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盗火者”的青年时代：五四运动前后恽代英的人格与志向

【摘 要】恽代英是中国革命的一位“盗火者”，也是五四青年的典型代表。在五四运动前后，恽代英坚持以自信与力行的严肃态度对待人生，树立了救国与救世的高远追求，养成了高度的责任心和理性周密的务实精神。为了实践救国理想，恽代英坚持苦修，漠视名利诱惑，长期保持艰苦简朴的生活，积极探索养成“善势力”的方法。恽代英刚健有为的人生态度与救国救世的人生追求，根植于晚清以来救亡图存的危机意识，得到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熏陶，同时也受五四新文化的培育与洗礼。青年时代恽代英的精神气质，对其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并走上革命道路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键词】恽代英；五四运动；人格；人生态度；精神气质

【中图分类号】K26；D26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2096-6644（2024）01-0031-12

在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历史中，青年常作为社会变革的先锋与桥梁，承担起将新思想传播到群众之中的重任。五四运动后，面对内忧外患的危难时局，一批青年积极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成为创建与发展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力量。应星将这些率先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称之为“盗火者”，来突出他们在引入和传播新理论上作出的贡献。恽代英在20世纪20年代翻译和撰写了大量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先后在湖北、安徽、四川、上海、江苏等地讲学，培养了安徽、四川等地最早的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可谓是典型的“盗火者”。他在1920年下半年翻译的《阶级争斗》对青年一代产生了广泛影响，毛泽东便将其列为引导自己树立马克思主义信仰最重要的三本书籍之一。恽代英主编的《中国青年》发行广泛，深受青年欢迎，鼓舞了大批青年投身革命运动。郭沫若回忆说：“在大革命前后的青年学生们，凡是稍微有些进步思想的，不知道恽代英，没有受到过他的影响的可以说没有。”

恽代英为何会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以毛泽东、恽代英等人为代表的早期青年马克思主义者为何会诞生？这是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的重要课题。围绕此问题，学界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转向、学生团体的组织塑造、进步青年思想主张的变动轨迹等视角出发，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尝试考察恽代英在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的理想志向与人生态度，探讨人格与志向等因素在推动五四青年走上革命道路中发挥的影响。这一问题之所以值得关注，是因为使历史行动者走上某种人生道路的原因，既有其对民族、阶级、国家等宏大问题的理性思考，又受到行动者性格、志向、人生态度等因素的影响。在选择人生道路时，行动者的性格与志向有时甚至比思想理论发挥着更基础的作用。只是由于难以形成确定性的史料，且个体有其自身的特殊性，这些因素往往为史学研究所忽视。幸运的是，恽代英在加入中共前，留下了许多日记、书信和刊发的文章，为本文提供了史料基础。依据这些史料，本文将依次分析恽代英的人格特质、人生追求与行事风格，力图勾勒出尚未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之前恽代英的精神气质。此时，恽代英的政治主张尚不明确，但已显现出与革命年代中共干部相契合的若干气质特点。或许可以说，在精神气质层面，马克思主义所召唤的历史主体与恽代英这样的中国青年不谋而合。

一、自信与力行的人格特质

五四运动前，中国社会的知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已经处在剧变之中。面对国家与个体面临的重重危机，没有人能够给出确定性的解决方案。个人的命运变动不安，国家的命运危机四伏，传统的价值体系正在崩裂瓦解。一批青年陷入苦闷与颓废之中，其引发的青年自杀问题引起了陈独秀、毛泽东、钱穆的关注。王汎森指出：“在五四青年的期刊与社团的材料中，我们不时可以看到那一代人对人生、价值等问题迷茫不定、求解无门的彷徨与虚无感”，并将这种心理状况概括为“极度的烦闷与困惑感”。

