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共识与语境复义：人工智能自然语言大模型重塑文艺美学

刘方喜

一、引言

从技术角度看，美国OpenAI 的ChatGPT、中国百度的“文心一言”等开启了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简称AI）研发的大模型时代；从影响上看，ChatGPT 注册用户达16 亿左右，表明AI 应用的大众化时代也被开启。AI 技术和伦理研究专家陈小平用引发广泛的“社会实验”来描述这种影响：大模型“只考虑语元之间的关联度（一种语境相关的统计性质），忽略语元的其他任何性质，包括语元在自然语言中携带的所有其他信息，从而将语元归结为无直观含义的符号”〔1〕，由此形成“形式语义”。“自然语言人机交互是大模型的核心功能”，“只要把大模型用作人机交互的产品，把‘用户是上帝’的信条用于这种产品，就立即排除了更强共识的可能性——每一个用户都有权坚持自己对语元直观含义的个人理解，而机器无权改变用户的理解”〔2〕，用户理解所依据的主要是“个人的语言经验”而“非科学标准”。“对形式语义的直观理解，即实质语义”〔3〕，在人机交互的用户个人的直观理解中，大模型产品的“形式语义”转化为“实质语义”，而这种实质语义具有弱共识性。由此，“语境相关的统计性质、弱共识性实质语义和非概念化公理系统”〔4〕及其相关的“实例性”等，是大模型关联度预测的基础特性，颠覆了传统科学概念化、强共识公理系统，科学文化将被重塑。

陈小平还认为：“牛顿本人对牛顿力学的理解，绝不限于这四条公理及其形式化解释，即形式语义，还包含对形式语义的直观理解，即实质语义。”〔5〕科学文本（公理、公式等）的形式语义也需要在人的直观理解中转化为实质语义，而“对牛顿力学基本概念‘力’‘质量’‘加速度’等的理解，科学共同体不仅有共识，而且这种共识具有强制性，违反共识的个人理解是不被接受的”〔6〕。科学文本在个人直观理解中形成的实质语义的强共识性又要求其形式语义的单义性。人类文学创作的基本工具也是“自然语言”，大模型“用户是上帝”的信条在文艺接受理论中就成为“读者（接受者）是上帝”的信条，“每一个用户都有权坚持自己对语元直观含义的个人理解，而机器无权改变用户的理解”〔7〕，这就成为“每一个读者都有权坚持对一部文学作品直观含义的个人理解，而作家无权改变读者的理解”〔8〕。这也意味着读者对作品直观含义的个人理解具有“非强制性”，由此就形成了不同读者对同一文学作品的不同理解（所谓“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弱共识性”。新批评揭示了文学文本“形式语义”的“语境复义性”或多义性——这决定着文学文本“实质语义”的弱共识性，而这在读者对文学文本的直观理解中才能具体展现出来，但新批评总体上却切断了文学文本及其语境与读者的关联，忽视形式语义向实质语义的转化。最终不能充分揭示语境形式、语义多重性所决定的文学文本实质语义弱共识性的文化价值和社会意义，即有助于个人心元组合运动的和谐化、文明化和个人性与社会性相统一的非强制性的社会交往（即中国古代所谓的“乐合同”），文艺接受理论、康德美学亦对此有所揭示。

人类发明了文字这种外在于个人身体的符号，汇聚每个人的力量而创造出文字等符号世界，如此，每个人的力量就凝聚成社会力量并物化到这种符号世界中，每个人把力量汇聚到这种社会符号世界中，同时也借助或通过这种符号世界的社会力量而发挥出自身个人力量，这一过程体现了人类物种“社会性”与“个人性”相统一的特性。科学文本形式语义的单义性及由此决定的实质语义的强共识性，偏重社会性而相对抑制个人性，目的是积聚物化在符号世界中的社会力量以认识、征服、改造自然世界，从而造福人类——这是科学文化的价值所在。文艺文本形式语义的多义性及由此决定的实质语义的弱共识性则相对偏重个人性，但文艺符号世界本身同样是社会力量的凝聚物，创作者把个人力量物化、汇聚到文本符号世界，同时也借助或通过符号世界的社会力量而把个人力量发挥出来，这种创作过程体现了个人力量与社会力量的交互。文艺接受理论强调文本的阅读是一种再创造，需要阅读者发挥个人力量，阅读者同样借助或通过符号世界的社会力量而把个人力量发挥出来。因而，文本阅读过程同样体现了个人力量与社会力量的交互，联系起来看，创作—阅读的全过程也就是以文艺文本为中介的创作者与阅读者以及阅读者与阅读者之间的社会交往或交互过程，而文艺文本的弱共识性则有助于保障这种社会交往的非强制的自由性、平等性，这是人文文化的价值所在。

