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子

野海

我和田主任赤身坐在山溪边的一棵猴栗树下。巨大的树冠挡住了刺人的阳光，正是盛夏，没有风，蝉叫得人心里发慌。

田主任说：“吵得像孙家那些人一样，心烦。”我没接他的话。他是县教委选派的驻村工作队员，比我先来村里一年半，对村里的情况相对熟悉一些，尤其是对那些还比较困难的家庭。

现在，白马村早已经整村脱贫，我一入驻，“脱贫攻坚工作队”就更了名，叫“乡村振兴工作队”。我是队长，出于阶段工作任务的考虑，我想把目光多往村里那些有能力、有想法、有冲劲的中青年身上投，不愿在孙家那种没有内生动力的村民身上耗费过多的精力。

我把身子移到树荫外的阳光下。山溪水洗过的身子干净，阳光照在昨夜被蚊虫叮咬过的小腿、脖子和脸上，痒，但是我不敢挠，怕感染。田主任叹了口气，说：“为个手机，能把自己的父亲逼死，也不怪他那些亲戚不敢接手监护。”我用指甲轻轻摁了摁腿上的一处红斑，仍然不接话。

田主任说：“队长，你十几年前当过村干部，有经验，你说说，现在这家人就剩两个孩子了，我们从哪里下手，要怎样帮扶才好？”

我站起身，本来是想走到水边穿上衣服，然后回驻地，不料滑了一下，顺势又坐到了溪水中。我低头看着清洁明亮的溪水，看着清水中突然变短的自己，抬头对天说：“二十年多前，我也差点逼死了自己的父亲。”转头见田主任望着我，眼睛里全是疑问。

我说：“是孙家这孩子的爷爷用死教育了我。”田主任问：“你之前就认识这家人？”我说：“二十多年前就认识。这孩子的父亲当时名叫孙方尺，是三河口镇的烟草员，负责全镇的烤烟收购，权力大，收入高，把一家人都接到了镇上居住。孙方尺的父亲叫孙加松，是个木匠，我们都叫他孙老汉。”田主任说：“很多成长都要付出极大的代价。”我说：“其实孙老汉的死和我毫不相干。”

田主任在地上捡起一根干树枝，把不远处的裤子勾到身边，从裤兜里掏出打火机和香烟。他点燃一支烟，走过来递给我。看我吸了一口，他才说：“不相干，却教育了人，那就怪了。”

被烟一熏，我突然好想说话。

我说，我们并没有特殊的关系。当时我十九岁，想成为一个在街上走路时手心向后的狠角色，可是怎么也学不会，于是成天无所事事。他教我用猪尿包制作烟荷包的绝活儿，完全是因为他觉得我是一个无聊的人，可以打发一些无聊的时间而已。那天，我以日行百里的速度，踩着泥泞下山去奔丧，一是听说他的遗言有点意思，二是他有本明代的“鲁班经”，很有可能被我顺走。出于第二点原因，在三河镇的入口处，我和一个妇人面红脖子粗地讨价还价，买了朵能像伞一样收缩的花圈。那是当时最新式的花圈。

我抱着花圈赶到他家附近，路灯亮了。街边新开的一家发廊，好像叫颜色发廊，门面小，门头上有灯饰，闪着红红绿绿的光。孙方尺抠着鼻孔，正挤眉夹眼地朝那发廊走去。我叫住他，走到他面前，很真诚地说，孙烟草，你老汉已经五六十岁了，放在以前，也算是高寿，人死不能复生，你要往宽处想哦。我还没说完，他就变了脸，把递向我的香烟扔在地上，抓住我衣领，虎着脸大声骂我，然后把我拉进三河镇人民医院，推到孙老汉的病床前。

田主任说：“没死？这误会大了。”

我说：“是嘛，我当时看着半死不活的孙老汉，也是大惊失色，嘴里连说，误传害我，误传害我。”

病房里有两张床，一张空着，一张床上躺着孙老汉。我抱着花圈站在孙老汉的病床前，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

孙方尺一边问他父亲要不要喝水，一边把那碗水往窗外泼，然后把窗台上那半瓶苞谷烧酒倒在碗里，拉长着脸，示意我放下花圈，让我过去。他把满碗酒递给不知如何是好的我，瞪着眼催：“喝啦，喝啦，我爹和你的交情，未必没得这碗酒深？”

