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体对网络空间道德心态的塑造及其影响

刘海明

社会生活方式塑造道德风尚，这种风尚反映了整个社会的道德状况，是全体社会成员道德面貌的总体表现。道德风尚的实质是“德性的风尚”〔1〕，它体现着一个社会普遍的品行。“在一个现代的、世俗化的、陌生人的社会里，国家的法律规范越是严密，则社会的道德风尚便越为淳厚。因为精密的法律规范的普遍恪守，久而久之就可以催发出宽展扎实的道德习惯。”〔2〕法律规范也是社会共识的重要来源，这种规范的范围相对狭隘，而社会性的道德习惯规范着社会成员的人际交往。随着社交媒体的普及，网络空间成为“第二社会空间”，使用社交媒体作为新型的社会生活方式，社交媒体平台的道德状况成为当代社会道德风尚的缩影。尽管社交媒体平台的内容管理和数据隐私问题经常受到批评，社交媒体用户数量仍在不断增长。截至2023 年6 月，我国的社交媒体用户达到10.47 亿人，网络视频用户10.44 亿人，短视频用户10.26 亿人。〔3〕人们在以用户身份使用社交媒体的同时，社交媒体也在塑造着网络空间的社会道德心态，这种心态反过来也在影响着当代的社会道德风尚。

一、社交媒体用户跟帖讨论心态的道德性

在现代社会的传播格局中，新闻媒体为社会架起信息桥梁，公众是媒体信息的消费者，后者缺乏公开发布并广泛传播个人信息的渠道。社交媒体改变了传统的传播格局，如果说互联网搭建的是全球范围的“信息高速公路”，那么社交媒体在这条“高速公路”上则架起了信息交流的“立交桥”，这种社会化媒体在将公众联结起来的同时也创造出信息在线交流的新形式。

个体道德体现在行为上，人们可以通过习惯性行为的道德性评判个人的品行；社会道德是社会行为道德性的结晶，对这种道德的评判主要通过观察公共生活中的道德状况。使用社交媒体成为新的社会生活方式，用户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的跟帖讨论成为当代社会典型的社会行为之一，这种行为的道德性反映着网络文明的程度。

认识社交媒体用户跟帖心态的道德性，应先了解这种介质的媒体特性。社交媒体也被称作社交网站，是指允许参与的个人和社区通过用户生成的个人资料和内容公开或半公开地进行交流的在线平台。〔4〕在社交媒体刚兴起时，用户参与社交网络通常出于以下的动机：①建立和维持人际关系，②创造个人身份，③寻求信息，④将其作为一种消遣/娱乐。〔5〕以新浪微博为例，截至2023年6月底，该平台月活跃用户达到5.99亿，日活跃用户达到2.58 亿，活跃用户中来自移动端的比例达到了95%。〔6〕

随着社交媒体的普及，用户使用这种媒体的动机也在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用户对参与在线公共议题讨论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作为基于用户关系的内容生产与交换平台，社交媒体是媒介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技术的价值在于“不懈地改造世界和人类以便它们能相互适应”〔7〕，无论一项技术的功能多么强大，其应用总是在适应用户心理需求的背景下发生的。〔8〕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公众渴望媒介技术满足大规模的在线交流需求，社交媒体创造了虚拟的社会交往的“第二空间”，社交媒体平台作为现实空间的延伸，从这里可以间接观察到现实空间的道德风貌。社交媒体用户的在线跟帖讨论也在为虚拟网络空间的道德风貌进行数字画像，为认识社会道德心态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社交媒体用户在线参与公共讨论，这种意见表达的背后隐藏着相应的道德心理。这种特定的心理活动是社会道德要求在人们内心的反映，一个热点事件的社会道德要求相同，不同的人对这样的要求有着不同的心理反应。新浪微博热门的话题投票发起者就某个争议性话题设置若干个选项，每个选项都隐含着参与者的道德选择。①2023年11月2日，上海《新闻晨报》官方微博账号发起“你的工作底薪有多少”的投票，有八个选项供用户投票并发表看法，不到两天时间就获得5600 多个点赞。参见《你的工作底薪有多少？》，2023 年11 月2 日，https://weibo.com/1314608344/NqIykerP7?refer_flag=1001030103_,2023年11月4日。传统媒体的单向度传播模式限制了公众参与公共讨论的机会，社会道德风貌更多是媒体叙事的产物，这样的社会道德心理符合媒体议程设置的预期，并以静态的形式呈现在公众面前。互联网为公众参与公共讨论提供了可能，媒介环境的变化使静态的道德心理通过在线的即时跟帖讨论变得直观，研究者可以通过关注在线跟帖讨论观察用户动态的内心波动，由此带来道德心理研究的转向。

