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20世纪30年代左翼科学小品创作再考察

2024-04-24 20:06常莉
红广角 2024年1期
关键词:左翼大众化革命

【摘 要】20世纪30年代,科学小品作为文学与科学相互渗透的一种特殊文体应运而生,它是科学化、大众化、革命化三者交汇的产物,可视为左翼知识分子在城市文化斗争中的一次创新性尝试。在创作动机上,科学小品反映了左翼知识分子主体意识的转变,即从“化大众”到“大众化”;在创作风格上,科学小品既有嬉笑怒骂的讽刺,又有辩证唯物的剖析,深化了左翼作品创作的内容和手段;在价值归宿上,科学小品将视角从日常琐碎转向社会整体,巧妙地将个人的生存斗争转喻为宏大的社会革命。总的来讲,科学小品成功地将科学与革命的主题结合起来,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体系中的一个独特缩影。

【关键词】科学;革命;左翼;日常;大众化

【中图分类号】K201;K203;D091.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2096-6644(2024)01-0055-09

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文化运动是中共文化战线上的一项重要实践,而科学小品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性产物。1934年9月,陈望道在《太白》创刊号上首次提出“科学小品”这一概念,并设立专栏。随后,李公朴主编的《读书生活》亦开始刊载科学小品,标志这一文体创作的初步自觉。科学小品的主要作者既有从事自然科学工作的周建人、刘薰宇、贾祖璋、顾均正、高士其等,也有专注社会科学研究的艾思奇、柳湜、曹伯韩等。自1934年起,关于科学小品的热议期持续了近3年,在创作思路、方法、归宿以及成果方面形成了丰富的材料。既往研究多从文学和教育视角解读这一现象,较少从左翼文化斗争以及革命话语形成视角去分析,未能揭示其背后所连接的科学与革命的主题。科学小品既是五四运动以来科学启蒙浪潮中的一个产物,也是左翼知识分子传播革命话语的一种载体。尤其在大革命浪潮退却后,如何在城市中展开新的启蒙,保持个体的批判性,从而激发新的革命斗争,是这一时期左翼知识分子需要思考的问题。通过考察科学小品的发展历程可以管窥这一答案。

一、从“化大众”走向“大众化”:科学小品的兴起缘由

科学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重要一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各方论战中,科学似乎成为新的价值权威和社会理想。然而到了20世纪30年代,知识界发觉“中国的劳动民众还过着中世纪式的文化生活。说书,演义,小唱,西洋镜,连环图画,草台班的‘野蛮戏和‘文明戏……到处都是”。换言之,科学并未与中国的底层多数结合,广大民众对于现代生活的烦闷和困扰只能通过传统的方式寻求释然。在此背景下,政学两界展开了对新文化运动的反思,科学出现了社会化、大众化、实践化的转向。1932年,部分职业科学家、教育家在国民政府的助力下发起了中国科学化运动,它与近代以来的“科学救国”思潮一脉相承。与此同时,以陶行知为代表的左翼群体也掀起了“科学下嫁”运动,即将科学“下嫁”给社会最底层的劳苦大众和稍微识字的少年儿童。两者在对待大众的态度上有明显区别:前者认为“我们眼前的问题是社会的‘贫‘陋与人民的‘愚‘拙”;后者则认为普及教育要依靠民众,“教人民进步者,拜人民为师”。随后,针对国民党推行的文化专制和读经复古逆流,左翼知识分子发起了大众语运动,旨在创造出能够使大众表达思想、情感以及行动的符号。正是在这两场运动的交汇处,科学小品成为左翼知识分子推动知识大众化的一个工具。以上是科学小品出现的思想背景。

除此之外,科学小品的风行也有其社会基础。随着近代产业的发展,城市中的小知识分子、青年學生、店员职工、识字劳工逐渐成长起来。当时在报刊业发达的上海,大概有二三十万职员,人数居全国第一,他们既有获取知识的需求,也有表达思想的冲动,不过这一群体的阅读和创作能力毕竟有限。就阅读来讲,不少人困顿于生存竞争,购买力薄弱,很难去读大部头的科学书籍,只能在“报屁股”中求得知识,加之生活的疲劳枯燥,“有趣”成为其阅读的主要动力。就创作来讲,城乡间小知识分子的经济状况波动频繁,不易形成安定的心境。再加上时事变化极快,无暇精雕细琢形成鸿篇巨制。相比之下,小品文不拘格式、明快有趣,既便于有感而发,又能快速捕捉信息,自然成为阅读和创作的首选。在此背景下,科学+小品文的形式应运而生,搭起了科学走向大众的阶梯。不过,科学小品毕竟是文学与科学相互渗透之后所产生的一种边缘文体,它在写作规则、功能定位上还有一些争议,尤其是在散文的审美性和知识的系统性上受到不少质疑,左翼知识分子对于这些批评均作出了有力的回应。

