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察冀边区整风运动的历史考察（1942—1945）

李庆堂，张丽荣

（北京化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29）

党的百余年奋斗历程向人民、向历史交出了一份优异答卷，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为奋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习近平总书记作出坚持党的自我革命这一重要论断，找到了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伟大工程指明了方向。百余年来，党进行自我革命的丰富实践，充分证明了勇于自我革命是党的鲜明品格。

系统梳理中国共产党坚持自我革命的历史经验，对于确保党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更好掌握历史主动具有重大意义。从现有研究看，历次整风运动得到了学界较多关注，就影响最大的延安整风运动的研究来看，学界对陕甘宁边区关注较多，对其他抗日根据地的具体整风实践探讨较少。鉴于此，本文将晋察冀边区确定为研究地域，一是从研究内容上有助于丰富除陕甘宁边区以外区域的相关研究，展现延安整风运动在各根据地实践的具体情况；二是作为中国共产党在全面抗战时期创建的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晋察冀边区在党的建设、政权建设、武装建设等方面进行了丰富的理论和实践探索，被毛泽东评价为“把马列主义中国化，是执行了一条活的马克思主义的路线”[1]190，加之晋察冀边区处于华北抗日的最前线，分析在艰苦的斗争环境中整风运动的实际开展情况，具有典型意义。

一、整风运动前夕晋察冀边区党内思想状况

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的一次伟大转折，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也是党以自我革命方式纠正党内错误的新起点。但是，思想转变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会后党内仍然存在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思想和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严重制约了革命事业的发展。1939 年，毛泽东明确指出要把党建设成为“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2]，思想建设成为摆在党面前的最为突出的问题。毛泽东明确指出党内出现“左”或右的思想错误的根本原因在于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和方法，“自己造出了一条相反的原则：理论和实际分离”[3]。

就晋察冀边区而言，主观主义思想突出表现为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认识存在偏差以及官僚作风、组织纪律等问题，这些思想问题表现在实际工作中，体现为要么认为谈统一就不要谈阶级，工作右倾，“无条件的让步，害怕斗争”，当了地主阶级的“尾巴”；要么就是谈阶级不谈统一，工作中“左”倾，“发生和发展着严重的破坏统一战线的倾向”[4]，这些思想偏差成为制约边区党的建设和政权建设的瓶颈。

（一）“左”倾教条主义

第一，只讲阶级性的固化思维。1940 年9 月，彭真在中共中央北方分局扩大干部会议上指出，有些党员干部认为让非党人士参与政权会破坏革命性。1941 年2 月，刘澜涛在北岳区党委扩大干部会议上作报告，指出区级干部大多对施政纲领认识极不深刻，认为党的路线在往右走，觉得“双十纲领颁布了，顽固分子无法处理”[5]502。晋察冀边区机关刊物《战线》第62 期和第97 期对这种“左”倾思想有过深入分析，如“随便给人戴汉奸、顽固分子的帽子”，“有个地方一个知识分子说德国工业比苏联更发展，某县级干部则无理由辩解”[6]等，强调这种“不善于主动积极的接近各种不同的抗日力量，去争取最小限度的同盟军”[7]的思想，会严重阻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

第二，缺乏民主作风。全面抗战时期，党员队伍迅速扩大，党员素质良莠不齐，客观上造成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难以得到充分贯彻。在党员占大多数的机关以及群众团体，一些干部不善于团结非党员干部，不利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在村级政权中，存在“自高自大、代替包办……干部决定大问题不通过代表会等不民主的作风”[8]。

（二）右倾妥协让步思想

第一，忽视党的独立性。刘澜涛针对右倾危险作了具体说明：有的地方对地主豪强不讲原则、一味妥协，随便更改党的主张[5]501-503。如“对敌斗争中对上层分子之动摇投降倾向与罪行，既没批评也不过问”[6]。这需要引导和教育干部，让大家充分认识到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的重要性。

