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见的人》中的暴力书写与团结乌托邦

李岚欣，谢 梅

（云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云南昆明 650000）

《看不见的人》于1952年问世，是拉尔夫·埃里 森 (Ralph Ellison，1914—1994)生前出版 的唯一一部长篇小说，一经发表便引起了强烈反响。小说中的主人公是一个生活在美国南方的无名无姓黑人青年，最初他迷茫混沌，一味追求白人的价值观，并希望融进白人的主流社会中，“主人公一开始由于没有认清自己的身份，无法看透白人的人性，所以一直在以一种错误的方式生活”[1]50。在经历了从南方到北方的种种不公事件后，主人公终于清楚地意识到他在白人眼中一直都“不被看见”。国内外学者对该小说的研究主要聚焦小说主题、人物形象、叙事特征和身份认同，岳国法[2]123认为“揭示了潜藏于主人公生活里的身份意识”，韩旭珍[3]55认为叙事结构为“逆时针环形叙事”，但鲜少有学者对小说中的暴力、种族界限与冲突、种族平等与团结的复杂关系进行讨论。研究者们一致认为埃里森的小说借助各种叙事策略揭示了黑人在种族主义盛行的社会中生活的艰辛与苦难，小说中不仅有白人精英与黑人知识分子之间的冲突与对立，更有普通白人对下层黑人群体随处可见的种族歧视与成见，白人与黑人之间呈现出一条时隐时现却无法逾越的种族界限。埃里森将无名的黑人男青年置于种族冲突无处不在的社会语境中，洞察黑人群体所长期遭受的各类暴力压迫，借以揭示和批判蛮横的白人至上主义，希冀为美国黑、白种族之间的团结互助来构建美国共同体社会。

一、直接暴力下黑人遭受的结构性歧视

暴力可谓人类活动的附随物，大到国家之间的争斗，小到个人之间的恩怨，都时常催发暴力的产生。约翰·加尔通在《和平论》一书中根据暴力不同的表现形式将其分为直接暴力和结构暴力，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文化暴力的概念。在《看不见的人》这部小说中，埃里森对暴力的描写几乎贯穿全文，从开篇黑人小伙们在格斗中的互相殴斗，到主人公所见证的黑人群体无形中受到的白人的各种隐形暴力，暴力成为推进故事的一根叙事线，呈现出黑人群体在美国社会长期遭遇的结构性歧视和不公待遇。

加尔通将直接暴力分为身体暴力和言语暴力，其结果是对受害者造成肉体或思想伤害。杀戮是直接暴力的典型表现形式之一。杀戮剥夺人的生存需求，对受害者的生命构成直接的威胁和迫害，并以终结受害者的生命为最终目的。无名黑人青年因在毕业典礼上的出色演讲，被邀请到白人精英举办的集会上再次发表演说。一场看似践行种族平等的集会却以黑人间彼此残害的格斗游戏开场，这些白人策划了一场名为“皇家战役”的格斗文娱节目作为暖场，而参与格斗的全是黑人，无名黑人青年也在其中。白人要求黑人小伙们全部把眼睛蒙上，还对每个人都下令必须铆足劲去揍对方，否则就要遭到白人的暴打。当黑人小伙儿们互相殴斗时，白人则在一旁兴奋地大声叫喊并凶残唆使，“狠狠揍那黑小子，把他五脏六腑都打出来！揍死他！揍死那个大小子！”[4]20黑人小伙们在格斗中落得伤痕满满，白人却乐此不疲，甚至在格斗结束后将假金币作为赏钱放在通了电的地毯上强迫他们去抢，然后讥笑他们为了抢赏钱而被电得肌肉直抽搐的丑态。在这场集会中，黑人成了白人戏弄、娱乐和嘲讽的对象，不论是小说主人公无名青年的演讲还是黑人小伙们的格斗游戏，都不过是进一步彰显了白人的优越感。“皇家战役是白人的典型做法，通过引导黑人与黑人之间的愤怒来造成暴力和自我摧残，从而使他们远离共同的目标。”[5]57这些惺惺作态的白人要人们表面上是这场格斗的看官，实际却是始作俑者，假借黑人之手让黑人对自己的同胞发起暴力攻击，而这种行为实则更为残忍。