首先,左翼知识分子批判了闲适论调,以科学赋予小品文战斗性。以林语堂为代表的论语派作家认为小品文应“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用轻松的娓语笔调抒发作者心境,抚慰读者焦虑。而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作家针锋相对地提出“匕首”“投枪”式的小品文。小品文“不是‘小摆设,更不是抚慰和麻痹,它给人的愉快和休息是休养,是劳作和战斗之前的准备”。在左翼看来帮闲文学或许能缓解大众精神的困窘,但对现实的困窘只能闭上眼睛,因此小品文既要言志更要载道,它应成为大众进行生存斗争的一种武器,满足读者对于各种知识的迫切需求。于是科学就成为小品文开拓内容的重要方向,左翼利用科学小品进行思想启蒙和社会批评,与各种超逸闲适的创作格调相抗衡。

其次,左翼知识分子降低了阅读门槛,以小品文增进科学通俗性。已被左联开除的周毓英十分反对科学小品文的形式,他认为科学重理智,文学重情感,二者不可直接联系。还有人指责科学小品将科学讲得太过浅薄、朦胧,损坏了理论的系统性。左翼知识分子还试图从具象的历史过程和抽象的认识论层面来阐释科学与文学的紧密关系。不过论证该体裁的合理性还是要回归到现实的需求中,华道一指出目前中国科学不发达的一大原因就是这类书籍过于枯燥繁复,即使有志科学的青年也很难读下去,而“科学小品在教育大众上的最大任务,第一在引发他们对于科学的兴趣”。在左翼看来科学小品的创作初衷就是要摆脱晦涩的理论体系,对大众的日常进行科学解答。柳湜也从两个方面对科学小品的写作提出要求:形式上,要放弃烦琐枯燥的专业术语,尽量使用口语化的表达,可以借鉴评书、唱本、连环画之类的民俗形式;内容上,则要贴近大众的日常实践,抓住其感觉方面的碎片,从旧知中引导出新知,把知识的介入建立在生动形象的具体经验上。总的来讲,科学小品的创作需以大众的阅读和理解能力为基本遵循。

再次,左翼知识分子疏离了精英身份,以科学小品的创作反观自身。周作人虽然不反对这种题材的合理性,但他表示中国现今创作的科学小品不过是“卫生臭豆腐”,少有文学品味,更无艺术美感,劝诫读者还是尽量看国外的译作。柳湜面对周作人的揶揄则自嘲道:“我虽然吃饱饭后也爱翻翻书本,却不曾到过外国,从过名师,肚内就没有东西,自然吐不出高论。”事实上,撰写科学小品的作者大多成长于五四运动时期,虽接受过一定的新学但并不系统,有些甚至是自学成才。单薄的教育履历和坎坷的社会经历使这些知识青年难以在政府或高校系统中获得职位,只能成为自由撰稿人。换言之,科学小品的作者并不具有知识分子的优越感,反而在城市亭子间里的蜗居生活使他们愈感困窘。因此,他们更善于自我贬抑,自我反省,把科学小品的创作理念从“以自我为中心”逐渐转向“以大众为中心”。

由此可见,左翼知识分子能够自觉以大众需求为创作导向,与其对自我和大众关系的认知紧密相关。正是在观察、理解大众的过程中,他们找到了与大众生活对接的渠道,以此丰富了原本局促而逼仄的生命体验。于是他们停止了自怨自艾,开始了向大众逆向学习的过程。“即使大众有时显得愚昧无知,那也是知识分子垄断文化的過错,而不是大众自身的过错。”而科学小品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知识分子由居高临下的“化大众”走向躬身入局的“大众化”的一个缩影,它体现了左翼“对科学想象的变化和大众教育的自我定位”。这种体裁所带来的解放意味,既指向大众也指向知识分子自身。至此,科学小品的创作基调已基本奠定。