因此，在文学、美学与科学的对话中，整合文艺接受理论和新批评等理论有助于揭示自然语言大模型弱共识性实质语义的形成机制及其文化价值；新批评有关语境语义多重性的研究总体来说还处于“思想实验”层面，而现在大模型则以“工程实验”予以证明，这对于重新认识和重塑文艺美学有重要启示。

二、新批评语境论新释：文学文本形式语义的复义性与语元的实例性

首先看新批评理论家瑞恰兹的“语境定理”或“意义的语境理论”。语境（context）的字面意思是强调一个词与另一个词所形成的上下文的关联性，引申义则可指任何一个事物与另一个事物之间的关联性。“‘语境’这种熟悉的意义可以进一步扩大到包括任何写出的或说出的话所处的环境；还可以进一步扩大到包括该单词用来描述那个时期的为人们所知的其它用法，”〔9〕这关乎社会历史语境。而“最后还可以扩大到包括那个时期有关的一切事情，或者与我们诠释这个词有关的一切事情”，“也许通过研究因果律所论述的大自然中的再现现象，我们就能正确地理解我所说的语境”〔10〕，这关乎自然语境。在瑞恰兹的“技术性用法”中，“正是这个词前后的其它词确定了该词的意义，而这些词在‘语境’中也同样会产生熟悉的感觉。这种‘语境’很容易扩展到整整一本书的范围”〔11〕。总体上强调的是语言文本内部语境中词与词的关联，以及一个单独的词的意义是在整体性结构中产生的，而不考虑文本与外部的个人、社会、自然世界的关联或交互。

瑞恰兹认为存在一种“语境的节略形式”：“当发生节略时，这个符号或者这个词具有表示特性功能的项目——就表示了语境中没有出现的那些部分”；但是，“我们并不主张设法找出语境中没有出现的部分……这条定理的功能远不是肯定一些做法，而是在否定一些做法，然而它并不因为这种否定作用而降低其应用价值”〔12〕。即一种“否命题”的提出是为了证明“正命题”，即一个词的意义是由这个词前后的其他词及其构成的语境确定的，这就是“意义的语境定理”的应用价值。瑞恰兹据此辨析了几种情况：（1）认为“一段文章是指某一件事情，它仿佛就不能同时指另一件事和一件截然不同的事”，“一个符号只有一个实在意义”〔13〕，这是一种习惯性的迷信。（2）关于“词语间相互作用”即“把词语合起来放在句子中时发生的情况”，根据“语境定理”要“把完整的叙述——即句子——加以分解”，而不是“把词语的意义首先孤立起来，然后再组合起来”〔14〕，这强调了整体、语境先行原则。（3）“向某个单一的叙述提供意义的语境的不同类型间的竞争”，比如双关语等，由此，“意义的语境理论将使我们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在最大的范围里遇到复义现象”〔15〕，此即“语境复义”论。“旧的修辞学把复义看作语言中的一个错误，希望限制或消除这种现象”，而新的修辞学则把复义看成是“语言能力的必然结果”和“表达思想”，尤其是诗歌形式离不开的重要手段；“中性的解释是一种特殊的、局限性很大的使用语言方法。比较起来，这种方法近期才有所发展，因此我们至今还不能使语言适应其发展（某些自然科学领域除外）”，“除了火车运行的程序和自然科学中比较呆板和固定不变的领域之外，纯说明是一种相当罕见的现象”〔16〕，自然科学领域的术语、文本就是“纯说明”“中性解释”，作为表达思想的形式，科学文本要求“限制或消除”复义现象。