20世纪90年代，研究者开始使用“道德心态”这个用语，但并未界定这个概念。〔9〕进入21世纪，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创造了新的公共交流方式，公众的道德态度间接反映在在线的公共讨论中，研究者开始尝试界定相关概念。虽然社交媒体用户的规模以亿人为单位，但真正带动网络舆论走向的却是意见领袖。个别意见领袖将刻意追求言论的舆论反响作为保持个人热度的底线，这样的底线心态一方面刺激了追随者的不道德的亲意见领袖行为，另一方面也加速了具有强烈道德认同感者的离去，造成了舆论场的极化现象。〔10〕审视社交媒体平台上的社会道德心态问题，需要了解用户的道德焦虑、他们对舆情事件的消极道德判断以及随之出现的粗暴言行。〔11〕社交媒体上消解的道德心态弱化了用户的道德意志，网络舆论场内非道德的行为难以追究某个用户的道德责任〔12〕，这样的行动是用户群体的心理意义先于道德造成的因果关系〔13〕，是情绪刺激反思而不是直接推动行动。〔14〕如果不能改变这种状况，将造成社交媒体用户的冷漠心态或怨恨心态，进而颠倒社交媒体公共讨论的应然秩序。〔15〕

随着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几乎同步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引发公共讨论，社交媒体用户跟帖心态的道德性趋于直观。在公共讨论中，用户容易受到其他用户的影响，对于与自己价值观接近的用户持欣赏态度，对价值观不同的用户持否定态度，这样的认同（或不认同）处于动态的变化之中，因为用户间的跟帖讨论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道德心态的波动反过来影响他们的态度。虚拟网络空间所提供的在线跟帖讨论常态化，观点的多元与传统道德观念发生碰撞，跟帖讨论越是激烈越是在参与讨论的用户内心影响其道德态度。

社会道德心态包含公众作出判断和行为反应的过程。由于“心态”包含着“品行”和“德行”的义项，这从一个侧面表明心态与道德之间的联系。从伦理角度研究社交媒体跟帖讨论的心态问题，即便是在匿名状态下发布的跟帖也折射出用户的某种“品行”。通过对不同品行的跟帖心态分类，用户跟帖心态的道德性随之显现。社交媒体用户跟帖讨论中所呈现出来的群体性的道德态度有别于现实空间的道德观念，这样的心态“并不是有赖于我们的思考而存在的，它属于思维所能理解而不能创造的那个独立世界”〔16〕。

行为是心态的外在表现形式，心态规定着行为的表现方式。跟帖讨论作为社交媒体平台在线讨论的大众化行为，社交媒体用户跟帖心态的道德性有着自己的特点。

第一，社交媒体用户道德认知的差异性。道德认知是对人际道德关系的原则和规范的认识，对个体或社会行为的道德评价。社交媒体用户的道德认知来自现实空间形成的道德观念，熟人社会所形成的道德认知在匿名的在线跟帖讨论中，出格的跟帖容易逃避道德惩罚，这样的侥幸心理造成了部分用户道德认知的差异。怀有侥幸心理的用户在跟帖时受到感性的驱使，选择以任性的方式跟帖表达观点，不愿冒道德风险的用户选择以相对理性的方式参与跟帖讨论。用户在道德认知方面的差异导致两种不同性质的跟帖心态，跟帖心态的道德性因不同用户道德认知的差异性而呈现不同的讨论方式和讨论结果。

第二，社交媒体用户道德推理的跳跃性。跟帖评论作为社交媒体在线讨论的基本手段，用户以即兴的形式表达自己对议题本身或者对其他用户跟帖的看法。跟帖是用户作出的道德反应，这种反应在形式上表现为即兴发言，实质上却包含着相应的道德推理。伦理学追问的是行为的理由，用户跟帖提供的主要是个人意见而非补充性事实。跟帖心态的道德性在于用户瞬间的推理是否遵循了自己的道德准则，是否符合常识道德。符合道德准则和常识道德的跟帖预示着用户跟帖心态具有道德性。在跟帖讨论实践中，初始阶段的跟帖心态符合常识道德的要求，随着跟帖讨论趋于激烈，用户的情绪变得亢奋，即兴发言的道德推理呈现跳跃性的特点，用户可能为坚持自己的观点而忽略了对道德准则和常识道德的坚持。