二、从嬉笑怒骂到辩证唯物:科学小品的创作变奏

最开始,科学小品以自然科学为主要呈现内容,以普及科学知识为主要目标,这离不开周建人、刘薰宇、贾祖璋、顾均正等人早年的科普工作,其创作特色表现为两个方面:

第一,科学小品作为知识普及的工具,具有很强的趣味性。创作者常从身边某个自然现象或琐事写起,以朴实活泼的文笔介绍科学知识或原理。贾祖璋在普及生物知识时擅长托物言志,比如将萤火虫的消失和故乡的旱灾相联系,激发读者的思乡之情和保护自然的意识。刘薰宇在普及数理知识时,会设置故事情节来引人入胜,如通过呈现20位男女婚配方案来介绍排列组合法,显得趣味盎然。顾均正则习惯先提问再释疑,与读者一起思考。例如,他通过炒栗子为什么需要放砂这一日常现象来解释热传导现象。周建人的科学小品则富有民俗气息,在介绍遗传和变异知识时,他借用“龙生龙,凤生凤”“龙生九子,子子不同”两则谚语,从人们的感性认识出发,解读生物进化中基因与环境的影响。这些科学小品均从大众生活中司空见惯的现象入手,分析透彻,寓教于乐。

第二,科学小品作为左翼表达思想的容器之一,呈现出极强的讽刺性。在普及科学知识的同时,创作者常在字里行间对社会现象进行揶揄和嘲讽,赋予科学小品政治批判性。如周建人在《讲狗》中描述狗的特点是“不思报复,单知服从”,“性质实在卑劣”,文后加了一句“狗的性质如果单单存留在狗身上,那倒还没有什么要紧,如果被人学去,事情将更糟糕”。又如艾思奇在《斑马》中讲到,斑马中也有害群之马,常常破坏大家的抵抗政策。为此,他还对害群之马的丑态详细描写了一番。有些作品看似在谈论自然现象,实则在揭露社会问题,如在《中风症与黄河》中,艾思奇巧妙地把人、自然、社会三者的病症联系在一起,以人体血管堵塞类比黄河淤积泛滥,表达了作者希望通过新的有机体,清除这条大动脉的毒质和堆积,从而实现社会变革的理想。这样的笔法在嬉笑怒骂之间映射出社会的实相,在对国民党统治持续的旁敲侧击中,左翼知识分子有意识地引导大众产生疑虑、不满乃至愤怒的情绪。

然而,这种冷嘲热讽式的表达所能发挥的功用毕竟是含蓄有限的,甚至有人指责《太白》的科学小品“恰好和中国人的因循,狎妮,好敷衍,不公开,得过且过的普遍个性相投合”。尽管这种批评可能过于片面,但它也从侧面反映出大众需要正经说理的文章。悟兼在《申报·自由谈》专栏上连发两文,提出了要将唯物辩证法渗透到科学小品的内容中,使“每一科的基础都建筑在它本身的矛盾之上,使它的全部材料,构成一个有机的系统”。此后,科学小品在内容选材和呈现手法上都有了新的发展。

就内容而言,科学小品常借助大众的感性困惑对唯物辩证法进行朴素的呈现。创作者善于将大众熟悉的俗语典故同自然科学材料结合起来,把辩证法思想糅合进生活常识当中。如刘薰宇借用“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来解析量变与质变的关系;借“以子之矛陷子之盾”来呈现以静止、孤立的观点看待问题所造成的思维混乱。柳湜借用“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讨论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当然《太白》对唯物辩证法的普及只是零星的,更加系统的阐释则是艾思奇在《读书生活》第一期开始连载而后结集出版的“哲学讲话”。在这些哲学小品中艾思奇贯彻了通俗化的原则,比如在谈及新哲学与旧哲学的区别时,讲到有人对环境采取完全屈服的态度,是机械唯物论的;而有人采取完全不顾环境困难的态度,是观念论的,以上两种态度都是错误的。显然“机械论”与“观念论”这两个哲学概念,已经被艾思奇生活化了。此外,作为一本哲学读物,里面涉及了不少科学知识,如用照相机原理来分析唯物认识论,以“雷峰塔倒”来阐释质量互变定律。可以说艾思奇的哲学小品兼具科学教育和思想启蒙的作用。

