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侨华人网络质量:量表开发及对跨国经营绩效影响

○黄 健 陈初昇 衣长军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日益深化，世界经济格局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截至2021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2.79万亿美元，连续五年排名全球前三。在全球化的浪潮下，在海外设立子公司已成为跨国公司获得资源优势、技术优势和海外扩张的重要战略。据2021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底，中国跨国企业在境外设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以下简称‘境外企业’)约4.6万家，分布在全球近190个国家(地区)。从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分布的国家(区域)看，在亚洲设立的境外企业数量超过2.7万家，占59.2%；在北美设立的境外企业约6 000家，占12.9%；在欧洲设立的境外企业约4 500家，占10%。全球海外华侨华人约有6 000万，分布于全球20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东南亚华侨华人约4 400万，北美约685万，欧洲约300万。通过对这两类区域进一步对比分析发现，其在华侨华人网络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东南亚华侨华人网络规模更大、经济实力更强、影响力更深，而欧美等地区则弱化很多。值得关注的是，中国海外子公司绩效表现在不同区域存在较大差异(1)王碧珺、衷子雅：《中国企业海外子公司的绩效表现及其差异分析》，《经济管理》2021年第1期，第72—88页。，母国和东道国的宏微观环境是影响海外子公司日常经营的重要因素。已有研究从制度距离、文化距离等多个角度对海外子公司绩效影响因素进行了探索，但鲜有学者关注到东道国华侨华人网络在海外子公司运营中的作用。为此，本文从海外子公司绩效表现差异视角出发，讨论华侨华人网络在中国海外子公司生产运营中的作用和影响机制。

制度理论认为，跨国企业海外子公司作为一个庞大的经济组织，必然受到东道国制度影响，常常面临“外来者劣势”和投资合法性等问题(2)LuoXueming，BhattacharyaChitraBhanu.The debate over doing good：Corporate social performance，strategic marketing levers，and firm-idiosyncratic risk.Journal of marketing，2009，73(6)，pp.198-213.。东道国制度、文化不同于母国环境，作为最大的新兴经济市场国家，中国跨国企业面临的“来源国劣势”更为严重，因欧美等发达国家的技术封锁和贸易保护主义，我国海外子公司在资源、信息和技术获取方面困难重重。然而，以“中华文明”和“五缘关系”为纽带的华侨华人网络具有民族性、开放性和包容性等特征，为我国跨国企业海外投资提供了新的助力。华侨华人经过长时间在东道国经营，具有较为雄厚的资产及社会资本，可以为中国海外子公司提供资金和资源支持，帮助中国海外子公司获得合法性支持，实现更好地发展。部分国家或地区的华侨华人积极在东道国参政议政，政治话语权逐渐增强，在东道国拥有一定的政治影响力(3)方长平、侯捷：《华侨华人与中国在东南亚的软实力建设》，《东南亚研究》2017年第2期，第136—152页+158页。，当中国海外子公司在东道国开展经营时，拥有更强政治话语权的华侨华人网络可以成为公共外交的重要力量，搭建更广阔的政策沟通互动平台，发挥联通作用。基于此，进一步将社会资本理论与资源基础理论引入研究框架中，从华侨华人网络在东道国的联通广度和深度，以及双重文化认知优势等网络特性视角进行剖析，探讨华侨华人网络影响海外子公司绩效机制。

一 文献回顾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长，海外华侨华人人数也出现较大幅度的增长。与此同时，海外侨情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华侨华人整体经济科技实力和政治影响力增强，融入东道国主流社会加深，国际化、网络化趋势增强，为此，围绕华侨华人的研究也逐步成为学术界的关注点。

(一)社会网络概念及其发展

社会网络定义最早由Mitchell提出，也被称为关系，是指一群特定人之间的所有正式与非正式的社会关系，包括人与人之间直接的社会关系以及通过物质环境和文化共享而结成的间接的社会关系(4)Mitchell James Clyde.Social networks in urban situations：analyses of personal relationships in Central African towns.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69.。目前的文献对社会网络的理解大致有两种视角。一是将社会网络视为一种社会资本的内在特性，它是人与人之间相对稳定的关联体系，并能够共享信息和资源。Bourdieu将社会资本与社会网络联系起来(5)Bourdieu Pierre.The Forms of Capital .In John Richardson，ed：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1986，pp.241-258.，Coleman首次正式提出社会网络是社会资本的一种表现形式，且有获取信息的能力(6)Coleman James S.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88，pp：95-120.。二是在社会学领域产生的社会网络分析法。它是分析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一种方法，是在美国社会心理学家Moreno提出的社会测量法基础上发展起来，用来分析行动者彼此间关系的一种研究方法(7)Moreno Jacob Levy.Who shall survive？：A new approach to the problem of human interrelations.Washington，DC：Nervous and mental disease publishing co，1934.。社会网络分析主要存在两个领域，一是以Freeman为代表，采用社会计量学传统，进行社会心理学的小群体研究。二是以White、Granovetter、Lin、Burt等为代表的结构主义社会学，以网络作为社会结构，观察社会网络对个人行为的影响。网络理论研究的重点包括行动者的重要性、行动者之间纽带或关系的紧密程度、具体内容和结构特征等(8)郭云南、张晋华、黄夏岚：《社会网络的概念、测度及其影响：一个文献综述》，《浙江社会科学》2015年第2期，第122—160页。。