我亏心，一口就喝完了。他在孙老汉枕头上擦干被酒水浸湿的大拇指，把窗台上那碗孙老汉没能吃下半口的冷饭冷菜递给我，变成笑脸对我说：“晓得你还没吃东西。”又说：“我爹怕是活不过今晚了，你不忍心马上回去，是不是？我晓得你会帮忙守夜，会送他一程，是不是？”他拍了拍我的肩膀，收了笑脸，附在我耳边说：“我有急事要办，你至少要等到我回来了才能走。”

田主任挥脚拍打水面，啪一声溅起几朵水花。他说：“不是个好东西。”

我说，确实不是个好东西，他一走，孙老汉就睁眼开口说话，乱骂他。我打断孙老汉，赶紧向他解释自己的荒唐。我说：“听牛壳子传话，你今早上突然叫一声老天，说为啥子生了个杂种，就倒地死了，原来没得这回事。”孙老汉气喘吁吁地咬牙切齿，又恶毒地骂人。我晓得他是骂孙方尺，不好接口。他骂累了，轻声对我说：“只怪我，烦了祖祖辈辈当木匠，发了癫，一心想那狗日的学个睁两只眼睛找饭吃的本事。把老家房子卖了一半，给他找了个当乡长的干爹，又送了百多个工天，攀了那当烟草站站长的亲家，他才得吃这碗饭，哪想到他一得勢就变了。”

田主任问：“为个哪样事把孙老汉气倒的？”

我说，我也不晓得，因为我们说到这里，又进去三个人。才听到推门的声音，孙老汉就住了口，眼珠上翻，头一歪，又成了半死不活的样子。

走在前面的人是孙老汉的兄弟。他假装是个懂行的高手，伸手去把孙老汉的脉，闭着眼沉思。他睁开眼，却不说病情，对着他的哥哥大声取笑：“嘿嘿，晓得他能气死人了？我当初就说枫香树板板做不得正材，你硬是不信，气死先人板板喽。”

第二个人是孙老汉的舅子。他把头从孙老汉兄弟的肩膀后升起来，说：“看来就是几天的命了，还说那些干啥子嘛？”

第三个人是孙老汉搬到镇上居住后的邻居。邻居走到空床前，说：“管他的哟，守到他死就是了，来，打牌打牌。”

打的是字牌。打着牌，骂着牌，到了半夜，孙舅子输光了，发起脾气来，把牌朝天一扔，天女散花一样。孙邻居和孙兄弟一躺，抢占了那张空病床，连声说：算了，算了，睡觉。孙舅子爬到孙老汉病床上，占了孙老汉的脚头。

田主任为我当时的迟钝苦笑了一下，说：“哦豁，你没得睡处了。”

我说：“就是嘛，医院里只有孙老汉一个病人，窗户外只有一只夜鸟在远处乱叫，小雨中的医院死了一样安静，在大树的包围中阴森森的。我没睡处，也暗自叫苦。”我把酒瓶子里的三滴酒全喝了，大声喊：“起来起来，都起来，反正夜长梦多，做梦不如摆龙门阵。”孙兄弟说：“你爱吹牛皮，没得意思。”我假装生气，抓住他衣领：“我吹牛？我今晚要是吹牛说空话，天都要垮大半边，你信不？”

他们继续躺着。躺着不影响讲故事。他们先讲。一个讲得有板有眼，一个讲得有声有色，一个讲得有滋有味，好像小镇上谁都吃饱了，都有了成天只思淫欲的嫌疑。我问孙邻居是不是和镇子西边卖老鼠药的游菜花有一腿，他急得差点下床来掐我的脖子。

轮到我了。为了表示不欺骗他们，我决定用第一人称。我说：“从前，我……”他们立马制止我，都不要从前。我只好说：“去年，我生了一场大病，差点死了。”

田主任和二十多年前三河镇人民医院里那三个男人一样，同时问我：“啥子病？”