就手法而言,唯物辩证法已经成为左翼知识分子解读时事、剖析问题的有力工具。如前文所述,鲁迅将小品文比作“匕首”,其意义就在于使大众能够透过表象把握事物发展的内在矛盾。用廖庶谦的话来讲,科学小品要“把人们生活的一断片去烘托人类共同事件的重心”。例如,同样是讨论太阳黑点这一自然现象,白桃的科学小品专注于介绍太阳黑点的形成过程以及与地球上水旱灾害的关联。而艾思奇则另辟蹊径,以对话的形式,批驳了一些科学家将人类的战争归因于太阳风暴对地球磁场干扰的荒诞观点,并指出虽然自然灾害会影响人的生活,但社会本身的病态才是战争爆发的根本原因。换言之,“研究科学,不但要找出事情的原因,并且要分清楚什么是真正的原因,更正确一点说,要分清楚什么是主要的原因,内的原因或根本的原因”。只有认清事物的内部矛盾,才不会使知识的普及流于表面。因此,所谓科学大众化并不是知识的简单灌输,也不是科学的外化物化,而是造就一种同人类、社会和文化紧密相连的系统性思维。

不过,科学小品的选题大多有赖作者的专业特长,不少是兴致之作,并无体系的构建,学理成分相对稀薄,这样的作品难免显得气短。贾祖璋就曾提到,他在写作科学小品时缺乏系统的整理,最后只能提供一些浅显的常识而已,科学小品的“小”似乎正在落入“碎”的窘境。可见碎片化的知识普及并不触及根本的生存问题,偶尔为之的针砭时弊也难以架构完整的叙事逻辑。要打破大众眼见世界的局限性,既要关注科学知识本身的传递,也要关注知识与生活之间的组合关系。随着20世纪30年代民族矛盾日益激化,偏向自然前沿的科学逐渐淡化了特有的精神号召力,柳湜、曹伯韩等人都提出科学小品要有“社会感”,即“把重要的科学思想和现实社会生活连接着而文学地表现出来”。然而,借用自然现象来烘托社会一般的做法已经无法满足读者的需求。科学小品的内容和格调都需要一个质的飞升。

三、从琐碎日常到社会解放:科学小品的价值重塑

随着创作的推进,左翼知识分子意识到科学小品无论暗喻讽刺也好,借题发挥也罢,在自然问题上嫁接社会问题的做法难免有牵强附会之感。柳湜也无奈地承认“科学小品没有大批好的货色抛到市场上来”,最大的问题就是将内容狭隘地划定在自然科学的范围内,“自然现象虽然有时也感觉需要了解,但到底不是天天浮在意识之上”,大众所亟须的是利用社会科学分析各种社会压迫。因此,如何打破顾左右而言他的朦胧感,以科学武装大众进行生存斗争,成为左翼关注的重点。于是科学小品创作的落脚点逐渐从普及科学知识向解读社会现实过渡,社会科学优于自然科学的价值序列再次凸显。

1935年底,柳湜、艾思奇等人所在的左翼组织“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进行了工作调整,提出“要进行社会科学的通俗化与大众化的工作,要向工人、农民、小市民、学生和自由职业者仔细的明白指出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破产,中国和中国文化的出路”。以社会科学涵养潜在的革命主体成为这一时期左翼的重要任务。事实上,到了20世纪30年代后期,科学小品已经逐渐脱离了狭义的自然科学,向广义的社会科学求索。因为在左翼知识分子看来,马克思主义揭示的是人、自然和社会的发展规律,就是“唯一”科学的理论。然而在這套科学理论传播的热潮之下,中国知识界却出现了所谓的“公式主义”倾向,即套用一些固定概念来解释具体现象,反而将鲜活的时事讲得毫无趣味。柳湜批评《读书生活》的文章看不到各职业阶层的生活特点,“只看见一个共同的贫困、苦恼、受压迫、抗争的稀薄的影子”。于是深入日常、深化革命成为科学小品创作的新要求。

