟的张岱,除了读书,还凭借家道之力结交志同道合的朋友,同攻诗书,切磋文艺[12]162。当然我们也可以想象,这些朋友自然多半出自显赫家族,读书之外,更鲜明的身份标志是“纨绔子弟”,必然又难以抵御各种市井繁华之诱惑。种种市井声色浸染,对于张岱性格的形成和吴越情调的滋养,乃至产生日后的“二梦”,则大有裨益。

张岱散文的市井气息,在很多篇什中尽可信手拈来,如其工笔细描的《陶庵梦忆》卷七“西湖香市”,张岱将西湖香市尽情描画,文字远在公安之上。动人者如卷四之《高丽寺》:“余少时从先宜人至寺烧香,出钱三百,命舆人推转轮藏,轮转呀呀,如鼓吹初作,后旋转熟滑,藏转如飞,推者莫及。”[5]197这段文字叙述幼年张岱和母亲一起入寺烧香的美妙场景,令人遐想欢喜。张岱念及母亲,又念及昔日光景,这其中的情致人人都能体会,但是用如此笔法写来却少之又少。至于孤冷幽宁则如《湖心亭看雪》,园亭记胜则如《快园记》《筠芝亭》等,更是无一不离江南风物,无一不现吴越情调。

胡益民先生对张岱的情状有过精致概括:“以历代显宦的世家子弟而到晚年食不继炊,以史学大师不肯写一字以承欢新主,用陶渊明的话说,确是‘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松柏’‘怪石’‘冰雪’……这些反反复复出现在张岱诗文,乃至史著论赞中的自然意象,更是他俯仰人生,能承受‘生命之重’的彻悟样态。” 胡益民认为,张岱之“真价值、真特点正在于此”[12]133。一如中国文学史上的许多文人,张岱固然受司马迁、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等人之影响,自觉为文的意识明确强烈,而其有意识地记录各地特别是吴越之地的奇事异物,风土人情,并在其中穿插自己对各种现象的评论和生活智慧,不仅如胡先生所言是一种“人的主体意识哲理式审美感悟的外化”,[5]132且更直接明显,更符合张岱为文的真正本意,更打动后世的读者。几百年后,此种吴之情越之调,甚至被同为越地走出的白话诗人,如沈尹默、刘大白、陈梦家、孙大雨等继承,当然,新诗人中的翘楚如徐志摩,早已超越了会稽或湖畔的地域局限,带着现代性的审美去往了更高的诗学美学境界。

风月是张岱一生挚爱。《琅嬛福地》一文是《陶庵梦忆》的末篇,成为张岱避世玩世、挥洒才情的点睛之笔,成为张岱生存状态的定格之影。坐看风月,成了晚年张岱遭受人世浮沉与家国梦幻后的唯一慰藉,看似潇洒,实则惆怅幽远,无比哀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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