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北平笺谱》中的古物形态

王韦韬

内容提要：《北平笺谱》所收“古佛笺”“西域古迹笺”“唐画壁专笺”三类笺纸少见于既往集古笺，本文通过对笺纸题材、形式的具体分析，认为入笺的佛教造像、佛教绘画、唐墓画像砖反映了制作者姚华与集辑者鲁迅、郑振铎的艺术趣味。当我们将三类笺纸放置到历史场景中时，可进一步发现这些特殊笺纸的生成与晚清、民国时期国人对古物的再认识有关。

关键词：《北平笺谱》；艺术趣味；古物

笺纸在作为书画载体的同时，亦兼有画谱、金石图谱的功能。《北平笺谱》由鲁迅与郑振铎合编于20世纪30年代，古物见于第一册“博古笺”“古钱笺”“古彝器笺”，第三册“罗汉笺”，第四册“古佛箋”“西域古迹笺”“唐画壁专笺”。其中，第四册内的三类被鲁、郑二人多次提及，且少见于过往集古笺。

一、“古佛笺”“西域古迹笺”“唐画壁专笺”中的古物形态

“古佛笺”“西域古迹笺”“唐画壁专笺”均由民国耆硕姚华所制。《北平笺谱》收录三类笺纸各四张，制作时先由姚华绘制，后交付南纸店刻印。

“古佛笺”以佛教石刻造像入笺。第一（图1）、二、四张笺纸中的造像为背屏式，第三张笺纸中的造像为造像龛（图2）。题跋叙佛教义理的同时，部分参以文字考证。第二、三张笺纸中的造像有明确题名，分别为“北魏靳江造像”“周长安造像石刻”。

“西域古迹笺”以佛教题材的卷轴画、壁画入笺。第一张笺纸绘一仕女残像，结合“茫父摹为淳菁阁制雅尔湖唐佛象纸本”的题跋，可知其与佛教相关，从服饰来看，或为女性供养人；第二张笺纸绘一戴通天冠者，结合题跋“唐画壁天人像茫父为淳菁阁制”，可知表现的或为佛教二十诸天中的一位；第三张笺纸绘一力士头像，题跋“唐壁画伽?像淳菁阁制茫父摹”；第四张笺纸绘一仕女，发式为“惊鹄髻”，着翻领回鹘装，题跋“茫父为淳菁阁摹吐峪沟唐画绢本”（图3）。

“唐画壁专笺”以唐代画像砖入笺。第一、二（图4）、四张笺纸各绘一女侍，第三张笺纸绘一男侍，前两张中的人物表现出全身，后两张中的人物半隐于墙壁之后。

二、制笺者与集辑者的艺术趣味

姚华制作的这三类承载古物图像的笺纸，广义上仍属于集古笺范围，但与传统集古笺又略有不同。

“古佛笺”以佛教石刻入笺，这在晚清至民国时期并不为个例。然而，将同时期以佛像入笺的笺纸与姚华所绘“古佛笺”对比，可发现明显不同之处，即第一张“古佛笺”中佛像的面容不是以线条勾勒，而是以色块组成（图1）。作为民国时期的金石耆硕，姚华的“颖拓”作品曾产生了较大影响，不难发现，此张“古佛笺”尊像的面容与姚华所作佛像颖拓作品尊像的面容极为近似。颖拓又称笔拓，与中国传统的响拓不同，颖拓在对本临摹双钩后，对字轮廓外的部分填墨，存在“设计章法”“双钩”“涂画”三个步骤，与雕刻版印制碑帖存在传承关系。[1]作为书法与绘画的结合，颖拓不要求与原作一模一样，可以变换原作的尺寸，是一种艺术再创作。除了书法碑刻、佛教造像外，姚华颖拓的对象还有汉画像石、甲骨、钟鼎彝器等，值得关注的是，姚华颖拓的佛像多为清末大藏家陈介祺、端方所藏。[2]端方，号匋斋，《北平笺谱》所收四张“古佛笺”中，第二张与第四张入笺的造像均与之相关。

鲁迅将带有佛教造像的笺纸编选入《北平笺谱》，与其对佛教造像的长期关注有关。鲁迅在1913年至1915年大范围收集的造像拓片中，大部分为佛教题材。佛教拓片的集聚使得鲁迅与塚本善隆、水野清一等佛教史、佛教美术研究者有所交往。[3]鲁迅曾花费大量精力编写《六朝造象目录》，其重点虽在考订文字变迁，但与只重视文字材料的清代乾嘉学派不同，鲁迅亦关注造像的美术价值。回观姚华所制“古佛笺”，笺纸中的尊像位于中央，外绕诸多文字，形式近于对佛教造像拓片的题跋。无独有偶，现存一幅“法仪兄弟八十人等造像”的拓片，其上先后留有姚华、鲁迅的题跋。[4]姚、鲁二人是否有直接交往已不可详考，但作为二人共同的好友的陈师曾在1915年曾赠送鲁迅两枚姚华藏“后子孙吉”砖的拓本。[3]据此，鲁迅对姚华的金石活动当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西域古迹笺”“唐画壁专笺”的题材少见于既往笺谱，就前者而言，在19世纪列强进行掠夺式考古发掘之前，诸多西域古迹并未受到太多关注；就后者而言，入笺的唐代画像砖出土于1917年。质言之，二者都是在较晚近的时期才被寓目。

