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治理 的近代色彩
——写在《中国黄河文化大典· 黄河治理（近代部分）三》出版前面

牛建强

《中国黄河文化大典·黄河治理（近代部分）三》 书封

从感受黄河到黄河研究

自幼我就和黄河结缘。1980 年上大学前，我在黄河北岸的河南孟县（今孟州市）生活了17 年，领略了黄河的暴烈性格和磅礴气势。我家位于县城东边的南庄镇，和温县招贤乡搭界。这一带村落，除了村庄周遭的肥沃坡地外，还有距离较远的数量不等的滩地。自北向南，主要地理景观有老蟒河（湨水）、新蟒河（湨水的分支）、黄河。从老蟒河南到黄河岸边，各村都有一块南北向的条形滩地。黄河水量大小不一，有时还出现河道南北滚动的情况，因此滩地并不固定。这样，滩地便无须缴粮，它的收成便成为坡地有限收入的补充。后来，随着黄河小浪底工程移民的到来，这些滩地便易主了。

20 世纪70 年代，10 岁左右的我常随干活的大人到滩里玩耍。在我的印象中，滩地种过棉花、大豆、芝麻、花生和红薯等作物。若黄河性情温顺，满眼望去，皆是丰收果实。若黄河暴怒发威，激流汹涌，在水流的强力冲刷下，滩地大块塌入水中。若河水漫到地里，硕大的红薯便也不能煮熟和食用了。据陈汝珍等纂《豫河三志》卷十一《附录·公牍二》载：民国二十年（1931 年）八月，孟县县长阮藩侪在给河南省政府的呈文中说，清末民初，河依北岸流动，“终年惊涛拍岸，河势汹涌，无日不在惊惧中”；沿河的西逯、落驾头、戍楼（以上今归孟州市西虢镇）、堤北头（今归孟州市会昌街道）等村，“日辄塌陷数十丈，田庐、坟墓多付东流”。

在枯水年份，黄河河道狭窄，水流微弱，河床龟裂，在宽阔的干裂河底可以捡拾到从上游冲下搁浅的烟煤和树干。黄河主流不宽，对岸土岭上农家的鸡鸣清晰可闻。这些儿时的记忆和对黄河的深情对我后来从事黄河文化研究有着潜在的影响。

2005 年5 月，河南大学获批教育部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我从历史文化学院调来从事研究兼行政工作。机构的性质决定了从事黄河文化研究的基本任务和属性。其间，我除了围绕黄河北岸以沁河、丹河、沇河（古济水，今称猪龙河）、湨水（今称蟒河）为中心的明清怀庆府农村社会展开研究外，还和时任黄河水利出版社副社长岳德军合作，组织和主持了《中国水利史典·黄河卷》第一期、第二期关于黄河基本文献的整理。

《中国水利史典》系套书，繁体排印，从一般读者的诉求来看，便有了某种局限。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从《中国水利史典·黄河卷》中选取精华，专题重组，简体印行，推出《中国黄河文化大典》。这对不同历史时期黄河技术、黄河文化的研究和传播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民国黄河文献的现代性因素

收入《中国黄河文化大典·黄河治理（近代部分）三》的黄河文献均属于近代黄河治理的范畴。包括5 种：陈汝珍等纂：《豫河三志》、徐世光著《濮阳河上记》、高士蔼著《泾渠志稿》、张含英著《治河论丛》、成甫隆著《黄河治本论初稿》。

中国近代特别是民国时期，王朝政治的结束，加上留学欧美风气的盛行和与西方科技的接触，对黄河治理理念和技术产生了重要影响。一些学者走出去接受现代工程技术熏陶，如《中国黄河文化大典·黄河治理（近代部分）三》收录的黄河文献作者、曾任民国时期河南河务局局长陈汝珍和水利史专家张含英，他们在20 世纪初先后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土木工程系求学，获得了工程方面的知识和技能，对他们日后的黄河治理思想和黄河治理手段的近代化产生了重要影响。根据《民国黄河史》相关条目的记载知，一些欧美学者或来华研究治河，或同中国专家交流治河经验。如民国六年（1917 年），美国工程师费礼门来华研究治河；民国八年（1919年）十二月，他在黄河下游考察，并提取黄河水样和河滩土样带回美国做泥沙特性实验分析。民国七年（1918年）九月七日，德国水利工程师恩格斯在与中国相关人士的通信中，提出了黄河治理的具体计划。其后，他又进行了黄河坝体和泥沙模型试验，并撰写了《制驭黄河论》。孙中山在民国年间形成的《建国方略》中，提出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进行黄河上下游的全流域治理，并取得防洪、航运和水土保持综合效应的融黄河治理和经济发展为一体的综合设想。这些现象表明，黄河治理的理念和具体操作进入了新的阶段。

