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体书店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实践进路与经验透视

吴亮芳 赵星宇

摘 要：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实体书店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经历了自发之举、转型之需和责任之行三阶段。如今，实体书店成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力量，且已基本建立保障机制，初步形成两中心辐射全国的开拓格局，呈现典型引领多元的参与方式。同时，从自发到自觉的演进中，实体书店在服务理念、政策制定、服务模式、科技应用、服务范围等方面积累了实践经验。

关键词：实体书店 公共文化服务 公共文化

构建政府主导、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有效举措，是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与幸福感的重要路径。作为文化设施与文明载体，实体书店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2023年4月，中宣部办公厅、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联合发布《关于推动实体书店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通知》（下称《通知》），标志着实体书店参与公共文化服务进入新时期。在此背景下，纵向梳理实体书店参与历程，横向分析参与进展，在此基础上透视实践经验尤为重要。这既是实体书店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阶段性总结，又是实体书店以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助力全民阅读战略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方向探寻。

一、实体书店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历程

新中国成立以来，实体书店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并非一蹴而就。纵观其参与历程，经历了从自发到自觉的转变。结合实体书店自身发展情况，以及实体书店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政策供给，大致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为“自发之举”。新中国成立至《关于开展实体书店扶持试点工作的通知》（2013）出台前，实体书店参与公共文化服务往往出于自身的文化情怀或生存压力，与政府并未形成合作治理模式。公共服务属于公共物品的一种形式。我国于2005年10月出台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逐步形成覆盖全社会的比较完备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之后很长时间内并未确定公私合作治理模式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方案。2013年出台《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鼓励社会力量、社会资本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培育文化非营利组织”。具体到实体书店领域，2013年开始扶持试点。可见，2013年以前都未明确要求实体书店作为社会力量，与政府形成合作治理模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实践中，实体书店往往出于个人情怀自发地开展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包括图书捐赠、文化讲座等。例如，北京丰台区的人天书店于2011年捐资200万元，成立北京蔚蓝公益基金会，向偏远地区捐赠图书。又如，止间书店创始人的愿望就是要“创办一个有温度、有风度、有态度的书店”，因此书店几乎给每一本书都准备了试读本，还有大量桌椅可供读者使用。同时，国有书店自发提供公共服务早已成为一种社会担当，早在1956年的儿童节期间，新华书店就在全国各地开展过少年儿童读物宣传月活动。[1]另外，此时期实体书店自发开展公共文化服务的原因还源于生存压力。众所周知，自1999年当当网诞生以后，实体书店遭遇了“寒流”。在扶持政策出台前，部分书店自发探索生存之道，在未与政府形成合作治理模式下不自觉地提供公共文化服务。例如，2003年成立的全国第一家跨省连锁书店——徐州“如苔·博库”开业之初，在图书卖场中放置了很多看书的凳子、坐垫，为读者提供公共阅读空间。

第二时期为“转型之需”。作为新型治理秩序，合作治理不要求行动者在行动目标上具有一致性。[2]于政府而言，其“捉襟见肘”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与人民群众急剧扩张的公共文化服务需求的矛盾日益凸显。如何扩大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难题促使政府采用合作治理模式与社会力量结成同盟。实体书店布局广泛、内容丰富、服务便利，自然成为政府公共文化服务合作治理的伙伴，从鼓励实体书店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政府文件中可以看出。自201年5出台《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之后，诸如《关于做好政府向社會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工作的意见》（2015）、《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办法》（2020）等政策的出台，为实体书店参与公共文化服务提供了政策基础与依据。国民阅读推广政策也起了进一步的推动作用，如《全民阅读“十三五”时期发展规划》（2016）等。具体到实体书店领域，自2013年发布《关于开展实体书店扶持试点工作的通知》之后，扶持方式与力度都持续增强。于实体书店而言，此时期纷纷以“书店+”模式开展转型之路以应对网络书店的冲击。如2014年全国127个大型书城就举办各类读书活动达6249场次。[3]在两者形成的合作治理模式中，政府的目的是要扩大公共文化供给，而实体书店的目的则是寻求转型升级的路径。尽管目的不同，但这种合作治理模式并不影响实体书店以公共行动实现转型。为实现转型发展，实体书店不仅仅局限于售卖文化产品，更积极拓展文化服务道路。受政策扶持后，实体书店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行为也跟着发生本质变化，即从自发行为转变为自觉性地供给，同时也增强了参与的持续性与公共文化服务的再生性。

