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代会与中共党史记忆之场的建构
——以中共七大为中心的历史考察

○许 冲

建构党的历史记忆，强化党的政治认同，离不开“记忆之场”的创建。建党百年来，党重视建构中共党史记忆之场，意在通过系统回答“谁来记忆”“为何记忆”“怎么记忆”“记忆什么”“记忆何用”等基本问题，系统释放中共党史记忆的社会政治功能。考量党的百年记忆政治实践，以中共七大为代表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确系民主革命时期党所建构的最具组织和科学权威的记忆之场。通过此次党代会对中共党史的多维记忆，既起到激发情感、凝聚共识、建构形象和强化认同的记忆政治功效，也确保中共七大得以“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载入党的光辉史册，并构成新时代持续深化和创新中共记忆政治的重要镜鉴。

一 谁来记忆：中共党史记忆主体的确认

根据党章所规定的职能与要求，党代会务须审定和总结特定阶段内的党的工作，以服务于党所领导的工作大局。回顾历史、总结经验、建构记忆，藉此达至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统一，是党代会履职尽责的题中之义，这也从根本上确定了中共党史记忆主体的范围。在此种意义上，“谁来记忆”与“谁的记忆”具有主客一体性，也即是中共借助党代会这一党的最高领导机关创设的政治机制和记忆装置对自身历史所实施的记忆政治实践。同时，鉴于党代会多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和在国内外形势发展的重要时刻召开的，“谁来记忆”还因由“谁的记忆”的阶段性与连续性、区域性与全局性、差异性和统一性的区分，转而呈现出集体记忆主体的多重性特征。这反映在中共七大上尤为典型，源于其系统生成了含括党中央、根据地、与会代表和党外人士在内的多重主体性记忆。

从全党及党中央层面看，党代会务须彰显党的历史意识、历史态度和历史智慧，这是中共七大擘画抗战建国重大议题所应有的历史自觉。鉴于中共七大与前次党代会相隔甚久，实难再作中央工作报告，毛泽东建议“对于过去工作的检查”可以“放到历史总结中去”(1)《毛泽东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36页。。因此，自1937年中央政治局会议将“十年奋斗的基本总结”纳入中共七大主要议事日程，与党的历史经验总结、历史问题报告起草等相关的议题，始终是历次筹备会议的焦点。(2)《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年，第3、8、11、12页。至会期临近，中央书记处会议和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先后通过关于中共七大议题的决定(含“党的历史问题”结论)和《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进一步从政治结论上厘定中共七大历史叙事的规范、原则与观点。尽管历史问题报告最后被“政策性的”提前议处(3)《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第123页。，但这丝毫不影响中共七大对党的历史记忆的刻写。从最终会议日程和报告构成看，中共七大政治报告、军事报告、修改党章报告以及统一战线发言等，均是站在全党层面和中央高度梳理、检讨和总结党的历史，饱含了建党24年来党的重要“史事建构、意义与精神阐述、当下政冶理念的表达”等多重记忆要件(4)罗福惠，朱英主编：《辛亥革命的百年记忆与诠释》第1卷，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4页。。经此梳辨可见，党代会视域中最具权威性的历史记忆主体是中国共产党自身，其主体性记忆实践先是起始于党的中央全会、政治局会议和书记处会议对党的历史议题的擘画，后是彰显于中共七大对党的历史的结构性书写，再是延伸至会后对中共党史和中共七大精神的学习、宣传和贯彻。如此这般，深刻说明了党对于系统建构自身历史记忆的政治期待。

从根据地和地方层面看，在中共七大漫长的筹备过程中，中共中央始终注重联系地方党部和各根据地的客观实际，开展会议动员、主题宣传、代表选拔和工作总结，据以汇集和吸纳地方部门工作的经验。1938年中共七大准备委员会发布第一号通知，指示各地须立足宣传会议价值、加强地方党组建设、培养选拔参会代表、准备会议提案意见等方面，做好“地方党筹备七大工作”；1939年王稼祥等人致电各兵团做好中共七大选举工作，强调通过“党的工作大检查，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的发展自我批评”来“总结经验”，并将“提案及总结报告交代表带来”延安；中共浙江省委也根据中央指示召开党代会，系统总结党委成立以来和“过去一切工作经验和教训”；同年，中共中央公布“中央委员分配当选区域”，拟定边区、军队和根据地等11个“党大会须选”中共七大代表名单；1941年中央青委也发布收集材料准备中共七大的通知，要求将各区工作经验教训和模范案例定期上报。(5)《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第6、20、23、38、58页。经此筹备过程，至中共七大代表发言环节，彭德怀、陈毅就华北抗战和新四军问题，高岗和聂荣臻就陕甘宁和晋察冀边区的作风及路线问题，彭真和陈云就敌占区城市工作和保存城市机器问题，朱瑞、古大存和刘澜波就山东、广东和东北地区党的工作问题，纷纷进行历史总结和经验阐释。(6)《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第315、325、339、386、374、396、418、427、483页。上述诸举，既确保各地方及部门的斗争经验史实在中共七大的全面呈现，又极大丰富了中共七大主体报告的史事基础和经验内容；并且，这些来自战斗前线的党的高级干部，更成为中共七大记忆党的历史的关键主体。