再看兰色姆的相关理论。瑞恰兹提出“事物是法则的‘实例’”〔17〕，而兰色姆指出，黑格尔把艺术品看作是“了解世界过程的‘实例’教育或者象征”〔18〕。意象派诗人试图“使‘事物性’中的‘事物’呈现出来”，由此形成“意象对抗概念”，而“科学只能把具有无限性质的意象等同于与科学有关的某一性质，然后才能对之进行控制”，由此“通过抽象化来破坏意象”〔19〕。诗的“事物性”“意象性”体现了自然事物的实例性、特殊性、个别性、具体性等，展示着自然物质性质的无限性，这又是通过诗歌语言的“多重意义”来实现的。“一首诗中的物体具有异质性，或者说是多侧面的，有着多重意义”，“在结构性的组合中，组合的原则自然是所有物体所共有的一个或多个方面”〔20〕。科学文本只展示自然物体及其性质的“一个”方面，这与科学的“单义性”相互规定；而文学文本则展示自然物体的“多个”方面或“无限性质”，这与诗歌的“多重意义”或“复义性”相互规定。如果把诗歌的“作品语境”与“自然语境”联系起来的话，诗歌内部语境“复义性”的功能恰恰在于可以展示外部自然物体形态及其性质的多样性，科学则只展示自然物体某个方面的单一性。

兰色姆的词语组合观又与其“语境观”紧密相关，他把语境分成五种。（1）生理学语境。“有机生命组织的最小元素是次心理的微小神经内核”，这就是现在大脑神经科学所说的“神经元”，“它们将从诗歌中接受刺激，继而展开其特有的无形活动”，这只能是“一种精心编织的虚构，多数场合无法在诗歌中进行观察”〔21〕，但是现在的大脑神经科学与AI 结合却已使这种神经元运动变得可以观察。（2）心理学语境。心理学语境关乎“更大的意识情感中心”及其“自给自足”，“它们无须通过认知活动与认知客体发生关系”〔22〕。心理情感组织的最小元素可称为“心元”，现在AI通过情感计算也可以考察人的心元组合运动及其规律。（3）生物学—心理学语境。“在这里，诗歌的价值在于它具有约束或调节情感中心的能力。诗歌是一种关于世界的陈说，它使情感中心在真正接触这个世界时有所准备。情感中心与客观的认知活动密切相关，后者为之提供有关这个世界的真实情况。”〔23〕（4）生物学—逻辑学语境。生物学—逻辑学语境不再理会情感中心而关注诗歌的智性结构及其指称和逻辑组织，这种适用于科学话语研究探讨的是诗歌的科学和逻辑价值，而不是诗歌特有的价值。如果说前三种语境关乎的是组织的最小元素的话，那么，所谓逻辑学语境关乎的则是最小元素所组合成的结构及其组合原则。构成诗歌智性结构的最小元素可称为“语元”。在兰色姆看来，诗歌智性的语元组合结构与世界的结构和组织或物元组合结构相联系而具有科学和逻辑价值，而“科学话语”的语元组合结构也是如此。与“智性结构”相对的可称为“感性（情感）结构”，在兰色姆看来，这与物元组合结构无关，因而不具有科学和逻辑价值。（5）美学语境。其不再从科学或散文的话语中获取材料，而是寻找“诗篇中的非结构要素”即作品的肌质，如此，仍然把诗歌看成一种“真实的认知活动”而要保证其“指称的有效性”〔24〕。“更有希望成为区别诗歌与散文的特征的是一首诗所特有的结构”，而诗歌与散文结构的区别不在“情感、感受力或‘表现’”〔25〕，这实际上切断了诗歌特有的结构与情感结构或个人心元组合体的关联。