作为直接的身体暴力形式，杀戮还体现在克利夫顿之死和一场街道暴乱上。克利夫顿是兄弟会的一名黑人成员，看透了兄弟会的本质后心灰意冷而毅然离去，在街上叫卖一种叫“桑博”的玩具。这种玩具对于美国黑人具有特殊含义，“桑博”作为种族符号常用于隐射白人对黑人的操控。克利夫顿此番叫卖行为遭到警察的呵斥与制止，于是两人发生争执。冲突下的克利夫顿把警察绊倒在地，随后警察就地枪杀了克利夫顿。这场商贩与警察的血流之战是黑人与白人之间的直接种族对抗打斗，冲突源于白人对黑人的结构性间接歧视，止于白人警察对黑人的直接暴力压制。小说快要接近尾声时，无名黑人青年误入了一场暴乱，整条大街混乱不堪，警察的枪声不断响起，他目睹了不远处一位兄弟的死亡。有人说这场暴乱是起于克利夫顿的死，也有人说这是由于一个白人女子抢了一个黑人女性的男人等等，但不管出于何种表层原因，其本质都是白与黑的对立，白人对黑人的结构性歧视导致白人无法对黑人产生丝毫信任感，最终选择以暴力的形成迫害黑人在美国的生命权和生活权。

直接暴力背后往往隐藏的是白人对于黑人的结构性歧视。加尔通[6]286-289认为，“结构暴力分为较强的剥削、较弱的剥削、渗透和分离以及边缘化和分化四种基本类型。结构暴力不仅给人的身体留下印记，也给人的思想和精神留下印记。”其中，边缘化和分化是《看不见的人》中主要体现的白人对黑人施加的结构暴力形式，而最能反映这种暴力形式的则是无名黑人青年进入兄弟会后的遭遇。黑人无名青年在街上目睹了一对可怜的黑人老夫妻被政府人员驱逐，由此迸发了一场激烈的演说。他的爆发力和演讲能力受到兄弟会白人成员杰克赏识，便邀请他加入兄弟会为其新闻宣传。当无名黑人青年正式成为兄弟会一员时，杰克赋予他新名字，还要求他搬离原住处。在非裔传统黑人文化中，名字被赋予了重要的文化和政治意义，体现的是他们对黑人历史的延续性，也标志着黑人文化发展的历史差异性。黑人普遍认为名字具有某种魔力能够影响背负者一生的命运，一个人只有在特定的生活阶段被赋予了恰切的名字，方能获得真正的存在。无名的黑人青年在整部小说中被剥夺了名字，兄弟会的杰克根据自己的爱好随意赋新名于他，使得他彻底丧失了联系自己的种族文化纽带。对于黑人来说，“如果任凭他们（奴隶主）按他们的喜好来称呼你的话，你就等于一无所有。”[7]14这新名字、新身份、新住宅使主人公完全脱离了自我，也脱离了原有的一切。“兄弟会把黑人视为自然资源，而不是人类。”[8]305在兄弟会的白人眼里，无名黑人青年是“物性”的，没有自我主导权。无名黑人青年在兄弟会担任发言人，但他的行为与演说内容都受限于兄弟会中白人的思想与决议。显然，“白人利用他来达到他们所追求的任何目的，但没有人有丝毫的想法去看到或了解他是一个个体的人。”[9]47无名黑人青年只是兄弟会的一枚棋子，呼之即来挥之则去。杰克雇佣无名黑人青年为发言人只因他是黑人，以便发动更多黑人加入组织来发展兄弟会的事业。在这个团体里，从一开始无名黑人青年与白人成员之间就有一道天然的屏障，无名黑人青年被迫圈禁在他们为他设的防线内。即使无名黑人青年努力研究演说之道，一心服务于兄弟会，也不可能得到兄弟会真正的接纳和认可，反而割裂了与黑人群体的联系，真正成为无所归属的现代流浪人。