近年来，学者们进一步深入研究社会网络的多维度特征与质量属性及其影响。张辉华提出社会关系网络体现在广度和深度两个维度(9)张辉华：《个体情绪智力与任务绩效：社会网络的视角》，《心理学报》2014年第11期，第1 691—1 703页。。广度指网络成员间的关系类型和对外联系的规模。深度主要指网络成员间内部关系的联系强度、发展程度。刘琦等认为知识共享网络质量包括增强人们交换知识的深度和广度(10)刘琦、杜荣：《基于参与动机的网络社区知识共享质量、创新及满意度关系研究》，《情报理论与实践》2013年第3期，第56—61页。。为此，社会网络质量可以包含网络成员对外联系的广度与对内联系强度或深度两部分。胡新华等指出以往研究更多关注创业者社会网络的规模特征与结构特征，对社会网络的质量属性关注不足。高质量的社会网络能为创业者提供更多优质资源，从而提高创业成功的可能性(11)胡新华、喻毅、韩炜：《谁更能建构高质量的社会网络？——创业者先前经验影响社会网络构建的作用研究》，《研究与发展管理》2020年第5期，第126—138页。。

(二)华侨华人网络概念及其测量

1.华侨华人网络概念

华侨华人网络概念源于海外移民，但相关国际贸易文献对于海外移民和华侨华人网络这两者的用法并没有严格区分(12)BastosPaulo，Silva Joana.Networks，firms，and trade .Journal of InternationEconomics，2012，87(2)，pp.352-364.。严格意义上华侨华人网络指中国与东道国两个国家之间移民建立的互动关系。中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将中西社会结构进行对比后，提出“差序格局”概念，即中国的社会关系是以自己为中心逐渐向外推的，表明了自己与他人的亲疏远近，往往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族关系成为了中国最重要和最稳定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一(13)费孝通：《乡土中国》，观察社，1947。。在国际经济交流领域，华侨华人网络是中国(母国)与东道国之间重要的沟通纽带，是以共同的种族、信仰或地缘关系作为纽带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网络(14)陈卓武：《海外华商网络在广东“走出去”战略中的功能与作用》，《东南亚研究》2007年第6期，第90—92页+96页。。为此，在国内外华侨华人方面的相关文献，也通常使用“华商网络”“华侨华人网络”一词来描述移居海外的华人与中国大陆之间种种联系(15)Rauch James E.，TrindadeVitor.Ethnic Chinese networks in international trade.Review of Economics，2002，84(1)，pp.116-130.。

2.华侨华人网络的测量方式

现有研究对华侨华人网络的测量方法，主要采用二手数据方法来衡量。

第一种方法是采用东道国的中国移民数量来衡量中国海外移民网络强度。蒙英华等利用东道国华人移民数据，发现海外移民网络能提升中国出口企业数量，但对每个企业的平均出口额没有显著影响(16)蒙英华、蔡宏波、黄建忠：《移民网络对中国企业出口绩效的影响研究》，《管理世界》2015年第10期，第54—64页。。顾露露等同样采用东道国中国移民数量的对数值数据，发现东道国海外移民网络能显著提升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金额(17)顾露露、陆伟桢、陈漪澜：《移民网络是否促进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以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例》，《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22年第1期，第69—86页。。蒙英华等采用2000年东道国移民存量数据，提出移民网络通过“移民偏好”“信息成本”与“进口替代”三种机制促进了中国出口贸易(18)蒙英华、赵倩玉：《异质性移民网络对中国出口产品效应研究》，《财贸研究》2022年第8期，第32—47页。。

第二种方法是采用东道国华人占当地总人口的比例数据来体现华侨华人网络强度和联系频率(19)Gao Ting.Ethnic Chinese networks and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evidence from inward FDI in China.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2003，14(4)，pp.611-629.。李凝等用东道国华裔人口占该国总人口的比例来测量东道国华人网络的活动强度，并采用2003—2011年中国对东道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样本，实证检验了东道国华人网络对东道国与中国文化差异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数量之间关系的正向调节作用(20)李凝、胡日东：《文化差异对中国企业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东道国华人网络的调节效应》，《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第93—100页。。衣长军等同样采用各国华裔人口占当地人口的比例来表示海外移民网络活动强度，实证发现东道国移民网络活动强度能显著正向影响中国在该东道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21)衣长军、刘晓丹、陈初昇：《海外华商网络、多维距离对我国企业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研究》，《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16年第6期，第97—107页+136页。。