在这样的思想环境下，恽代英没有被烦闷与虚无所困扰，而是始终坚持以积极自信、身体力行的态度对待人生。这种人生态度在五四青年中似属特例。其实，五四青年中走上革命道路的人本来亦属少数，恽代英在其中也具有代表性。恽代英于1895年生于湖北武昌，1913年考入私立武昌中華大学预科就读。一般认为，他在五四运动期间开始告别儒家思想笼罩下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热衷于无政府主义，后又钻研新村主义。到1921年7月中旬建立共存社时，他才彻底转向马克思主义，在思想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然而，详细阅读恽代英在1914年至1921年间的系列著述可以发现，他的思想转向仅仅是政治思想的变化，至于对待个体生命和国家命运的态度却没有发生明显变化，表现出很强的连续性。

恽代英积极自信的人格首先表现在学习上。在学生时代，他的学习范围十分广泛。他不仅刻苦学习英语，翻译了大量的英文文章，还与其他人共同学习日语、德语和世界语。此外他对教育学、哲学、伦理学、心理学、宗教学都保持着浓厚兴趣。长期和他一同工作的罗章龙回忆说：“他对文、史、哲学博览群书。对中国古典文学很有造诣。懂得英文，能看外文书，能笔译，口译，富有世界科学知识，文章写得既快，而且又是要言不繁，明白通畅。”不少人回忆，恽代英在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夜以继日地工作，几乎从不追求个人享乐，这一习惯无疑是学生时代刻苦求学的延续。

勤奋学习之外，恽代英对写作有着极高的热情。进入中华大学预科的第二年，他便在报界首屈一指的《东方杂志》发表了文章《义务论》。此后，他笔耕不息，在《东方杂志》《教育杂志》《妇女杂志》《学生杂志》等期刊报纸上频繁发文。1917年前后，恽代英所赚得的稿费已足够支撑他的日常生活和社会活动。在他的日记中，每过几日就会出现某篇文章“投稿成功”的记录。1917年2月27日，恽代英在日记中称：“《东方杂志》来函云，稿极好，与吾自信同出一辙。”1917年2月，恽代英先后写作《辟奴》《不用书教授主义之提倡》《贫与富》《论集权主义之教育行政》《改良私塾刍议》《学校体育之研究》《中国家庭改良议（提纲）》《论统一的教育行政》《拥读主义之提倡》等文章，翻译《最良之五分钟体操》《平时损失及战时损失》《死病疗治法》《发之保护法》《论乳媪之害》《美国元老之健康》《普通体操之

改良》《普通体操之意外结果》《聪明之女郎》《妇人之弱》《儿童游戏时间之教育》等英文资料，大多得以陆续刊发。其中《论集权主义之教育行政》一篇，他尤为看重：“意欲使海内教育界群起注意研究，以开教育史上之新纪元。”这一年，恽代英仅有22岁。

他在大量写作与翻译的同时，还承担着《光华学报》的编辑工作。3月16日，恽代英又计划在本月内，“为《妇女杂志》文两篇”，“《小说时报》小说一篇”，“为《东方》二稿”。此外，还计划为《光华学报》撰文《我之人生观》等三篇。在半个月内计划完成8篇文章，可见其创作精力之旺盛。恽代英的同班同学回忆：“他富有写作才能，写起来多半是洋洋洒洒，一泻千里的深刻生动的文章……他勤读勤写，勤奋苦学，因而他的进步很快。”此时，恽代英的投稿收入达到“每月十元左右”，而他的朋友少文在广东公校做老师，“任教授管理全责”，每月也只有十五元的收入。当然，恽代英勤奋写作的目的不在于挣稿酬，而是引介与研究新的理论思潮。身处一个剧烈变化的时代，新文化、新思想层出不穷，恽代英感到有无数的文章可写，甚至为自己的文思泉涌感到惊异。“吾脑中有无数新奇思想，作文可数年不愁无材料，且以经过事实观之，思想之日益发达有不及作为文章以告世人者。世人作文每乏思致，吾适与之相反。吾每自思，或吾之天才非人所及，古今中外无可相并者。此言未免骄妄，然吾每有此念，时一念于心中也。”