从与会代表个体层面看，基于全党120万党员选拔而来的七大代表，在此次会议中也扮演着中共党史记忆的主体角色。就选拔方法、原则和标准看，中央指示既“须尽可能作到利用民主方法”，“按照各地党员的数量，质量，环境，交通等条件”选举，又要确保在“政治上绝对可靠”，能够选出“当地有信仰的党与群众领袖”，并“能回去传达大会精神”。(7)《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第16、130、18、21、61页。以此为据，不管是“中央委员分配当选区域”内的党的领袖和高级干部，还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参会代表，均是熟悉党的历史过往、承担现实斗争任务、能够代表地方部门的优秀党员。就其在党代会场域中的记忆实践看，既有关向应、吴玉章等人在会前就大会应总结中共六大以来党的经验教训、说明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等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亦有林伯渠立足个人40年革命经历对国共两党革命道路的历史比鉴，还有张闻天、博古、杨尚昆、朱瑞、李富春等人联系党的历史反省个人错误，更有全国各地参会代表在到达延安后，会前被编入中央党校参加整风运动、讨论党史文件和研习党的路线，会中积极参与讨论党的性质、群众路线、干部问题等历史议题，会后借“庆祝会”或专题会宣传中共七大会议精神及其对中共24年历史的总结。(8)《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第58、100、167、349、369、392、418、432、68、512、729页。上述记忆主体的多元共存和作用发挥，是在自上而下建构中共党史记忆之余，立足局部、微观和个体层面对党的历史记忆的进一步唤醒、刻写、体认和强化。这也说明，中共七大所形塑的历史记忆确实是一种政治共同体的集体记忆。

除上述记忆主体外，中共七大与会党外人士也不同程度参与了中共党史记忆实践。诚如，日本共产党党员冈野进曾主动要求列席会议，他除高度肯定中共24年发展所积蓄的力量、积累的经验、积淀的思想外，还着重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以及这次大会对于东方各民族解放的重要意义”；再如，代表革命的中国国民党党员在追悼死难烈士大会上讲话的邢肇棠，既高度肯定1921年中共的诞生标志着中国出现了“真正代表民族和人民利益”的政党、推动了国共合作和国民革命，又强烈表达了坚持抗战、制止内战的政治意愿。(9)《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第173、687页。综上可见，中共党史是中国共产党人创造的历史，中共党史记忆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集体记忆，中共七大记忆中共党史的主体具有多元性和层次性。

二 为何记忆：中共党史记忆诉求的表达

借助党代会记忆中共党史，折射出中共党史记忆对党的建设和中国革命的价值，也意味着党代会具有寄放历史记忆和表达政党政治的可能。考量中共七大自筹备至召开的漫长过程，尽管其间革命形势和斗争任务不断变化，但将中共党史记忆视作“斗争的重要因素之一”加以持续“记忆”“控制”“管理”(10)[法]米歇尔·福柯：《性经验史》，佘碧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07页。，并着力通过“捍卫过去以便为现在、将来服务”的政治诉求始终未变(11)[法]雅克·勒高夫：《历史与记忆》，方仁杰、倪复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13页。。

从历时性层面看，中共七大记忆实践的基本诉求在于总结历史经验。这是年轻政党因应革命斗争和推动自身发展的需要，既体现出党代会的核心职能，也构成中共记忆政治“集中的标志”(12)李忠杰：《加强对党代会历史的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06年第5期，第6—10页。。概言之，1931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必须召集中共七大，借以“郑重”总结苏维埃运动和工业中心党的工作经验；1937—1938年中央政治局会议两度讨论中共七大议题，强调应对“自党六次大会以来的革命斗争经验作一个基本的总结”并形成“十年结论”，但共产国际认为应当慎重行事，直言“大会要着重于实际问题”；为此，毛泽东提出中共七大须总结“主要的是全国抗战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经验”；1939年周恩来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共组织发展和党的七大筹备相关情况，并就“六大至七大期中党的政治路线及中央工作”进行初步总结，这当属中共中央工作报告的基本构成和事前汇报；1943年关向应在病中也向毛泽东和中央建议：鉴于党拥有极端丰富的经验，中共七大对此应认真总结，借以“认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发展的规律”；1943年中央政治局发出党内学习指示，称中共七大“将总结我党二十二年的经验”，总结建党以来的历史经验也被提上议事日程。(13)《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第3、3、8、14、15、16、35、59、72页。随着整风运动的系统推进，毛泽东再度建议中共七大只作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不作抗战时期)的结论，据以“取得经验教训”和“照顾以后”。(14)《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499页。整体考量中共七大意欲总结和记忆的经验史事，虽然前后经历数次变化，但在最终的政治历史叙事中却并未专书一段，而是几乎涵盖建党以来所有的历史时段。这说明，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务须以系统的历史叙述和史事重建为基础，该过程也恰是对中共党史记忆的唤醒和刻写。