第二，某些党组织群众基础较差。部分党组织的领导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具体表现为：党员数量少、比例低，占比最高的县党员数量占总人口2.4%，占比低的县党员数量只占总人口0.34%；党支部与群众联系不紧密，党员斗争性不强；党员审查不严，如平西地区“只作了党员登记、调查工作，审查、鉴定只是局部作了”[9]。这些情况影响了党员模范作用的发挥，在抗日战争的严酷环境下，使党的组织建设受到挑战。

第三，忽视党对政权的政治领导作用。晋察冀边区在1941 年村选时，有的地区较好地执行了“三三制”政策，但有些地区出现了妥协让步倾向。这主要表现为盲目追求党员占三分之一的比例，而不力求党员素养的提升，“在统一战线中无原则的迁就同盟者，抛弃了自己的政治立场”[10]。面对这些情况，当时党明确提出村干部的人选一定要掌握在党员和进步分子手中。

二、晋察冀边区整风运动的脉络梳理

（一）第一轮整风：1942 年 5 月—1943 年 5 月

1942 年4 月26 日，根据中共中央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中共中央北方局宣传部发出通知，要求华北各地党组织迅速开展干部检查与改造工作，规定了整风学习的22 种中央文件，明确整风不应脱离实际工作，反对空喊口号和不求甚解，建立工作检查与监督制度，生动具体地在干部教育中反对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11]。在接到北方局的指示后，4 月28 日，中共晋察冀分局立即发布《关于研究和讨论整顿三风问题的指示》，部署整风运动的准备工作。与此同时，一些地区已较早开展实际行动，如一专署所辖的山西代县在5 月下旬就开始“由县到村进行大检查……县级干部开始深入区村，领导区村干部进行大检查”[12]；二专署所辖的灵丘县在6 月21 日召开工会主任联席会，号召根据北岳区工会扩大会的决议精神，在工运工作中进行三风检查，并将进展情况刊载于《晋察冀日报》第956 期，详细指出党员干部存在的自高自大、包办代替、和群众讲话不通俗等问题[13]。

1942 年7 月1 日，聂荣臻发表《全面开展“三风”的学习和检查》的重要文章，标志着晋察冀边区第一轮整风运动有领导有计划地全面展开。这一时期，华北地区正处于对敌残酷斗争中，1942 年日军发动五一“大扫荡”，冀中、冀东、平北等地形势极端严峻，整风工作处于断断续续的状态。北岳区作为边区的中心地带，受日军“大扫荡”的影响相对较小，整风运动基本保持了系统性、连贯性。7 月18 日，北岳区整风学习委员会举行成立大会，刘澜涛任主任，胡锡奎任副主任，会议通过了整风工作章程、学习条例和具体计划，要求各地、县务必在一周内成立学习委员会，此后从边区领导到一般党员“都投入了这一学习热潮”[14]，这一轮整风运动呈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由书本化到学用一致。1942 年8 月，北岳区党委召开组织宣传工作会议，分析了党员干部中存在的问题，认为部分党员干部自由主义和官僚主义严重，规定县级以上党员干部集中学习中央关于增强党员干部党性、领导方法的决定以及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报告，县级以下干部重点学习《反对自由主义》《增强党性锻炼》《反对不良倾向》等文件。此后，区党委举办整风训练班，培训内容以领导人讲话为主。这种以文件为主的教育提高了干部的理论水平，但是党员干部还需联系工作实际进行整改。正如北岳区党委党校所指出“整风学习一般的规律是这样的：开始情绪高涨，很热烈，渐渐转向深入，但深入文件并不是容易的事”[15]。面对这一问题，1942 年11 月，北岳区党委明确指出整风要重视调查研究，做到学以致用，学与用的原则必须更加密切，使“各地对调查研究工作都很注意，工作较前深入，计划较前切实，在干部的思想方法上与以前显然不同”[16]817。

第二，整风重点向县区干部下沉。晋察冀边区整风计划，开始规定在县级干部以上，对区级干部要求不多。之后在毛泽东的指示下，又改为地委级以上干部为主。1943 年3 月，聂荣臻就晋察冀边区整风情况致电毛泽东，报告了各级党员干部的反省和改造情况，其中一个重要精神就是“县、区也要适当进行，以免全党在思想上脱节”[17]。