看着清澈见底的溪水，看着几条鱼儿游到阳光照耀的地方，我笑了笑。我说，想找个穿高跟儿皮鞋的女人当老婆的病。我从小就想找个穿高跟儿皮鞋的女人当老婆。

他们都笑出了声。孙邻居曲着手指叩打床沿，清脆地唱道：高跟儿皮鞋，哐噔儿哐噔儿哐，白萝卜的腿腿儿我的马。孙兄弟抬手在孙邻居小腿上拍了一巴掌，叫他莫打岔。

我接着说：“你们晓得，我爹妈也是庄稼人，那两年生土挖了十几亩，一年下来还是没有余粮，哪有力气给我找穿高跟儿皮鞋的女子当老婆呢？但是我有办法。我拼命要读书，晓得读了大学就一定可以。在县城里读高中二年级那会儿，是人都说我嗓子好，不当歌星实在可惜，我就去学唱歌，还决定找个穿高跟儿皮鞋的歌星当老婆。我不管家里有没有钱，带信回家，非到成都去学唱歌不可。也奇怪，我爹第三天真的送来两千多块钱让我去成都。成都的老师也说我嗓子好，进四川音乐学院没得问题。那段时间我很快活，心里有许多美妙，因为，我还看上了一个高跟儿皮鞋响得比唱的还好听的成都妹儿。最关键的是，她也看上了我，还拿苹果给我吃。”

田主任“扑”的一口笑出声来。我回头看他，他嘴一咧就收住了笑声。我说：“当时和现在一样。”我突然提高了声调。

田主任说：“好耍得很，你讲嘛。”

我说：我打断他们的笑声，严肃地对他们说，你们不要笑，这个苹果非同一般，光看着嘴里就香甜。最关键的是，我吃这个苹果的时候是在成都郊外的晚上，小路边的菜地里只有我和她，当时天高皇帝远，月明星又稀，我们都听到了青蛙呱呱的叫声——这是关键中的关键，这件事厉害就厉害在这里——我们都听到了青蛙叫。我在月光下听着青蛙的叫声，吃着苹果，那苹果就甜得让人忘了祖先，就香得天长地远，就激动得让我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妙得我浑身发软，月亮落土了还舍不得松口。

这时，田主任也下了河，动作很轻，轻得让我没有发觉。他把点着的香烟递到我嘴边，然后坐到我旁边看着我。

我说：当时讲到这里，我舔了舔嘴唇。酒喝多了，我口渴得很，停住不说，到处找水喝。孙兄弟把自己抿一口又塞进衣袖抿一口又塞进衣袖的保暖茶杯递给我。我一口喝干茶水，又顺口把茶叶抿在嘴里嚼。孙兄弟的眼睛不再眨，盯着我说：“一定不是树上结的那种苹果，一定不是。”孙邻居和孙舅子也附和，差不多是齐声说：“绝对不是！”我不理他们，也不说话。孙兄弟催道：“后来呢，后来呢？”

我吞了茶叶，苦笑了一下。我说：后来嘛，把我甜惨了，可以说是惨及儿孙，因为后来是要考试的。专业考试，轮到我了，钢琴一响，我就唱《木叶情歌》。我唱到“大山木叶烂成堆”的“烂”字时，钢琴师停住了手。我像尿撒到一半一样不舒服。我看着那弹钢琴的老师。他也在看我。他上嘴唇蓄有一条眉毛似的胡子，张着嘴，像睁着第三只眼睛看着我。他看上去好像比我还不舒服。我愣了半天才想起他是在弹“过门”，我唱早了。第二次又弹，弹了一会儿，他又停了。我才想起“过门”早就完了，我开口迟了。反正是没考过，我就回来了。

从成都回来，我只好放弃音乐，参加普考。啥子学校都没能考上。心里想着成都那妹儿，我睡不着觉，就要爹拿一万三千块钱给我，我要去争取个委培生名额，到成都读个高价大学。我爹当时把烟杆一放，伸手又抓他本来就不浓密的头发。他把手指缝里那十来根灰扑扑的头发随手甩在地上，轻声问：“一万三？”

田主任说：“骇人。”

我说：“是呀，好多年后我才晓得当时的一万三千块钱很多，多得能骇死我家任何一个祖先人，能在县城的城南买一幢小洋房，开个面馆。”