二、文化暴力下的种族团结撕裂

长期以来，黑人在白人眼里都是野蛮未开化的民族，他们需要的是驯化和文明教化。作为堕落的种族，他们需要来自白人的“关注”、教化和拯救。“文化暴力是指文化中那些由宗教和意识、语言和艺术、实证科学和形式科学所阐释的，能够用来证明或使得直接暴力或结构暴力合法化的各个方面。”[6]284在白人的意识形态下，种族主义是合理合法的，且白人天生高人一等，黑人自然就沦为被白人随意欺压和践踏的下等公民。白人作为美国社会秩序的捍卫者，他们视黑人为异己另类，这种刻板印象从黑人作为奴隶被贩卖到美国的那一天就产生了。《看不见的人》中的文化暴力主要表现为意识形态中白人对黑人的“物化”和“低劣化”。黑白种族关系构建在一开始被失去了团结的根基，白人从未觉得有必要与野蛮、原始的黑人种族形成团结的“我们”感。

学校创始人日那天，无名黑人青年意外将校董诺顿先生带到了令所有黑人蒙羞的黑人佃农吉姆家前，因为吉姆与自己的女儿发生了乱伦，并让他的妻子和女儿同时怀上了他的孩子。诺顿先生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无名黑人青年支吾地告诉他别人都在议论这个怀着身孕的黑人姑娘没有丈夫，而诺顿先生却很是平常地说，“这不该如此大惊小怪啊。我了解你的民族!”[4]44当他知道黑人姑娘怀的是自己父亲的孩子时，虽然惊讶却马上接受了。按理说，在高度文明的美国社会乱伦之事理应遭人唾弃与谴责，然而在诺顿先生这样典型的白人意识中，黑人天生低贱、野蛮和原始，未经文明熏陶的他们违反道德伦理也就不足为怪。诺顿自主自觉地将黑人父女之间的乱伦合理化显然受到了白人对于黑人刻板印象的影响。在黑白种族关系中，白人始终信奉自身是黑人的拯救者，诺顿先生甚至临走前还给黑人父亲拿了一百美元让给孩子买点玩具。在白人看来，他们的统治为黑人带来的是文明的光芒，一旦失去白人的拯救，黑人就会回归野蛮、堕落和兽性。

文化暴力还体现在主人公无名黑人青年身上。无名黑人青年在兄弟会谋到了发言人的职位，兄弟会担心无名黑人青年无意间向他人透露工作内容，便要求他搬到城郊住。搬离原住处时，他将一袋废弃硬币和碎铁片扔进了一排旧住宅前面的一个垃圾桶里，随即一个妇女开始呵斥无名黑人青年，要求他将东西捡出来，还大声叫嚷着“你们这些黑鬼从南方乡下上这儿来把什么都给糟蹋得乱七八糟的”[4]298。作为整体性和自然性的优越种族，白人妇女扬言叫警察来处理此事。出于对黑人根深蒂固的刻板印象，白人排斥与黑人成为邻居，内心深处反感居住区域内有黑人的出现，而作为国家武器的警察成了这种种族偏见的帮凶。无名黑人青年听到她吼叫着让屋内的人报警，无奈之下只好将垃圾捡出来，“‘看不见的人’对白人准则的遵从性导致了他自己的盲目性，他的种族过度认同支持了他自己对种族主义的内化”[10]37。警察是法律的执行人，是为社会的违规违纪伸张正义之人，无名黑人青年将垃圾扔垃圾桶符合常规，却因警察的压迫而无力狡辩，只能提着垃圾悻悻离去。足见，白人对黑人普遍存在显现或隐性的歧视，白人扭曲的种族意识对黑人制造思想上或文化上的暴力压制，让他们被迫接受黑人出身低贱，文化规训之下的黑人形成教化生存，默认身上自带“污点”，种族歧视成为不可能逾越的藩篱。