从现实性层面看，中共七大记忆实践的核心诉求在于擘画抗战建国。众所周知，实因革命形势频变，致使中共七大议程至1944年中央政治局会议方才初步拟定。(15)《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第73页。相较早前议程设置的显著变化，一是减省多项报告内容，二是新增“加强城市工作和争取全国胜利”议题(16)《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946页。。前者为专注于筹谋抗战胜利的重大议题，后者源于抗战形势催生出民主建国的重要契机。事实上，中央在抗战爆发后重启中共七大召集工作的初始议题，就是总结十年奋斗经验、组织和保障抗战胜利这两大项；以此为指针，地方党委为准备中共七大而召开的各级党代会，其重心也是“检讨与总结抗战二十四个月的经验”和“建立与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经验”；不仅如此，中央原拟交由中共七大讨论的党的历史问题，为“集中全力注意当前的问题”，也转交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加以提前议处。(17)《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第3、22、133页。由此可见，“争取胜利”乃是中共七大的核心“工作方针”之一。为了说明党的领导是中国人民争取胜利的“重心”，毛泽东借中共七大预备会议阐述了一部中共“简史”；(18)《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第134—140页。至中共七大正式开幕，任弼时等人立足于建党24年来的历史总结，强调中国和东方在未来两三年内“将要发生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变化”，即打败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19)《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第161、163页。可以说，中共七大就是为谋划抗战建国两大核心议题而召开的，个中对中共党史的系统记忆也正是服务于此。正如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政治报告中所言：抗战经验至今尚无人作出全面总结，中共七大应“作出适当的总结，借以教育人民，并为我党决定政策的根据”(20)《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第181页。。从议程设置到议题阐释，中共七大始终没有脱离对党的历史多维叙事，而总是立足于系统建构中共党史记忆，来为擘画抗战建国议题提供坚实的历史根据。

从统一性层面看，中共七大记忆实践的关键诉求在于整肃政治路线。中共七大确立的另一工作方针是“团结一致”，意在通过团结党的阵线和党的队伍，实现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孜孜以求的民族独立解放。(21)《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第134—135页。为此，这既须在全国上下确立战胜日寇的“一个思想，一个希望，一个要求，一个目标”，更要在中共党内加强“新工作条件下党的建设”。(22)《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第9、12页。这其中，建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民族统一战线是关键，发展和巩固党的组织是根本，并且唯有以“党的统一与团结成为全民族团结的模范”，方能“解答今天克服困难、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一切主要问题”(23)《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第13、16页。。为此，中央指示各单位在准备中共七大时，务必“深入中央决议的讨论，保证代表大会成为政治动员思想准备的有力步骤，着重指出克服投降危险，克服困难，进行艰苦持久战争巩固党的坚定性”(24)《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第20页。。这是中共力主“经过七大”使其自身“达到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更大与更高度的一致，向着彻底战胜敌人解放中国的大路迈进”的关键所在。对此，泛泛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实已难堪大任，务须重点反思国共内战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党内的“左”倾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及其造成的严重损失。(25)《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第72页。对此，中央书记处会议在筹备中共七大时确定了一个基本政治方针：“对于历史上的思想问题要弄清楚，对结论必须力求宽大”，以便团结一切同志共同工作。(26)《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第73页。也唯有建筑于此，中共方能集建党24年和三个英勇奋斗历史时期的丰富经验，成长为中国人抗日救国、中国人民解放和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三维“重心”。(27)《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第163页。

从发展性层面看，中共七大记忆实践的重要诉求在于建构政治权威。衡量党代会的成败，关键在其推动“党的前进所达到的水准和程度”，以及能否揭示“面向未来将要遵循的前进方向”(28)李忠杰：《加强对党代会历史的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06年第5期，第6—10页。。从政治发展角度讲，就是看其能否塑造党中央的权威、择定正确的发展道路和确立科学的指导思想。具体而论，这就要求中共七大既能选举出强有力的党的中央领导机关，又能选拔出“在长期革命斗争中证明了他们是党性坚强和能够实际运用马列主义武器具体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同志”(29)《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第59页。，借以确立推进20世纪中国政治发展的领导核心、政治纲领和指导思想。进言之，要能够历史地证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是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理论创造性地应用于中国实际并发展了列宁和斯大林学说的典型代表，证明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证明毛泽东道路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达到彻底解放的唯一正确的道路”。(30)《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第102、259、261页。这也就意味着，中共七大务必要阐明毛泽东是“从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中产生”和“在伟大的中国革命斗争中经过了三十余年的历史考验”的人民领袖，毛泽东思想是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三次伟大革命战争中“生长和发展起来的”，毛泽东道路是“最正确最完全地”代表党的历史、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近代革命历史及其“正确的革命方向”。(31)《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第261、267、270页。可见，中共七大当须立足于整体的、阶段的、组织的和个体的多重角度记忆党的光辉历史，据以树立党中央的政治权威和党的领袖权威，并坚定中国革命道路自信和坚持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

