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智时代教材建设的“新形态”
——第21 届上海课程论坛综述

姜子凡 李志远 刘 晨

尺寸课本，国之大者。教材是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重要载体，是当代践行建设教育强国使命的有力支撑。而人工智能的介入，促使教材建设工作者思考数智技术给教材带来的深刻影响，以及随之而来的挑战。2023 年11 月18 日至19 日，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聚焦数智时代教材制度建设，举办了第21届上海课程论坛，汇聚学术力量，共叙应对之策。

论坛以“数智时代的教材建设与国家知识管理机制”为主题，围绕“数智时代的知识与教材理论探索”“数智时代的教材编制与表达”“数智时代的教材学探索”“数智时代教材的认知与使用”等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与交流。来自国家教材委员会、人民教育出版社、伦敦大学学院、华南师范大学、天津师范大学、香港教育大学、上海教育科学研究院等组织和高校的多位专家，以主旨发言、分论坛报告、圆桌论坛等形式畅谈教材建设。

一、再议数智时代教材建设的价值定位

教材建设是国家的铸魂工程，具有重大的意识形态作用，关乎一个国家的主权与事权。数智时代使得教材的媒介载体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以纸质媒体为主导走向纸质媒体与数字媒体共存的知识呈现状态。智能技术进一步打破了教材建设的底层知识生产逻辑，知识的生产不再依赖于专业人士的个体经验积累与知识重组，而是通过生成式人工智能进行实时更新，产生高度个体化的知识，进而重构知识秩序。因此，在数智时代，再议教材建设价值定位的目的，是立足于已知的国家事权根本任务，在知识呈现、知识生产及知识秩序新挑战下重构教材建设的“新形态”。

1.数智媒介拓宽教材边界

新兴教材媒介的出现，不仅促使我们从教材媒介变化的历史入手，考察教材概念的衍变，而且有助于我们重新思考教材边界拓宽背后的知识变革。[1]虽然早有学者呼吁教材研究应讨论多样化媒介的重要性[2]，然而，长期以来，绝大多数教材研究者与实践者的关注对象依然是纸质教材，而纸本作为单一维度的平面媒介，反过来又持续地限制着我们对教材数智媒介的深入讨论。在此次论坛上，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所长崔允漷教授以“无教材非学校”和“无数智不成教”为纲，指出数字智能技术与教育的融合无处不在，国家数智教材研发体系的建构势在必行，并认为如何在数智时代更好落实国家事权，推进国家知识的传承与创新，建设高质量教材体系，是无数有使命感、有责任心的课程人应当主动回应的时代课题。

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陈霜叶教授在此次论坛上从寻溯教材的词源学意义出发，指出“教材”一词的概念起源有两个组成部分。第一部分与课堂教学、学校相关，第二部分与前工业时代欧洲书籍的印刷及媒介材料相关。陈霜叶教授还比较了传统教材与新型教材在分类特征上的变化。她指出，教材在从传统纸质教材向新型教材转变的过程中，当下广泛使用的教材知识媒介、教育媒介及教育数字媒介具备五个特征：第一，将印刷文本与电子资源相结合；第二，以多维、多模态的方式多样化地呈现教材内容；第三，允许使用者以灵活的方式搜索、重组及获取内容；第四，方便教材编审人员增减与调整；第五，赋予教材可不断拓展的容量。教育智能媒介的涌现，完全突破了我们对过去与当下教材在载体、形态、获取方式、可修改性及容量上的理解。通过回顾知识的生产与流转模式，即从书本印刷到数字化传播再到通用数据大模型产生的变迁过程，陈霜叶教授进一步指出，人工智能已经可以借由元学习神经网络来模拟与人类大脑相似的“系统泛化”（systemic generalization）功能。

2.数智时代教材建设的“已知”与“未知”