兰色姆所说的五种语境论是瑞恰兹广义语境论的细化，但两人最终又都把语境窄化为诗歌文本内部语境；而只有把五种语境联系起来，才能充分揭示诗歌的“美学符号”特有的结构与“科学符号”逻辑结构的不同，尤其是两者文化价值的不同。瑞恰兹强调“中性的解释”的使用语言方法是“近期”也即现代以来才有所发展的，而至今还不能使语言适应其发展（某些自然科学领域除外），这表明现代自然科学领域是适应语言的这种发展的；而与中性的解释方法相对应的是把词语（语元）的意义首先孤立起来，然后再组合起来的方法，这主要是针对自然世界的，即把构成自然世界最小元素的“物元”首先孤立，然后再组合起来。瑞恰兹强调这种方法局限性很大，而局限性较小的方法是“把完整的叙述——即句子——加以分解”（参见前引）；所以，问题并不在是否要把某个世界整体分解为最小元素，而在考察世界的逻辑起点：是世界的整体、系统或广义的语境先行，还是孤立的最小元素先行。

布鲁克斯指出，科学的术语是“纯粹的（或者说渴望它们是纯粹的）语义”，“从推理上考虑，理想的语言应该是一词一义，并且词和义之间的关系也应该是稳定的”，“把词语（语元）的意义首先孤立起来”〔26〕，也就意味着把语元的意义锁定而使之只具有单义（一词一义），这就否弃了作为具体“实例”的语元意义的多样性。同样，把构成自然世界的物元首先孤立起来，也就意味着把物元的“性质”锁定而使之只具有单一性，这就否弃了作为具体“实例”的物元性质的多样性——而作为具体实例的语元意义的多样性是通过与不同语元组合会产生不同的意义表现出来的——语境复义论揭示了这一点。同样，作为具体实例的物元性质的多样性也是通过与不同物元的组合会呈现不同性质表现出来的，兰色姆所说的具有“事物性”或“实例性”的“意象诗”展示了这一点。科学文本与文学文本的生成过程都是把个别的语元组合成整体的文本，所以，两者的差别并不在于“个别”与“整体”之不同（科学文本也有一种整体性的语境），而在于前者抑制了作为具体“实例性”语元意义的多样性，而后者以充分展示这种多样性（多义性）为目标。

退特认为：“图象符号在语义上是很弱的”，“美学符号（即图象符号的一个变种）就必须大体在句法面起作用”，而“缺少认识的内容”实际上指形式语义，“否则，我们只能在语符运用面得到一个‘解释’，而且，如果那‘解释’明白易懂，那也是指语义关联或科学文体而言”〔27〕。退特没有充分注意形式语义与实质语义的不同，似乎认为美学符号的“弱的”语义是不需要解释的。因此，用“强—弱”或“强共识性—弱共识性”描述科学文本与文学文本在“实质语义”上的区别，用“单义—语境复义”描述两者在形式语义上的区别，就可以澄清新批评相关表述的矛盾，并可以将其有价值的认知从混乱中清理出来。在科学表述中，从形式语义看，在语元上要求单义性，在语元组合规则上要求逻辑性、强制性，由此形成的组合体即科学文本也要求单义性，并决定着在人的直观理解或解释中生成的实质语义就具有强共识性。而在诗歌表述中，从形式语义看，在语元上具有语境复义性，在语元组合规则上不要求逻辑性、强制性，由此形成的组合体即诗歌文本的形式语义具有复义性，决定着在人的直观理解或解释中生成的实质语义具有弱共识性。而实质语义的强共识性、弱共识性的不同文化价值，只有在跟作为科学与诗歌文本的解释者的关联中才能得到揭示。由于排除“读者”的作用，新批评未能充分揭示诗歌非强制性、弱共识性实质语义的文化价值，而与之相对的文艺接受理论则有所揭示。