第三，社交媒体用户道德准则的脆弱性。社交媒体用户参与跟帖讨论时需要依据主观性原则，这种原则指引用户形成意见以及词语的选择和观点叙事的方式，这样的主观性原则通常被称作道德准则。道德准则规定人的行为方式，道德意志坚定者所遵循的道德准则具有稳定性；相反，道德意志脆弱者的道德准则呈现脆弱性的特点，其道德观念受制于外部环境的影响。在社交媒体平台的在线讨论中，道德意志脆弱的用户对道德准则的遵守也表现得较为脆弱，在跟帖交锋中缺乏坚持己见的坚定性，为避免被孤立或受到其他用户反驳而被迫选择从众，这样的脆弱性在社交媒体用户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以上三种跟帖心态的道德性是在社交媒体这个特定环境下形成的，认识当代的社会道德心态，需要进一步了解社交媒体对这种心态的塑造。

二、社交媒体对网络空间道德心态的塑造

“道德”蕴含“应该”的成分，这是因为道德无形中向人们发出理性行动的要求，响应这一要求的行为具有道德性，这类行为遵守道德的内在规定并产生预期的社会效果。

为营造良好的跟帖讨论秩序，平台通过制定发帖规则规范用户间的跟帖互动，发帖规则培养着用户的跟帖习惯。在现阶段，社交媒体用户已经接近全国总人口的75%，社交媒体用户整体上的道德心态是社会道德心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匿名的跟帖讨论所展示的用户道德心态更为真实，因此，社交媒体对用户发帖习惯的塑造，归根结底也是在塑造当代的社会道德心态。发帖规则的要求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社交媒体道德规范的“应当”要求，培育着以社交媒体用户为代表的社会道德心态。社交媒体对网络空间社会道德心态的塑造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社交媒体对网络空间道德直觉的塑造

道德观念始于家风的熏陶和父母的教诲，道德观念的应用场景更多是在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中，社会实践在检验道德观念有效性的同时也在重新塑造着人们的观念。社会实践对道德观念的再塑造需要得到人们的道德许可，这种认可包含着道德直觉。直觉是快捷的判定方式，从接触一个事物到瞬间作出判断，这个判断的过程虽然难以察觉，判断作为实存的行为却客观存在着。简单快捷的直觉判断并非出于任性的意念，而是出于个人自由意志的判断标准。这其中道德直觉判断依据的就是行为主体所接受的道德观念。道德直觉对道德观念的适应性凭借的是习惯性的道德思维。道德需要一个理由，这个理由只能由当事人自己提供，这样，道德直觉被赋予了自省的职能。西季威克认为“直觉”是“未经反思的常识”〔17〕。

在传统媒体环境下，大众传媒的议程设置也在塑造着社会道德心态，媒体机构按照自己的道德观念有意识地引导公众选择其所认可的道德标准去审视世界。社交媒体的去中心化解构着传统媒体的道德权威，道德观念的多元化使道德观念从单向度转向多向度，多维度的道德观念影响着社交媒体用户的道德认知。在围绕重大突发事件的跟帖讨论中，不同道德观念所形成的见解同时呈现在跟帖评论区，多元的观点所包含的道德观念可能截然不同，不论何种形式的观念总有人认可。一种异质的道德观念受到部分用户的认可，这样的道德认知冲击甚至解构了部分用户的道德观念。如果一种异质的道德观念反复出现在跟帖讨论区，该观念将涵化原本持不同道德观念的用户，引导用户在遇到类似讨论时可能倾向于曾经的异质观念。社交媒体对社会道德直觉的塑造，逐渐变成不经跟帖用户反思即可自动识别的新的“常识性的”道德观念。

（二）社交媒体对网络空间道德行为的塑造

社交媒体与传统媒体是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媒体形式，传统媒体是新闻信息的生产者和传播者，社交媒体以信息平台的形式创造了信息交流的虚拟空间。社交媒体创造的虚拟空间前所未有，这个空间的运行需要模仿现实空间。从媒介史的角度看，虽然社交媒体的历史并不长，但公众对这种媒体介质并不陌生，新注册的用户会很快适应这个虚拟空间的生活方式，其行为也表现出“社会化”的特征。不论是单独发帖还是参与跟帖讨论，用户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的行为要么延续自己在现实空间的行为方式，要么在模仿其他用户的行为方式。社交媒体平台提供的网络空间（虚拟社会空间）“是由一群倾向于互相模仿的人组成的；即使彼此不进行实际的模仿，他们也比较相像，因为他们具有共同的特征，这些特征又是同一个范本的历史悠久的副本”〔18〕。