第三种方法用中国移民人数占东道国总移民人数的比例与当年中国总移民人数占中国总人口比例的乘积来测度华侨华人网络在中国海外移民网络中的地位(22)Ahuja K.K，Simons E.G.，Rimington M.R.，NairS.，Gill A.，EvbuomwanI.，Bowen-Simpkins P.One hundred and three concurrent IVF successes for donors and recipients who shared eggs：ethical and practical benefits of egg sharing to society.ReproductiveBioMedicine Online，2000，1(3)，pp.101-105.。吴小节等采用该种方法，发现中国企业投资到制度顺差的东道国时，更倾向于通过华商网络来进行对外直接投资(23)吴小节、马美婷、汪秀琼：《制度差异方向、关系网络与跨国投资区位选择》 ，《管理工程学报》2022年，第1—16页。。杨连星等同样沿用Rauch等的测度方法，实证检验了海外移民网络能通过降低双边价值观差异、减弱贸易摩擦，从而显著提升中国跨国并购绩效(24)杨连星、马一诺、王秋硕：《海外移民网络与中国企业跨国并购》，《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5期，第145—160页+191页。。

(三)文献述评

文献回顾表明，华侨华人网络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关系网络，在对外商贸及投资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目前对华侨华人网络的研究仍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以往研究更多关注华侨华人网络的规模特征，而对于网络的结构特征和质量属性关注不足。华侨华人网络的质量属性包括关系的强度、稳定性、传承性等方面，这些属性对华侨华人网络的实际影响可能更为重要。其次，华侨华人网络的定义尚未界定清晰，内涵阐释不足，外延尚未展开，缺少系统地从整体空间网络角度探索其结构维度及生成过程。大多数学者根据研究内容，选择符合研究情景的表述。再次，华侨华人网络测量方法中，学者大多选择移民数量或华侨华人数量占比作为替代变量来衡量华侨华人网络，研究受到局限，主要体现在：一是移民数据的获取与各国海关统计数据、世界银行数据公布相关，一些国家会存在移民数据缺失，数据获取难度较大；二是移民数据获取时间跨度较大(5年或10年)，数据存在滞后现象，无法建立动态面板数据。三是关联性不够，不管是移民数据还是华侨华人数量占比，数据不是为特定研究主体定制，在使用二手数据时，不能很好地控制变量，较难达到研究目的。为此，有必要提出华侨华人网络质量概念并加以验证。近年来，已有学者关注到移民网络质量的重要性，如蒙英华，赵倩玉的研究表明高技能移民网络的贸易促进作用逐渐递增；与之相反，低技能移民网络的作用则伴随产品质量的提升不断下降。随着产业结构升级与中国OFDI的深度参与，华侨华人网络质量的作用会更为突显。华侨华人网络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网络，其具有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网络关系的程度。本研究认为华侨华人网络质量能反映华侨华人群体内、外部联系的深度与广度，体现华侨华人网络的影响力。从中华文化特征与社会网络宏观视角出发，华侨华人网络质量应包括华侨华人网络成员间的对内连接强度和稳定性、对外连接广度与深度及中华文化传承程度等。

(四)研究创新点

一是将华侨华人内外部网络特征作为研究出发点，通过扎根理论研究方法，建构华侨华人网络质量构念，探索华侨华人网络质量的结构维度，剖析华侨华人网络质量内涵、特征及其应用，拓展社会网络理论的研究边界。二是通过开发出来的华侨华人网络质量量表，验证华侨华人网络质量对中国海外子公司绩效的正向影响，以及动态能力的中介作用，检验了量表的预测有效性，为华侨华人网络质量提供了概念模型及测量工具，拓展了华侨华人网络研究的范畴，对今后开展华侨华人相关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指导。

二 基于扎根理论探究华侨华人网络质量的构念

质性研究强调通过对所收集经验材料进行细致、系统分析来具体探究社会现象、开发新构念或补充完善现有理论的一种方法。借鉴扎根理论对访谈华侨华人获得的一手经验材料进行质性分析，通过对13个国家华侨华人访谈资料的反复推敲、归纳总结，寻找华侨华人内外部网络质量的概念维度，推理演绎这些范畴概念之间的关联，为后续进行华侨华人网络质量的应用研究奠定理论基础。

(一)理论抽样与资料获取

质性研究中的抽样要围绕研究目的、研究者所具备的条件、样本与研究者之间的关系等问题进行。考虑华侨华人规模、行业类型、区域聚集性等，选取不同区域、年龄不同跨度、行业类型差异作为访谈对象。最终选取印尼、菲律宾、越南、澳大利亚、英国、法国、西班牙、泰国、博茨瓦纳、阿根廷、美国、马来西亚、斐济等13个国家的华侨华人进行访谈，华侨华人工作领域涉及教育、贸易、基础设施建设、物流等行业。

资料获取主要来源两个方面：一是研究中的质性材料，来自出版书籍(如华侨华人蓝皮书、世界华商报告等)、网络公开资料(如国务院侨务办公室网站、中国侨联网站、中国新闻社、一带一路网等)。二是对华侨华人进行半结构化访谈。首先，根据所获取材料分析结果及社会资本理论研究，围绕以华侨华人网络特征、在东道国的合法性、社会网络关系为核心的网络质量构念，编写了包含13个问题的半结构化访谈提纲(例如：您所在国家，华侨华人之间平时联系频繁吗？华侨华人网络在当地的资源和影响力如何？等等)。其次，针对不同国家的华侨华人开展深度访谈。主要是针对访谈中出现的问题或疑惑，与受访者核实访谈内容，确保资料整理的准确性。最后，结合官方媒体公开资料，对访谈资料进行三角验证，识别个别不真实内容并予以剔除。最终，访谈13个国家29名华侨华人和5名留学生(外籍)，其中男性22名，女性12名，年龄分布主要在23～60岁。受访者平均访谈时间为30～40分钟左右。整个访谈过程大致经历一个半月，访谈时间总计为1 200分钟左右，经转录、整理后的文字共计3万余字。为确保原始质性材料的全面与有效，我们系统地审查了所有材料，并邀请在扎根理论研究领域具有丰富经验专家进行分析，最终共获取11余万字的资料库，为三级编码开展提供基础。