三、接受理论新释：形式语义转化为实质语义中读者的作用与社会意义

接受理论家施伦斯泰特指出：“索绪尔写道——后来这一想法通过音位学变得更加精确——‘一个词值得重视的，不是声音本身，而是把这个词同其他词区别开来的声音的差异性，因为正是这些差异性才是意义的载体。’它们只是作为一个系统的部分才具有它们的功能，它们是被这个系统规定的。”〔28〕通过声音（语音）的形式差异来表征不同的意义，所指的是形式语义。“人们曾试图凭借索绪尔的概念langue （语言）和parole（言语）来解决作品这个难题。于是，作品作为语篇不是被看作‘语言’（韦勒克和沃伦的主张）、就是被看作‘言语’（特拉奔德）。”〔29〕毕勒则把语言和文学作品定性为“处在低级形式化阶段的语言现象，这种语言现象脱离了特定的主体”，在此形式化阶段形成的是形式语义，而言语则是“行动、实践”〔30〕，因而与个人特定的主体有关。而索绪尔强调语言与言语的不同，实际上是强调了语言作为一个符号系统与个人特定的主体无直接关联。

索绪尔把语言具有差异性的声音（语音）称为“能指”，把“意义的载体”称为“所指”，语言“能指/所指”系统实际上就是指形式语义系统，跟“现实”和作为特定主体的个人无直接关联。词或语元的声音差异只是一种物理学上的差异，与意义（语义）无直接关联，或者说，具有声音差异的语元及其组合体本身并不直接就是“意义的载体”，只有在特定的个人直观理解中才能成为意义的载体，进而生成意义，也就是形式语义转化为实质语义的过程。离开这种转化过程，语元及其组合体的声音差异也就只是一种形式差异，而不是形式化的语义差异，并因而无法承载意义。因此，只有充分结合实质语义，才能理解形式语义，把文学作品视作不同于言语的语言系统的韦勒克、沃伦等忽视了这一点。

施伦斯泰特指出：“对现实的经验和认识以及对逻辑关系的掌握又通过语言表达可以组合的规则直接影响语言的运用”，逻辑和现实的“物元组合运动”对“语元组合运动”〔31〕会有影响。“诗的功能就是各种形式层面（语音形象的和语法规则的结构）在传达内容，并使之具有多层次性和多义性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一种功能”，这是指形式语义；而“在心理生活中，词是一个活跃的、滑动的、复杂的构造，它包纳了由各种固定意义形成的许多领域。在这个结构里面，意义表现为潜能的实现”〔32〕。形式语义是意义的潜能，而实质语义则是这种潜能的实现。

在阅读文学作品的过程中，读者“通过他自己的来自表象世界的审美的和实际的经验来填补由本文产生的潜在意义”〔33〕，伊瑟尔用对“空白点”的“填补”〔34〕加以描述。作者“从效应策略方面这样来安排他的作品，以便使写进作品中的意义潜能能在阅读中建设性地显现出来，能产生出意义”〔35〕，由此，文学作品的潜在含义或潜能被“现实化、现时化和具体化或语义转换”〔36〕，这种语义转换其实就是形式语义在读者的建设性阅读或直观理解中转化为实质语义。朔贝尔指出：穆卡洛夫斯基认为“各种语言的本文只能是一种符号形态，它在主体范围的交往是通过密码系统进行的，而密码系统又是存在于接受者各自的集体意识之中”，“强调所考察进程的集体性，而这种集体性又具体地只存在于一个个个人阅读的行动之中”，“即使在自然语言中，一个个说话人在说话行动中实现语言系统时也发挥着一种‘产生意义’的功能”〔37〕。在读者阅读和直观理解中，文学作品形式语义转化为实质语义过程的基本特性，正在于集体性或社会性与个人性的统一。因此，只有在创作—阅读全过程中，文学文本作为“潜能”的形式语义才能转化为实质语义而使这种意义潜能得以实现，这个全过程也就是通过文本社会性符号世界而进行的发件人（作者）与收件人（读者）之间的社会交往过程。