恽代英积极自信的人生态度与他在写作中取得的成就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他确立了救国救世的远大志向，并坚持身体力行。当一个青年为服务众人的远大理想而孜孜不倦地奋斗时，他便能够养成浩然之气，不为艰难困苦所动摇。他不仅长于著述，而且立志要担起改造社会的重任。他尖锐批评坐而论道的读书人，认为“读书人气节沦丧久矣，吾尽心力必有以矫正之”。1918年从中华大学毕业后，他投身中学教育，同时创办新式小学，以培养年轻一代。此时，他并不主张革命，但强调进步青年一定要身体力行改造社会。在他看来，“一个身体力行的新思想家，亦可以抵得住一万个只知说话的孔教徒。事既如此，我们要胜利，只有身体力行一法。”他在《力行救国论》中指出：“今日欲救国家，惟有力行二字。力行者，切实而勇猛之实行是也。”

恽代英提出应从改造自己开始，逐渐辐射他人，形成一个个进取守正的小团体，依靠团体与恶势力斗争。他先后组织成立多个修身小团体，将其发展为互助社等社团组织。他提出：“我们的扩张团体，人人应该盼望做太阳系，教他的周围的人做行星，叫这等行星周围的人做他的卫星——不仅如此，我们还要教行星都进而为太阳系，教卫星都进而为行星，再教他们自己还去得他的卫星。”在恽代英看来，组建互助社、共存社、利群书社这样的组织，就是改造自我进而改造青年的重要途径。他实验着以集体生活培养新青年的方法。在互助社中，成员每天晚上举行会议，诵读自助助人的誓词，随后“每人报告自己一天的经过，他听后加以分析，好的勉励，不好的予以批评”。恽代英要求每个人写日记，以做自我检查与自我反省，同时“在会上阅读日记、交流思想，开展批评与自我检讨”。1920年，他又领导成立利群书社“作为传播新文化和试验共同生活的基地”，成员每天开早会与晚会，晚上聚在一起，“说说这一天做了什么好事、坏事，有没有差错。”恽代英强调，有志者应该永不懈怠，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在互助社成员香浦因家事未能完成帮助他人的要求时，恽代英反思道：“地球可明日毁灭，吾人生命可不数日而死亡，然自助助人之事业不可停止。今日受此等激刺即自隳其志，则他日入世而须受更大更多之激刺时，尚安能求一立足地乎？”

因为身体力行改造自我，恽代英得到了身边人的信赖与敬重。1919年9月，少年中国学会听闻恽代英的事迹后邀请其加入。在给少年中国学会的回信中，恽代英说：“奋斗、实践、坚忍、俭朴——已经是我两三年来的信条了……我自信很富于奋斗、实践的精神同能力。”与恽代英多年共事的互助社成员郑南宣，回忆说：“凡是接受过代英同志教导的人，或是听过他的讲演，或是和他接触过的人，就我所知，没有一个人不称赞他。”郑南宣认为，人们之所以敬佩和称赞恽代英，核心原因是“他的实践精神”，是因为他“自学生时代起，即以如何改造社会、服务人群为职志”，在多年的求索中，“未尝有片刻消极与贪图安逸的表现”。

恽代英自信力行的人格特质也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他常常谈到墨子，号召青年践行墨子的精神，牺牲自己帮助他人。他曾对互助社的成员说：“墨子主张摩顶放踵以利天下”。恽代英终身坚持这样信条，始终艰苦朴素，不求个人享受。萧楚女说：“像代英这样的人，我在古往今来的圣贤中没有听说过，只有墨子倒有点像。”恽代英注重自我修养甚至到了苛刻的地步。他在日记中进行自我批评，提醒自己修养智力体力与办事能力。在他的日记本上，抄录着“今已养成膏粱安逸之身，他日何以肩得大事”“作事宜擇其难者先为之，难者既过，其余如汤沃雪尔”这样的格言。有学者认为“刚健有为”主要指“发挥主动性、能动性，努力向上，绝不停止”的生命状态，既是“独立不惧”“立而不方”的自立之道，也是“厚德载物”的立人之道。可以说，五四运动前后的恽代英生动体现了“刚健有为”的君子人格和传统文化精神。