(二)编码过程

1.开放式编码。开放式编码主要将收集到的资料进行分解、反复比较，不断概念化和范畴化。在此过程中，考虑华侨华人所处语言环境及可能对中文表达的不习惯性，为了保证华侨华人表达的准确意思，我们尽量使用原生代码。编码过程中，根据自然涌现原则，采用“逐段编码”“逐行编码”“逐句编码”方式进行。最终，从34例华侨华人访谈取样中提取了458个初始概念。限于篇幅，本文的开放性编码过程，只选取了1位访谈实例，对开放性编码过程进行了部分展示。

如斜体字所示，以受访者A2为例：

受访者A2的原始文本资料开放性编码清单：A2-1，地域性很强的华人社会，该条目来源于“西班牙华人社会属于地域性很强的华人社会，目前在华人群体构成中，青田华侨华人仍然占了60%以上”；A2-2，华人社会属于“熟人社会”，该条目来源于“因为第一代、第二代华侨居多，因此华人社会还是属于“熟人社会””；A2-3，联系比较频繁，该条目源于“相互之间的联系还是比较频繁的”；。。。。。。 A2-24支持孩子学习中文，该条目源于“她们都比较支持孩子学习中文”。

通过对以上原始文本资料进行开放性编码，研究由受访者A2所提供的原始文本资料获取了24个初始概念(A1-A24，中间部分因篇幅限制省略)。

2.选择性编码。完成开放性编码后，就需要对提取处理的初始概念进行选择性编码。这一阶段的主要目的就是通过筛选初始概念，提取核心范畴。核心范畴是在开放性编码中自然涌现的。通过比较初始概念，从数据中萃取出与华侨华人网络质量相关联的核心概念。对开放性编码中所提取的458个初始概念进行筛选、合并、分类，将关联度较高和出现频次较高的34个子范畴进一步的分类、合并成4个核心范畴，根据归属到不同核心范畴的子范畴所蕴含的概念内涵，将这4个核心范畴分别命名为“联通性、融入性、成长性、传承性”，完成选择性编码工作，最终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选择性编码结果

3.理论性编码。理论性编码过程主要确认核心范畴的合理性。根据经典扎根理论研究程序，通过对4个核心范畴不断比较，并与现有文献进行比较：华侨华人网络质量形成的思想、概念和范畴全部包含在核心范畴内，因此无需再次进行新数据的补充。最终构建了华侨华人网络质量的概念模型。联通性、融入性、成长性、传承性这4个核心范畴共同构成了一个中心范畴，即华侨华人网络质量。文献比较和验证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文献比较和验证

(三)华侨华人网络质量定义及内涵分析

根据扎根访谈结果，将华侨华人网络质量定义为根植于中华文化向心力的华侨华人，保持着与祖(籍)国的友好交流和往来，并在东道国建立起内部强连接和可持续发展，外部受当地政府和民众支持、具备良好声誉的四维高质量网络。其中，联通性表示华侨华人之间联系紧密，能形成信息流，对于不同文化具有开放与包容的态度，且与当地社会和政府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融入性表示华侨华人能够为当地带来的社会、商业等影响力，能够主动承担社会责任、遵守行为规范，获得当地政府和民众信任；成长性表示华侨华人注重核心能力建设，具有主动学习意愿、适应更新发展能力，塑造可持续发展动能；传承性主要表示华侨华人心理上对故土的眷念、对祖(籍)国文化的认同，并且从行动上始终保留与祖(籍)国亲人和故友的密切来往，传承故乡的风俗习惯，主动传播中华文化。

三 华侨华人网络质量量表开发与信效度检验

(一)量表开发

基于扎根理论开发了4维度的华侨华人网络质量，编制出23条测量条目作为初始量表。为确保初始量表的内容效度，邀请了一名人力资源管理领域专家、一名企业管理领域专家和一名华侨华人研究领域专家对23条题测进行定性评估。同时，根据华侨华人网络质量的内涵，精炼语言，形成修订版量表。为确保量表条目的实践有效性，邀请东南亚、澳洲、欧洲、美洲二十几名华侨华人采用李克特五点的方法评估每一条华侨华人网络质量的题项表达是否清晰、是否存在异议。最终回收20名评定结果，结果显示，2条实践条目(a.华侨华人经营的企业或集团在当地有认可度；b.华侨华人能够影响行业标准的制定)存在争议(均值<3)。在与专家商议后，对该题项进行了修订，确定无异议后形成包含21题项的预试量表。

(二)探索性因子分析

1.数据收集。用李克特五点问卷收集数据，数据来源分为三部分：第一，在校华侨华人学生；第二，通过来华留学生以滚雪球方式向其家人朋友发放；第三，通过海外各类社团组织发放。最终回收电子问卷265份，剔除无效问卷后，得到224份有效问卷。样本的描述性统计见表3。