存在于个人大脑的信息、意义（如作家的构思等）是个人性的，语言符号是为了一个人与另一个人交流或交往才使用的，语言行为不同于个人心理行为之处就在其固有的社会性，个人把存在于自己大脑中的信息、意义传输到语言符号中，如果想有效地传达给另一个人，就必须遵循语元组合的基本规则而受这种规则限制——这种规则可以是概念化、强制性较强的语法规则，也可以是非概念化、强制性较弱的实例性、习惯性规则。在人的语言行为中，语元的声音（语音）差异构成形式语义，这些形式语义只有在个人的直观理解中才能转化为实质语义；而由于这种直观理解的个人性，实质语义较难形成强共识性而具有非强制性的弱共识性——这可以说是自然语言的本相。从动力学角度看，科学符号为了特定的目的，即汇聚许多个人物化在语言符号中的社会性力量以认识、改造自然物元组合运动，必须尽可能限制弱共识性、个人性；以此反观，文学符号的弱共识性、个人性则更有助于个体性与社会性统一的非强制性的交往——这正是文学弱共识性实质语义的文化价值所在，康德“审美共感”论对此有所涉及。

兰色姆在《新批评》中指出：“诗歌活动是一种知识行为。科学与审美的认知方式应当互为启迪，也许它们提供的是两种可供选择的不同类型的知识。”〔38〕他试图在话语或文本层面辨析文艺“审美性”与科学“逻辑性”的区别，乃是新批评的重要理论追求，而这也是康德美学的重要议题。

四、康德审美共感论与自然语言大模型弱共识的社会价值

康德把审美活动称作鉴赏判断，而“人们可以用sensus communis aestheticus〔审美的共感〕来表示鉴赏，用sensus communis logicus〔逻辑的共感〕来表示平常的人类知性”，“与健康知性相比，鉴赏有更多的理由可以被称为sensus communis〔共感〕；而且审美判断力比理智判断力更能够领有一种共同感觉这个名称”〔39〕。sensus communis也可译作“共识”，从字面意思看，sensus与感觉、感性等有关，强调的是个人性，而communis 强调的是公共性或社会性。共识的审美性就体现为个人性与社会性的统一；而知性、理智判断力的共识的逻辑性则偏重社会性而抑制个人性。陈小平指出，自然语言大模型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实验，而其弱共识性又与具体用户对其自动生成的文本理解的个人性有关，联系起来看，其重大意义也就在于体现了社会性与个人性的统一。在此意义上，自然语言大模型的弱共识与审美共感是等值的，这为我们重新认识人类文化打开了新视野。

康德指出：从主体人看，一方面，审美鉴赏判断是“反思性的鉴赏”“普适性的（公共性的）判断”，与之相对的“感官的鉴赏”“私人的判断”则不具有这种普适性、公共性；另一方面，审美鉴赏判断又不同于逻辑判断而具有非概念化特性。“一种不是基于客体的概念的普遍性根本不是逻辑的，而是审美的。”〔40〕逻辑判断“能够通过证明来‘强迫’作出必然的普遍赞同”，而“不存在任何经验性的证明根据去‘强迫’某人作出鉴赏判断”〔41〕，审美鉴赏判断“预示着‘强制’的合规则性就被尽可能地避免”或“对规则的一切‘强制’”〔42〕的摆脱。审美共感是非概念化、非强制性的弱共识，不同于逻辑概念化的强共识。

再从客体对象看，审美弱共识性与实例性相关，鉴赏判断本身并不假定每个人都赞同，这讲的就是非强制性的弱共识；逻辑判断则假定每个人必须赞同因而具有强共识。审美鉴赏判断“只是要求每个人都作出这种赞同，作为规则的一个‘实例’”，即瑞恰兹所说“事物是法则的实例”，“就这‘实例’而言它不是期待概念，而是期待别人的赞同来作出证实”〔43〕。“一个如此通过种种‘实例’所证实了的鉴赏从评判对象在其下被给予人们的诸形式时的那种一致性的根据中起源的标准，这个根据深深地隐藏着， 对于一切人来说都是共同的。”〔44〕审美共识是通过实例而非概念体现出来的，因而并不假定每个人都赞同而具有非强制性；而在科学活动中，实例则“期待”概念并因而具有强制性。实例性又与“形式性”相关：“如果对一个直观对象的形式的纯然把握无须直观与一个概念的关系就为了一个确定的知识而有愉快与之相结合，那么，这个表象就由此不是与客体相关，而是仅仅与主体相关”，“无意于一个要从对象获得的概念”，而其中的“愉快”所表达的“纯然是客体的主观的、形式的合目的性”〔45〕。主体的主观的合目的性与客体的形式的合目的性是相互规定的，与之相比，科学逻辑判断则是为了一个确定的知识而从对象获得概念，进而认识客体对象，而审美判断则不是为了认识客体对象，而是判断客体的形式是否能引起主体的愉快（美感）。