不难发现，中共七大全力建构党的历史记忆，源于借助党代会建构历史解释权、掌握话语控制权和塑造政治合法性的多重期待。历经24年艰苦奋斗，党业已深刻地认识到：“对过去的无知不止妨碍对现在的理解，它还连累当下的行动。”(32)[法]马克·布洛克：《历史学家的技艺》，黄艳红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4页。对此，党抱有相当清醒的历史自觉和至为深远的政治考量。

三 怎么记忆：中共党史记忆载体的创设

毛泽东指出，中共七大“鉴于历史，为着将来，为着全国人民，为着全党”，所以采取了现实主义的方针(33)《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第598页。。那么，如何才能以史为鉴、服务现实、利民利党呢？从操作层面看，务须使中共七大成为“实在的、象征性的、功能性的”中共党史记忆之场(34)[法]皮埃尔·诺拉主编：《记忆之场：法国国民意识的文化社会史》，黄艳红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0页。，借以确保它能够“立足现在来展开对过去的记忆，从现在出发来阐释过去的意义，并从过去的意义中产生对将来的期待”(35)罗福惠，朱英主编：《辛亥革命的百年记忆与诠释》第1卷，第4页。。为此，务必要筹谋最优化的时空条件、机构设置、会议过程和策略选择。

一是记忆时空的确定。何时何地召开党代会，不是一个简单的物理时空选择问题，而是综合决定于党所处的时代背景、斗争形势、政治状况和思想水平。中共七大与中共六大相隔17年，每每召集却又屡屡延期，至1945年方具备利于会议召开的“积极方面”：既发展了党的力量，又统一了党的思想。(36)《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第131页。溯及既往，中共七大会期延宕主要源于抗日战争爆发、国共关系紧张、党内思想复杂、延安整风运动和主要参会人员在外等多重肇因。这些相互关联的重大事件与影响因素，决定了中央尽管力主“尽可能地在较短时期内”和“在不久的将来召集”中共七大，并强调“不便再延”以及“代表须于最近期间启程”(37)《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第3、16、56、60页。，但均有赖于以解决团结抗战、整党整风、党际竞争等系列重大历史和现实问题为前提。不仅如此，中共七大会议空间的寻获也非易事，是在经由实施战略转移、开赴敌后抗战、广泛建立根据地和推行民主政治改革等系列重大举措后，中共地缘战略空间才出现“由北向南、由西向东、由内陆转向沿海、由农村地区转向城市地区的发展趋势”(38)王志刚：《中共七大的地缘战略：背景、生成及分析》，《中共党史研究》2015年第6期，第40—55页。，并得以将陕北作为“落脚点”“出发点”“试验区”，“在这里开七大，在这里解决历史问题”(39)《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第139页。。概言之，党是在历经中共六大以来17载努力才成为“全国政治的决定因素”，才在党内形成“空前的团结”的政治局面(40)《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第131页。。这也就意味着，它再也不需要借域外或秘密空间在仓促准备之下召开党代会，及至中共七大，业已在历经三个阶段伟大斗争后，获得了“将以往经历及历史事件转变为激励现今生活的动力”的成熟时空条件(41)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编：《中国社会学》第1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26页。，此乃党代会记忆之场得以建构的先决条件。

二是记忆系统的设计。如果说会议是创造精神产品的重要方式和手段，那么党代会无疑是“存储和解释”党的历史最为权威的机制与载体(42)[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3页。。中共七大能否有序和高效记忆党的历史，关键在于能否合理设定记忆系统。从先期筹备过程看，它先是借中央政治局会议成立中共七大筹备委员会，后是集体讨论如何在政治、组织和报告人上予以准备，再是以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专门决议的形式阐发召集会议的意义、任务和日程。(43)《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第4、8、12、16页。自1940年起，中央政治局会议又责成专人准备组织、宣传、军事等17种会议材料，并借整风运动中的全体会议、小组会议、个别漫谈等方式讨论中苏两党的历史。(44)《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第54、68页。1943年中央部署进一步研究和讨论中共党史问题，“目的是使干部提高认识与增进统一团结，并为将来讨论七大决议作思想准备”；1944年中央书记处会议指示在中共七大决议发表以前，自中央局至区党委的领导机关可以传达讨论党内机会主义路线错误问题，及至1945年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无疑为中共七大顺利召开做好了最后的政治准备。(45)《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第72、73页。随着中共七大预备会议发出“关于中共七大准备工作的通知”，任弼时藉此详细说明了会议的推迟原因、召开意义、日程确定、代表分配、报告准备、主席团产生等“组织准备”情况，毛泽东也着重阐释了中共七大的工作方针。(46)《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第131—140页。至此，以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会议为权力中枢，以党代会核心职能为议题设置的边界，以整风运动和党史学习为中介渠道，中共七大既获得了履职尽责的组织基础，也创设了记忆中共党史的权威系统。

