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白领的焦虑与超越

朱永富　郑雅方

内容提要：南翔在其短篇小说集《伯爵猫》中，以细致的日常生活为底色，呈现出一群具有时代特质的都市白领所普遍面对的社会焦虑、精神焦虑与生存困境。通过不断地审视这一群体焦虑感背后的孤独症与心理创伤，南翔试图用爱与责任在文学世界中重构伦理共同体，为现代都市白领提供一处得以栖居的乌托邦。

关键词：南翔 《伯爵猫》 焦虑 都市白领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与现代都市的不断扩张，都市白领已成为中国文学书写中不容忽视的一大新兴群体。“白领”一词为舶来词，最初指：“无需穿特殊的工作服，因而衣着整洁，可穿上白色衬衣，故得名‘白领”a。而在当今中国国情下，都市白领又延伸出了新的内涵。都市白领是一个异质性较大的群体，在职业和年龄上不尽相同，但共同点是他们经济上有保障，都拥有着体面的职业，且都生活在北上广深这样的一线大都市中，职业类型一般包括专业技术人员和中上层管理者这两大类。南翔自1998年便从江西南昌来到深圳发展，个人的生活环境使南翔更容易接触与了解到现代都市白领阶层的生存现状，这一群体多集中于青年与中年两个年龄段，他们多青睐于高品质的都市生活，也积极探寻生活的多种可能性，致力于通过不断地财富积累来获得更高的地位与更好的生活条件，也尤其关注个体的精神生活。纵览南翔近十年的小说创作，不难发现其倾向创作的文学样式多为短篇，且近年来一改早期创作常聚焦于重大时代题材的书写向度，将写作重心转向了在中国当代文学中较少被关注的都市白领阶层。《伯爵猫》囊括了高校教师、政府公务员、外企高管、医生等新兴市民阶层，同时也包含着新时代下的老式都市白领形象。在小说中，南翔将日常对周围都市白领的观察与自己的所思所感相结合，多关注这一群体的日常生活与个人情感问题。通过对文本的细读，笔者发现“焦虑”几乎是这部作品中的每篇小说都试图呈现与探讨的话题，都市白领群体的现代焦虑可以说是新世纪都市生活的突出症候，南翔作为这一群体中的知识分子关注到了城市人快节奏生活背后多样复杂的精神问题，他也试图在文学的场域中对现代新城市人的生存境遇作出集中回应。

一、都市白领的日常生活书写

《伯爵猫》中大部分篇章的发生地都是在深圳和以这所现代大都市为圆心向外辐射开的周边地区。来自不同阶层的人们汇集于深圳这座经济发达、风气开放的现代大都市。相较于经济发展相对缓慢的小城市，深圳这样的国际化大都市是“白领”数量占比最庞大的中国城市之一。但资本占有和文凭贬值让当下都市白领们的生活压力愈加强烈，因此南翔笔下的都市白领已不是大多数人刻板印象中上世纪的成功人士，而是新世纪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普通的城市奋斗者。

市场经济在给城市带来职业发展机遇的同时，也让不同群体之间的贫富差距不断扩大，都市白领要实现社会价值与个人理想，就必然要作出不同程度的牺牲，这样的牺牲涉及都市白领生活的多个维度，其中就包括他们的社会生活与精神生活。《玄凤》中的祥龙和少春这对夫妻生活安逸富足，两人都有着稳定的工作，作息规律，生活健康，但一直都没有计划要孩子。尤其是妻子作为教育行业的老师时常听到身边家长对小孩教育压力的哭诉与抱怨，这让祥龙和少春意识到如今在城市抚养孩子的压力，两人也因此打了退堂鼓，并用照顾立春这只小巧可爱的宠物鸟来弥补夫妻两人没有孩子的遗憾。正如文中所言：“自己还没做妈，就被其他妈妈的焦虑打垮了”b。可养宠物也只是解决这对城市夫妻生育焦虑的权宜之计，立春失踪后，两人仿佛瞬时失去了精神支柱，即便去旅游散心，也未能缓解他们没有自己孩子的寂寥与生育的焦虑感。此外，还有被职场焦虑深深困扰着的《选边》中的职场中坚力量靳小燕。小燕作为敢闯敢拼的新生代，在职场上也自有一番抱负，希望能闯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但最终都草草收场。作为拥有研究生学历和多年工作经历的职场人，小燕最终在老师的推荐下进入了一家收入可观的工厂工作，她的职场生活可以说就是大多数在大城市打拼的白领阶层的一面镜子。透过小燕与领导微妙的上下级关系以及文中小燕与其他职员复杂的职场相处模式，我们得以窥见他们在职场中的辛酸与苦累。在都市白领群体内部，生存竞争已在很大程度上转变为一场维护体面和利益的角逐，光鲜亮丽的生活背后往往都是不为人知的苦涩与焦灼。正如《焦虑的意义》一文所分析：“如此看重竞逐成功的价值，而可能无法达成这个目标所引起的焦虑又是这么盛行。”c资本占有和文凭贬值都使得“都市白领”的职业成功梦化为泡影，随之而来的失落感与挫败感使这群都市年轻人的结构错位愈加显著，也就加剧了他们的生存焦虑。由此观之，都市白领在“成功”的背后所承担的压力确是值得讨论的。