二、救国与救世的高远追求

恽代英苦修磨砺意志，除了自我完善外，还有着改造中国的高远追求。他密切关注国家大事，在“十三四岁的时候”便有了“中流击楫”“揽辔澄清”的追求，对“尊中国而攘四夷”一类的思想十分认同。1913年进入中华大学预科就读后，恽代英的心智趋于成熟，更为积极地思考中国的前途命运。他意识到“未来之世界，必不可不持若干有真正切实品格之人，以开辟之”。因此，他注重锻炼能力与意志，坚持过艰苦的生活，“竭尽全力，自求神圣之生活，且常以生活之艰难，警戒同人将就职者。”

目睹国家贫弱、政治腐败，恽代英形成了强烈的救国意识。五四运动后，他对军阀、政客和学者十分失望。他在给友人的信件中写道：“我们中国已成的势力，没有一种可以靠得住……南北军阀，新旧议员，以做官为营业的官僚同留学生，以闹场面为唯一目的的政客同学生联合会的代表，以出风头为唯一主义的国粹学者同新思想家，我只好把他们看作一丘之貉。”那么，灾难深重的中国如何才能摆脱压迫走向独立呢？恽代英认为，由于既有的政治势力全都不能承担起救国重任，所以“唯一可靠的希望只有清白纯洁懂得劳动互助的少年，用委曲合宜的法子，斩钉截铁的手段，向前面做去。”1919年9月，他在读完《亡国奴之日记》和《世界亡国稗史》两本书后，忧虑重重地写道：“看高丽未亡国时的景况，完全同我们昨天、今天的事一样，不竟（禁）令我深思永（咏）叹。中华民国何恃而可信其必不亡乎？”他感叹道：“我们南北上下，文武老少，究竟实心怎样？实力怎样？依我看，简直没有比高丽强的地方。说者以为决不致于亡国，亦未免太乐观了。我因此想到中国，若欲不亡，应该靠谁呢？”他下定决心：“这千斤担我们既能够挑，亦应该挑。”他对一些持虚无主义态度认为中国已病入膏肓、无可救药的知识分子进行了尖锐批判：“谓国家不须救，非冥顽不灵者，必不道此语也。谓国家不应救，非丧心病狂者，必不持此论也。”在他看来，值此国家危急关头，一个青年如若不投身救国事业，他便是亡国罪人。“使吾人于此等危机一发之国家中，不能有丝毫之贡献，以至于亡，则吾人即为亡国家之一人。”

恽代英于1918年发表的这些言论，与《青年杂志》此前宣扬的观点十分相近。例如，《青年杂志》1915年刊出的一篇文章写道：“吾国今者……果宜从若何之理论而行，乃有转危为安之望？此则专在吾辈青年之自觉……彼行尸走肉之辈，原无足责，独怪吾辈活泼青年，本自居于国家主人之列，放主人之职而不尽，是谓暴弃。要知今年今日，绝非吾人所能自暴自弃之时。今日之变，非但国体之良否问题，实为国家之存亡关键。他日或可旁观，此日则断不容袖手；他人或可贷责，吾辈则断不能少卸仔肩。”《青年杂志》的言论表达了老师辈对学生的期望，而恽代英则将其内化为了青年一代的生命追求。从中亦可略窥《青年杂志》对五四青年的影响之深。同时，恽代英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意识，还受到晚清以来崇新、崇少风气的激励。正如罗志田所说，五四前后“是一个与今天大不一样的时代，旧的权威和信仰都受到强烈冲击，正濒临瓦解；年轻人的地位和机会，是今日难以想象的。这也不完全归因于‘五四，从晚清以来，尊西、趋新、重少已成为流行的社会和政治风气”。恽代英在此种社会风气之中成长，在广泛的阅读、写作与交友活动中，形成了对国家危难时局与青年人社会责任的自觉。

在矢志救国的基础上，恽代英进一步确立了“为人类扫除干净”的人生追求。1919年，年仅24岁的他已经对人生看得通透：“生老病死惨痛之事，都人生所应有。我们只尽力为人类扫除干净，我辈借此事心有所托，情有所发，血有洒地，力有尽地，亦自然忘自身的痛苦，且能愉快奋发，病痛亦减少。”可以看出，恽代英的人生志向，不仅在于救国，而且还要救世。当然，他“为人类扫除干净”的具体指向还模糊不清，有待系统的思想理论对其进行深化。