从现实社会空间转向虚拟社会空间，虽然模仿可以避免社交媒体用户无所适从的窘境，但两种社会空间所依赖的行为方式毕竟有所区别。现实生活空间个体的身份相对确定，陌生人的身份可以被追踪，身份的确定性要求行为方式的相对理性，理性蕴含着道德方面的要求。虚拟社会空间的用户可以自主选择身份的确定或者不确定（匿名），身份隐匿赋予用户更多的自由发挥余地，促进用户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发挥作用。这样的身份也可能放大人的感官欲望，降低行为的道德性。选择实名还是匿名的身份，实质上是社交媒体用户根据其心理事实采取的一种社交策略。心理事实是一种许可的事实，它经过认识主体的价值观的审核被赋予合法性的事实。当用户自我许可自己的身份选择，也是在选择他所模仿的对象，实名注册用户的行为相对理性，理性的行为避免降低个人的声誉，避免给自己的现实生活造成困扰；隐藏真实身份的匿名身份满足的是个人的任性需求，在这种状态下的用户行为有两种不同的行为方式，“一种是亦步亦趋地模仿物件，一种是反其道而行之”〔19〕。第一种行为方式是缺乏个性的用户更愿意选择的行为方式，第二种行为方式对于匿名状态的用户更具有活力。在跟帖讨论中，逆反心理促使有的用户为反对一种意见或者一种类型的用户，采取与其相反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态度。社交媒体塑造着习惯匿名用户的行为方式，当匿名被认为是道德的或不道德的时候，社交媒体也在塑造着用户不同的社会道德行为方式。

（三）社交媒体对网络空间道德交往的塑造

社交媒体为用户开辟了一个与现实空间社交网络平行的社交网络。现实空间的社交网络基于熟人关系而建立，彼此多有交叉。一个穿梭于现实空间的人无法在同一时间与不同地点、不同的人面对面地交流。在社交媒体平台的虚拟空间内，社会交往摆脱了具身的束缚，用户可以同时以不同的身份（不止一个账号）与不同的用户进行互动。虚拟空间的社会交往可以是私密的点对点交流，也可以是在跟帖评论区的集体互动，前者的交流类似于现实空间的人际交流，遵循合作原则要求双方以文明的方式交换信息，讨论对一个事物的看法。跟帖评论区的跟帖讨论以辩论为主，这种交往只需遵守平台的发帖规则，而不必在意其他用户的感受。用户享有跟帖讨论的自主性，塑造的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社会交往方式，这种较少受制于理性制约的在线交流造成了道德相对主义的盛行。在跟帖讨论中，并非用户否定道德标准，而是将自己认可的道德标准作为唯一合乎道德的标准，这种道德相对主义造成虚拟社会空间社会交往的道德性降低，指责、攻击、谩骂成为跟帖讨论区的常态，相互指责的双方都认为自己的交流方式合乎道德标准。①参见新浪微博跟帖评论社区的观点对立现象，这些评论尽可能把新浪微博网友围绕热点事件展开的辩论予以概括。比如，2023年10月，成都2岁女童被狗咬伤事件引起热议，事发后，家属发起200万元筹款。由于筹款金额较大、受害人家境等问题引发质疑，千余名爱心捐款者向平台申请退款。关于捐出的款该不该讨回在新浪微博引发争议。参见刘海明：《捐退款之争：社会伦理心态何以摇摆》，《北京青年报》2023年10月29日，第A2版。这种现象在现实空间的社会交往中较少出现，是社交媒体的匿名性和辩论性塑造的一种独特的社会道德交往方式②确切地说，虚拟社会空间的这种“社会道德交往”应该被称作“准道德的”或者说“非道德的”社会交往方式。由于这样的交往符合持肯定这种交往方式的用户的道德意愿，在他们看来是“道德的”。因此，这里使用“社会道德交往”的表述，而没有直接用类似“非道德的社会交往”的表述。，这种交往模式一旦成为思维习惯，反过来将影响现实空间的社会交往方式。

现阶段虚拟空间的社会交往手段以文字和表情包为主。用文字与他人交流，文字的组织反映着个人的态度，表情包被用于虚拟空间的社会交往，以社交媒体平台提供的表情包为主，有的用户为表达的个性化选择制作表情包，表情包可以根据不同的情景被用来表达使用者的道德态度。随着用户间互动的频繁和用户群体心态趋于复杂化，用表情包“斗图”成为群体表达情绪的一种互动仪式。表情包无法给出准确的情境，理解边界广泛，可以从头到尾参与跟帖互动。在虚拟社会空间，用表情包“斗图”已经成为社交媒体用户狂欢的一种社交仪式。社交媒体平台通过提供并允许表情包介入跟帖讨论，用户跟帖讨论中的道德心态以视觉化的形式得以呈现。表情包从创意、设计到应用，三个环节的道德性反映出平台和用户的道德取向，而这种取向本身就是社交媒体用技术手段塑造的产物。