三是记忆过程的管控。对中共七大而言，建构中共党史记忆是党在重大历史转折时期一项“最大的心理政治工程”(47)景军：《神堂记忆：一个中国乡村的历史、权力与道德》，吴飞译，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187页。，能否管控会议流程将是决定这项记忆工程建设成败的关键。基于前述会议与记忆的功能耦合特性，它首先是借会议开幕来唤醒记忆。事实上，任弼时等人在中共七大开幕致辞中所反复追问的历史议题，诸如建党以来中共努力奋斗“得到了什么收获”“这二十五年当中，怎么争取胜利的”“这样的党，是怎样锻炼成的”“怎样把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48)《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第161、164、166、171页。，无不是在唤起中共七大对党的历史回顾和经验总结。其次就是借主题报告来刻写记忆。具体而论，为论证抗战中的两条路线，就“必须回溯一下我们抗日战争的历史”；为说明“如何在军事上去完成”抗战建国任务，就必须系统总结抗战以来特别是解放区的斗争经验；为充实党章和加强党的建设，就必须总结中共六大以来的经验。(49)《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第181、257、261页。对此，毛泽东等人在中共七大上是如何呼吁的，在主题报告中也正是如此阐释的。再次就是借大会发言来体认记忆。对于中共七大涉及的诸多历史议题，参会代表们不管是独立的“从历史经验检讨中得出来的全面认识”，还是“经过实践的体验”认识到区域斗争中的“思想的片面性”，抑或是在听取报告后进行自我反省和承担责任，它们最终均指向一个共同维度，即对中共七大主题报告及其相关历史结论的理解、服膺与认同。(50)《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第312、320、349、369页。最后就是以中共七大会议结论和决议的形式强化记忆，借以“从历史上解释”党的方针和选举党的中央委员会，并借助悼念死难烈士从仪式上固化中共党史记忆，并藉此升华中国革命精神。(51)《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第602、683页。客观而言，中共七大成功实现了对整个会议过程的严密管控，这就从政治技术上确保了中共党史记忆的秩序与效果。

四是记忆策略的运用。开会是一门学问(52)张起朴，刘赤峰主编：《会议学引论》，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页。，开好党代会并藉此“总结历史，这是需要非常谨慎处理的一门政治艺术”(53)李忠杰：《加强对党代会历史的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06年第5期，第6—10页。。中共七大能否开成团结的和胜利的大会，审慎选择历史记忆策略尤为重要。从时间向度看，它最起码应能立足建党以来、中共六大以来和抗战以来三重社会历史时间叙述党的历史。这是从中共党史的逻辑起点与整体历史观念、党代会的基本职能范围和民族独立解放的核心议题出发，去再现历史、总结经验和透视规律。对此，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系列讲话就充分展现了上述时间策略，立足多维社会历史时间阐释党的历史。从比较维度看，中共党史绝非是一个孤立的存在，中共七大务须立足于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斗争史，并全面贯彻毛泽东倡导的“古今中外法”(54)《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00页。，以比鉴新旧民主主义革命史、中外党际关系史、中国共产党发展史和个体革命历程转变史，去诠释中国共产党选择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新民主主义方向和毛泽东道路的正当性(55)《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第261页。。从修辞角度看，历史事实及其叙述是一种修辞建构和言语行为，中共七大历史叙事若要达成记忆政治功效，务须以多元修辞重述党的历史、阐证中国革命纲领路线、鼓动党员和群众的政治情感。诚如，为说明党的抗战路线、溯源民主革命纲领以及阐释党的土地、少数民族和外交政策，毛泽东就曾大量引用孙中山的相关史事、政论和观点；(56)《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第182、186、191、198、202、203页。为总结党的经验成就和革命方法论，刘少奇等人大量使用隐喻修辞，典型表现就是将毛泽东比作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中国革命事业的舵手、旗帜、太阳、救星、舵师和掌舵先生，据以肯定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和领袖权威。(57)《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第161、171—172、299、316、326页。如此种种，不胜枚举。中共七大多元记忆策略的选用，对于增强中共党史叙事语言逻辑力量和提升中共党史记忆建构效度价值斐然。

中共七大历史记忆之场的创建，融合了包括时间与空间、权力与技术、观念与策略在内的多重要素，兑现了中央提出的应从“政治上、组织上、技术上”做好会议准备的要求(58)《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第16页。在决胜“两个中国之命运”的重要时刻，党的记忆政治行为也充分验证了皮埃尔·诺拉的观点：“记忆之场是我们民族历史的关节点。”(59)[法]皮埃尔·诺拉主编：《记忆之场：法国国民意识的文化社会史》，第27页。

四 记忆什么：中共党史记忆内容的刻写

厘清“谁来记忆”“为何记忆”“怎么记忆”三个重要议题，中共七大建构中共党史记忆的对象范围也将确认。此种记忆须含括建党以来的历史事件、重要人物、思想文化以及相关政治势力和历史因素。论其大要，与抗战胜利、民主建国和党的建设等议题直接相关的史事，均系中共七大重点记忆的对象。