恽代英在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就开始思考阶级问题，并立志要打破阶级区隔。1917年6月，他提出“种种阶级界限，实为天下事攘之泉源”，立志要“以破坏之至于净尽为惟一要义”。不过，简单破坏阶级界限并不足以解决问题，因为阶级的存在有其根基，“不從根本上扫灭其存在之原因，则此等阶级界限绝对不能破坏。即破坏矣，不旋踵又发生”。因此，要想真正解决阶级问题，需要“发明真理，培植民德”，同时在政治上“去野心家”；为了“去野心家”、消灭阶级界限，他决心从培育纯洁青年入手，立志从事教育事业，“意以二、三十年教育之力，即足达此境”。他的这些思考尽管缺乏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但凭借这种救国救世和消灭阶级区隔的基本信念，推动着他走向马克思主义。

与救国救世的志向相对应，恽代英在日常生活里长期苦修。他认为，如果一个人生活条件太好，习惯了优渥的生活，一旦这样的生活不能维持时，他就会“为了求较大的生活丧失他的品格”；个体的欲望过大，对衣食住行日常生活的要求太高，“人家便易于用较好的生活，引诱我失掉我的操守”。因此，“只有安贫的人，才能做乐道的人”“不愿安贫，必不能乐道。不容自己安贫，更无从乐道。”进步青年应该艰苦简朴，“忍受最小限度的生活”，“这样才能臻于进可以战，退可以守的境地”。同时，恽代英眼见许多人被贫困和饥荒折磨，不忍独自过优渥的生活，主张将个人的财产用于帮助受苦之人。他感叹道：“眼见许多同胞，在水深火热之中，饥无以为食，寒无以为衣；已眼见许多很有望的朋友，求学没有费用，作事没有资本，却全不想尽力资助，只注意自己写字台的精致，会客厅的雅致……这种行为已是可鄙，而且习于这样养尊处优，闹架子、讲体面，将来处处易于为宵小所劫制”。在五四运动前后，恽代英所描述的这种贫困场景是很普遍的。1917年，24岁的梁漱溟途经湖南、湖北返回北京时，为沿途所见民众悲惨的生活所震惊，写下《吾曹不出如苍生何》，悲叹道：“嗟乎！生民之祸亟矣！宣统二三年时，便已天下骚然，民不聊生，伏莽遍地，水旱频闻。辛亥以来，兵革迭兴……纪纲愈堕，天下愈乱，社会经济愈断丧则愈穷竭……吾居京师，京师下级社会之苦况盖不堪言。严冬寒冽，街头乞丐累累相逐，每一触目，此心如饮苦药。”可见，思想敏锐的青年人，对中国民众悲惨生活的认识是十分相似的。

终其一生，恽代英都穿朴素的衣服，吃廉价的食物，将自己的积蓄用于帮助贫苦青年。他曾到四川的川南师范学校任教，寒假时带领学生考察川南各地，“从泸州出发，经隆昌到自贡、富顺、江安、南溪、宜宾、合江等地，历时二十多天，走遍了川南各个重要的县城”。在途中，“他的脚打起了很多血泡，仍坚持步行”。川南师范的学生回忆说，恽代英“自奉很严，饮食衣着都很简朴。夏天，他只有两套白色的学士服，冬天，穿一身青色的棉布衣。他每月的薪俸和稿费的收入在二百元以上，可是他规定每月自己只用四元。”利群书社成员易礼容回忆说：“在利群书社时，我见代英每顿吃饭，总是用一只粗碗，装一碗饭，加一点素菜，蹲在僻处吃完了事，从无例外吃一点好的。”到上海大学任教时，他的生活依旧如此。和他一同工作的吴化之回忆，恽代英在上海时“本来有条件可能生活得稍稍好些，但我看到他的生活却仍然十分艰苦”，“他在淡水路的房间里，陈设很简单，只有一张二屉桌、一个凳子。我们几个人晚上住在他那儿，就只好开地铺。他夜以继日地工作，有时吃不上饭，就去外面买粢饭团吃。”阳翰笙也回忆说：“他生活简朴，衣服脏了，他也无所谓；吃饭没个准头，饿了就站在大街上啃大饼油条。”实际上，恽代英的收入并不低，“每月有五六十吊钱，后来还拿到稿费”，但是这些收入“除了养家糊口外，都用来帮助穷人。”因此，身边人评价他“近于受苦头陀”。恽代英牺牲后，和他交往密切的柳亚子写下五首悼亡诗，其中便有“苦行嗟谁及，雄文自此休”一句。