（四）社交媒体对网络空间道德圈层的塑造

人在现实空间的社会交往受制于空间范围的限制，社交媒体创造的虚拟社会空间为用户提供了无限交往的可能，这种可能的实现又受到诸多条件的限制。不同的社交媒体平台所聚集的用户不会相同，同一平台上的用户因语种、种族、文化和价值观以及道德观的差异，以及用户彼此之间接触的机会限制，一个用户在虚拟空间的社会交往同样有限，只能与有限用户建立社会交往网络。跟现实空间的社交网络相互独立又有所交集相似，虚拟社会空间的社交网络也是既相互平行又有所交集地存在着。不论是哪个空间的社交网络都必然经过道德观念的筛选。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在社交网络的形成过程中，一个人被某个社交网络接纳必然经历了道德观念的许可，从这种意义上说，社交网络也是社会道德圈层，它以道德为媒介，将道德观念彼此接近的人们组织在一起。用户在公共讨论过程中经过不断地分化，形成若干个“道德圈”。“道德圈（moral circle）”表示一个群体对他人的道德关注的广度，用以区分需要道德关注与没有道德关注的实体的界限。〔20〕

在不同的社会空间内，社会道德圈层道德观念的显示度也各有特点。现实社会空间的社会道德圈层（社交网络），圈层成员间彼此较为熟悉，个人的品行受到较为严格的审查。相反，虚拟社会空间的社会道德圈层比较松散，圈层成员间多数互不相识，只是从有限的跟帖讨论的态度中评判是否符合本圈层的道德兴趣，这样的社会道德圈层在经历一个激烈的跟帖讨论后，因为某些用户道德观念发生变化需要重新组合。

社交媒体对虚拟空间的社会道德圈层塑造，在于允许一个人以双重的道德观念存在，即用户在现实空间与虚拟空间，或者同样在虚拟空间可以扮演两种不同道德标准的人。道德身份的双重性只有在虚拟社会空间和现实社会空间并存的今天才可能存在。这样的双重性可以用数字双重关系理论进行解释。数字多重关系是社交媒体释放人性感官欲望的结果，当一个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本性与人交往，他可能会根据个人需要和情境变化与不同的人建立联系。社交媒体塑造的双重关系的社会道德圈层使虚拟社会空间的伦理困境变得更为常态化和复杂化。〔21〕

（五）社交媒体对社会道德责任的塑造

中国社会素有强调社会道德责任的传统，强调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是每个社会成员的分内之事。中国传统的道德教化主张性善论，由强调修身涵养之道德行动而形成强调“诚”的道德心态。〔22〕社交媒体跟帖讨论区延续了承担社会道德责任的传统。在虚拟社会空间内，对公共议题发表意见被视作履行社会道德责任的主要形式。虽然“责任”是个高频词，不少人对这个概念的认识却未必清晰。康德从自由意志与道德法则的关系出发，将“责任”界定为“这样一个意志与这条法则的关系”之依赖性，法则不允许被违背，自由意志规定人的思维方式，因此，责任“意味着对采取某个行动的一种强制”，这种强制只能“通过理性及其客观法则”，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责任也被叫做“义务”〔23〕。

责任要求人以理性的方式对待一切事务，现实空间的人在处理事务时需要考虑行为的后果，理性提醒他遵守基本的道德规范。在虚拟社会空间的跟帖讨论中，用户必须遵守的道德法则被平台的发帖规则具象化，比如爱国和尊重其他民族的文化，违反了这样的规则要被限制发帖。道德责任作为一项宽泛的责任，问责事项无法涵盖全部的社会行为。同样，社交媒体平台的发帖规则无法为用户提供一份完整的责任清单，只能用禁止性和倡导性的有限规定引导用户承担道德责任。对这种责任的履行在于用户对在线社会交往道德法则的认识，当一个用户认可这种法则，其在社交媒体的活动与这种道德法则形成依赖性，他在虚拟社会空间的活动自然愿意履行网络交往的社会道德责任，这建立在该用户能始终保持自己的理性基础上，以理性的方式与其他用户交往。

社交媒体提供的在线即时交流客观上并不利于用户的理性交流，匿名用户的理性交流需要相应的自律能力。虚拟社会空间环境复杂多变，置身于这种环境下的用户之理性经常受到冲击，面对严重背离自己价值观的观点，他的道德情感开始波动；在遇到言论攻击时，人的本能驱使其作出非理性的反应。当这样的反应常态化，社交媒体就不是在强化用户的社会道德责任（感）而是在弱化它。这种状况的持续将导致社交媒体跟帖讨论区社会道德责任的懈怠现象。

三、社交媒体网络空间道德心态对跟帖讨论的影响

在当代社会，“民心是最大的政治”〔24〕已经成为新的社会共识。社交媒体将来自不同阶层的声音汇集在平台上，跟帖讨论是民心和民意的集中反映。民意有着强烈的道德意蕴，是社会道德心态的集中反映。了解民意、解读民心，需要进一步认识由社交媒体所塑造的网络空间道德心态对跟帖讨论的影响。