首先,科学小品要将社会科学日常化。在柳湜看来,所谓的通俗化是以底层的叙事逻辑去解释世界的秩序。比如讲“帝国主义”不会直接说这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后阶段,而是通过汇丰银行拍卖申新九厂,红头阿三打黄包车夫来体现。当然,一味具体忽略归纳,则会使通俗流于庸俗,因此要建立表象之间的联系。比如各主体所关注的矛盾焦点不尽相同,工人不关心土地正如农民不关心罢工,但在同一经济秩序下这种差异却是相对的。因此,创作者应当“从中国当前工农生活抗争的一致性去联系起来,消灭各自生活圈的偏见”。比如艾思奇以追问的形式讨论了作为学生、工人、农民各自处境的由来,乍看下读书是因为父辈有钱,做工是因为家庭破产,而务农则是命中注定。但如果将视野扩展,就会发现古希腊罗马人破产后只能做别人的奴隶,而在中国大多数人破产后不仅会变成工人,还有变成土匪的,如果无法解释这些问题,大众就只能生活在朦胧中。这种对于人生境遇的自省,正体现了社会科学对于私人领域意义的追寻,人生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现实的不平等来源是什么?只有加以社会科学知识的训练,才能使大众洞悉自身的处境。

其次,科学小品要将日常问题体系化。不少左翼知识分子已经注意到,前期的科学小品虽然也有展现出大众的生活日常,但表现上总是幽默有余而深度不足。过于关注大众感知方面的碎片,将个人琐事反复咂摸,同样会使写作落入“个人笔调”中。因为这种呈现一般以个人的生活经验为主,对于经验之外的事实人们往往难以产生共情,就会进一步削弱自身与社会的联系。此外,小品文作为短促突击式的体裁很难对事实呈现出全面的、长程的观察,大众获得的只是碎片化的启发。事实上,把问题串成一个完整的逻辑链条,其启蒙效果并不亚于对问题的直接解答。面对愈发紧迫的社会问题,愈需要系统贯通的科学体系来取代琐碎的科学点滴。琐碎的日常虽然有趣,但并不切身;切身的事务虽然触动,但并不透彻。只有将细微之处全部联系起来,建立一个宏观的批判性图景,才能使大众获得思维的解放,获得对社会领域的整体性和过程性把握。

基于以上反思,柳湜《街头讲话》可视为社会科学小品的力作,这本小册子对于社会科学理论的输出具有相当的连续性。柳湜曾谈到:“社会科学其所以比起乡下姑娘谈城市的热闹要高明,就是它不是讲一片片的闲话,它要理清茧头,找出因果的关系并说明这些现象的所以然的缘故。”在篇章安排上,柳湜遵循了经济、政治、文化递进的结构,每篇讲话都是以日常现象或街谈巷议开始叙述,上下篇目首尾均有承接。在剖析资本主义经济时,柳湜以一盒“瑞典国凤凰牌”火柴勾连起了商品的生产、流通、消费等各个环节,揭示了资本主义榨取劳动者剩余价值进行原始积累的过程。在剖析资本主义政治时,柳湜以舞台剧为类比,展示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轮替登场。在资本主义阶段,各个政党如同戏班子一样竞争上台,展开了资产阶级代议制的虚伪表演,而这场大戏的最后必将由劳动大众登台拉开新时代的序幕。柳湜以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切入,讨论视角一以贯之,篇目内容层层递进,编织出了一幅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生活图景。在《街头讲话》中政治与日常进行了一次“转喻”,尤其在已经表现出“准资本主义”社会特征的上海,科学小品的创作者“自然很轻易地将自己所阅读的西方左翼理论与自己的生活空间对接,而形成一种反资本主义的话语文化”。可见,科学理论不能只停留在对日常琐碎的了解,而是要探究隐藏在琐碎表象下的总体性问题。当所有问题的解决都以社会主义革命为收尾时,科学小品就成为塑造革命文化的新支点。