在民族矛盾和社会矛盾错综复杂的形势下，团结各阶级抗战、推进民主选举、恢复发展经济和调整土地政策等千头万绪的工作，对广大党员干部是一次“大考”。县区干部处于承上启下的关键位置，晋察冀边区加强对这一层级干部的整风学习，对于动员广大群众、巩固扩大根据地具有重要意义。林铁在北岳区党委组织宣传会议上作报告时就指出，望定县赵汉同志对该县的基本情况不仅了解到村，而且到户与具体的人；曲阳县王延春同志80%以上的党支部都亲自去过，并作过研究；涞源县梁正中同志对下边情况了解得很清楚，其他县区干部中这种范例也不少。在此基础上，继续深入整风，就更加容易深入了[18]。北岳区在1942 年下半年成功进行县、村两级“三三制”改选，推行精兵简政、兴修水利等工作，巩固了抗日民主政权的基础。

1943 年4 月，聂荣臻在《关于整风问题向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报告》中总结了这一轮整风运动的开展情况，指出北岳区“一般说来地委以上干部整风成绩较好，一般县以上干部有大的收获”，党员干部在实践中改造思想和工作方法，取得了较好效果，但是“对高级干部还嫌抓得不够，松了一些”[16]818，这为第二轮整风运动重点转向县级以上干部埋下了伏笔。此外，其他地区由于受残酷战争以及根据地建设经验不足等因素制约，党的建设仍存在一些薄弱之处，1943 年2 月，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在总结三年来平北、平西地区工作时，就指出平北存在着“缺乏最低限度的调查研究工作”[19]，平西党委在领导上有“相当浓厚的官僚主义与家长制的作风”[20]等问题，这些不足在之后的整风运动中得到有力改进，体现了边区各级党组织在困难形势下始终坚持自我革命的政治自觉和实践自觉。

（二）第二轮整风：1943 年 5 月—1943 年 12 月

1943 年以后，晋察冀边区敌后抗战的严峻形势开始好转，在五一“大扫荡”中遭受严重损失的冀中地区，也开始突破日军的封锁与分割，“积极开辟新地区，相机打击敌人，粉碎了敌人的全面‘清剿’”[21]，除北岳区外，边区其他地区的整风工作逐渐步入正轨。1943 年4 月3 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要求进一步把运动引向深入，迅速开展对照检查、审查干部的工作。“党内教育必须有系统的进行，在高级领导干部中，必须以整风为中心，不要因战斗频繁而放松了这一工作”[22]，边区号召在斗争中整风，使理论与实际联系，开展了第二轮整风运动。

1943 年7 月，中共晋察冀分局和晋察冀军区在平山县寨北村召开高级干部会议（亦称“寨北会议”），结合自身工作进行自我检查和讨论，决定将民主建政与精兵简政相结合，以克服官僚主义作为整风重点。边区行政委员会在8 月9 日发出的指示中，首先就强调这次会议“明确的认识并揭发了领导工作中的存在的官僚主义倾向”[23]，要求今后工作必须从群众出发，总结人民意见，有耐心地进行调查研究，切实发扬实干之风。8 月上旬，边区党委召开组织宣传工作会议，确定了今后加强思想上组织上建党工作的任务，推进边区整风运动进一步深入。

第二轮整风运动把克服官僚主义作为中心，号召要密切联系群众。早在1942 年12 月，晋察冀边区第60 次边区行政委员会会议上就作出了《整顿政风初步总结》，指出事务主义、经验主义、文牍主义是边区主观主义的首要表现，必须从思想上打破旧的一套，彻底改造组织，贯彻简政政策，提高工作效率[24]。在边区党委的领导下，各地区掀起了调查研究的热潮。北岳区党委就村干部工作进行明确规定，“可将需要村中执行的各种重要政策法令，编成通俗教材，进行教育”[25]，并且采取短期轮训和开联席会等形式，密切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晋察冀边区各界抗日联合会也反省了在工作时脱离群众的现象，“譬如有个同志去调查一个村的灾情，他只是叫村干部填了几张表，就回来了，而这就花了5 天时间，有些在大街上转转，开个村干部会，就算完了的官僚主义作风”[26]。经调查提出了切合群众利益的“战争、生产、教育”三大任务，鼓舞了群众的热情。各县除了一般的读写外，对于落后干部还派专职干部进行个别谈话，行唐县还办了《学习广播》小报，督促党员干部学习[27]。前期工作推进较慢的冀中地区也开始系统化、制度化地开展整风，1943 年5 月，周小舟在冀中党政军民整风学习讨论会上指出，整风学习在实际工作中已有积极作用，各部门对调查研究重视程度提高，但尚未形成组织化、系统化的整风工作体系。他号召在这一轮整风运动中“必须从每一个具体工作反省到自己的工作态度工作方法”[28]，将思想与实践紧密结合，纠正具体错误。