知识变革打破了既有的知识秩序，与工业时代不同的是，“已知”的原理型知识不再是最有价值的知识。国家教材委员会委员韩震教授在此次论坛上指出，网络与数字化环境对人类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等提出了挑战，因此我们更应该重视教材建设的培根铸魂功能。而为了更好地起到关键意识形态作用，教材建设就需要在适应数智时代的条件下，起到启智增慧的实质作用。这不仅意味着开启心智、增长智慧，而且指向对“未知”事物的认知从经验到原理与数字技术的叠合。

从“已知”的角度出发，此次论坛的与会专家对数智时代“什么知识最有价值”进行了再回顾。他们认为，基于实证与多学科的教材研究方法论转变与指向教材建设的教材学建构是当下教材研究层面的重要进展。部分专家还分享了有利于教学的教材的编制、指向促学的教材的理解与使用，以及作为政策保障的教材管理政策。这些也是我国本土教材建设的实践经验。

从“未知”的角度出发，此次论坛的分享与汇报具备全球视野，不仅有助于我们在比较的视域中分析世界各个国家与地区在教材建设中的经验，还对我们析出数智时代教材建设中国之治的制度优势有所裨益。

二、聚焦教材建设的研究进展与实践经验

数智时代教材建设的探索，始于对新知识生产模式所带来的教材研究范式转变的思考。随着知识变革的到来，此次论坛的与会专家学者进一步追问“什么知识最有价值”；随着实证研究方法与多学科方法赋能教材研究的深化，他们深入讨论如何以基于证据的研究方法推进教材建设；随着学科的不断整合和体系化，他们积极商榷如何以学科合力推进教材建设体系的成熟与完善。

1.教材研究范式的嬗变

（1）数智时代对“什么知识最有价值”的再回顾

数智时代下，知识生产已突破原本的底层逻辑，数智技术对教材的颠覆性改变，连同知识以几何倍数增长的现实，使得无论是研究者、实践者还是其他社会成员，在某种意义上都是无知的。[3]这首先打破的是当前的知识秩序本身，从而需要重新追问“什么知识最有价值”。

此次论坛上，伦敦大学学院教育学院邓宗怡教授从以化育①为中心的德国教学论中的知识育人视角出发，就教学内容进行了再思考，认为教师应在理解课程标准内容的基础上，识别基本要素，挖掘内容中的知识在学生发展中起到化育的关键价值，即学生首先是一个独立存在的个体，教材内容应伴随个体的成长过程，让学生学会与世界共鸣。在诸多国家将21 世纪能力纳入教育目标的大背景下，邓宗怡教授指出，隐藏在该潮流背后的是一种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提倡的能力话语。例如新加坡提出了“能力注入法”，将“能力”纳入教育总目标及学科课程纲要，但学科内容结构并未发生本质改变。由此，邓宗怡教授对能力注入教育目标表示担忧。首先，这虽然是响应教育发展全球大趋势的一大举措，旨在促进知识经济的发展，但“能力”概念可以追溯至人力资源管理，处于该语境下的学生实际上被转化为受干预的“结果”，而非独立存在的主体。因此，他建议以批判性的立场审慎选择所谓的“能力话语”。这种单纯地注入能力的做法，会将知识秩序中经济的价值凌驾于育人之上。

陈霜叶教授则回顾了阿普尔“官方知识”概念中将“什么知识最有价值”与“谁的知识最有价值”等同起来的理论建构[4]，并指出该理论中关于知识形态的前提假设已然无法适应数智时代的教材建设要求。数智时代人工智能对教材建设最为深远的影响可能是对知识秩序的重构，具体表现为知识形态的变革。这种变革指的是知识不再需要通过物理介质以符码化和文本化的显性知识来呈现，知识的范围不再囿于唯一的、被认可和确认的教材内容、教学过程知识、教师教学参考书等教材用书上的正式性知识。陈霜叶教授还指出，我们可以以两种方式来理解在教师与学生的教材使用中所产生的大量有价值的“缄默知识”。第一种是教材使用者根据实际情况所做的教材知识调整，即针对不同学习水平的班级进行有梯度、有等级、有差异的知识讲解，优化教材效能，这些都是搭建学习支架的教材使用有效经验。第二种则是各级各类教师、教研员、教材研究专家等，围绕教材知识点进行的教材二次开发，以及围绕课例中使用教材的经验所进行的教学比赛、所产生的项目成果等，具象化为教材的实践经验。这种实践经验与正式化的、符码化的或显性的知识不同，它很难通过书写与对话进行迁移，是一种寄居于个体相关经验的“缄默知识”。[5]为此，陈霜叶教授提倡建立“国家知识管理机制”，以适应和满足当下现实环境对教材建设中诸多根本性问题的管理需求，以及数智时代个体化、生成化、智能化的新治理趋势的要求。