第三时期为“责任之行”。此时期始于2023年4月出台的《关于推动实体书店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通知》。《通知》明确提出参与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项目、公共文化服务网络建设、公共阅读资源建设以及与公共文化机构融合发展的四种典型方式，使得实体书店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价值被重新认知。该《通知》的出台标志着实体书店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表述散见于相关政策文件的现状已结束，意味着实体书店参与公共文化服务行动冠以“被扶持”之名的局面开始扭转，意味着实体书店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主体身份和方向更加明确，也意味着实体书店新局面的开启和发展契机的到来。

二、实体书店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实践

立足现阶段，结合自发到自觉的发展历程，实体书店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在保障机制、开拓局面、参与方式上取得了进展。

（一）保障机制基本建立

从政策文件类型看，截至2024年3月底，全国推动实体书店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保障制度已形成“顶层设计+区域实施方案+其他”的框架。其中“顶层设计”为2023年4月出台的《通知》，“区域实施方案”为江苏省宿迁市、安徽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分别出台的《推动实体书店参与公共文化服务实施方案》（2023年6月）、《安徽省支持推动实体书店参与公共文化服务实施方案》（2023年7月）、《关于推动广西实体书店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通知》（2023年12月）。“其他”则为公共文化服务、全民阅读、实体书店扶持发展的文件中有关推动实体书店参与公共文化的政策制度。

从政策内容来看，已有政策制度既包括物质扶持，也包括精神激励。物质扶持主要是对满足一定条件的实体书店给予租金补贴、税收减免等优惠手段，如《通知》明确指出“对长期坚持面向城乡基层，面向少年儿童、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提供服务的优秀实体书店给予奖励或补贴”；《北京市实体书店扶持资金管理办法》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给予房屋租金补贴等方式对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实体书店给予支持等。精神激励主要是对满足条件的实体书店评优表彰等，如《通知》中对符合条件的实体书店“在评优表彰等方面给予支持”。

可见，整体上全国推动实体书店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保障机制基本形成，但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一方面，现有政策对实体书店的支持以物质扶持为主，精神激励较少。另一方面，现有扶持政策要求实体书店满足一定标准，不利于激励小微民营书店参与公共文化服务，如《长沙市实体书店扶持办法》要求书店的营业面积达到100平方米方可申请补贴。

（二）开拓格局逐渐清晰

整体上，我国实体书店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呈现两大中心辐射全国的局面。两大中心，即北京与上海。作为全国文化和经济中心，两地汇聚优势资源，在实体书店参与公共文化服务方面成果突出，为全国提供了优秀样本。

一是运用跨界思维，探索“书店+”创新复合模式。两地实体书店以书为基，突破传统单一业态的限制，打造立体化商业模式，最大程度兼顾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例如，1998年上海书城开业之初，便在店内设置了咖啡、简餐的区域，引领了全国“书店＋咖啡餐饮”复合经营的热潮；北京单向街书店创新探索“书店＋文化活动”模式，为读者提供类型多样的线下文化活动。在两地的引领下，全国实体书店积极探索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形式。以湖南省为例，乐之书店·橘子洲店建立起“书店＋咖啡+沙龙+文创+文旅”的复合经营模式，新华书店·大观书房发展“书店＋博物馆”模式。二是结合科学技术，提供智能公共文化服务。北京和上海两地实体书店运用最新科学技术使得店面终端不断迭代升级，并出现无人书店、智能书店。2018年2月，北京发行集团打造新华生活+24小时无人智慧书店，整合了自助结算系统、全智能商品识别、远程客服协助、动作识别防盗系统、人脸识别等创新技术。同年，北京市首批24小时智能书店落户石景山，天猫未来店无人技术方案首次赋能的实体书店——志达书店（现悦悦书店）于上海开业，打破书店服务的时空局限，为读者提供更加便捷、智能的公共文化服务。在两地的引领下，全国实体书店积极融合新兴科技提供公共文化服务，如2018年7月深圳书城打造全国面积最大的无人书店——阿布e无人书店。

可见，北京和上海两地实体书店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实践经验带动了全国实体书店在公共文化服务方面的发展，基本形成两大中心辐射全国的开拓格局。据统计，目前全国34个省级行政区积极推动实体书店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以湖南为例，全省14个市（州）都已采取措施，实体书店参与公共文化服务呈现蓬勃发展态势。

（三）参与方式渐趋多元

纵观全国实体书店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方式，主要为《通知》中所部署的四种。以湖南为例，在参与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项目方面，通过补贴等优惠手段引导和鼓励实体书店参与购买公共文化服务项目，承办阅读推广活动[4]；在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网络建设方面，积极参与城市书房、书香驿站等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建设，入驻商场、楼宇、园区、社区、校园等，如浏阳市新华书店为浏阳225所中小学免费打造智慧·共享书屋；在参与公共阅读资源建设方面，多次与公共图书馆合作开展读书惠民活动，如2023年4月长沙10家实体书店与长沙图书馆合作开展“你的book我买单”活动等；在与公共文化機构融合发展方面，实体书店与图书馆、博物馆等公共文化机构开展合作已成为常态，如长沙新华书店和大观仓艺术博物馆合作在馆内开设了新华书店·大观书房。