因肤色引发的文化暴力现象从小说开篇贯穿到结尾，而这种呈现无疑与当时美国的社会环境有极大关系。从1876年起，美国南方各州开始实施吉姆·克劳法案，此法案以“隔离但平等”的口号使其合法化。然而，吉姆·克劳法案只有显性的隔离，没有所谓的平等。黑人依旧处于劣势的一方，被动承受白人自诩的“一视同仁”。小说无名黑人青年在集会上发表演说，本来是用“社会职责”一词，但一时失口说成了“社会平等”。厅内的白人立马变了脸，冲着无名黑人青年大吼大叫，逼迫无名黑人青年说“社会职责”，还一本正经道“我们是想公平对待你，不过你一刻也不要忘记自己的地位”[4]27。之后，无名黑人青年在北去纽约的车上遇到了前几日在金日酒家认识的老兵，但无名黑人青年并不想同他做伴，奈何在这几乎是一辆空的车上，无名黑人青年只能到后面和他坐在一起，因为无名黑人青年清楚地知道“只有后面的座位是专给我们这些人的”[4]134。可见，此法案只是助长了白人的嚣张气焰而未真正将黑人公平对待，种族歧视被进一步合理化。而相较于对他们肉体的伤害，思想上的荼毒才是最致命的。尤其像无名黑人青年的大学校长布莱索这类黑人，“布莱索这样的黑人领导成了白人计划的同谋，他们的行为似乎是要给黑人的生活带来“秩序”，实际上他们只是帮助延续和复制压迫”[5]60。他们已完全被白人同化，甚至以顺从白人的价值观来教育学生，乃至使其失去本真。

《看不见的人》中的暴力叙事不仅展现了白人对黑人身体的伤害，还揭示出对黑人精神和思想的侵蚀。虽然埃里森在小说中没有直击白人与黑人之间的争斗，也没有像许多其他美国黑人文学那样大肆宣扬白人对黑人的暴虐无道，“埃里森摒弃了抗议小说的特色，把种族压迫感升华为社会压抑感”[11]127。而这种社会压抑感更为突显白人文化暴力行为的隐匿性，它如同慢性毒药一般一点点地扩散，浸透黑人的生存空间，令他们无力抵抗，只得被迫存活于白人为他们打造的“有色世界”里。小说的最后无名黑人青年遁入了一个地洞并决定藏匿于此，他看清了现实，也被迫接受了现实。“‘看不见的人’接受了自己在社会意义上的‘死亡’，承认了自己的‘不可见性’。”[12]148小说无名黑人青年的经历就是美国黑人生活常态的一个缩影，处于社会的边缘化空间，没有自我，也没有话语权，始终不被占据美国主流社会的白人所“看见”。

三、暴力书写下的团结乌托邦

亚伯拉罕·林肯于1862年发表《解放黑人奴隶宣言》，由此宣告黑人恢复自由。但百年来黑白种族之间的冲突矛盾不断迭起，种族之间的暴力始终得不到消除。两种不同肤色人种的往来背负着无法跨越的鸿沟，使得各种大大小小的种族暴力事件在美国社会里频频发生。埃里森作为一名美国非裔作家，创作了这部具有暴力特征的小说，表达对美国社会种族关系的洞察和探究。对无名青年为代表的黑人群体而言，他们在美国社会里丧失了自己的主体性，扮演的是“他者”的形象，白人则是话语权的主导者。福柯认为：“影响、控制话语运动最根本的因素是权力，话语与权力是不可分的，权力是通过话语来实现的。”[13]87正因如此，黑人群体一直处于被压制的一方，对白人施加于他们身上的各种形式的暴力打压毫无对抗之力。