部分与会专家学者则在此基础上，从不同角度探索数智时代“什么知识最有价值”的可行性答案。宁波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毛玮洁认为，面对数智时代的信息茧房、表层思考等认识危机，我们应在课堂中积极引入批判性思维，着重突出批判性思维的一般性原理知识及运用知识。教材不仅要呈现传统意义上的学科知识，更要关注各学科认识、探究及建构的方法论知识。因此，学科教材中应渗透批判性思维培养，发挥学科知识教学与批判性思维原理教学的协同效应。在学生的实践层面，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杨淏璇从科学叙事证据出发，认为让个体与学科产生意义联结的知识最有价值，应重视学生兴趣，强调学校与社会的协同参与，并注重教材内容的审美性与生活化。南京师范大学秦琳则以“科学与人文”“积极与审慎”“整体与分野”3 个方面的反思重构数智时代的新知识观，强调知识理解新转变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上述观点指向学科基础知识的回归，强调数智时代最有价值的知识应关注学生素养发展、回应时代议题。数智时代下的人工智能已然可以借助大数据模型的信息重组与创新进行知识生产，然而当下数目繁多的教材不能体现这种知识的生产，也不能满足越来越个性化的学习与教学需求。因此，教材基本理论不应将知识定位局限于课堂传播，更应体现知识抽离具体形式而以内核实质呈现的可学价值，以化人、塑人、成人，渐进式地铸魂育人，使教材不再成为拘囿学生思维的“仓库”，而是春风化雨般哺育学生身心健康发展的精神家园。

（2）基于实证与多学科的教材研究的方法论转变

教材建设应关注基于证据的研究方法，提升教材研究的科学基础。此次论坛上，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科学学院特聘教授、亚洲数学教育中心主任范良火就提出，教材研究是对教材本身以及教材与其他因素之间关系的科学研究。在这个内涵界定下，他指出教材研究的3 个主题：第一，基于教材本身的教材研究；第二，影响教材的因素研究，也就是以教材为因变量的教材研究；第三，受教材影响的事物研究，即以教材为自变量的教材研究。范良火教授及其研究团队还对ERIC数据库与中国知网上以数学教材为主题的文献进行比较，发现：仅从数量上来看，我国大陆学者最近10 年来对数学教材研究的参与程度远胜于西方同行；然而从具体的研究主题来看，大陆学者多聚焦于相对来说重思辨、重理论的教材分析和教材比较研究，对教材使用研究关注较少。[6]对此，范良火教授认为，局限于教材分析和比较的研究现状限制了对更重要的教材研究问题的探究，也限制了对更科学的方法论的使用。因此，加强实证研究方法的应用与讨论可以填补当前教材使用研究的不足。

教材建设也应借鉴不同学科的视角，以便教材研究者更好地在数智时代的社会情境中理解教材建设。此次论坛上，辽宁师范大学教育学院赵先魁博士从媒体学的角度出发，围绕数字教材的媒介样态、风险检视及价值转向进行研究，指出数智时代数字教材的媒介样态不仅改变了知识储存的方式，加速了学科知识传播的过程，促进了学科知识的再生产，还超越了知识生产主体的生物限制；对数字教材的风险检视则聚焦于学科知识的标准化、商品化及个人化风险；数字教材的价值研究指向其内容服务、服务效能及工具服务层面。南京师范大学文建章博士从美学理论出发，提出教材内容可以在知识审美、经验审美及学习审美这3 个方面提升学习者的审美能力。