（一）社交媒体网络空间道德心态对用户跟帖实践的影响

社会道德心态作为一种普遍的、动态的社会道德心理活动影响着社会成员的行为。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网络空间的道德心态以文字、图片、短视频的形式涵化着用户的个体道德心态。虽然社交媒体用户的规模庞大，用户的道德心态种类毕竟有限，按照是否符合常识道德可以分作正常的网络空间道德心态和反常的网络空间道德心态。在正常的网络空间道德心态中，又包括比较正常的和基本正常的两种道德心态。网络空间的道德心态主要反映在用户的跟帖实践中。正因为“每个帖子都可以产生影响”，使得“社交媒体的真正力量在于它能够利用数百万人的个人行为，并在社会层面培养影响力”，社交媒体的帖子通过话题标签能够“传播到其他平台，成为连接社交媒体上对话的一种强大方式”〔25〕。

在热帖引发的跟帖讨论中能够发现跟帖用户群体性的道德心态。社交媒体塑造了多元化的社会道德心态，使不同性质的道德心态同时存在于网络空间，每个用户可以选择自己所认可的某种道德心态。反常的道德心态是基于常识道德作出的判断，对于内心并不认可这种道德心态的用户来说，限于担心受到道德惩罚（熟人社会的指责），他们在现实空间的交流互动不得不遵循基本的合作原则，因而这样的互动依然有其道德性。在网络虚拟空间，个人身份的隐匿使其可以听从内心的召唤，按照本性参与跟帖讨论。“社交媒体的社交性在帮助用户加强关系、积累社会资源的同时，也产生了反社会行为。”“社交媒体平台通过构建和实施特定行为（例如，黑客攻击、网络攻击、垃圾邮件）和界面设计（例如，指标、新闻源、使用条款）来决定、影响和塑造平台上的社交性。用户在使用社交媒体时，需要警惕这些有偏见的规范对我们在网络上的行为和认知的负面影响。”〔26〕用户对反社会行为的警惕在于真正意识到这些行为违背了其行为准则，假如用户制定的行为准则偏离了常识道德，反社会行为反而符合这些用户的道德标准，他们的跟帖实践必然是非理性的，这样的跟帖方式受反常的道德心态的影响，用相对的道德标准向自己颁发道德许可。

（二）社交媒体网络空间道德心态对舆论动员的影响

每一种介质的媒体被创造出来都会产生重大的社会影响，改变公众接受信息的方式，创造新的社会交往形式。社交媒体创造了一种新的交互式在线环境和大量不同的网络位置，用户可以在其中协作、交流并共享信息和文件。社交媒体用户的在线交流更多是个体间的行为，与此同时，还可以是群体性的行为。所有介质的媒体都有舆论动员的功能，报纸、广播和电视的舆论动员是媒体发出号召，用一种意见倡导人们行动起来；社交媒体上的舆论动员不同于传统媒体（也包括网络新闻媒体和商业门户网站），后一种形式的动员频率不高，但权威性较高；社交媒体的舆论动员呈现常态化的趋势并具有去中心化的特点，主要由活跃在平台上的某个“意见领袖”发起。传统媒体对意见领袖的选择有着道德方面的考虑，言论不符合常识道德的人难以被机构媒体接受，社交媒体的意见领袖来源多样，没有任何背景的普通用户同样可以成为意见领袖。

在社交媒体上，由道德相对主义塑造的网络空间道德心态呈现多元化的特征，不同的道德心态在这个空间内相互碰撞，每一次激烈的冲突都具有舆论动员的性质。道德观念相异的冲突双方以跟帖评论的形式捍卫着各自的道德主张。在跟帖讨论（辩论）中，具有正常的社会道德心态的意见领袖善于发动用户从社会道德角度评判所讨论的话题，其中也包括对持相反意见的用户的批评；持反常的道德心态的意见领袖则给反社会行为贴上道德标签，引导用户支持，以“道德正确”否定常识道德对所讨论话题的影响。当社交媒体允许大规模的在线互动，舆论动员归根结底就变成了道德动员，网络空间道德心态相反的意见领袖都以道德为旗帜，号召认同自己观点的用户更加支持自己的立场，消解不认可自己观点的用户的道德敌意。这样的舆论动员（道德动员）经常出现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意见领袖的道德心态影响着舆论动员，这种动员反过来也影响用户的个体道德心态，影响网络空间的群体（社会）道德心态。