毛泽东组织的新民学会和恽代英组织的互助社都是五四时期进步青年社团的代表。毛泽东曾对斯诺说，他在青年时代一心关注社会问题，意识到日后必将从事艰苦而重大的事业，因而下定决心要终身过一种简朴的生活。湖南的新民学会聚集着“一小批态度严肃的人”，“他们不屑于议论身边琐事……他们认为时局危急，求知的需要迫切，不允许他们去谈论女人或私人问题。”新民学会的成员在寒假“徒步穿野越林，爬山绕城，渡江过河。遇见下雨，我们就脱掉衬衣让雨淋，说这是雨浴。烈日当空，我们也脱掉衬衣，说是日光浴……在已经下霜的日子，我们就露天睡觉，甚至到十一月份，我们还在寒冷的河水里游泳。”1919年底，毛泽东到湖北与恽代英探讨救国之路。多年后毛泽东在向斯诺讲述自己经历时，仍不忘提及恽代英。他说在新民学会成立的时候，“湖北成立了另外一个团体，叫做互助社，同新民学会性质相近。它的许多社员后来也成了共产党人。其中有它的领袖恽代英……”恽代英注重苦修以磨砺意志，毛泽东注重体育以锻炼体格，二者有着相同的目的，就是要为救国救民准备条件。

三、基于责任心的务实精神

新文化运动提供了多种变革旧世界的方案。在这样的历史时期，青年更易为改造世界的激情所感染。恽代英救国救民的远大志向和自信力行的人生态度正是这种激情的体现。然而，投身政治事业不能只有激情。正如1919年马克斯·韦伯对慕尼黑大学的学生所说：“激情并不能造就政治家，除非这种献身于‘事业的激情，也使得对此项事业的责任心成为行动的指南”；要开创崭新的政治局面，除了“不脱离实际的激情”，还需要“责任感和恰如其分的判断力”。他还指出，在政治活动中，那些仅有激情的人，往往为虚荣心所俘获，使他们变得“缺乏客观性和无责任心”；强烈的激情使得从事政治的人处在变成“演员”的危险之中，如果他们沉醉于激情和煽动效果带来的满足感，就会“只关心自己的表演留给人们的‘印象”，而忘记政治活动本身的目标。马克斯·韦伯虽是针对一战后的德国立论，但他对政治活动的论述具有普遍性意义。五四运动后，一些青年在激情中迷失了政治方向，在北洋政府的残酷打击中信念崩溃，走向虚无主义、功利主义甚至变成官僚和市侩。与这些人相比，恽代英不仅有着救国救世的远大志向，而且具有基于责任心的务实精神。大体而言，这种务实精神主要体现在三方面。

第一，强调青年需要有改造中国的责任意识，无论从事何种职业，都要发挥其在改造社会中的价值。比如，对于立志从事学术研究的青年，恽代英指出：“研究学术是一种责任，不可陷于玩物丧志，无济实用之弊。我们真是要研究学术以创造少年中国，时时应该反躬自省，这所研究的学术，于创造少年中国有甚么用处。是有用的，虽困难一点，必须做去；是无用的，虽有味一点，必不可做。”基于这种责任意识，他强调必须摆脱名利的束缚而专注于事业本身。他说：“我们若真懂得人生是甚么，应该知道名利原不过是笑话而已。谁用得着，便让与谁”，在改造社会的过程中应该努力做到“名利归之他人，劳怨自负”。在同学眼中，如果“（恽代英）认为事理应该如此，他就毅然决然地这样做，就是明明‘吃亏和吃力不讨好的事，往往是在所不计”。正因如此，恽代英总能得到身边人的信赖，可以将松散的青年凝聚在一起。