这轮整风将反官僚主义和命令作风贯彻到边区实际工作中，同1943 年下半年开展的民主建设、统一累进税征收、秋收秋耕和冬学运动密切结合，在实践中检查反省，提高了党在群众中的威望。《晋察冀日报》组织宣传1943 年县选时，报道称当时盂平某村的老人严某说，1940 年的大选举选出了真能代表人民群众的县长韩一钧，他在群众遭到雹灾时亲自慰问、救济，这一点就可以证明选举的重要，一定要认真去做[29]。由此可见，通过整顿官僚主义，党树立了在人民群众心中的良好形象。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该时期延安已经大规模开始坦白自省和干部审查，但是晋察冀边区等华北抗日根据地在进程上与延安存在约半年乃至更长的时间差。1943 年8 月，毛泽东指出晋察冀分局对中央两个“四三决定”及各项整风指示“未曾认真研究”[30]，这直接推动了边区第三轮整风运动的转向。同年8 月8 日，中共中央北方局发出《关于加强整风审干工作的指示》，要求各分局、区党政负责同志“采取具体步骤与有效方法，切实负责推动整风的真正进行”[31]，此后边区相关工作逐步展开，进入了第三轮整风运动的新阶段。

（三）第三轮整风：1944 年 1 月—1944 年 10 月

1944 年1 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在《关于1944 年工作方针的指示》中就整风作了明确部署，要求“应在整风过程中同时进行了解审查干部的工作，应把文件学习中的反省与坦白运动密切结合起来”[32]。晋察冀分局根据这一指示，发出《关于加强整风领导的决定》，强调加强党委统一领导，针对党内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倾向，“进行严正坦白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展开思想论战与必要的思想斗争”“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和科学质疑精神”[33]，推动边区形成普遍深入整风的热潮，将思想整风与审查干部相结合，党的组织工作也得到巩固。

为了提升边区广大党员干部的理论水平，深入推进整风学习，边区提出要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武装全区党员干部，决定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时任晋察冀日报社社长的邓拓主持整理了毛泽东自抗战以来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以及第一、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发表的文章，在战时的艰苦条件下编成我国第一部《毛泽东选集》。经中共中央宣传委员会和晋察冀分局批准，晋察冀日报社于1944 年5月出版了这部选集，共五卷，29 篇文章，46 万多字，涉及毛泽东在国家与革命、统一战线、战争与军事、财政经济和党的建设等方面的论著。邓拓在选集开头撰写了《编者的话》，阐释“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中国共产党思想”[34]，为边区整风运动提供了理论指南。

在第三轮整风运动中，为加强组织领导，边区党委成立整风委员会，地方及部队党组织所属各单位各系统以总支为单位成立整风委员会分会，主要负责人由各级党委及党总支书记担任，规定整风委员会有上下级的领导关系，同时各级党委又有直接指导整风的责任。改造机关支部的领导，规定行政首长兼任党支部书记，以便于集中时间切实推进整风。