（三）社交媒体网络空间道德心态对道德教育的影响

在中国，儒家重视道德教育对公众道德取向的影响，主张“教以效化”和“民以风化”（《诗·周南·关雎序》），教导民众承担社会责任。传统社会的道德教育主要由家庭、学校和社会承担，近代媒体诞生以来，媒体对公众的影响逐渐增加。媒体具有天然的道德教育功能，它所传播的信息中已然蕴含着媒体的道德取向，同时也影响着公众的道德选择。机构媒体的把关人角色事先过滤掉有悖公序良俗的内容，避免受众的价值观被扭曲。社交媒体平台的议程设置更多是通过数据将高流量的帖子编入热搜榜，用户（个人或者机构）为吸引流量可能制造引起争议的帖子。为追求流量，热帖的道德性面临着挑战。“在社交媒体上，人们经常面对一系列准观念上的举止挑战。这些挑战可以被看作是进一步交流的障碍。”〔27〕交流的障碍只是持不同意见者之间的深度交流的困难，一个热帖的跟帖讨论无法达到深度交流的效果，素不相识的用户就一个争议性话题展开辩论，选择以道德的方式还是非道德的方式发表看法，选择对自己的言论承担道义方面的责任还是根本不在意道义责任，这是其内心的道德心态作出的选择。一个以道德的方式发言并愿意为此承担道义责任的用户，并不等于他在整个讨论过程中始终这么要求自己，关于这一点，可以从意见领袖群体中得到验证。即便一个公认的素质良好的意见领袖在跟帖讨论中也总有违背自己的内心规定，可能使用不敬之词回击令其愤怒的网友的时候。

在社交媒体的跟帖讨论区，用户只是跟帖讨论的参与者，他们的情感倾向是否合乎理性对公众的影响看似不大，实际上，却是构成社会道德情感的重要部分。当相近道德情感的用户达到一定规模，就可以形成具有影响力的社会道德心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情感可能是道德世界的守门人”〔28〕。一种道德情感在社交媒体上获得多数用户的认可，这种情感在网络空间所塑造的社会道德心态影响着用户的道德意向。这种意向的有效性也就是取得了相应的道德教育成效。社交媒体对社会的影响越大，这种媒体对公众的道德涵化也就越为明显。

（四）社交媒体网络空间道德心态对准则制定的影响

在现实空间和网络空间同时生活成为当代的社会生活方式。在现实空间里，每个人都有为自己量身定做的为人处世准则，即他向自己颁布行为准则，并按照这一准则行动。关于准则，康德给出的定义是：“使某些行动成为义务的原理是一种实践法则。行动者出自主观的根据使之成为自己的原则的规则，叫做他的准则（Maxime）；因此，即便法则相同，但行为者的准则却可能大相径庭。”〔29〕准则具有格言和座右铭的功能，一经制定出来就对行为主体具有相应的约束力，规定着一个人的品行并塑造着其人格。行为准则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个体道德心态的产物。换句话说，道德心态要求有与之相匹配的行为准则。

既然社交媒体塑造网络空间的社会道德心态，这种心态的复杂性影响到用户对行为准则的制定。一个人在踏入社会之前，哪怕他通过书本和影片对社会的了解再多，书上的教导仅具有参考价值，并无法满足其社交需求。环境是最好的导师，环境塑造人的思维方式，影响个体的道德决策。在现代社会，媒体环境将所有人变成它的“居民”，当代社会的人都是媒体的“土著”，媒体在引导人如何思考和决策时，也在影响其制定行为准则。对于绝大多数用户而言，社交媒体所创造的网络空间比他所接触的现实空间更为完整也更为真实，在现实空间中，人们的活动范围受到局限，这个空间对理性的要求使得他们不得不以符合道德底线的方式生活在其中；在社交媒体的网络空间中，用户可以选择以真实或者匿名的身份活动其中，真实身份的用户所依据的行为准则相对理性，否则将面临道德风险，匿名身份用户的准则制定更符合其本性。社交媒体上的暴戾风气就是用户的准则偏离道德底线的结果。当一个人不必为非理性的言论承担责任，无异于默许自己的出格行为，而这样的行为在其内心被认为是可取的，因为此类行为符合其主观道德标准。当这样的行为付诸实践且未受到道德惩罚，这样的行为方式就会上升为一种准则，按照这样的准则从而产生更多的类似行为。社交媒体网络空间的文明程度与用户普遍的行为准则的道德程度相关。