卢翎认为：“白领们的生活虽是有声有色，但内心却渴望着爱的归宿、情感的依托”d，他们往往对未来没有信心，推崇虚无美学并疏离各类意识形态，在文学作品中常“体现为作家对个体、孤独、异化、破碎、忧郁等方面的本体化书写”e。南翔常常在小说中关注当代人尤其是城市人的感情生活与个人尊严问题，我们会发现相较于物质上的富足，都市白领更看中的其实是内在向度的满意度也可以称之为他们的精神生态。《痛点》就讲述了一位年轻的国标舞者精神陷入危机的心路历程。这位患者由于事故被截肢后，却频频感受到被截肢的部位疼痛难忍，文中的朱医生作为其主治医生遂努力对其进行身体上的研究与治疗。男主人公的痛看似不得其法让人摸不着头脑，但当读者跟随朱医生深入了解了病人与其女友舞伴的故事后便可得知病人日夜疼痛的症结所在，病人的痛并非生理上的疼痛，更多的是一种无法再与挚爱的人一同站上舞台，无法再自由地陪伴在女友身侧的不甘之痛。文章这样描述女友骑海上摩托的场景：“玫瑰色固然在突围，毕竟不敢远遁，犹疑与盘桓之间，便被迫近，于是张皇四顾，时时在寻找，时时在挣脱”f。这是对女友比赛的描写，却未尝不是对男主人公残疾后的人生处境之刻画。当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伴随着身体的残缺而消失殆尽，带给病人精神上的摧残却是无法被治愈的，等而观之，朱医生与同僚的竞争角逐也何尝不是文中又一次具象化的不同群体争夺资本之战。情感生活的落寞、内心的孤寂以及对于爱情的渴求，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白领在享受成功与丰厚物质的同时，他们刻板、单调、机械式的生活带来的心灵与精神的双重失落。《乘三號线往返的少妇》其中的单身母亲是深圳一家外资企业的部门主管，作为单身妈妈抚养和培育一个孩子总是会产生一种“不由自主的焦虑感”g。这种焦虑感包括担心自己学历在职场上无法晋升以及独自照料儿子的压力，也兼具着作为独身女性没有伴侣与家庭所带来的寂寞与不安感。故事围绕着少妇在三号线与一位培训老师的相遇展开，两人的交流内容大多围绕着孩子的教育和未来发展，从文中可以看到少妇如抓住救命稻草一般汲取这个陌生男人带给她的安全感，但字里行间却又总是频频忆起过去与一位画家的恋爱经历。迫于单身母亲这一身份给她带来的精神压力，她最终选择将儿子作为自己的生活重心而与尚有感情的画家男友分手，从中我们得以审视当代都市白领群体中的单身女性在婚姻与爱情中的两难困境。受过教育的文化背景与衣食无忧的经济条件让这些女性在面临爱情抉择时总是更加地理智与犹疑，但内心却并未因为物质的殷实而感到幸福，当外界的压力接踵而至，包括像《玄凤》中的生育问题，《乘三号线往返的少妇》中女性内心深处对亲密关系的渴望以及《痛点》中青年人失去热爱之事的苦闷，被抛弃在都市生活夹层中的这些“都市白领”们在精神生态的困境下更加悲哀地意识到自身与都市生活之间的疏离。