晋察冀边区这一轮整风运动以坦白运动为中心，刘澜涛对坦白运动作了具体解释安排，他指出“坦白运动是一个党员的严重的思想斗争，是他的‘新我’与‘旧我’的斗争”[35]。整风作为党的思想革命，坦白运动与思想鉴定、审查干部密切结合了起来。1944 年5 月5 日，《晋察冀日报》发表纪念马克思诞辰的社论，强调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将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具体现实相结合，号召边区继续学习毛泽东思想，从思想革命意义上对待整风运动，将各地经验在《晋察冀日报》上进行报道。社论明确提出个人反省检讨的标准，包括“对无产阶级的事业、党的事业，抱着无限忠心；要与群众有极密切的联系；要善于在复杂的环境中独立决定方向；要有遵守纪律的精神”[36]。

在推进审查干部工作中，晋察冀边区充分贯彻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关于纠“左”的指示。早在1943年7 月，毛泽东就审查干部工作方针致电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书记的彭德怀，强调必须拿实事求是的方针去和曾经损害过党的主观主义方针完全区别开来[37]，要坚持正确的宽大政策。1944 年1 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就晋察冀分局干部扩大会议专门作出指示，强调“运用正确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根据‘治病救人’的方针，加以适当的揭发和检讨”[38]。同年11 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再次指示晋察冀分局“应将坦白运动当作审干反奸的主要形式”[39]，注意一切简单化扩大化的倾向，制止强迫坦白、夸大其词等现象。根据这一精神，边区主要从长期教育的观点出发，发扬党内民主、掌握自我批评的武器。对于犯了错误的干部，边区党委指出要采取全面地历史地看待，把重点放在反省错误和纠正偏差上，基本达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目的。

三、晋察冀边区整风运动的历史经验与现实启示

1944 年7 月到10 月，中共晋察冀分局召开边区党的高级干部扩大会议，以整风精神总结7 年来晋察冀边区的工作。胡锡奎作了《关于整风问题的检讨》的报告，指出边区通过整风运动使广大党员干部系统掌握了党的政策、理论，并不断在工作中检查、审视自己，有利推动了边区各项工作的开展，“这成为战胜敌人争取顺利的保证”[40]。这次会议标志着晋察冀边区大规模整风运动结束，此后转入了收尾阶段。概括来说，这三轮整风运动有效纠正了边区党内存在的思想偏差，官僚主义、自由主义和宗派主义等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得到遏制，在战斗中整风，在群众中整风，完善了党的自身建设，切实加强了党对各抗日力量的领导，使边区党组织成为打败日本侵略者的坚强战斗堡垒。晋察冀边区的丰富实践集中体现了党坚持自我革命的鲜明品格，这为新时代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有益启示。

（一）深入推进思想理论建设

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是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理论源泉，学习科学理论、掌握思想武器也是整风的先决条件。在整风运动中，如何克服党内非无产阶级思想，是当时党的自我革命面临的突出问题。晋察冀边区在整风运动中始终重视党员干部的理论学习，尤其注重宣传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报告、演讲和文章等，加强党的理论教育。《晋察冀日报》《战线》等党报党刊发表了一系列社论和报道，对于学习毛泽东思想，统一思想认识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1942 年7 月1 日，《晋察冀日报》发表社论①原题《纪念“七一”，全党学习和掌握毛泽东主义》，1945 年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不再称“毛泽东主义”，统称“毛泽东思想”，本文引用部分保留社论中“毛泽东主义”的用法。，强调马列主义随着革命的历史进程而不断发展，各国要依据本民族的特点，实现民族化和本国化，社论强调“毛泽东主义”就是马列主义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中运用经验的结晶，而目前整顿三风的关键就是学习掌握毛泽东同志科学的思想方法，“真正灵活地把毛泽东主义的理论与策略，应用到一时一地的每一个具体问题与实际斗争中去”[4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旗帜鲜明地指出：“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42]16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勇于进行理论探索和创新，以全新的视野深化对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取得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明确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出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飞跃。

深入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就是要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不断转化为党员干部的行动力量，学思想、强党性、重实践、建新功，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承担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在新征程上必须从思想上正本清源、固本培元，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通过主题教育真正把马克思主义看家本领学到手，自觉运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各项工作，提高党的思想引领力。