（五）社交媒体网络空间道德心态对圈层分化的影响

社交媒体跟帖讨论区的圈层化现象造成了讨论区的群体分化，不同道德旨趣的用户逐渐形成一个个道德共同体，也就是前面论及的“社会道德圈”。在“道德圈层”内，总有属于该圈层的理想交流状态，这由道德的理想性质所决定，也是康德所说的“第二自然”，这个拟态的自然是由人们在内心世界按照道德法则建构出来的。网络空间的道德圈层不同于伦理学所设想的圈层，后者是在纯粹思辨意义上抽象出来的具有理想色彩的道德共同体，社交媒体用户组成的社会道德圈层，其道德使命是参与跟帖讨论（以辩论为主导）。这样的圈层通常临时组成，一个持续数日的讨论主题就可以形成若干个不同的道德圈层，它们因对意见的接近性而自动纳入其中，圈层内的成员未必知晓自己所在的圈层，而是研究者事后观察到并命名的。随着跟帖讨论的结束，这样的“道德圈层”随之解体，少数用户只能在未来的某个讨论中偶然相遇。虽然这样的道德圈层存在的时间短暂，但仍有其价值：一是可以提高意见交流的质量；二是促进伦理道德观念的融合，强化圈层成员间的关系。

在社交媒体上跟帖讨论的主题数量众多且更迭较快，这些特点加速了“道德圈层”的分化。围绕一个主题的讨论尚在进行，某个圈层就可能出现分化，这是由于跟帖者的观点未能保持连续性造成的，或者同样的观点表达由于用词不当伤害了意见和道德旨趣相近的其他跟帖用户。圈层的形成经历了一个自然的过程，圈层的分化多是情绪激化所致，一言不合就可能造成两个跟帖用户之间的冲突。如果受伤害的是意见领袖级的用户，等于冒犯了这个意见领袖及其粉丝，可能导致一个圈层的瓦解。意见领袖间的冲突在社交媒体上已经常态化，同一圈层的分化在这种情况下表现得尤为明显。圈层分化不会被追究责任，胆怯的用户可能很快删除不当言论的帖子，不怕被围攻的用户也不屑于受到指责。对于后一类跟帖用户而言，对行为的道德责任不仅仅被个人所累，而且还取决于其无法控制的集体外在力量。〔30〕外在力量的缺失或者失灵将加速一个道德圈层的分化，新分化出去的圈层要么变得更为情绪激化，要么延续以往的传统而存在。

四、结语

社会道德心态是社会心态的特殊表现形式，对社会心态的把握关系到一个国家的社会治理质量。我国社会治理的现代化和科学化要求重视对社会心态的研究。将培育社会心态纳入国家社会治理体系，始于2011 年国务院通过的“十二五”规划，提出“弘扬科学精神，加强人文关怀，注重心理疏导，培育奋发进取、理性平和、开放包容的社会心态”是社会治理目标。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31〕随着社会心态研究的兴起，2017 年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首次将社会伦理心态作为研究课题，新闻传播学研究者开始从媒体角度关注社会道德心态问题。

社交媒体的文明状况是社会文明的缩影，社交媒体对网络空间道德心态的塑造，影响公众的道德思维方式。社交媒体的文明状况集中体现在跟帖讨论中，为了加强社交媒体的道德建设，道德心态的培育就成为重中之重。对于社交媒体文明状况的批评和担心造成人们对社交媒体的成见，似乎社交媒体的文明程度难以提高，这是对社交媒体道德建设缺乏信心的表现。“信心是一种社会状态，它同时也与讨论理论研究反思性有关；与之相应，这些活动本身是些实践形式，占据社会空间。”〔32〕威廉斯的这个论断道出了信心对社会生活的重要性。对于社交媒体文明状况的失望基于跟帖实践的现实，应该认识到社交媒体的历史不过十几年的时间，对这种介质的媒体的认识尚处于起步阶段，社交媒体的道德秩序暂时处于伦理自然状态阶段，也就是基本没有伦理秩序的状态可言。一种介质的媒体在刚被创造之初，毫无例外都要经历这样一种伦理自然状态，至于“去中心化”的社交媒体的伦理自然状态也许比传统媒体的这一状态持续的时间要更长一些，但不能就此否定社交媒体的道德性。随着对社交媒体认识的深入，对社交媒体管理的科学化，社交媒体培育的网络空间道德心态同样会趋于理性，接近常识道德。

社会道德的改善需要经历一个道德上的改善过程，这种改变的动因必然是因为某个领域的道德空场所造成的社会局部秩序紊乱，从而引起社会的关注（批评）和反思。媒体研究者在认知社交媒体用户的道德心态方面负有特殊责任，确保形成的理论与社交媒体舆论场的复杂性相协调。〔33〕当社会的问题呈现在社交媒体的网络空间时，现实空间的道德问题在社交媒体的跟帖讨论区被放大，从而引发公众的激烈争论，这种争论在形式上是非理性的，但毕竟也有理性的声音参与其中，正是这些少数的理性之光点燃公众对道德理想状态的向往。当对道德理想状态的渴望成为一种有感的社会力量之时，社交媒体道德建设的力量来源也就形成，网络空间的道德心态将逐渐回归常态，网络空间道德心态的成熟反而会提高整个社会的道德心态的成熟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