表3 样本特征值

2.预试量表题项筛选与保留。采用可靠性分析和项目鉴别度分析检验量表题项的信度和鉴别度。量表整体Cronbach’s Alpha为0.930，表明信度可靠；每个题项删除后的Cronbach’s Alpha系数均小于0.930，表明各个题项均可靠，因此保留所有题项。根据项目鉴别度分析方法，将21道题项总分前27%设定为高分组，后27%设定为低分组，结果显示，两组间存在显著差异(p<0.001)，说明量表题项鉴别度良好。

3.分析结果。采用SPSS23.0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量表KMO值为0.915>0.8，且Bartlett的球形度检验在0.001的水平上显著。根据Floyd等的建议和删题标准(25)Floyd，F.J.，Widaman，K.F.Factor Analysis in the Development and Refinement of Clinical Assessment Instruments.Psychological Assessment，1995，7(3)，pp.286-299.，采取主成分分析法——最大方差法旋转进行分析，剔除7个题项，并经多次因子分析，最终得到14道题项4个因子，解释总体变异量为64.255%，每个题项的因子载荷均在0.6-0.8，满足标准(见表4)。维度依次命名为：成长性、联通性、融入性、传承性。

表4 探索性分析结果

(三)验证性因素分析

1.数据收集。探索性分析不能对最终因子结构的总体拟合优度进行量化，需要重新抽取样本，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CFA)。第二次收集问卷，回收368份，剔除无效问卷后，有效问卷为325份。样本的描述性统计见表5。

表5 样本特征值

2.过程与结果分析。采用Mplus8软件对14个题项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同时设置备选模型：M1为单因子模型；M2将联通性、传承性设置一个因子，成长性、融入性设置一个因子为一阶二因子模型；M3将成长性、融入性设置一个因子，联通性和传承性各为一个因子设置为三因子模型；M4为一阶四因子模型，包括联通性、成长性、传承性、融入性四因子模型。分析结果如表5所示，一阶四因子模型(M4)拟合度最优(χ2/df=2.215，RMSEA=0.056，CFI=0.978，TLI=0.972，SRMR=0.034)，各项指标均满足标准，四因子模型得到验证(见表6)。

表6 验证性分析拟合指标

3.信度与效度检验。(1)信度采用Cronbach’s Alpha系数和组合信度检验量表的内部一致性。量表整体Cronbach’s Alpha系数为0.928，联通性、传承性、成长性、融入性的信度依次为 0.884、0.853、0.928、0.874说明量表整体及各维度信度良好。组合信度结果显示(见表7)各维度组合信度均大于0.8，说明内部一致性较高，量表信度通过检验。(2)聚合效度。根据Fornell和Larcker(1981)(26)FornellClaes，Larcker David F.Evaluating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 with unobservable variables and measurement error.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1981，18(1)，pp.39-50.等的方法，计算AVE值检验量表的聚合效度，AVE越大表明抽取的变异量越大、测量误差越小，表明潜变量构念的解释变异量大于测量误差对构念的解释变异量。结果显示(见表 7)四个因子的AVE 依次为0.657、0.636、0.763、0.698，均大于临界值(0.5)。(3)区分效度。进一步计算各个因素之间的相关系数，发现其值在(0.529～0.592)之间，相关系数值的平方在(0.28～0.35)之间，均小于各因子间的AVE值，说明测量项目与因子间的共同变异大于因子之间的共同变异，即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见表8)。

表7 M3最优模型的组合信度和平均变异量分析结果

表8 相关矩阵与信效度

四 华侨华人网络质量对中国海外子公司经济绩效影响

(一)相关理论与研究假设

20世纪70年代以来，社会资本理论广泛应用到经济学、管理学等研究领域。Loury发现社会资本是存在于基于信任、合作等建立的家庭关系和社会组织的社会资源结构，是个体发展的资源(27)Loury Glenn C.，A dynamic theory of racial income differences，Discussion paper，1976.。法国社会学家Bourdieu首次系统阐释“社会资本”概念，提出社会资本是个体通过个体与个体之间、个体与社会之间构成的关系网络获取一定的资源与信息集合体(28)Bourdieu Pierre.The Forms of Capital.In John Richardson，ed：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1986，pp.241-258.。此后，学者根据社会资本的功能视角(Coleman、Portes、边燕杰等)、网络结构视角(Burt、Lin、周小虎)、信任视角(Nahapiet、Fukuyama、Putnam、郑知邦等)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不断拓展社会资本研究边界。Massey发现移民在原住地或迁入目的地所建立起来的社会资本，对移民的迁移决策、迁移后新生活的适应程度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社会资本理论逐步运用到移民研究领域(29)Massey Douglas S.The soci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immigration.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1990，510(1)，pp.60-72.。

根据社会资本理论，华侨华人网络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网络，通过多年积累形成社会资本。缺乏所有权优势的中国跨国企业在进军国际市场的过程中，需要面临更多的外来者劣势。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海外子公司借助华侨华人网络的社会资本，发挥企业动态能力，以获取生产、经营等有效信息，整合海外子公司内外部资源，帮助企业降低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壁垒，从而提高海外子公司绩效。