总的来说，一方面，正如范良火教授所言，我们要有意识地关注并着力开展以教材作为自变量如何影响其他因素，以及教材如何作为因变量受到其他因素影响的实证研究；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认识到实证研究的局限并予以规避，正如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段玉山教授所言，一味强调某一类研究方法的科学性不利于研究者们更客观地看待研究中的优势与局限。即使研究者们在数据分析过程中可以应用较为科学的研究方法，但如何说明研究者对某一个维度的认识可以转化为数据分析的前提，仍是一个需要持续攻克的难题。对数据的解读应秉持“居于实而不拘于实”的态度，将教材建设置于更广阔的范围，多学科视角进行讨论。

（3）指向教材建设的教材学建构

数智时代，教材研究者应从不同学科视角，在各个角度、各个层面、各个具体细节凝聚建设经验。此次论坛上，专家们结合伦理学、哲学、心理学等多元学科视角，化零为整，推进教材研究领域的整合。人民教育出版社期刊编辑室主任余宏亮教授指出，教材学是一门交叉融合的开放性学科，其核心构成分为教育学和心理学、编辑学、学科知识及交叉学科等4 大类。他认为，教材学的建构之所以需要多学科来支撑，有5 个原因：第一，是教材制度不断完善的时代要求；第二，是教材的认知、研究及所涉猎范畴的知识基础不断增多；第三，是有关教材研究的学术资源不断丰富；第四，是教材及其实践的应用价值不断提升；第五，是教材学学科规训的不断强化，包括对以相关期刊、论著增量为代表的知识规训，以相关研究基地组建为代表的组织规训，以及以学科知识觉醒、学科组织规范为代表的学科研究规训，都提出了进一步强化的要求。此外，余宏亮教授还非常重视教材研究自身学科意识崛起的关键取向，强调学科共同体的重要性，呼吁“学院派”“学用派”“学编派”走向融合，建议优化教材学学科制度环境，建立稳定的人才培养机制。在国家层面，大量面向不同区域、不同学段及不同学科的教材研究基地的成立，也体现了国家对教材学这一研究议题的关注。

华南师范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院副院长陈友芳教授综合学科体系化进展，基于国外教材研究的依附状态、我国教材现象的独立性、我国制度优势所突显的教材编审规律中的丰富性与独特性，认为教材学能成为我国教育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陈友芳教授提出，通过教材学的体系化，可以从“生成问题”“转化问题”“凝结问题”3 个角度更好地理解教材建设背后的整体制度。首先，基于实证研究的教材学，在错综复杂的现实教材制度权力结构中确证主要博弈群体的数量、主要博弈群体各自的偏好、博弈的具体模式、主要博弈群体的权力指数等重要议题。其次，在教材建设的多重转化中，讨论学科知识向教材知识的转化、学科逻辑向教材逻辑的转化、学科语言向教材语言的转化，以及学科呈现方式向教材呈现方式的转化。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始终存在因转化不顺利而导致教材需求、理解及使用出现偏差的情况。最后，考虑推进口述史研究，以文本形式记述教材建设参与者的亲身经验，以期更好地进行理论化提炼，继而超脱正式教材文本的局限，挖掘教材实践经验的知识价值。

由此可见，教材学的建设有赖于研究者整合多学科视角，借鉴不同研究领域的成果。如此一来，研究者们可以更好地认知和分析教材建设的智能逻辑，形成学科体系，以教材学的学科合力反思现状，发现增长点，并推进教材建设体系更加成熟、系统、完善。