《豫河三志》书封

这些近代的治河技术和理念自然会体现在黄河文献中。在上述5 部文献的前面，整理者对文献的形成始末、内容价值皆做了详细介绍，我也就不赘述了。下面我从个人的角度和理解，对这几部文献做一简要解读，或有助于对其价值的深入认识。

陈汝珍主纂的《豫河三志》成书于民国二十年（1931 年）年底。它是河南河务局先前编纂的《豫河志》和《豫河续志》的延续，故称《豫河三志》。《豫河志》是当时尚称河南河防局（后改为河务局）局长吴筼孙主纂的，民国八年（1919 年）成书，所收治河成案仅限于清代。河南河务局局长陈善同的《豫河续志》，系为补《豫河志》之缺而作，民国十四年（1925 年）秋成书。不仅增补了《豫河志》所缺少的清代之前的内容，还收入了自民国初年迄民国十三年（1924 年）的治河公文。这种重古而不略今的编纂原则被稍后河南河务局局长陈汝珍主纂的《豫河三志》所继承。因此，《豫河三志》在承继陈善同《豫河续志》体例的基础上，将内容从民国十四年（1925 年）续写到民国二十年（1931 年），和前两志一起绳贯珠联，为通贯河南治黄史（特别是民国前20 年治黄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从史书中的河渠志、沟洫志到河道专书《水经》《行水金鉴》《水道提纲》以及治黄专史《河防一览》《治河方略》的出现，再到地方治河史“豫河志”系列的诞生，反映了水道文献由混沌到分化的演变趋势。

黄河小浪底

河南地处黄河中下游，黄河从中贯通。黄河自孟津以下，尤其是出了广武山之后，由于挣脱了两岸山岭的夹束，如同脱缰野马，恣肆奔腾，河最阔处达10 千米。随着流速减缓，泥沙沉积，河床增高，悬于地上，决溢危险增加。据说，清代黄河决口39 次，河南境内竟达24 次。《豫河续志》卷首载：“豫省正当黄河腹部，地势平坦，土质疏松，溃决易而防塞难。”其问题症结，除了自然因素外，与明代以来国家的“保漕抑黄”“重南河而轻豫河”的治水方策有关。为保证运道的优先和畅通，治黄被迫让道、让位，黄河丧失了依其内在规律施治的可能性，其效果的背离也就不言而喻了。直到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在兰阳县（今属兰考县）铜瓦厢改道北徙，加之近代火轮船的引入，黄、运二河的治理矛盾才算得到解决。

《豫河三志》较之前辈纂修的两志，真实地反映了民国时期的治河实践。从河工职官来讲，民国以来，国体改变，河南治河机构先是改为河防局，继而改为河务局，其间还曾以“整理黄河委员会”的名义短暂出现。较之清代，其“秩卑而责重，事剧而权轻”（《豫河三志》卷首）。就河工技术而言，架设长途电话以传递汛情信息，设置水文站点以掌握流量变化，铺设轻轨铁路以运送抢险物资，等等。在接续古代治河机制的同时，对当时河务机构的变化、科学治河理念和技术运用都做了充分展示。