无名黑人青年从南方一路北上，满心携带生而平等、勤劳致富的美国梦想。作为1915年至1960年间大迁徙浪潮的一员，无名黑人青年和其他600多万非裔同胞一样，选择离开笼罩在吉姆·克劳法案的阴霾下的南方，前往北方城市寻求身份和经济自由。初到纽约的哈莱姆社区，无名青年有了一股黑白种族已然实现团结和谐共处的错觉，他感觉自己身处一个梦幻的城市，这里十分繁华，“到处都是黑人，商店里有黑人姑娘站柜台，交叉路口有黑人警察指挥交通，即使白人驾驶的车辆也得服从黑人警察发出的信号”[4]140。然而，北方并非无名黑人青年在哈莱姆区所见的这般美好，白人对黑人的歧视、厌恶依然弥漫于社会各个方面。在这些白人看来，大多数黑人恰如那位讨伐无名黑人青年扔垃圾的白人妇女所说，“你们这些黑鬼从南方乡下上这儿来把什么都给糟蹋得乱七八糟的。”[4]298黑人来到北方本想获得社会认可，但现实却不及想象遂意，这里的白人对南方迁移来的黑人仍然有着极大的敌意和抵触心理，从未想过真心接纳他们。

暴力注定不是祥和的，暴力行为的存在使黑人和白人无法真正和解。同时，它频繁的出现也只会让两个种族之间的界线越来越明晰，关系越来越疏离，这最终将导致种族之间交往的团结失序，进而对共同体社会的构建造成隐患。身为美国合法的自由民，黑人群体希望留在这片土地与白人一起生活，携手共创美好未来。小说无名黑人青年亦是如此，他在学校学习认真，对白人恭恭敬敬，努力向白人的生活靠拢；刚到纽约哈莱姆区时，眼前黑人和白人和睦相处的场景让他对生活充满了希望；在兄弟会时，他和白人共同工作竭力为争取种族平等做贡献。然而，掩藏在这些美好图景背后的是残酷的现实。“黑人对白人社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这就像添加剂一样被吸收后就被忽视了。两个种族之间有一种共生关系，但白人拒绝承认，并将黑人视为隐形人。”[14]86许多虚伪的白人对黑人存在强烈的抵触情绪，他们将黑人视作下等民，不仅鄙弃黑人的言语和行为，还漠视黑人的拼搏与努力。小说中，不论是白人和黑人都深知黑白之间那条无法跨越的界限，“这条界限无法抹去，黑人必须呆在自己的这一边，白人也必须呆在那一边”[15]481。正是这条种族界限，阻隔了种族间的包容与理解，黑人愈发被主流社会边缘化，团结在种族主义的文化空间变成一种乌托邦。

埃里森作为美国社会的一名知识分子，《看不见的人》体现了他对社会问题和种族冲突问题的关注。而小说所传递出的深层信息则是希望人们能够重新反思这个社会，反思美国黑、白种族之间交往的团结失序，并达到对“他者”的理解和共情，进而达成“我们”成员范围的扩大，最终实现求同存异共同体社会的构建。无名黑人青年在一次次的暴力打击中，经历了从天真地相信追逐美国梦到领悟确认自我及社会的转变。埃里森从未直接从抗议的角度对种族歧视进行批评，而是巧妙地借助无名黑人青年所遭受的种种暴力，细描他失去自我的过程来隐喻现代社会里的黑人与白人之间的团结撕裂。对于白人来说，他们认为黑人在美国社会里是异质性的存在，从而打心底里排斥黑人群体，这便使得黑人和白人之间的种族文化冲突更为不可控。无名黑人青年成为“当代人”的典型，在种族歧视无处不在的美国社会，他没有地位，没有“身份”，处处受到歧视，他试图寻找自我并在寻找失败后躲到地底下，甘愿变成“人们不愿意看见”的隐形人，以躲避或规避白人的暴力。瞬息万变的现代化社会使得人们变得既不能实现自我，也不能理解他人。尽管同为美国社会的建设者和美国历史的参与者，白人对黑人缺乏同情、共情与包容，资本思维导致白人与黑人之间毫无同理心。“我是谁？我们是谁”这类问题在消费社会的资本逻辑中变得无足轻重，团结因肤色问题而惨遭撕裂。