田主任说：“后来呢？”

我说：我爹像只受伤的猫头鹰，蹲在我家堂屋八仙桌边的土地上，到了晚上十一点还不起身，也不说第二句话。我就只好生病了。我睡了二十几天。

我当初讲到这里时，发现孙老汉起了身，坐在床沿上，也在专心听我吹牛。

二十多天，我背都睡痛了。痛得遭不住了，只好爬起床出门。我家木屋装得谨慎，窗子口口小，屋里看不清亮，更看不清每天进屋给我送饭、为我倒屎倒尿的爹和娘。我一出门，就看到我爹头发全白了，连眉毛都白了。但我还是不解气，要搓磨他，要吃哈密瓜。他没听说过哈密瓜，不晓得哈密瓜是啥子瓜，但是见我走出了黑屋子，他很高兴，马上去找邻居借钱，半夜三更还在邻村找亲戚借钱。他借到钱就绑腿上路去县城。来回一百九十几公里的山路，他第二天下午就赶回来了。说实话，我一口气吃完两个瓜，才想起爹妈没得吃，心里还是有点过意不去。看着妈，我不好意思，脸发烫。我把瓜子扫拢成一堆，对我爹说：“种地嘛，种地嘛，就种这个瓜，种出来我弄到镇上去卖，不读书了。”我爹妈开心地笑，要把哈密瓜种子种在房前院边的黄泥土里。

田主任笑道：“我们武陵山区哪有可能种出哈密瓜哟。”

我说：“我当时不晓得嘛，只晓得鲁迅先生在书里写过，闰土家的瓜种在沙地里，长在深蓝的天空中那一轮金黄的圆月下。我们村没有金黄的圆月，但我还是提醒他们要种到后山坡上的沙土里。”我妈转身背对着我轻声说：“哪还有土？土没让你去成都唱歌丢完？”我爹说：嘿嘿，土都“卖”给村长种黄连了。我妈灰白的头发全挽在后脑上，只有仔鸡蛋那么大一点髻。她的脖子和露着的那小块后背像长期熬中药的土坛子，还一抽一抽地颤抖，让我看得心血翻涌。我心一硬，就真下了决心不再读书，要到山上去挖十几亩生土还给爹妈，不欠他们。这决心当然也只是一时的冲动，我闲在村里几个月，除了在一些闲人那里学得些抓鸟、捉鱼、猪尿包制作烟荷包的本事以外，什么也没干。哈密瓜种子等不及我挖出生土，就被种在房前的黄泥土里。说来也怪，那种子还真长出芽长出藤了。我爹早晚都去看望，像护幼儿。开花了，结瓜了，可是长啊长，那瓜就是长不熟。

田主任诧异，轻声问：“真结了瓜？”

我说：“真结了。”

我接着说，看着那些瓜一个接一个成长，看着长大了的不得长熟，我爹像做了错事一样不好意思，着急，决定根据我从鲁迅先生文章中拈给他的只言片语改造院前的土地，把黄泥土改成沙地。他说动就动，去三公里外的大河湾背细沙，一天背两百斤，肩膀和腰背，特别是腰背，皮子都磨烂了，血把他那件破衬衣浆得像牛皮纸。

田主任笑道：“鬼才相信。”

我说：当时孙老汉的兄弟也不相信，我正在想办法向他证实自己没有说谎，窗外的大街上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追逐声。一声惊叫把湿透了的三河口镇捅得直打抖。惊叫声后有人喊：“杀人啦！孙方尺在发廊杀人啦！”

田主任问：“真杀人了？”

我说：当时我们也不晓得情况，都挤到窗口往外望。外面下着小雨，我们满眼黑，什么都看不清。突然，身后“啊”一声闷叫，接着“扑”一声脆响。我回过头，见又长又细的孙老汉，像一根蔫瓜藤瘫倒在我给他买来的新式花圈上，一头短发，霉衣一样白。孙兄弟假装高手，伸出手，闭上眼，探他的鼻息。我们都看着孙兄弟。他睁了眼，皱着眉，不说病情，低聲说：“你们几个，明儿还得辛苦一天，帮我把他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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