徐世光著《濮阳河上记》，记录民国四年（1915 年）督办直隶濮阳（今归河南）习城集双合岭黄河决口堵筑事。咸丰五年（1855 年），黄河改道北徙，河道逼至濮阳南境，官府修筑金堤、百姓构建民埝加以预防。民国二年（1913 年）七月，民埝决口，大水北倾。时值南北战争，政府无暇顾及。次年伏、秋汛后，口门增大，宽达885 丈，愈发不可收拾。民国三年（1914 年）十一月十八日，时任北洋政府大总统袁世凯委任徐世光督办此事。徐世光哥哥徐世昌为政府国务卿，与袁世凯的关系非同一般，所以徐世光的委派应与此有关。民国四年（1915年）正月末，土地解冻，妥备物料兴工，到六月底实现合龙。共费银洋321 万两，较537 万两的预估费用节约了不少。书中载道，曾用电报“传达工情”；为赶工期，夜间占埽时使用照明效果较好的“水月电灯”（汽灯）。这些便利皆是近代科技成果所赐。该书虽为决口堵筑事件的记录，然其物料、器用门中所列物件，具有河工知识普及的价值。所载治水之法，“繁简得中，足备最近从事河防人员考镜”。

《黄河治本论初稿》封面

高士蔼著《泾渠志稿》，是他在躬亲考察、正文献之误基础上编纂的渠志。据载，高士蔼淳朴笃实，饶有智谋，利用水流激转水轮从事纺织。民国十二年（1923 年）秋，时任陕西水利分局局长、水利专家李仪祉，兴复龙洞渠水利，委任高氏以监修身份，多得他的鼎力相助（李仪祉：《泾渠志稿序》）。自战国时期秦国命郑国凿修泾渠以降2000 余年，关中多食其利，因此它自然进入对水利抱有极大兴致的高士蔼的视野。高士蔼公务之余，和同道一起踏勘泾渠百余次，“上下考察，相其地形，询诸乡老”，“搜辑各书，订讹去误”，纠正了明代碑版和旧志中的错误，用半年时间编成此书。泾渠旧观今日已改，变为陈迹，但书中所述仍值得今人借鉴。高氏躬历亲验的做法，充分契合求真务实的精神，应是所处时代熏陶的结果。

水利史专家张含英著《治河论丛》，是他有关黄河治理思考所撰论文的结集。整理者对他的代表性论文所蕴含的主要思想做了特别揭示，可以作为张含英治河理念形成过程和黄河特点认识的指南。特别是其提出的中下游统筹治理的思想、在陕县（今属三门峡）和孟津间建水库调节的主张，思想光芒依然生辉，有的已经付诸实施。

成甫隆著《黄河治本论初稿》出版时间为民国三十三年（1944 年）。据他说，因不便示人，成书后在箱底压了2 年。可见，此书大抵成于民国三十一年（1942 年）。成甫隆的家乡山西临县，属于黄土丘陵区，村子三面临沟，吃水要到村西三里外的水井担取。平时干旱异常，若遇大雨，雨水顺着土坡倾泻，田地、道路和宅基多被侵蚀。干旱缺水和水土流失是他内心深处的隐忧，也刺激他萌生治水念头。成甫隆阅历丰富，在山村教过书，在军营当过兵，后来行医，偶尔做点小生意，但并不具备水利及其相关专业知识。因他地处穷乡僻壤，难以买到书籍。如他所说，甚至还未经过写作训练。他的这种说法并非谦虚，从他口语化的文字和缺乏流畅的表达中能够感受得到。他不甘心被这种环境和命运捉弄，设法创造条件进行治水思考。不管提出意见是否可行，但其坚韧求索的精神令人动容。他设法购买了《陕西省水利概况》、德国水利工程师恩格斯的《治导黄河试验报告汇编》和四五本《水利月刊》等资料。在治河方略的探讨中，他也触及了美国工程师费礼门裁弯取直、束水攻沙的主张和恩格斯固定中水位河槽的意见，说明他还是站在当时研究领域前沿的。他的山沟筑坝主张，虽有拦蓄洪水之意，但主要还是用于淤田。在他看来，这是上游唯一有效的治黄措施。是否如此，可供大家思考。

参与《中国黄河文化大典·黄河治理（近代部分）三》黄河文献整理的6 位学者，既有年逾古稀的长者，又有出类拔萃的中青年。薪火相传，世代相续。希望年轻一代坚守初心，在黄河文献整理和黄河文化研究上多出成果，出好成果。整理过程中的亥豕之误、句读之讹，或为不免，恳请贤达不吝匡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