埃里森作为美国社会的一名知识分子，《看不见的人》体现了他对社会问题和种族冲突问题的关注。埃里森从未直接从抗议的角度对种族歧视进行批评，而是巧妙地借助无名黑人青年所遭受的种种暴力，细描他失去自我的过程来隐喻现代社会里的黑人与白人之间的团结撕裂。“我是谁？我们是谁”这类问题在消费社会的资本逻辑中变得无足轻重，团结因肤色问题而惨遭撕裂。尽管同为美国社会的建设者和美国历史的参与者，《看不见的人》中的白人对黑人普遍缺乏同情、共情与包容，资本思维导致白人与黑人之间毫无同理心。埃里森有效利用小说强大的叙事功能，讲述了种族间暴力引发团结危机的故事，揭示出美国共同体社会构建所面临的核心挑战，提醒文本外不同国家、不同种族以及不同宗教信仰的人们对故事中的种种残酷进行想象性理解，进而激发人们对种族主义的深思和反省。

在《看不见的人》中，埃里森以无名黑人青年为基点绘制了一幅当时社会大环境下美国种族关系的可视图。身处吉姆·克劳法案的桎梏、大迁移的怨尤、根深蒂固的歧视等各种负面因素相互杂糅的语境中，黑、白种族之间不可避免地产生激烈的暴力冲突。对于白人来说，他们认为黑人在美国社会里是异质性的存在，从而打心底里排斥黑人群体，这便使得黑人和白人之间的种族冲突和文化暴力更为不可控，黑白种族之间的团结成为无法抵达的乌托邦。无名黑人青年所遭受的各种暴力迫害揭露出了暴力背后承载的种族间团结撕裂，暗含埃里森对美国社会种族问题的反思与展望。小说《看不见的人》作为一种文学叙事，提醒文本外不同国家、不同种族以及不同宗教信仰的人们对故事中的种种残酷进行想象性理解，由此形成对他者的理解和包容，进而激发人们对种族主义的深思和反省。面对当今冲突不断的多元化社会，种族间唯有摒弃偏见，彼此包容理解，方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看不见的人》以无名黑人青年为基点绘制了一幅20世纪50年代美国种族关系的可视图。无名黑人青年作为“当代人”的典型，为躲避白人的暴力压制和结构性种族歧视，在寻找自我身份认同失败后不得不躲到地底下，成为“不愿意被人看见”的隐形人。一方面，“人们不愿意看见”的黑人作为美国社会里的异质性存在，暗示出黑白种族之间的团结成为无法抵达的乌托邦。另一方面，“不愿被看见”的黑人作为暴力背后种族间团结撕裂的表征，暗含埃里森对美国社会种族问题的反思与展望。作为有着强烈种族认同意识的黑人作家和文学评论家，埃里森书写黑人在种族冲突社会里遭受暴力和身份认同求而不得的经历，传递了重新反思美国社会问题和召唤种族团结的诉求。在埃里森看来，尽管美国国家法理层面的种族歧视早已消除，但是很多人意识里仍残留着白人优越的种族观点，因种族界限导致的暴力对黑人造成了无法修复的身心创伤。对此，埃里森的解决方案是坚持反思美国黑、白种族之间交往的团结失序，倡导对“他者”的理解和共情，进而促成“我们”成员范围的扩大，方能合力构建求同存异的共同体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