在小说集中南翔不仅关注社会生态与精神生态，也将视野扩大至自然生态，这种普世情怀通俗来说其实是作家在解决了基本的生存困境之后才能去深入思考的写作方向，这类作品往往也有着极强的智性写作与哲学思辨特性。从这一层面来说，这类能关注到自然生态问题的写作可以说是一种白领化的写作。戴维·哈维认为：“源于环境退化和生态转变失控所引起的明显的和直接的危险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改变人类存在方式的物质问题，也是一个改变人类存在方式的精神问题和道德问题，以及与自然的物质关系的问题。”h《乌鸦》《珊瑚裸尾鼠》《果蝠》三篇小说着眼于不同的动物类别，描绘了各有特色的人物形象，但最终都落脚在质询日益严峻的生态问题上。《乌鸦》中的主人公年少时期蒙冤入狱，在美丽而幽静的螺蛳岭与一只乌鸦一同度过了一段寂寥的时光。文章整体弥漫着一种淡淡的温情，这种人与动物和谐相处的情形随着少年洗清冤屈步步高升而得以延续。少年在权力与政策的加持下，在螺蛳岭建造乌鸦生态园并召开国际学术研讨会宣传乌鸦，那股温情在生态共生的环境中不断壮大，乌鸦园成了当地的致富之地。这样的“生态乌托邦”原本也平静地存在于《果蝠》中的嘉欣果园，在小说中，我们透过两位高级知识分子之口和创业者嘉欣的视角走进了这座有着甘甜水果与清新空气的果园。作者通过寓言式的描述与辩论对话式的生态倡导使讀者得以了解到果蝠为嘉欣果园所带来的利好，如“梦中才得见的生态”i也恰恰证实了“万事万物，自然的平衡，才是真正的永久的平衡”j。遗憾的是，这样“梦中才得见的生态”其实一直都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之中，澳大利亚珊瑚裸尾鼠的灭绝是发生在2019年的真实事件，伴随着全球变暖，“黄钟大吕轰然响起，绝大多数人却毫无察觉”k。作者遂由真实展开想象创作出《珊瑚裸尾鼠》这篇作品。其中的痛心与焦虑多借文中的肖医生进行表露，肖医生不仅在生活中坚决贯行低碳生活的宗旨，也鼓励自己的妻子与儿子一同节省自然资源，其儿子金台在父亲的影响下主动深入大自然，真正地去观察与亲近动物，可个人的努力往往如石沉大海掀不起一丝波澜。但即便在这样严峻的处境下，作者依旧寄寓了一份类似于白日梦的期许，让早已消失的珊瑚裸尾鼠在小说结尾又出现在儿子金台的梦中。“普天之下，同此凉热”l的警醒也跟随作者的笔触幽幽回荡在每一位读者的心里。由此观之，焦虑成为南翔描绘都市白领生存状态的立足点，而如何呈现与解决焦虑衍生的诸多症候则成为南翔小说的写作重点。

二、行走在城市与时间的边缘

南翔的小说总是具有一种强烈的在场感，在表现个体世俗的日常生活时，他并未仅仅局限于表层的现象，而是在把都市白领作为叙事对象的同时，由表及里来进一步呈现出被叙述者焦虑感背后的精神症候，进而对小说中的人物所面临的疾病与创伤展开诗性的追问与沉思。罗格·梅表示：“生病时解决冲突情境的方法之一。冲突在主观上是焦虑，在客观上便是疾病。”m这些病理性的文学表征不仅存在于小说人物身上，也笼罩着每一位在城市成长、奋斗、生活的普通人。

深圳作为最早开放的经济特区，拥有庞大的流动人群，流动性在为城市带来经济效益的同时，也滋生着大量的城市“留守人”，他们很多是在这座城市无依无靠的年轻人。“伯爵猫”就是这样一个聚集了一群各有悲欢的城市游荡者的老书店。这里逼仄狭小却容纳了许多孤独的个体，他们是场场读书会不落的文学爱好者陆工，是内敛温和的律师，也是感时花溅泪颇具文学情怀的老刀……原本游荡在城市各个角落的人们却奇异地被这样的文化象征聚集在深圳老巷子的一角。而这样不起眼的小书店也迫于经济与老板娘的个人原因不得不歇业关门，作者对不可阻挡的时代洪流的无奈之感以及对书店这一人文空间的依恋之情在小说平实的语言中缓缓流动。都市白领群体生活在一个充满怀疑与操纵的环境之中，与社区与社会的疏离，工作对人的异化，以及个体理性的被剥夺和自我人格的异化，一同产生了如今城市生活中冷漠又孤独的居民个体。雷蒙·威廉斯认为：“城市就是一个陌生人可能再次相遇的居民聚居地”n。当城市中原子一般的微小个体所联接成的共同体不得不永久的分离，未来的城市之旅又该何去何从便成为小说给予读者的文学留白，孤独是城市的气质，也是城市中的人们不可摆脱的宿命。