除了四种典型方式以外，实体书店的参与方式还呈现多元化态势，大致归纳为三类。一是举办各类公共阅读活动。如北京王府井书店开展旧书换新活动，湖北省新华书店开展惠民书市、图书市集等主题书展，大连市新华书店在假期开展“我是小小文化传承者”系列研学活动。二是创新“书店+”复合业态发展模式。为谋求转型发展，实体书店深耕垂直领域赛道，创新多业态融合发展的路径。例如，上海大隐书局首倡“书店+绿化”的馆店融合理念，朵云书院·戏剧店开辟“书店+戏剧”的模式，北京方所书店探索“书店+衣服展览”等。三是走进社区、服务乡村。社区书店和乡村书店是实体书店的重要门类，对构建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发挥着重要作用。目前已建立的社区书店有成都市长野书局、长春市新华书店香江社区店等，乡村书店则有江苏云雾书房、云南云上乡愁书院、浙江松阳陈家铺平民书局等。

三、实体书店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经验

实践出真知，这一道理同样适用于实体书店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实践。在其发展历程中，根据所取得的实践进展，至少可得出以下经验。

（一）稳固的基石：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

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以人民为主体是公共文化服务的最大特色。对实体书店而言，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经历自发之举、转型之需和责任之行三阶段，始终坚持贯彻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始终坚持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正是因为始终以人民为中心，以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实体书店才能为构建更加完善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供有力支撑。例如，位于北京的善缘书舍，是全国首家以生命主题为核心的书店。该书店构建了一个设施无障碍、选书无障碍、阅读无障碍、聚会无障碍的文化空间，以确保残障人士选书、阅读以及聚会活动的顺利进行，以实际行动贯彻为残障人士提供服务的宗旨。不只是民营书店在设施、服务等方面落实“以人为本”的理念，国有书店更是将服务人民作为初心和使命，主动融入公共文化服务建设。我国新华书店自1937年创立以来，秉承以人为本的宗旨，积极响应“全民阅读”的号召，不仅在全国各地开设了众多实体书店，还将公共文化服务延伸到农村和边远地区，让更全面、更优质的文化服务惠及更广大人民。

（二）领航的灯塔：坚实有力的政策指引

实体书店作为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力量，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共建共享的原则，其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从自发转变为自觉离不开政府部门的支持、认可与重视。2013年出台《关于开展实体书店发展扶持试点工作的通知》后，地方政府相继颁布针对性的扶持政策，在税收减免、房租补贴、物业管理、活动组织及宣传推广等多个层面制定了切实有效的措施。这些扶持政策虽未明确提及公共文化服务，但其内涵和导向无疑为实体书店在公共文化服务领域的参与提供了重要指引。例如，2021年6月，北京东城区出台全市首个引导支持实体书店进商场、进楼宇、进社区、进园区的“四进”政策，将实体书店纳入保障人民文化权益的范畴，作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有益补充。

从2013年《关于开展实体书店扶持试点工作的通知》到2023年《关于推动实体书店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通知》，实体书店承担公共文化服务的主体性更明确，任务更具体，意义更凸显，也表明国家在政策层面对实体书店融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深刻认识与高度重视。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在推动实体书店参与公共文化服务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引领作用，通过政策内容细化和任务压实向下提出规范性要求，为实体书店参与公共文化服务指明道路。例如，广西、安徽和江苏三省区关于推动实体书店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政策文件，均体现了地方政府对国家政策指引的严格遵循。

（三）突围的抓手：持续创新的服务模式

实体书店参与公共文化服务涵盖范围很广，不局限于图书阅读。基于这个认识，各地实体书店在参与公共文化服务方面展示出了丰富的创新与实践，已基本形成四大典型方式与多元方式并举的创新局面。在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过程中，实体书店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卖书的场所，而成为一个以阅读空间场所为载体，以文化活动为内核，以传递读者主体性、文化感及交互性为目标的新型公共文化空间。