2.教材建设的实践经验

（1）指向德育目标与核心素养的教材编写

教材的使用者不仅有教师，还有作为学习者的学生。有效的教材建设可以促进学生的积极学习，以核心素养为导向，指向真实情境中的问题解决。简而言之，对德育目标和课程标准核心素养的坚守，是以学为中心的教材编写与使用的底层教育逻辑，也是数字教材合法性的重要保障。在此次论坛上，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高德胜教授从道德与法治教材中的文体选择出发，认为如果道德教育完全成为知识的学习，会为“应试”大开方便之门，而划重点、背考点的反作用会关闭儿童的经验之门，因此要回归叙事，勾连学生的生命体验。

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段玉山教授从地理教材对德育目标的落实出发，采用频度统计和文本分析的方法，经过工具设计、评价要素赋值、数据库构建3 个阶段，建立了中小学地理学科德育模型，并以此更好地来分析和评估中学地理教材对“立德树人”目标的落实程度。在进一步研究中他发现，虽然中小学地理学科德育落实整体情况较好，但是部分教材内容在组织结构与文本上都存在“贴标签”的德育游离状态。

针对落实核心素养的议题，夏雪梅副所长分析了过去20 多年科学教材研究的主要方向，发现其集中于难度研究以及特定板块的内容分析，在素养导向方面有所缺失，因此提出以单元“素养可教学性”为分析框架，通过文本编码、对比分析，评估科学教材转化为学生核心素养的可行性，将核心素养转化为教材任务。优化学生学习效果不仅体现在联结学生自身经验与学科知识的教材编审上，也体现在数智时代媒介变化所带来的教材内容呈现变化中。华东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丁胜俊博士指出，数智时代统编初中语文教材的编写不应仅进行知识技能的传授，而应重视学生审美，落实义务教育语文核心素养中审美创造的要求。

（2）指向“利教促学”的教材理解与使用

数智时代下，插图是教材内容的重要媒介呈现方式，影响着教材的利教促学效果。此次论坛上，与会专家们多以插图为教材研究的典型案例。

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王小明副教授从认知负荷理论视角出发，提出了他的发现：教材中插图与文字内容描述对象的一致与否，对学生是否可以有效地整合教材内容呈相关关系。他建议，教材插图应明确设计规范，注重插图嵌入正文内容的关联性，以提升教材的内容整合度。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王哲副教授则通过分析教材插图的情绪唤起，发现教材插图的情感色彩。这种情绪唤起在辅助学生情感能力学习的同时，也存在过度刺激学生情绪，继而增加教材认知负荷的隐患。

数字教材也必须面对“利教促学”的核心要求。天津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李洪修教授审视了学生理解数字教材的过程，指出数字技术介入会带来去语言性，导致学生的理解存在片面化、浅层化风险。为了应对这些挑战，他提出，要以学生立场为本位，强化学生的数字技术素养，确保数字教科书的理解过程具有育人价值，而非局限于技术效果。

数智时代教材使用的“利教促学”除了要促进教学质量与提升学习效果，还要具有促进教与学方式变革的内涵。浙江师范大学教育学院付雷副教授认为，数字媒介介入教材建设在学校与课堂层面存在潜在风险。他从内涵、特征、启示3个角度探讨数智时代教材的媒介性，并认为：从内涵来看，教材作为交流媒介，沟通了多元主体，而教材作为传播媒介，不仅在内容与形式上传播了信息，其本身也是多元信息的载体；从特征来看，纸媒教材与数字教材共存的现状反映出多样态化的特征，多媒体技术与新媒体技术的广泛应用反映出多技术化的特征；从启示来看，数智时代教材媒介性的变化亟须设立相应评价标准并深化多学科合作的基础研究。成都市教育科学研究院王丹艺博士通过系统划分教材插图类型和学习类型，认为应该“让教材插图成为学习过程的视觉化辅助”。湖南科技大学教育学院夏永庚教授认为，数字教材具备文本非线性、主体交互性及深度情境性3 个特征，突破了传统知识的呈现方式和真实情境的创设形式，促使学生以互动的方式进行指向真实问题解决的学习，继而塑造了具身的学习体验，建构了完整的学习反馈。深圳市教育科学研究院贾建国博士还谈及要强化培养，提升教师的数字素养。一方面，要建立教师数字素养提升进阶培训机制，例如面向全体教师数字素养标准的普及性培训、聚焦数字教材开发的专题性培训、融合信息技术的新型教学方式的应用性培训等；另一方面，要搭建教师数字素养提升的实践场域，以及多元化的数字教材建设交流学习、成果展示舞台等。