既然城市无法给予这些都市白领以精神上的慰藉，那就短暂地依托金钱与物质来为自己造梦，借“物”思情随之成为都市白领进行文化想象的重要方式之一，“物”意象的堆积与拼贴是都市的特征，也成为都市白领生存现状的象征。小说中人物的生命遭遇与人生体验无不与金钱和物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伯爵猫》中放弃书店营生与那只伯爵猫，不得不回乡另谋出路的老板娘，《凡高与他哥》中能不断追逐绘画梦想的弟弟也是依靠哥哥不断赚钱才能去实现他的绘画梦想，这些人物遭际都在告诉读者都市生活是由“物”构成的，同时“物”也成了都市生活的主宰，人与“物”的关系呈现出错位倒置的状态。在这个金钱至上的城市之中物质得不到满足，精神也只能游离飘荡在历史的暗影中。“都市白领”在不断失败中无法产生身份认同而不断游离于各个社会角色之中，但同质化的时代已经把大都市的发展模式延伸到了各个地方，退守注定是一场无望的逃避。游荡还是逃离，这注定是困扰这一代都市白领们的永恒难题。

历史在前进，但历史赋予人类主体的文化记忆却历久弥新，都市白领是目前中国大都市中变化与流动最快的群体，他们代表的也不仅仅是个体，中国的家庭结构无形中将这群新白领与中国的父辈们联结在一起，老一代父辈们在跟随新世纪白领阶层子女们进入城市生活的过程中，虽已实现了物质的丰饶与阶层的跃升，但心灵弥留的创伤却总是被忽视而成为顽疾。弗洛伊德将精神创伤解释为：“一种经验如果在一个很短暂的时期内，使心灵受一种最高度的刺激，以致不能用正常的方法谋求适应，从而使心灵的有效能力的分配受到永久的扰乱。我们便称这种经验为创伤的。”o这样的创伤往往会伴随人的一生，小说的最后一篇《钟表匠》发生在深圳一个曾几辉煌无比如今却逐渐衰落的行政区——罗湖区，这里老街老店林立，老钟的修理店就坐落在此，两个已过花甲之年的老人在这里相遇并结成老友，他们代表了这座城市不同阶层的老年群体，但孤单的老年生活也成为两人的相通之处。老钟的儿子在外贸公司就职，自己又拥有不低的退休金，因为无事可做依旧经营着这家钟表店，可以说是中国老式白领的典型代表；而老周虽是归国华侨，儿子却不务正业，抚养孙子的负担都在老周的身上，这样境遇不同的两位老人结成了挚友，除了性情相投，也从侧面反映出当代都市老人晚年缺少子女陪伴，独自行走在快节奏的都市生活中的苦闷与凄凉。在很大程度上，这些老白领群体的晚近历史，是城市化巨变如何改造他们的历史，是他们的世界如何被击得粉碎，而一个崭新的世界如何被创造出来的历史。故事中的钟表店看似是老钟的工作，实则象征着老人老去的速度和晚景之寂寥，小说结尾倒走的时钟又未尝不是作者为城市中那些已老去的上一年代白领们的老年生活所准备的意外之喜。

大多数像南翔这样有着多种历史记忆与经验的创作者，在进行文学创作的过程中总是自觉肩负起接通历史与当下的使命。在南翔的《伯爵猫》小说集中，这样将“历史与现实打通，虛构与非虚构打通（主要是虚构作品中掺入非虚构成分），自己的经历与父兄辈的经历打通”p的故事也不止一处。《回乡》中的人物原型也就是作者的大舅，时隔多年才得以回国探亲，漂泊各地的亲人因此重聚汨罗，其间所“横亘着的时间之流，亲情之流，伤痛之流”q都伴随着种种人事的展开而脉脉流动着。大舅的形象不同于家乡唯唯诺诺，唯利是图的小舅，他是高大伟岸，通情达理的，具有高学历和高素质的大舅也可以说是当时台湾的白领阶层代表，但外表的爽朗背后也潜藏着说不出的苦与泪。一边是在台湾与舅妈一家的艰难拼搏，另一边又是迁居海外前与故乡原配所生孩子的爱恨纠葛，大舅就深陷这两头之中保守内心创伤的折磨，文中这样描绘道：“广福知晓么，她生父是以海峡另一边家庭的裂伤，来弥补与置换了他给青春时的家庭带来的无尽遗憾。”r因此回乡叙事在南翔的笔下也不单单是阶级地位与经济条件悬殊带来的尴尬，更多的还有历史与时间的多重断裂所形成的伤痛——“故国的泥土，伸手可及；但我抓回来的仍是一掌冷雾”s。