1.华侨华人网络质量如何影响中国海外子公司的经济绩效

华侨华人网络是全球移民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早期研究主要从移民网络视角分析海外华侨华人网络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Gao以1990年的海外华人数据，通过研究1984—1997年68个国家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存量，证明海外华商网络能够通过克服非正式壁垒，对促进FDI流入中国起着毋庸置疑的重要作用(30)Gao Ting.Ethnic Chinese networks and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evidence from inward FDI in China.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2003，14(4)，pp.611-629.。张建红运用直接投资强度来衡量45个国家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发现投资国的华裔人口是吸引该国对华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31)张建红：《投资国特征及其对华投资强度的研究》，《世界经济》2004年第1期，第16—22页。。21世纪以来，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跨国企业“走出去”，学界开始关注华侨华人网络对中国OFDI的影响。吴群峰基于全球195个国家的华人分布数据和中国对全球132个经济体对外直接投资的存量和流量数据，检验了中国企业在华人分布的密集区更容易实现对外直接投资(32)吴群锋、蒋为：《全球华人网络如何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财经研究》2015年第12期，第95—106页。。杨亚平研究表明海外华人网络的活跃度能促进中国企业走出去，要充分利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海外华人华侨组织，建立东道国海外华人华侨关系网络与海外直接投资联结机制OFDI，推动我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新发展(33)杨亚平、高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选择—制度距离与海外华人网络的视角》，2017年第4期，第41—52页。。衣长军选用2003—2013年中国企业面板数据，考察海外华侨华人网络、双边伙伴关系对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空间格局形成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华人网络关系越发达，越有助于OFDI活动(34)衣长军、徐雪玉：《海外华人网络、双边伙伴关系与中国OFDI空间格局》，《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第116—125页。。黄健通过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从制度、知识及华侨华人网络嵌入度等多重前因条件探讨影响海外子公司创新绩效的协同效应，并得出这3类条件构成了海外子公司高创新绩效的驱动路径(35)黄健、余杰等：《中国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创新绩效驱动机制—QCA方法的组态分析》，《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第77—90页。。

综合学者们观点及前文分析结论，华侨华人网络对中国海外子公司经济绩效具有正向影响作用。华侨华人网络作为海外子公司的重要社会资本，其网络质量特征突显，华侨华人传承性、融入性、成长性及联通性对于海外子公司经济绩效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基于此，提出研究假设1：

H1：华侨华人网络质量正向影响中国海外子公司经济绩效。

2.动态能力的中介作用

动态能力概念由Teece(36)Teece，D.J.，Pisano，G.and Shuen，A.，1997，Dynamic Capabilities and Strategic Management，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Vol.18(7)，pp.509-533.首次提出，强调动态能力关注企业如何通过整合、构建和重新配置内外部资源、整合生成新能力，适应快速变化的环境。

首先，海外子公司进入东道国面临制度和文化双重差异，华侨华人网络作为社会资本的关键要素，可以帮助海外子公司更快地熟悉东道国的国情商情，优先创造和获取各种资源和机会，降低东道国社会与中国海外子公司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性(37)Ma Yechi，FuZheng，JiangWeixian，LiuYuhong，WangZilong.The Impact of China’s Overseas Emigration Network on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Emerging Markets Finance and Trade，2022，pp.1-12.，从而使海外子公司能在东道国取得更好地成长。部分学者从关系嵌入与结构嵌入维度分析网络嵌入对企业动态能力的影响，发现企业网络中的关系强度(杜健和周超(38)杜健、周超：《母国网络关系嵌入性与企业跨国动态能力——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外国经济与管理》2018年第4期，第43—55页。，Alinaghian(39)Alinaghian L，Kim Y，Srai J.A relational embeddedness perspective on dynamic capabilities：A grounded investigation of buyer-supplier routines.Industrial Marketing Management，2020，85，pp.110-125.等)、结构洞数量和中心度(苏昕等(40)苏昕、张辉、周升师：《结构嵌入、动态能力与组织绩效：一个混合模型》，《科技进步与对策》2019年第10期，第99—107页。)与动态能力正相关。赵英男等(41)赵英男、方琪、兰春玉：《基于华人网络的中国企业国际营销研究》，《中国市场》2015年第16期，第150—152页。指出在企业国际化营销中，要利用华侨华人网络，进行信息收集、资源获取，缩短进入市场距离，提升企业生存绩效。扮演互联互通角色的华侨华人网络在东道国企业与中国海外子公司合作中充当代理人和服务者，具有天然的比较优势，对动态能力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其次，动态能力强的企业可以快速顺应环境变化，进行资源重构，以获取持续竞争优势，实现良好企业绩效(42)FAINSHMIDT S，WENGER L，PEZESHKAN A，et al.When do dynamic capabilities lead to competitive advantage.The importance of strategic fit.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2019(4)，pp：758-787.。动态能力对于组织跨国经营和绩效具有重要价值(43)吴航、陈劲：《新兴经济国家企业国际化模式影响创新绩效机制——动态能力理论视角》，《科学学研究》2014年第8期，第1 262-1 270页。，可以建立新的资源或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案，以使企业获得竞争优势(44)Teece，D.J.A Dynamic Capabilities-Based Entrepreneurial Theory of th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2014，45 (1)，pp ：8-37．。Winter验证了动态能力与绩效和生存能力之间存在直接联系(45)Winter，S.G.，2003，“Understanding Dynamic Capabilities”，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Vol.24(10)，pp.991-995.。肖鹏等研究指出企业面临复杂的国际市场应提升自身协调整合能力、资源重构能力和组织学习能力(46)肖鹏、王爱梅、刘金培：《企业国际化与竞争优势：动态能力的中介效应》，《科技进步与对策》 2019年第11期，第85—91页。，董保宝等认为在学习的过程中，跨国公司应根据外部市场的变迁和内部环境的变化，通过不断学习来构建与外部环境相匹配的动态能力，强化企业对外部环境的适应性，从而提升企业绩效(47)董保宝、葛宝山、王侃：《资源整合过程、动态能力与竞争优势：机理与路径》，《管理世界》2011年第3期，第92—101页。。