（3）作为政策保障的教材管理政策

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刘钧燕副教授在此次论坛中谈及，随着新课改的推进，当前中小学教师面临众多繁杂的新概念，并没有参与数智时代教材建设的“冲动”，在此背景下的教材建设如何适应时代变革、服务课程改革，是当下教材建设政策制定的重大关切点。

香港教育大学课程与教学系原系主任霍秉坤教授回顾了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在数字教材建设方面治理模式的转变。香港的教材建设一度比较落后，一方面是因为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不足，另一方面是因为教师培训工作在推进中存在困难。而在最近10 年左右的时间里，香港特区政府在学校持续建设数字基础设施，积极购置数字教材，鼓励出版商编写服务于本地课程的数字教材，并为学校管理者与专业教师提供数字教材使用培训服务。霍秉坤教授基于2023 年教材使用的调查数据，对香港的数字教材政策进行了效果评析。他指出，虽然特区政府对数字教材建设投入巨大，但从教材使用满意度来看，超过半数的中小学教师在纸本教师用书、数字教师用书和数字学本这3 种教学工具的使用体验上没有感受到帮助。其中，小学学段的教师对数字教师用书与数字学本的满意度均低于20%。而且，78.1%的受访家长认为数字教材不可取代纸质教材，53.1%的学生更青睐传统教材，69.3%的受访家长认为数字教材逊色于纸质教材，因为数智媒体影响视力健康（52.5%），使得学生难以集中精神（32.9%），也让学生难以做笔记（10.8%）。

有鉴于香港地区数字教材政策的施行效果，与会专家们基于我国国情，从不同角度探讨了指向“利教促学”的数智时代教材建设管理何以通过政策成为可能。西南大学教育学部杨柳博士提出，高质量教材体系需要明晰政策系统干预、体系空间重组、数智技能重塑及制度结构约束，需要纳入思想体系、知识体系、资源体系及治理体系，需要营造与教材建设相适应的政治环境，构建具有全球视野的研究共同体，需要推进基于数智资源平台的教材开发并坚持以整体性思维促进教材治理的现代化。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李刚副教授及其研究团队指出，数智时代教材建设的制度构建需要重建关系，重塑教育资源的规模化，重构教育模式，重组教育场域以及重修教育评价。曲阜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李琪博士及其研究团队提出，应实现多种工具的综合使用，优化政策内容结构，使得不同政策工具优势互补，达到最佳组合效果。

三、展望教材建设的知识供给与发展方向

数智时代教材研究的持续推进离不开教材实践的全面开展，我国多层次、宽领域、长跨度的教材经验汇聚学者、编者、用者的多方观点，以深厚的力量给数智时代教材建设提供新方案。同时，与他者经验进行对比观照，可以促使我们发现教材建设中的可能与可为，求同存异，反哺现实，在反思中开启教材建设的新思路。

1.基于研究与实践的教材建设知识供给

数智时代教材建设面临着知识变革的重大冲击，在新的知识生产逻辑起点上，就知识秩序重构而言，陈霜叶教授、邓宗怡教授等学者对“什么知识最有价值”的追问与反思，推动着新时代教材建设基本理论的价值探求。范良火教授、段玉山教授等学者提出了更为适切的教材研究方法，反映了研究方法科学化与多学科化的发展趋势。而陈友芳教授、余宏亮教授等学者倡导构建的教材学体系，则有助于我们以整体的方式在中国的文化、经济、政治等社会关系中理解“教材建设，国家事权”。