第二，主张通过理智分析和周密计划，尽可能避免各项事业的失败。他说：“我很可惜看见许多有志的少年多（做）事，太不怕失败了，他们或者不免骄傲，不免孤僻，不免圆滑，不免浮躁……”进步青年各项事业的失败，不仅会打击他们继续追求进步的积极性，而且会使得改造中国的事业陷入停滞。因此，如果这些尝试失败了，将不仅是个人的失败，而且“是社会的不幸”。为此，他强调要制定周密的计划，时刻警惕感情用事和冒险主义。“我们做事的勇敢，有时仅出于血气的感情，有时则出于智理的裁决……若没有智理的裁决，仅仅靠盲目的感情做事，每每力量会用得歧路上去”，“要随时都会想最好的法子，无论事前、临事、事后，总不可有一点疏懈”，“我们不仅要计划他怎样成功，亦还要计划他失败了成甚么局面。”恽代英甚至制作了一个图表（见图1）以帮助青年培育“活动”与“合群”的能力。

第三，主张青年养成办事能力，为改造世界做好准备。离开了具體的能力，信仰就变成空洞的修辞。在给朋友的信件中，恽代英说：“欲办事，有不可不注意者二物：一能力，一信仰。无能力不能办事，无信仰不能得助力而便号召”；一些进步青年从事教育事业或学生运动，遭遇失败后便以为这条道路走不通，其实是因为能力不足；“苟先取能力，可以改造信仰，可以感化者而改造感化之，则可以成功。”他希望青年们投身于改造社会的集体事业中，却并不因此忽视个体遇到的问题。他主张：“吾人今日有两方面之责任：一方效力世界及未来；一方仍当求个人现实之生活。”恽代英在向朋友引介新思想时，不仅引导他们立志改造社会，而且关心他们遇到的困难，帮助他们成长进步。

在此务实精神引导下，恽代英对中国的问题进行分析，认为中国问题的根源在于缺乏“善势力”。“几次中国的事，不坏于恶势力不失败，而坏于恶势力失败的时候，没有善势力代他起来，所以仍旧被别种恶势力占住了。”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必须首先养成“善势力”，并实现“善势力”的联合。恽代英希望通过改革教育，培养出“有志之人”。从中华大学毕业后，他随即投身新式教育。有人因此批评他缺乏远大追求，他对此不以为然，反驳说“非有现实之根据，不能谋远大之发展”。在他看来，以新式教育养成新人，才是“从根本上用工”。1918年，恽代英在《劳动》发文称：“代英在此，现极力从事学生事业，注意结交，增进完成自己与朋辈之品格，精神务求积极，能力务求切实，有志之人，必使互助，且使预备奋斗之力量。果一般学生卒业后，能仍如今日之尚节气，敦品行，仍如今日之爱同类，相扶持，三五年后，社会即将发生一种切实能力，此或为救人类根本之法欤。”以后来者的视角看，大革命失败后，坚守在革命战线上的不少共产党员，恰恰是恽代英等人此前用心培养的“有志之人”。

四、余论

五四运动前后，恽代英展现出积极自信与身体力行的人生态度，树立了救国与救世的高远追求，养成了“名利归之他人，劳怨自负”的责任心和理性周密的务实精神，成为转型时代的进步青年。他的同志这样评价他：“恽代英这个人，他的一生言行如一，说到做到……要是用共产主义道德标准来要求的话，我认为代英是我们党员准则中体现的一个完美无缺的典型。”他的志向与追求虽然特殊，却并非孤例，恰恰是这一时期进步青年的代表。在他立志要“为人类扫除干净”的同时，毛泽东也为新民学会制定了“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奋斗目标。那么，以恽代英为代表的进步青年，为何能够形成这样的人格特质，养成高远的人生追求呢？从有关恽代英的历史资料来看，在系统学习和全面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前，有三个因素对他人格与志向的养成起到了关键作用。