三、南翔小说的生态伦理与文化疗愈

在南翔四十余年的文学创作中，从早期的城市叙事《海南的大陆女人》《女人的葵花》到饱含历史感的《绿皮车》《抄家》再到如今主要聚焦于都市白领群体的《伯爵猫》，他的小说总是“无意间在向自己的内心记忆与传统文化伦理，寻求自我认同”t。这样强烈的问题意识也与南翔个人将思想力作为衡量小说品质之标准的理念相契合。如何在文学的想象中关联与承载更加丰富的“可能性与彼岸意义”u，为沉浸在虚无与焦虑中的这群都市白领提供超越现实的捷径，也是南翔希望在这部小说中迫切回应的时代命题。

聂珍钊教授指出：“从伦理意义上而言，人是一种斯芬克斯因子的存在，由人性因子和兽性因子组成。人性因子即伦理意识，主要是由人头体现的。兽性因子是人在进化过程中的动物本能的残留，是人身上存在的非理性因素。”v当代白领阶层遭遇的大多数生存困境都绝非物质上的拮据而是情感上的缺失，情感的缺失导致精神的异化，在小说文本里这种异化或是年少有为的政府官员在情色与名利上的沉沦；或是公司职员深陷尔虞我诈左右逢源的职场环境中不得脱身；也有城市白领迫于种种生活压力不得不放弃自由追求个人幸福的机会。诸如此类的当代白领阶层困境是无法在超越日常生活和道德伦理的情形下得到解决的。人作为伦理的产物，是可以通过爱与教化得到抚慰和疗救的生命有机体。

《檀香插》中的妻子罗荔在得知丈夫出轨并贪污的惊天消息后，尽管内心痛苦愤怒，但仍然选择相信这个与自己朝夕相处以身作则的“好丈夫”，故事在罗荔迎接丈夫回家又忆起丈夫出轨情绪失控的节点戛然而止。故事的后续发展读者们不得而知，但罗荔通情达理热爱事业与家庭的形象早已深入读者内心，问题被作者抛给读者，而通往救赎的路其实也只有一条，这条救赎之路在《乘三号线往返的少妇》中也隐约显现，那就是打开纠结犹疑与孤寂的心灵，去与相爱之人沟通，在真诚的交付与责任中找到本真的自我。这对他们来说或许是不易的，但正如作者在文中所言：“人之一生短暂，尤可贵的，难道不是遇见一个同时唤醒你身体与灵魂的人吗？w”伴随着城市的高速前行，在城市中打拼的许多人都难以守住自己的道德底线与伦理观念，《车前草》中的丁老师在评选国家奖学金时的一念之差造就了两位学生截然不同的人生境遇，在闷热的会议室中左右为难之时相信丁老师也正经历着人性中的善与恶的纠缠冲突，但丁老师为了弥补过往的错误而去看望学生小春的赣西之行又未尝不是对师生伦理的又一次重新践行与修正。

其次，生态伦理学还将人与自然的关系纳入了“人与人的伦理关系之中”x，深刻地揭示了二者的内在统一性，揭示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背后的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伯爵猫》中的《珊瑚裸尾鼠》《果蝠》《乌鸦》三篇着墨生态，在关注人与动物关系的同时，也在警示民众当前全球问题的严峻性。人类作为地球生态圈的一分子，往往无法摒弃自傲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将人作为万物的尺度而罔顾自然带给我们的警告。物种灭绝只是当前生态危机一个小的面向，更重要的隐藏在作者文学危机叙事背后发人深思的伦理选择。人作为道德存在物，有能力与义务为各类生命有机体提供一个秩序井然的生态圈，然而现实的境遇是这群生灵只能“再一次鼓翼腾飞，飞向月光，飞向山头，飞向高远”y，这样破碎的结局是作者所担忧与惊惧的，因此作者也希望通过文学书写能提供给大众以正确的伦理旨归。都市白领群体在对个人生活有严苛标准的同时，在人生规划上也往往更加长远，他们的目光常常是超出人类个体与当下社会的，他们也是更容易意识到地球生态危机的群体。