最后，从动态能力中介机制研究视角看，尚航标等(48)尚航标、田国双、黄培伦：《海外网络嵌入、合作能力、知识获取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研究》 ，《科技管理研究》2015年第8期，第130—137页。研究指出，企业嵌入海外网络并通过动态能力中介变量，可以提升企业创新绩效，并实现技术追赶。苏汝劼等以安徽省上市公司中跨国经营企业为研究对象，发现动态能力在企业国际化程度与财务优势和市场优势关系中具有中介效应(49)苏汝劼、常宇豪：《经济新常态下多元化与企业绩效——基于动态能力的视角》 ，《宏观经济研究》2019年第7期，第136—147页。。熊名宁等指出文化多样性会通过动态能力机制提升跨国企业经营绩效，使得二者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50)熊名宁、汪涛：《文化多样性会影响跨国企业的经营绩效吗？——基于动态能力理论的视角》，《经济管理》2020年第6期，第61—78页。。李钧基于2013—2020年我国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验证了动态能力在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经营绩效之间起中介作用(51)李钧：《企业社会责任与经营绩效：动态能力的中介效应》，《学术论坛》2022年第3期，第48—59页。。

本研究认为中国跨国公司能够利用华侨华人网络质量，整合内外部资源，构建核心竞争力，进而提高中国海外子公司经济绩效。基于此，提出研究假设2：

H2：企业动态能力在华侨华人网络质量与中国海外子公司经济绩效当中起中介作用。

(二)研究方法

1.问卷设计与发放

华侨华人网络质量采用本文基于扎根理论所开发的量表，由4个维度即“联通性、传承性、成长性、融入性”构成，共包含14个条目。企业动态能力借鉴(Pavlou，P.A.& El Sawy O.A.2011)(52)Pavlou，P.A.&ElSawyO.A..“Understanding the Elusive Black Box of Dynamic Capabilities”，Decision Sciences，2011，Vol.42(1)，pp.239-273的研究，采用4个条目如“贵公司的资源整合能力”“贵公司的资源重新配置能力”“贵公司的学习能力”“贵公司能够适应快速变化的环境”等。经济绩效借鉴Liu等(53)Liu，Gordon，TakedaSachiko，KoWai-Wai.Strategic orientation and social enterprise performance.Nonprofit and Voluntary Sector Quarterly，2014，43(3)，pp.480-501.的研究，共4个条目如“在过去的一年里(或者自贵公司成立以来)，贵公司收入增加(例如销售产品或服务)”“贵公司公司盈余水平提升”“贵公司参与更多的商业活动(包括销售和采购)”“贵公司与同行组织相比，竞争力高于平均水平”等。

通过发放调查问卷的方式收集样本数据。通过省直有关部门及工商联等渠道，向部分国企、民企的海外子公司发放问卷，回收178份，剔除无效问卷后，有效问卷为155份。样本的描述性统计见表9。

表9 描述性统计

2.分析与结果

根据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量表KMO=0.845，Bartlett球形度检验在0.001水平上显著性，说明该模型的原始数据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其次，各变量信度检验显示，华人华侨网络质量整体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85，4个维度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联通性0.817、传承性0.785、成长性0.850、融入性0.847，均高于0.7，说明内部一致性较高，量表信度通过检验。企业动态能力量表的信度α值为0.871。企业经济绩效量表的信度α值为 0.863。最后，效度分析结果显示(见表10)，各变量的因子载荷均在0.6以上且达到了显著性水平，AVE值均大于0.5，CR值也均大于0.8，表明量表具有良好的收敛效度。此外，各变量的AVE值平方根均大于其与其他变量的相关系数，表明本量表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见表10)。

表10 各变量之间的相关分析及信度和效度检验

考虑不同国家之间的华侨华人网络质量可能存在异质性，对华侨华人网络质量及经济绩效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华侨华人网络质量(组间平方和12.356，显著性小于0.05)在不同国家存在差异，经济绩效(组间平方和35.744，显著性小于0.05)在不同国家存在差异(见表11)。