其一，自晚清以来不断积累的危机感和五四前后的危难时局，激发了恽代英强烈的救国意识。从鸦片战争起，亡国灭种的危机日益逼近。特别是甲午战争战败后，中国北方门户洞开，梁启超惊呼“敌无日不可以来，国无日不可以亡”，严复预测“大底东方变局不出数年之中”，康有为悲叹“吾中国四万万人，无贵无贱，当今日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薪火之上，如笼中之鸟、釜底之鱼、牢中之囚，为奴隶，为牛马，为犬羊，听人驱使，听人割宰，此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变。”恽代英生于1895年，既是五四一代，也是甲午战争一代。维新变法失败后，维新派知识分子致力于思想宣传，将晚清以来积累的亡国灭种的危机感传递给了新一代的青年。毛泽东和恽代英对康有为、梁启超的思想很熟悉。五四运动时，巴黎和会的外交失败让中国再次来到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亡国危机再一次集中爆发。内忧外患的危难时局反复刺激着恽代英，促使他养成了救亡图存的使命意识。

其二，受中國传统文化中君子人格的熏陶，恽代英坚持苦修与力行，塑造出坚韧刚健的性格。恽代英之父恽乐夫是湖北德安县的政府职员，恽代英幼时接受了良好的家庭教育。他对墨子的推崇和对修养功夫的钻研，使得他热衷于磨砺意志，注重自我修养，保持艰苦生活，养成了刚健有为的人格特质。当然，传统教育容易带来身份等级的观念和犬儒主义的人生态度。但在他人格养成的关键时期，恰逢五四新文化运动爆发，五四新文化将传统教育的糟粕冲刷干净，让他没有为这些糟粕所俘获。

其三，五四新文化运动带来的平等、独立、追求解放的价值观念，各种各样的政治主张，以及广泛出现的结社潮流，对恽代英产生了很大影响。这些新观念和新事物促使他积极参与团体活动，养成了平等待人、积极进取的处事风格。随后，他又在学生运动和结社活动中，培养了改造社会的责任心和基于责任心的务实精神。青年是时代塑造的产物，又将改变时代的发展方向。恽代英等五四青年形成的新人格，是上述三种历史因素交错互动的结果，又为中国早期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的出现准备了条件。

当然，五四运动前后恽代英的人格与志向仅仅为他走上革命道路准备了基础条件。他虽具有务实精神和高远追求，但还不能像马克思主义者那样对中国的国情进行系统的理论分析，难以提出根本性的解决方案。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以恽代英为代表的五四青年，很难仅凭借传统的思想理论提出救亡图存的系统思想并走上革命道路。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其早期形成的人生态度与理想志向无足轻重。在恽代英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他自身的人格特质和远大志向依旧发挥着作用，并成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典型特征。1943年，中国共产党发表宣言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是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子孙。”可以说，恽代英青年时代的精神气质，正是这句宣言的生动说明。

［熊成帅，法学博士，西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邓凯帆）

Youth Time of the “Prometheus”：

Yun Daiyings Personality and Aspiration Around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Xiong Chengshuai

Abstract： Yun Daiying was a “Prometheus”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nd a typical representative of the May Fourth Youth. Around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Yun Daiying adhered to a serious attitude of confidence and action towards life， established a lofty pursuit of saving the country and the world， and developed a high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and a rational and meticulous pragmatic spirit. In order to practice the ideal of saving the country， Yun Daiying persisted in self-cultivation， disregarded the temptation of fame and fortune， maintained a simple and arduous life for a long time， and actively explored ways to cultivate “good power”. Yun Daiyings strong and promising attitude towards life and his pursuit of saving the country and the world are rooted in the crisis consciousness of “national salvation” since the late Qing Dynasty. He has been influenced by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also nurtured and baptized by the May Fourth New Culture. The ethos of Yun Daiying in his youth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his transformation into a Marxist and embarking on the path of revolution.

Keywords： Yun Daiying， May Fourth Movement， personality， attitude towards life， eth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