不过,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科学小品似乎只是昙花一现,反倒是自然科学小品日渐成为主流。在此之后,细菌学家高士其的作品可以说极具代表意义。为什么社会科学小品的创作没能持续下去呢?答案或许只能从其创作者的态度中寻求。刘薰宇在回溯自己的创作历程时表示,没有必要赋予科学小品一个抽象的使命,不如由客观需要来决定它的命运;更有人指出强调“社会感”只会给科学小品平添一条无形的链子。事实上,左翼知识分子对于科学小品的诸多讨论和要求就现在来看其实是非常理想化的,而科学小品发展到此时,也愈发显现出局限性。正如徐懋庸反思的:科学小品“作为战斗的武器,是只适于思想的启蒙期,用以游击似的破坏旧物的。但一到新思想已经确立的时候,与旧势力的战斗到了集体化的决斗的时候,则这种只是对准了细微的一点而讽刺的小品文,就欠有力。”任何知识发展到一定程度都会呈现出理论自觉的趋势,当艾思奇、柳湜等人离开上海,奔赴延安后,便开始了更为严肃的理论工作,毕竟要进入系统的学理分析,小品文的体裁是难以承载的。社会科学理论的发展也必然从“小品”走向“大品”。

四、结语

科学小品兴起与发展的背后,是科学与革命的再度融合。当武器的批判受挫之后,左翼知识分子继续用批判的武器,在城市中开辟出一条文化斗争的侧线。面对大众,左翼知识分子没有天然的优越感,而是深信变革社会的根本力量来自大众。于是他们批判自身,深入底层,从大众日常生活出发,以通俗明快的笔法普及科学知识,形成了科学小品最初的创作规范。而随着科学小品发展的深化,唯物辩证法成为其创作的内容和方法,来帮助大众建立透过自然表象看到社会本质的思维模式。而对于“社会感”的呼唤,则使科学小品突破了以自然科学为主要对象的创作格局,尝试在琐碎日常中构建更广阔的社会图景,将宏大的革命叙事与大众的日常叙事统一起来,以个体的斗争指向整体的解放。

任何社会行动都需要以知识为先导。在救亡大背景下,基于生活日常的科学小品缩小了科学与大众的隔阂,也促进了左翼与大众的深层结合,赋予了革命话语新的血肉,成为20世纪30年代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城市延续的手段之一。可见,启蒙与革命并不矛盾,科学的启蒙恰恰是推动革命的重要基石。借助科学小品,左翼知识分子积极转变斗争方式和表达策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理论宣传的困乏局面,进而為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方向的提出奠定了基调。

在此笔者无意去夸大科学小品的重要性和影响力,毕竟20世纪30年代以科学小品为基础聚集的知识同仁对于科学内理的阐发自然难以与五四运动时期相比。此外,从流行范围来看,科学小品的传播也仅限于左翼集中的北平、上海等地区,创作讨论的高峰期也持续不过三四年。因此,它所能撬动的社会阶层是非常有限的。加之此时的左翼多集中于都市文化圈中,尽管他们致力于走近大众,但正如《读书生活》创刊辞所讲,他们接触的依然是“少数中的多数”。所以,此时的“大众”概念多带有左翼理想化的色彩,并非此后的“工农大众”概念。只不过,科学小品这一文体的创新,确实为我们揭示了一种将科学知识的普及和革命文化的宣传连接起来的新路径,后来在抗日根据地推进自然科学研究的过程中,这一路径更是升华为将政治教育与科学教育融为一体,培养又红又专的科学人才成为中国共产党发展科学事业的一项特色经验。总之,科学小品以知识启发思想,以日常观照人生,以个体改变社会,成为左翼文化运动中的一抹亮色。

[常莉,法学博士,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教授]

(责任编辑:杨宇斌)

Review of the creation of left-wing “Science Essays”in the 1930s

Chang Li

Abstract: In the 1930s, scientific essays emerged as a unique literary genre where science and literature permeated each other. It was a product of the convergence of scientification, popularization and revolution, representing an innovative attempt by left-wing intellectuals in urban cultural struggles. Firstly, in terms of creative motivation, scientific essays reflected a shift in the subjective consciousness of left-wing intellectuals, transitioning from “popularizing” to “popularization”. Secondly, in terms of writing style, scientific essays incorporated both satirical humor and dialectical materialist analysis, deepening the content and means of left-wing works. Finally, in terms of value orientation, scientific essays shifted their focus from everyday trivialities to the overall society, cleverly “metaphorizing” personal struggles for survival into grand social revolutions. In summary, scientific essays successfully combined the themes of science and revolution, becoming a unique epitome within the discourse system of the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Key words: science; revolution; left wing; daily life; popular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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