与审美主观的合目的性相对的是客观的合目的性，而“客观的合目的性惟有借助于杂多与一个确定的目的的关系，因而惟有通过一个概念才能被认识”〔46〕，这是科学的追求。通过概念可以把杂多的自然物元组合在一起以认识自然，科学最终是通过认识并改造自然对象而获得对于人类的“有用性”来确证其文化价值的。自然“除了有用的东西之外还如此丰盛地广施美和魅力”，这表明“自然要通过列举如此多的美的形态来促进我们的文化”〔47〕。这种促进又可以“从人对社交的自然倾向出发（经验性地和在心理学上）作出阐明”，“美毕竟不与主体的情感相关自身就什么也不是”〔48〕，新批评离开“主体的情感”是无法揭示文学不同于科学文本的美的特性及其独特文化价值的。

“美的艺术是这样一种表象方式，它独自就是合目的的，而且尽管没有目的，却仍然促进为了社交传达而对心灵能力的培养一切美的艺术的预科”〔49〕，即“通过人们称为humaniora〔人文学科〕的预备知识来培养心灵力量，这也许是因为人道一方面意味着普遍的同情感”，这就是审美共感。通过“与人性相适合的社交性”，“人性就与动物性的局限区别开来”；在一个民族共同体对“有法则的社交”的冲动中，存在着“自由（因而也将平等）”与“强制结合”〔50〕的冲突。审美愉快表征着个人心元（知性与感性想象力）组合的和谐化，进而使个人心理文明化；在审美活动中，人的社交遵循的是自由、平等的非强制性法则；而在道德、法律活动中，人的社交遵循的则是强制性法则。

审美共感体现了个人性与社会性的统一，“社会的冲动对人来说是自然的，因而对此的适应性和癖好，亦即社交性，对于作为注定有社会的造物的人的需要来说，是属于人道的属性”〔51〕。而审美鉴赏对此有促进作用：“一个孤零零地在一个荒岛上的人”“不会装饰他的茅屋”，“惟有在社会中他才想起自己不仅是个人，而且还按照自己的方式是一个文雅的人（文明化的开端）”，在文明化造就出的“文雅化”的作品中，“各种感觉惟有就它们能够被普遍传达而言才被视为有价值的”〔52〕。这种普遍可传达性的理念无限地增大着它的价值，这就是“文明化”所造就出的文艺等作品的审美共感的文化价值所在。

总之，审美活动体现了社会性与个人性的统一，由此也决定着审美共感的弱共识性；而在科学活动中，知性、理智、逻辑判断力则偏重社会性，而缺乏甚至抑制个人性，由此使科学的逻辑共感具有强共识性，这有助于科学汇聚物化在符号中的社会力量，以认识、征服、改造自然而造物人类及其每一个成员。

当今AI 计算机其实也是通过符号（代码等）组合（算法结构等）发挥作用的，而作为深度学习发展的两大重要突破：DeepMind 的AlphaFold 已经可以预测蛋白质结构——这开启了AI for Science的发展方向，为通过符号组合认识、把握自然界的物元组合及其规律进而改造、征服自然开辟了广阔前景。而OpenAI 的自然语言大模型ChatGPT可以自动生成自然语言文本，其多模态又可以自动生成图像、音像等文本，这实际上开启了AI for Humanities（文学艺术等人文文化）的发展方向。这表明当今AI 整体上已经并将进一步扬弃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二元对立。