在当今文学空间研究中常见乌托邦这一理想存在与恶托邦这一空间异质形态的对比。卡尔·曼海姆认为，乌托邦之所以成为乌托邦的先决条件就是超越现实情境但原则上又不可能实现且可以发挥某种革命作用。z因此，往往文学中的乌托邦书写都只是一种变相的文学想象，这种想象寄寓着作者在象征与隐喻背后强烈的人文关怀与批判意识。当都市生活归于无意义的喧嚣与物化主义，无法实现的理想主义成为都市白领难以逃避的归宿，文学想象便成为弥补这种精神创痛的捷径。

南翔的小说字里行间总是弥漫着一种强烈的在场感，海滨大道、益田村、“春茧”体育馆、龙城广场、3号龙岗线、深圳东门、罗湖站等这些深圳人耳熟能详的地标汇聚在一处逐渐映现出一幅真实可见的深圳城市地图，不同的人物与地铁线路将这些陌生的地方与处所串联在一起，一幅刻画了满满人间众生相的都市场域便在作者颇具生活气息的语言里铺展开来。伯爵猫书店就坐落在这座城市一处幽静曲折的角落中，相较于富丽堂皇、窗明几净的连锁书店，这里“两排壁立的书架几乎高耸到了天花板，可是除了书，就是三排又矮挫又过时的双人沙发……”这样逼仄的“小蝌蚪书店”却十六年如一日的收留着一两百位城市中的孤单灵魂，他们通过电影人讲座、都市分享会在这里交流感情与故事，文人特有的对书籍与旧书店的感怀之情在这篇小说中得到鲜明的彰显。但作者也深深地意识到这样的艺术乌托邦仅仅是一个幻影，当现实世界降临，乌托邦中的梦与泪也即刻幻灭，最终的寄寓也不过是那轻轻一句：“希望，不久的将来，伯爵猫还能重返……家园。”

结语

正如南翔在序言中所言：“短篇不是任何文體的配角，它本身就是主角之一种”。《伯爵猫》以洞明世事的卓越视角和多向度的人物刻画揭示出都市白领在竞争日益激烈的现代社会下的精神焦虑与生存困境。小说中所提供的现代式症候的解决路径无疑是任重而道远的，文学创作或许只能为我们提供一处遥远的乌托邦，但作者深入社会各个角落，在关注不同都市白领群体生存现状的同时，将眼光放在底层乃至自然万物的人文关怀与对个体人生处境的体悟与实践却是值得探讨与深思的。

注释：

a何建章：《当代社会阶级结构和社会分层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27页。

bfgijklqrswy南翔：《伯爵猫》，作家出版社2021年版，第263页，第156页，第161页，第112页，第120页，第96页，第98页，第29页，第27页，第29页，第166-167页，第123页，第201页，第214页。

cm[美]罗洛·梅著，朱侃如译：《焦虑的意义》，漓江出版社2016年版，第158页，第82页。

d卢翎：《消费主义的都市文学想象——中国现当代都市小说研究》，《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

e梁鸿：《理性乌托邦与中产阶级化审美——对六十年代出生作家美学思想的整体考察》，《当代作家评论》2008年第5期。

h［美］戴维·哈维著，叶齐茂、倪晓晖译：《叛逆的城市：从城市权利到城市革命》，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129页。

n[英]雷蒙·威廉斯著，韩子满等译：《城市与乡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164页。

o[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著，高觉敷译：《精神分析引论》，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16页。

pu南翔：《自序：大江茫茫去不还》，《伯爵猫》，作家出版社2021年版，第3页，第5页，第2页。

t朱永富：《南翔小说论——从〈海南的大陆女人〉到〈女人的葵花〉》，《文艺争鸣》2011年第7期。

v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伦理选择与斯芬克斯因子》，《外国文学研究》2011年第6期。

x傅华：《论生态伦理的本质》，《自然辩证法研究》1999年第8期。

z[德]卡尔·曼海姆著，艾彦译：《意识形态和乌托邦》，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228—2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