首先，是对建党以来中共党史的宏观记忆。前已有述，基于政治力量的成长和抗战形势的发展，至中共七大前后，党终于获得全面审视自身历史的机会。就其基本历史叙事看，毛泽东在政治报告中写到：党自从1921年诞生以来，“在其二十四年的历史中，经历了三次的伟大斗争，这就是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和现在还在进行中的抗日战争”(60)《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第206页。。述及这24年历史，任弼时归纳出党的“最主要的收获”是各项主张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朱德总结出党的“特点”是坚持武装斗争，党的“特色”是找到主持党的领袖；周恩来概括出党的成长原因在于反对国内外敌人、反对民族中反动思想派别、反对党内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以及能够保持与群众的联系、勇敢实行自我批评和从事保护人民利益的革命战争，党的主要依靠力量源于全党的共同努力、党内外革命先烈的牺牲、中国人民大众与党的共同奋斗、与民主党派的合作和得到全世界进步人士的同情，其中至为关键的是拥有了毛泽东的英明领导；刘少奇立足党的思想建设史和政治发展史的基本维度，深刻揭示出建党24年来的历史就是一个“毛泽东思想的生长、发展与成熟”的过程。(61)《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第161、164、166—167、268页。正是由于获得了上述力量支持、斗争成果和特点特色，党才得以积累“三次革命的经验，尤其是抗日战争的经验，给了我们和中国人民这样一种信心”去实现打败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的伟大政治任务。(62)《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第208页。

其次，是对抗战以来中共党史的集体记忆。回顾历史、总结经验、筹谋胜利是中共七大最为切近现实需要的记忆诉求。为此，在中共七大政治报告和军事报告中，毛泽东以“走着曲折道路的历史”为题，整体回顾自国共合作至抗战全面爆发后国共两党的斗争路线，并提出因应时局发展需要的一般纲领和具体纲领；朱德详细阐释了党领导八年抗战的阶段性特点、解放区战场的创立、三个时期的斗争及其“总的经验”，也即是经过党的领导、依据人民战争、实行革命的三民主义和新民主主义政策，借以推动解放区的全民抗战总动员、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和各阶级的大团结，实现抗战的一元化领导。(63)《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第181—206、243页。在会议发言阶段，周恩来分五个阶段细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历史过程，并从认清敌人、辨识队伍和掌控领导权出发“研究统一战线的经验教训”；彭德怀立足六大解放区的建立、地方联合政府的建设、对日作战以及反“扫荡”斗争等方面的史事，系统总结了华北八年抗战的成绩，以及实施敌后战场游击战略、由上而下建立抗日政权、切实贯彻人民战争方针、建设群众性的党的斗争经验；此外，陈毅、聂荣臻、刘伯承代表新四军和华中地区、晋察冀、晋冀鲁豫，朱瑞、古大存、刘澜涛代表山东、广东和东北，对所属区域抗战历程与经验教训进行了系统回顾和专门总结。(64)《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第299—312、315—324、325、386、412、418、427、483页。藉由抗战经验的全方位总结，整体的和区域性的中共抗战记忆得以深度刻写。

再次，是对六大以来中共党史的反思记忆。按照党代会的常例，中共六届中央委员会应向中共七大作报告，后因中间延搁17年之久，并且“中央主要负责人换了几次”，毛泽东遂建议相关工作总结可放到政治报告中来讲。(65)《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136页。就其对中共六大以来党的历史记忆看，主要是整体性概述党在两次大会间“经历了国际、国内和党内的许多重大变化、重大事故”，典型表现是党员、军队、解放区和地方政权数量的成倍激增，以及因此使党具备了“极大的特点”：成为“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党”“完全熟练了领导革命战争艺术的党”“领导着敌后九千五百万人民建立了强大革命根据地的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空前团结和统一的党”“有了自己伟大领袖的党”。(66)《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第166、261页。此外，就是专门聚焦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的具体史事和思想问题，典型表现是张闻天结合党的历史对个人小资产阶级作风的省察，以及对教条主义、盲动冒险主义与宗派主义由来的检讨；博古对教条主义机会主义路线发展四个阶段的全面总结，以及对所犯错误应负责任的反思；杨尚昆对执行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反省；李富春对个人成为经验主义者的检讨等。(67)《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第349、369、392、437页。如此记忆既兼容党的历史成就与经验教训，也兼备全党与个人两个维度，在凸显党的政治理性和个人的历史自觉的同时，更强化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刻写的中共党史记忆。

最后，是对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的特别记忆。中共七大记忆党的创建史，主要源于在“两个中国之命运”抉择的历史性时刻，(68)《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第162页。党既需要团结力量以争取抗战胜利，又需要回望初心以擘画革命前途。为此，毛泽东在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就从时代背景、指导思想、社会政治、域外经验出发来阐述党的创建条件，从代表构成、会议过程、发展趋势、主要领袖出发来概括中共一大的历史细节。(69)《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第134—140页。这是以党的创建历史亲历者的身份在进行记忆刻写。在中共七大政治报告和结论报告中，毛泽东还高度评价了党的创建的伟大历史意义，并直言“从此以后，使中国的解放斗争进入了新阶段”，“五千年的中国历史就改变了方向”(70)《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第201、536页。。在修改党章的报告及其结论中，刘少奇详细阐述了党成立的国际条件(第一次世界大战、十月革命)与国内条件(帝国主义侵略、封建军阀压迫、人民革命斗争与五四运动后工人运动的兴起)，强调“党一开始就是无产阶级性质的政党，马列主义的党，是中国工人阶级最高的组织形式”(71)《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第263、513页。。陈云也指出，中国共产党“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就对中国革命开始起了提高的作用，从书斋走向战场，把社会主义理论与工人运动结合起来”(72)《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第555页。。可以说，中共七大集体追忆党的诞生历史及其价值，是立足于抗战建国新的历史转折点对党的创建史事的创世性记忆实践，这也实际验证了保罗·康纳顿所谓“所有开头都包含回忆因素”的观点。(73)[美]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页。