基于研究经验，与会专家在此次论坛上提出合理建议，以期在教材建设方面取得新的突破。段玉山教授、高德胜教授与夏雪梅副所长，从教材编制层面对落实德育目标以及核心素养的进一步研究方向提出了建议与期待。段玉山教授认为教材的各分析维度应有业界统一的合理阈值，以确保教材量化处理的规范性与一致性；同时，要关注定量与定性研究的互补与互斥，谨记模型科学性和量化过程科学性的结合。高德胜教授强调教材编写的最终目的应指向儿童，应基于儿童立场，让教材语言自然流淌，让教材逻辑水到渠成。夏雪梅副所长则结合中外教材对比，呼吁教材编写应关注各模块的整合性，例如科学实验设计应贯通情境、概念及实践，让孤零零的知识碎片合成为基于真实性的“全息模拟”。

霍秉坤教授提出在教材管理政策方面应加强课程设计、设备推广、数字化开拓，并在最后以悉尼一所学校弃用电子教材的新闻提出警醒：数字教材有可能并非如我们所愿。因此，这更需要研究者群策群力，结合我国实际国情，基于系统论证和理论推演，以审慎、理性、科学的态度推进教材建设研究。正如陈友芳教授所说，中国独特的大国制度特色、教材建设的重大意识形态意义以及教材研究的勃兴，都使得中国的教材建设可以为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供给知识。

2.聚焦新主题与新方法的教材建设发展方向

突破研究对象限制，拓展研究主题，是教材建设的发展方向之一。正如范良火教授所指出的，教材研究不应自我限制为仅针对教材进行的研究，而是要将教材放置于社会情境中，并针对与其互动的不同要素进行研究。从教材政策研究出发，东北师范大学李刚副教授及其研究团队通过分析日韩数字教材政策共同拥有的行政推动特征、社会凝聚特征及人本主义特征，认为数智时代数字教材在中国的制度化应该从顶层设计入手，通过建立健全教材建设所需的数智基础设施与技术攻关机制，构建“政府主导、企业运营、院校实施”的系统工程。从教材习题研究出发，杭州师范大学陆吉健副教授以南非数字化习题为研究对象，从数字化建设、智能化建设、高质量教材建设3 个方面提出了对我国数智时代高质量教材建设的启示。从教材隐含的价值取向出发，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蔡琦博士从历史、政治、文化、地理4 个层面对法国初中教材的国家认同内容融入进行研究，以期对我国教材的价值观融入提供有益启示。通过比较与反思，他们以他者经验完成了对“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教育根本问题的回应。

数智时代，技术赋能下的教材建设已然显露出突破传统教材实证研究方法的态势，这意味着新的研究方法将不再局限于文本分析，而新的证据及其相对应的研究方法，也将给予教材建设新的研究生命力。从教材混合研究方法出发，段玉山教授认为只有将模型科学性和量化过程科学性紧密结合才能带来科学性的结论。从图像研究与基于图像的情感研究出发，王小明副教授与王哲副教授将心理学的研究方法与成果引入教材建设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破除了传统教材研究重文本不重图像数据的研究范式。此外，图像等非文本化的数据形式也启发我们采用与新的数据形态相对应的研究方法。陈友芳教授提及的口述史研究可以展现教材建设过程中丰富且多元的主体视角，丰富教材建设的实践观照。同时，对诸如教材使用与教材二次开发过程进行录制的视频、音频、实时人像表情记录等多维度的媒介资源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教材建设背后的社会机理，塑造新的教材研究范式。

本届上海课程论坛汇集国内外众多知名教育专家，不仅是一次学术交流的盛会，更是对教育发展趋势的深度探索。专家学者们重新追问教材建设的基本问题，推动教材研究方法的实证化与多学科化，积极促进教材学学科体系的构建，为教材建设夯实了研究基础；在教材编写、使用及管理政策效果层面对本土教材建设实践进行考察与反思，则为探明我国教材建设的制度优势奠定了基础。在数智时代新的知识生产逻辑起点上，教材研究未来可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