在公共文化服务模式创新上，众多实体书店正积极突破传统单一业态的局限，逐渐催生出“书店+”的复合模式，形成一条多业态融合发展的路径。主要是根据场地规模和环境，打造与阅读相关的“静区”、与体验相关的“活动区”，引入文化沙龙、艺术展览、讲座论坛等多元文化活动，丰富书店的文化内涵，为读者提供更深层次的文化体验。除“书店+咖啡”“书店+文创”“书店+文化沙龙”等已然广泛应用的模式，还出现了“书店+社区”“书店+博物馆”“书店+公园”等新型模式，甚至还有如“书店+剧本杀”“书店+研学”“书店+非遗体验”等兼具创意与人文内涵的新颖尝试。实体书店参与公共文化服务模式的创新，本质上是一种业态融合模式的创新。在《通知》出台前，这种业态创新主要被视为实体书店应对时代冲击的转型策略。然而，事实上这种业态创新也在无形中拓展了公共文化服务的内涵与外延，为公共文化服务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四）强劲的引擎：科技驱动的升级转型

科技是实体书店转型升级的驱动力，也是实体书店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的关键引擎。数字化浪潮下，实体书店与现代科技紧密结合，为公众提供更为便捷、高效、个性化的公共文化服务。

在科技快速发展的驱动下，实体书店不断迭代、全面提升。从人工问询到电脑查询、智能查询机，再到搭载更多模块内容的自助购书体验设备、智能导购机器人等，实体书店店面终端实现了从传统到智能的跨越式发展。[5]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落地，实体书店正在用更加多元的方式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例如，湖南新华书店创新推出的智能化新概念实体书店“不吝书店”，正是科技驱动实体书店提供公共文化服务水平的新尝试。不吝书店于2022年正式上线“基于图书用户行为大数据分析与应用的新零售智慧书店系统”，结合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技术为读者提供差异化、精准性的阅读体验和场景化服务[6]；同时，广西新华书店集团在2022年着力打造多个智慧书店项目，其中的新华书店23号店内配备人脸荐书系统、互动触控装置以及双曲面柔性LED屏等高科技设备，以“未来书店”的理念让读者充分体验文化与科技相互融合的魅力。

（五）连接的桥梁：服务范围的拓展下沉

在参与公共文化服务过程中，实体书店注重通过下沉公共文化服务资源，实现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优质共享，强调以多元化的互动方式与居民建立紧密的联系，由此出现一批以特定的居民生活社区作为主要市场和服务对象的社区书店，成为满足广大基层群众阅读需求乃至深层次文化需求的重要推手。[7]社区书店周边社区环绕，与居民生活紧密相连，依托优越的地理位置在顾客分类上做细、在品类经营上做深，延伸了实体书店功能触角、拓展了居民阅读空间，将居民的文化需求与公共文化服务资源相对接，让公共文化走进社区、服务社区、扎根社区。

与此同时，随着乡村振兴战略和“书香中国”建设的深入实施，实体书店逐渐从城市主阵地拓展至乡村地区，催生一批既具有文化内涵又富有乡土气息的乡村书店，丰富了当地村民文化生活。乡村书店是服务于当地村民和游客、兼顾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新型基层文化空间，承担基层公共文化空间职能。[8]如坐落于旅游景区内的江西婺源乡村书店，是江西新华发行集团建设的乡村书店之一，该书店立足乡村、深耕乡土，与民宿休闲和文化旅游等资源对接，不仅成为乡村多样文化生活的载体，也成为游客了解当地文化的窗口；又如先锋书店于2014年以来先后投资兴建的五家乡村书店，凭借建筑空间、主题图书、在地文创、丰富活动和自然景观等多元优势，成为享誉全国的乡村振兴典范和旅游目的地，又因该书局聚集了酒店、工作室、写作中心、民宿、餐厅等，使乡村本地成为新的活力社区，书店也成为村民休闲、会客的公共空间，先锋书店“唤醒乡村文化价值、重塑乡村文化空间”的期许已然成为现实。

四、结语

实体书店作为文化设施与文明载体，其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从新中国成立初期至今，实体书店经历了从自发参与到自觉担当的历程，如今已成为推动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的重要力量。随着政策环境的不断优化和科技创新的深入推动，实体书店在参与公共文化服务方面取得显著进展。保障机制的基本建立，为实体书店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开拓格局的初步形成，展现实体书店在全国范围内的辐射力和影响力；参与方式的多元创新，则丰富公共文化服务的内涵和形式。

在这一过程中，实体书店积累丰富的实践经验。它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服务理念，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依托政府政策的坚实指引，实现从生存困境到转型发展的华丽转身；通过持续创新的服务模式，打造集阅读、交流、休闲于一体的新型文化空间；借助科技驱动的升级转型，提升公共文化服务的智能化、便捷化水平；通过服务范围的拓展下沉，将优质文化资源送到了基层群众手中。展望未来，实体书店在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方面仍有广阔的空间和无限的可能。我們期待更多实体书店能够发挥自身优势，创新服务模式，拓展服务范围，为构建更加完善、更加高效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做出更大贡献。

（作者单位：吴亮芳，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湖南师范大学文化和旅游研究院；赵星宇，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