此外，中共七大记忆中共党史的对象范围，还包括对新旧民主主义革命历史的比较记忆。其中至为典型者，有下述三人：一是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33次述及孙中山的政策、原则、著作、思想和精神等，据以比鉴国共两党民主革命的历程和现实政治主张的得失；二是前述林伯渠在中共七大开幕致辞中积40年经历对新旧民主主义革命历史的个体化书写，以及对孙中山从事革命斗争失败原因的辩证分析；三是吴玉章在中共七大闭幕典礼讲话中对同盟会以降国民革命“成败利钝”的分析，以及对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坚持革命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联系，进而创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集中阐释。(74)《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第167、634页。上述对比记忆，含括了与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相关的史事记忆、价值记忆和精神记忆，彰显出党借历史记忆建构来坚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党的领导地位和坚守新民主主义革命方向的核心记忆政治诉求。

五 记忆何用：中共党史记忆功能的释放

在何时“求助于我们作为指南的回忆”，就中共七大所建构的记忆之场及其记忆实践看，既在于寻求彻底解决民族战争“困境”之际，亦在于“回答”未来“中国之命运”之时，还在于建构党的“有意义的叙述系列”之刻(75)[美]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第20、36、25页。。由此，这既再度印证了中共七大记忆党的历史的强烈诉求，也揭示出中共党史记忆功能释放的价值可能和基本面相。

一是有助于重构中共党史，推动党的知识生产。整体考量中共七大的记忆实践，当属一种典型的政治共同体的集体记忆行为。因而，它既具有集体记忆的普遍性特质，即“在本质上是立足现在而对过去的一种重构”(76)[美]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第59页。，同时也构成中国共产党知识生产的重要渠道。通常而论，这种记忆实践是一种富含哲学反思色彩的历史叙事和政治表达，意味着对某些习惯性的甚至是错误的历史理解与书写的挣脱，以及在经由二度思考后开启对党的历史的具体批判与科学重构。(77)张羽佳：《阅读·诠释·实践：马克思的当代境遇》，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4—7页。如前所述，延安整风运动为之创设了思想基础，《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之奠定了基本结论，中共七大为之提供了组织前提和政治机制。由此，中共党史便获得了源自于党的最高领导机关的权威性阐释和表达：在史事记忆层面，既有统摄建党以来、中共六大以来和抗战以来党的历史发展脉络的多维叙事，以彰显中共七大叙史的整体性；亦有对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的党的路线问题和错误思想的集中反思，以及以典型个人为代表的阶段性、区域性和政策性的历史检讨，以形成对党的历史曲折的“拨乱反正”。在价值记忆层面，不仅有中国革命三个时期的宏观性历史叙事和阶段性政治评价，还有中共创建史、党内机会主义路线史、敌后抗战史的特别聚焦和综合研判，以形成对中国共产党历史兼具权威性和科学性的正式结论。在精神记忆层面，它含括了中共“建军的基本精神”，中国人民“一往无前”的抗战精神，党的领袖“实事求是的马列主义的创造精神”，“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整风精神、“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愚公精神等一系列革命精神意涵，据以丰富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78)《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第81、83、237、257、83、206、1 629页。综上所有类型的记忆实践及其记忆内容呈现，绝不仅仅是为了满足“存史”的单纯需要，它最终均将指向对抗战建国议题的深远谋划，对毛泽东思想理论体系的科学建构，以及对其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地位的权威论证。