“西域古迹笺”第一、四张入笺的古迹都为女性供养人像。作为《北平笺谱》最初的搜求者，郑振铎曾特别指出西域佛画中供养人的服饰、持物为重要的历史材料，当将之与唐代遗存的实物互为参照。[5]虽然郑氏这一言论的发表晚于《北平笺谱》的刊行，但此观念可能为其长期所有。“西域古迹笺”入笺的古迹部分为佛寺壁画，部分为卷轴画，共同点是人物主体都由线条勾勒而出，鲁迅在1935年寄给李桦的信件中指出，如若木刻取法汉人石刻、唐人线画“或可另辟一境界也。”[6]所以，“西域古迹笺”亦与鲁迅的艺术观念相合。

“唐画壁专笺”入笺的画像砖出土于河北彰德唐墓，原共五块，被姚华购得其四。姚华认为这些画像砖上的绘画作为唐人原迹是可宝之物，然而却并不被周边多数人理解，仅获得好友陈师曾支持，这一情况在他将这些画像砖入笺后才有所改变。[7]鲁迅在1912年之后尤其留意出土文物，并认为以这些遗存入笺有弘扬民族美术传统的作用。鲁迅在寄给郑振铎商讨后续笺谱编选工作的信件中，特别提及在针对青年人的普及版中，须“再选六朝及唐之土俑，托善画者用线条描下，而一 一加以说明”[8]。

三、笺纸与古物保护意识

鲁迅任职于社会教育司第一科时曾视察国子监及学宫，其间看到诸多保存状况不佳的古铜器与石鼓，甚至有一件被剜为臼，使得他不禁感叹“中国人之于古物，大率尔尔”[9]。鲁迅的经历说明，由于视角差异，这一时期中国的部分古物并没有得到充分重视。然而，随时间推进，国人对古物的观念产生了变化，主要基于以下两个原因：

第一，古物学的发展扩大了古物的研究范围，从学术层面改变了国人对古物的认知。古器物研究在中国具有悠久传统，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曾尝试邀请罗振玉主持古物学讲座，可见北大的古物学是以传统的研究范式为基础展开的，虽然其后续发展超出蔡氏所设想的与美术史相关，变为“征集古器物等材料，为编撰更全面的历史做准备”[10]，但这无疑使得在既往观念中被认为不具备研究价值的古物重新进入学者视野。上述三类笺纸的制作者姚华于1924年任“私立京华美术专门学校”首任校长，该校后续的课程中即有“古物学”。[11]姚华先进的古物观念早在重金购买唐墓画像砖时已凸显，若他的认知囿于既往传统，想必诸如“唐画壁专笺”之类的笺纸也不会出现。

第二，古物的流散引发了国人关注，当古物与国家境况关联时，其含义有所更新。晚清、民国时期古物经多个渠道流散，其中较为人所瞩目的是列强在中国开展的带有掠夺性质的考古活动。学者指出，在对这些考古发掘伴随文物流失的报道中，“古物”一词被赋予新的内涵，“‘古物一方面指示着所在国家的悠久的历史，另一方面又暗示着民族国家可悲的现代境遇；‘古物的命运也是国家命运的隐喻：无力自主，任人掠夺与摆布”[12]。“西域古迹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制作出来的，该系列第一张入笺的纸本画来自雅尔湖，第四张入笺的绢本画源自吐峪沟，二地均位于今新疆地区。郑振铎针对中国古物流失开展了大量工作，1947年他在申记珂罗版印刷所印制的《西域画集》[13]，内容即为流失海外的西域绘画，之后又编著有《域外所藏中国古画集》。郑氏对文物流散海外的痛心，在其《保存古物刍议》等文章中亦有直接表述。

结语

《北平笺谱》中“古佛笺”“西域古迹笺”“唐画壁专笺”以形态各异的古物入笺，延续了鉴赏与考据的金石传统。在古物学发展与古物流散的大背景下，印有古物的笺纸由文人案头的书画用纸，变为可供传承、使用的文化资源，其展示、传播具有特殊意义。

参考文献

[1]徐传法. 颖拓艺术研究[J]. 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版），2009（5）：79-80.

[2]邓见宽. 茫父颖拓[M].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8：6.

[3]鲁迅. 鲁迅全集：第14卷[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85，765，766，768.

[4]张娟. 鲁迅题《法仪兄弟八十人等造像》拓片考[J]. 文物天地，2018（8）：101-103.

[5]郑振铎. 郑振铎全集：第14卷[M]. 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8：35.

[6]陈漱渝，王锡荣，肖振鸣. 鲁迅著作分类全编：书信全编：下[M].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9：169.

[7]杜鹏飞. 艺苑重光： 姚茫父编年事辑[M].北京：故宫出版社，2016：166.

[8]黄乔生. 鲁迅致郑振铎信札[M]. 沈阳：辽宁美术出版社，2021：84.

[9]王心棋. 魯迅前期美术事迹系年：上[J]. 新美术，1982（4）：58-62.

[10]查晓英. 从“古物学”到“考古学”：1917～1925年北京大学的考古活动[J]. 考古，2017（3）：110-120.

[11]朱正，洪新莹. 姚华的《中国图谱源流考》：一位“立宪派”士绅所著的“中国图案史”研究[J]. 装饰，2021（9）：103.

[12]商勇. 艺术启蒙与趣味冲突：第一次全国美术展览会（1929年）研究[M]. 石家庄：河北美术出版社，2015：277.

[13]叶康宁. 郑振铎与申记珂罗版印刷所[J].新文学史料，2019（4）：15.

本文为2022年度江苏省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创新计划项目“北朝洛、邺沿线单体佛教造像研究”（项目号：KYCX22_2281）的阶段性成果。

策划、组稿、责编：金前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