（二）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理论学习必须要结合实际工作，深入进行调查研究，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在整风中加强调查研究，是晋察冀边区的鲜明特色，“改善政治工作作风，提高工作质量。首先是提倡注意实际情况，加强调查研究，要求各级干部对于自己工作有关的情况，有清楚的了解，这是加强工作领导上的具体性与创造性的前提”[43]，理论联系实际，使边区党组织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经受住了考验。

新时代，要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用好这一“传家宝”。面对国内外各种风险挑战，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必须要坚持问题导向，掌握实际情况，“听真话、察真情，真研究问题、研究真问题，不能搞作秀式调研、盆景式调研、蜻蜓点水式调研”[44]，将理论学习与实地调研紧密衔接，立足发展实际，不断研究新问题和解决新问题。《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明确要求广大党员干部必须坚持攻坚克难，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勇于涉险滩、破难题，知难而进、迎难而上，把调查研究成果转化为推进工作、战胜困难的实际成效。这既是我们党勇担时代重任、提高执政能力的现实要求，也是推进自我革命、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必然选择。

（三）密切联系群众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初心使命，实现好、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追求。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整风时，始终站稳人民立场，依靠和发动群众进行自我革命。“寨北会议”召开后，晋察冀边区就整治各级党政部门脱离群众、官僚主义专门作了部署，在县、区、村三个层面依次检查和自省，要求从“组织与人民切身利益有关各种政策之实现，干部政策，工作中的组织性与纪律性”[1]168等工作中深入反省，坚决避免轻描淡写、夸夸其谈的形式主义作风。边区对于基层党支部建设一向极为重视，明确认为“党的一切政策、主张、口号等都必须依靠支部才能更加具体深入到群众中去，才能最后实现成为物质力量”“支部是党在群众中最直接的和日常的宣传者和组织者，是党团结群众的核心”[7]。经过三轮整风，晋察冀边区各级党组织切实成长为团结人民群众的坚强战斗堡垒。

2023 年4 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时指出，要把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作为评判主题教育成效的根本标准，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我们不能关起门来搞自我革命，而要多听听人民群众意见”[45]，这要求党必须贯彻落实群众路线，党的自我革命固然是党内进行的刮骨疗伤、祛邪扶正的活动，但必须注重让群众参与、让群众监督，这是党能够长期自我革命和长期执政的深厚基础，更是破解历史周期率两个答案的有机统一。

（四）坚持批评与自我批评

延安整风运动形成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这也是党进行自我革命的工作方法。晋察冀边区在整风运动中提倡在自上而下的自我批评同时，也提倡自下而上的批评，并把二者结合起来，特别强调要防止不敢向上级提意见的情况，这要求党员干部既不能喜欢当老好人，也不能存在自满自负的心理，容不得别人指出自己的问题。同时，边区强调批评与自我批评要坚持党内生活的民主化和规范化，而不是不坚持原则性的自由主义，如“开会不说，当面不说，而是私下乱说。可以说的说，不可以说的也要广播。几个人在一起就可以不负责任地臧否人物，播弄是非，破坏党的团结”[46]。边区号召要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正确导向，对犯有严重错误和有政治历史问题的同志，坚持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鼓励他们自觉检查，弄清问题，提出正确的改正方法并适时监督。

新时代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必须要有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勇气和担当。党的自我革命，要坚持发扬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推动主观与客观、认识与实践趋于统一，使百年大党永葆青春活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要以整风精神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要让“批评和自我批评成为党内生活的常态，成为每个党员、干部的必修课”[47]。新时代，党始终坚持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方法，统一思想认识，锤炼党性修养，“红脸出汗、排毒治病”，从而达到“团结-批评-团结”的目的。

结语

延安整风运动开启了在全党范围开展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的先河，克服了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错误思想，解决了党建立以来存在的各种“左”倾右倾遗留问题，解决了大批新同志思想上入党的问题，使全党达到空前的团结统一，为持续推进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提供了不竭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全党必须牢记，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决不能有松劲歇脚、疲劳厌战的情绪，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42]64以史为鉴、开创未来，我们要充分借鉴百余年党史中党自我革命实践的有益经验，特别是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具体实践，从横向和纵向上把握党自我革命的实践经验，为新时代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借鉴与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