二是有助于塑造政党形象，建构党的政治认同。立足于现实发展需要记忆党的历史，是中共七大记忆政治的典型特质。如前所述，这既非简单回忆党的历史发展过程，更未停留于一般化的历史经验总结，“而是身处现在，对过去的统筹布局和管理”(79)[法]皮埃尔·诺拉主编：《记忆之场：法国国民意识的文化社会史》，第80页。。从政党文化以及文化记忆角度看，这种以党代会为记忆之场的政治实践，既有助于“呵护”党的历史，据以达至“巩固和传达着自己的自我形象”的效用，亦有助于借助对党的历史知识的“集体使用”，建构出中国共产党人作为20世纪中国革命领袖“群体的认同性和独特性”(80)[德]哈拉尔德·韦尔策编：《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季斌、王立君、柏锡堃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5—6页。。诚如，在中共七大系列文本中，就整体含括了对建党24年来党在不同时期取得的发展成就、革命经验、科学决策和创新思想的概括与总结，这是形塑党的形象的历史依据和内容构成；在《论联合政府》政治报告中，毛泽东从“有了三次革命经验”的客观事实出发，揭示出党“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的标志”，精辟概括出“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81)《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第206—208页。，这是对党的形象的集中刻写与权威表达。在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刘少奇从“党已经走过的具体的历史道路”出发，立足对中国革命特点的分析去塑造党的形象，并结论性的“明白表示：真正的我们党的历史，中国无产阶级与中国人民的正确的革命方向，是在毛泽东同志那里、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为中心而继续着，存在着，发展着”(82)《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第269—270页。。上述藉由记忆中共党史而形塑的政党形象，同时也在助力于中国共产党政治认同资源的开发，并实际构成建构党的政治认同的客观基础：既包括推动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正式确立所提供的意识性资源，亦包括藉由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历史校验所提供的制度性资源，还包括总结军事斗争、党的建设和根据地建设经验成就所提供的绩效性资源，此乃形成对党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价值认同和情感认同的历史合法性基础。

三是有助于增强历史自信，把握党的历史主动。党的历史自信源于对自身历史事实的尊重，中共七大能以清醒的历史自觉去记忆党的历史，本身就是历史自信的表现，也是其藉此把握历史主动的前提。考量中共七大记忆实践及其内容构成，这种自信主要源自于与会代表反复表达的一种历史共识：建党24年来，党已经经过了无数的艰难困苦和迂回曲折的道路，在求得中国人民解放和中华民族解放的斗争中，已经被视作“洪涛险浪中的舵手”，业已“获得了伟大的成就”和“打出了无限的光明”，同时更积累了“极端丰富与极端重要的”经验(83)《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第161、259、261页。。这种基于历史发展、奋斗成就和历史经验而生成的历史自信，推动着中共七大从“走团结和民主的路线，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中国人民的基本要求”出发，“进一步地从事紧急的和更加切实的工作”(84)《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第179页。。其一，是主动为“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一切抗日的民主党派”制定“共同纲领”，借以在抗战胜利后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同时，按照“中国人民的现时要求”，从“最低限度”上设定“大阶段的各个小的阶段中”的具体纲领，推动中国共产党来做好“中国人民的最忠实的代言人”和“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85)《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第190、193、203、208页。其二，是主动以中共七大政治路线为指引，具体谋划好“党内若干思想政策问题”，主要包括领导问题、干部问题、准备转变问题等十余项困难和八项准备，据以认清政治形势、厘清工作思路和确定策略方针。(86)《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第221—234、535—545页。其三，是主动发挥党在长期奋斗中所形成的独特优势，如坚持党的领导一元化的政治优势，坚持毛泽东思想作为一切工作指针的理论优势，坚持民主集中制、三大优良作风和党的统一战线的组织优势，坚持与人民群众建立密切关系的群众路线优势等，以更为坚定的历史自信和政治自觉去确保“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的最终胜利。(87)《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第266、633、267、282、306、576、271、214页。

事实上，中共七大记忆党史的价值功能是多维的，除上述三个方面外，基于会议以及党代会的现场性和互动性的特质，它不只是作为中共党史记忆之场而存在，同时还是党的政治沟通和情感激励之场。正如中共七大代表们在会后所普遍反映的：经由中共七大的洗礼，“自己的思想境界上得到了一次升华”，全党“统一了思想，正确地分析形势，明确了路线和政策，真是让人感到团结一心，同心同德、轻装上阵的劲儿”，中共七大本身也“的确是一次民主、团结、务实、鼓劲的大会，是党走向胜利的一次十分成功的会议”，以至于“大家都表示，决不辜负党的期望，今后要把七大的精神带回去，向未到会的战友们宣传讲解，让七大的精神发扬光大，指导我们在今后的革命斗争中取得更大胜利。”(88)《七大代表忆七大》，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80、109、114页。如上反馈可以说明，中国共产党借助党代会建构党的历史记忆是能够达到其预期诉求和政治效用的。

六 结 语

有论者指出，对过去的感知和诠释既是一个集体“赖以设计自我认同的出发点”，也是其立足“当前——着眼于未来——决定采取何种行动的出发点。”(89)[德]哈拉尔德·韦尔策编：《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第3页。历史地考量中共七大记忆实践，其核心旨趣在于形塑政治认同，其基本诉求在于擘画抗战建国。通过积极记忆之场、审慎锚定记忆内容、灵活采用记忆策略、创设高效管控记忆过程，既因应了中共党史记忆建构的要求，也释放了中共党史记忆的价值。如是记忆之场的建构，蕴含着党的政治文化“新传统”创制的一般思路和基本轨迹，蕴藏着藉由权力话语建构中共党史记忆以形塑20世纪中国政党政治的现实可能和价值空间。当前，党已经走过百年奋斗征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着力建构党的百年辉煌历史记忆，助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仍需要持续建构兼具组织权威和科学权威的中共党史记忆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