表11 单因素方差分析

采用SPSS 23.0和插件process进行多层线性模型分析。在控制了样本人口统计学变量及公司基本情况后，回归结果见表12，由模型2可知，华侨华人网络质量与企业经济绩效显著正相关(β=0.472，p<0.001)，假设1得到支持。

表12 华侨华人网络质量对经济绩效的回归结果

模型4显示华侨华人网络质量与企业动态能力显著正相关(β=0.408，p<0.001)。模型5显示企业动态能力与经济绩效显著正相关(β=0.499，p<0.001)。模型6显示华侨华人网络质量与企业动态能力和经济绩效回归系数均显著正相关。采用插件process模型4进行中介效应检验，在95%置信区间下，华侨华人网络质量对企业经济绩效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的LLCI和ULCI均不包含0，模型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显著(见表13)。企业动态能力的中介效应假设2得到支持。

表13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五 结论与讨论

采用扎根理论方法，建构出华侨华人网络质量构念，明确华侨华人网络质量定义，并归纳出华侨华人网络质量由联通性、融入性、成长性、传承性四个维度构成。在此基础上，开发出华侨华人网络质量初始量表，以及包含14道题项的正式量表，一系列检验结果显示其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此外，在量表实证应用中发现，华侨华人网络质量可以显著提高海外子公司的经济绩效，企业的动态能力在华侨华人网络质量对海外子公司经济绩效的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验证了华侨华人网络质量量表的预测有效性，表明该量表具有实践意义和推广性。

(一)理论意义

1.明确华侨华人网络质量的内涵及结构。华侨华人网络质量诠释了当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上海外侨胞的新内涵。与华侨华人研究相比，华侨华人网络质量从中华文化特征与社会网络宏观视角出发，将华侨华人网络内部连接强度与外部连接广度相结合，构建了联通性、融入性、成长性、传承性等四个维度系统化的华侨华人网络质量。综合而言，本研究突破了以往以华侨华人规模或者使用代理变量衡量华侨华人网络的单维视角，丰富了华侨华人网络的内涵。

2.开发华侨华人网络质量量表并检验。从社会网络的宏观视角开发了包含四维度的华侨华人网络质量量表，该量表为后续相关研究提供了量化、可操作的有效测量工具，对开展华侨华人相关研究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3.关于华侨华人网络质量对海外子公司经济绩效的影响，现有研究多以定性分析为主，影响机制较为模糊。本研究通过构建以企业动态能力为中介变量的理论模型，揭示了华侨华人网络质量对海外子公司经济绩效的影响机制。

(二)实践启示

1.高质量华侨华人网络建设。多维度的华侨华人网络质量测量体系表明，提高海外华侨华人网络质量需要重视所在国内部组织能力和外部社会关系建设，逐步形成经济基础厚、政治影响力强、市场影响力大，对中华文化认同不断增强，并加以传承的高质量华侨华人网络。海外华侨华人社团应加强内部管理，建设和谐侨社；关注新侨发展，发扬老侨对新侨的“传帮带”作用；主动融入所在国建设发展、参政议政，争取更大的话语权。

2.海外华侨华人网络作为本国族裔关系网络的延续，是中国海外子公司的一种特殊“关系资产”。海外子公司应重视与华侨华人的联系与交流，合理运用华侨华人网络，获取经营所需信息、技术资源，更快地适应东道国环境和熟悉当地的法规制度，克服“外来者劣势”，降低企业在海外进行投资贸易的风险。同时，海外子公司应增强公司内部治理，提升组织学习能力，有效整合资源，增强企业动态能力，并根据环境的变化调整经营策略，以实现公司持续经营。

3.对政府部门制定“走出去”战略，发挥华侨华人作用提供政策依据。党的二十大以来，多次强调“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更好地发挥华侨华人网络独特优势”等，华侨华人网络质量的内涵及四个维度为开展侨务工作提供重要的着力点，也为政府制定企业对外投资相关政策提供指引。一是政府应加强海外华侨华人网络的建设，通过建立“华侨华人洽谈会”“华侨华人商协会协作机制”等关系网络模式，构建海外华商交流平台，增强与华侨华人的互动交流，拓展我国与海外华侨华人的关系网络。二是通过建设数字化平台，加强信息流管理，及时更新发布企业对外投资政策。三是继续开拓学习资源，发挥各级侨联组织作用，分层分类举办研修班，以中国实践引导华侨华人转换视角、拓宽视野，多样性提升华侨华人内生动力。

(三)不足与展望

第一，本文选取部分国家和地区的华侨华人进行访谈及问卷发放，样本代表性可能存在不足。全球华侨华人有6 000多万，分布在一百多个国家，每个国家的华侨华人网络可能存在差异，扎根理论的编码过程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研究者的主观行为，可能对华侨华人网络质量构思的信度产生影响。未来可考虑增加定性分析软件，弥补扎根理论方法应用的不足；第二，不同国家和地区华侨华人特点差异，可能会带来建构维度的不同。未来可按照国家和地区，展开华侨华人网络质量的比较研究，检验华侨华人网络质量差异化程度；第三，本文初步探索了华侨华人网络质量的结构维度，较为粗略，后续研究可进一步检验该变量与其他变量之间的关系，特别是特定主题研究中与前因变量、后变量之间的关系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