从文艺等人文文化看，康德指出，审美活动“通过种种‘实例’所证实了的鉴赏从评判对象在其下被给予人们的诸形式时的那种一致性的根据”是“深深地隐藏着”的（参见前引），而作为“实例”的形式的“美的组合”规律也是隐藏着的；同样，文学文本语元通过实例性的美的组合规律也是隐藏着的。现在看来，这只是表明仅仅凭借人类个体及其大脑神经元系统等很难全面展示这种规律，个人只能基于经验而通过思想实验来对这种规律加以推测；而现在的大模型人工神经元网络，凭借超大算力等“学习”了人类个体根本无法学习到的超大自然语言数据（包括文学语料），通过对语元关联度实例或语元作为实例的关联度的展现，初步展示出了这种美的组合规律，或者说这种规律初步得到了“工程实验”上的证明，这对于重新认识和重塑文艺美学等具有重要的启示。

从科学文化看，自然语言大模型颠覆了传统科学概念化、强共识公理系统，其实例性、弱共识将重塑科学文化，但并不意味着替代强共识公理系统，而科学辨析两种公理系统及其应用边界至关重要。怀特海提出所谓“把抽象误置为具体的谬误”，即“当仅仅以实际存在物作为某些思想范畴的‘实例’来考察实际存在物时，它忽略了其中所涉及的抽象程度。在各种现实性中有这样一些方面，一旦我们把思想严格地限制于这些范畴时，它们就几乎被忽略了”〔53〕。思想范畴的实例即瑞恰兹所说的“法则的实例”，康德所说的“规则的一个实例”：抽象的思想范畴、概念或概括性模型往往要求强共识，而实例性模型只具有弱共识，把抽象（概念）误置为具体（实例），也就意味着把强共识误置为弱共识。

面对现在的作为实例性模型的自然语言大模型，也应警惕另一种误置，即把具体（实例）误置为抽象（概念），进而把弱共识误置为强共识。瑞恰兹认为复义是语言能力的必然结果，可以加以充分应用，而科学则把复义看作语言中的一个错误，希望限制或消除这种现象，消除复义则“一词一义”“一个符号只有一个实在意义”“一段文章是指某一件事情”，这正是科学符号的强制性要求。瑞恰兹将此称作“迷信”，表明科学文本只要使用自然语言，就很难彻底消除复义，进而很难形成强共识。这同样是现在的AI 自然语言大模型面对的基本问题：表现为大模型会出现幻觉，通过“微调（Finetune）”等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加以消除，但很难达到严格的准确性、精确性，进而很难形成强共识。这是大模型应用的边界，如果不明辨这种边界，把弱共识性的自然语言大模型不加处理地应用到需要强共识、严格准确性的领域如医疗诊断等，误置或错位将可能产生误用风险。

此外，在对AI 力量的认知中也存在“误置”谬误：AI 机器所代表的确实不是人类个人力量，但却依然是人类社会力量，因而也依然是人类力量，而有些人却把AI 这种人类力量误置为非人类力量，进而把未来超级AI 视作不同于人类碳基物种的新的硅基物种，这种似是而非的论调会引发对AI 认知混乱。与此相关的另一疯狂想法是通过把智能芯片植入大脑等技术手段以提升个人智能，这实际上是把AI 社会力量误置为个人力量，这种误置既反人道也反自然，将引发人性的迷思和迷失，兹不多论。

总之，从科学文化内部看，自然语言大模型以弱共识公理系统颠覆了科学传统的强共识公理系统，但在未来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两种系统又将并存发展而不能相互替代，两者不错位而各安其位，对于AI 的合理应用非常重要。从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关系看，大模型弱共识性实质语义打破了两者传统的二元对立，但两者同样不能错位而需各安其位，这又并不意味着相互隔绝。大模型在一定程度上已打破了这种隔绝，而文学、美学与科学的对话一方面有助于揭示大模型弱共识性实质语义的形成机制及其文化价值，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揭示和认识文艺“美的组合”规律及其文化价值，进而有助于认识并重塑人类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