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时期中共东江游击队武器来源渠道研究

【摘 要】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后，中共广东党组织即在敌后战场筹建抗日武装，开展武装斗争，并在与日伪顽军的较量中不断发展壮大。全面抗战时期，东江游击队为获得部队发展所需武器装备，付出了巨大努力。从与日伪军、国民党军及与民众互动等角度梳理相关史实，能较为明晰完整地呈现这一艰难的过程。而来自香港的有力支援，则表明地缘环境是考察中共华南革命不容忽视的因素。

【关键词】抗战时期；东江游击队；武器装备；民众武装；香港

【中图分类号】K26；D23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2096-6644（2024）01-0089-11

1938年10月，日军入侵广东后，广东党组织按照中共中央部署，筹建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争。是年12月，由曾生任队长的惠（阳）宝（安）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在惠阳成立。1939年1月，由王作尧任队长的东（莞）宝（安）惠（阳）边人民抗日游击大队在东莞成立。以曾生、王作尧两部为主体的东江游击队初创时，人数200多人，装备长短枪仅有百余支。至1945年6月，东江纵队增长至1万人左右，装备长短枪、轻重机枪约4400支。东江敌后抗日根据地孤悬敌后，远离党中央和八路军、新四军主力，根据地狭小局促、与敌占区犬牙交错，生存环境极为艰难。在缺少人员、武器及组织基础的条件下，东江游击队是如何获取枪支并不断扩大部队的装备呢？

学界对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武装力量的武器来源已有诸多研究，但关于东江游击队武器来源的研究则尚付阙如。有学者梳理了1940—1943年东江抗日武装的发展历程，对其初创时武器来源渠道有所论及但未能作更为全面深入的考察。本文在尽可能充分结合史料的基础上探讨抗战时期东江游击队的枪支来源渠道，重点从与日伪军、国民党军及民众互动的角度，梳理东江游击队获取枪支的过程，以此管窥中共领导华南敌后抗战的艰辛历程，深化对抗战时期中共敌后建军相关问题的认识。

一、同日伪作战缴获

东江游击队初建时，就面临着武器缺乏的困境。此后随着部队人员扩充，武器匮乏问题更为严峻。1939年底，曾生部发展至450人，但仅有步枪短枪250支，轻重机枪4挺。1942年，曾、王两部发展至1100人，而“枪不及半”。弹药的缺乏也极为严重。1940年2月，时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的张文彬向中共中央报告时称：“弹药的问题是未来的致命伤，无法解决，每支枪只有七八十发子弹。”因弹药匮乏，部队干部在进行射击训练时，“每人只能打三发子弹，跪射、立射、卧射各打一发子弹，机枪班则每人点射三发子弹。”

与抗战全面爆发后八路军、新四军可以通过国民政府拨发获取武器弹药不同，1939年四五月间，曾生、王作尧两部虽已取得国民党军番号，但国民党东江当局不仅不提供粮饷、武器，还限制人数和活动范围，使其发展严重受限。为解决武器不足问题，东江游击队试图通过香港地区购买枪支。廖承志专门就此事与港英政府谈判，但最终徒劳无功。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东江游击队于1939年至1941年间，先后在坪山、宝安成立两间小型修械所，用以修理破损枪械和制造枪支子弹。然而，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修械所不仅设备简陋，缺少原材料，生产环境也极不稳定，“只能设在根据地较小的山村，或在大山沟里盖几个小草棚”。日伪和国民党军在进攻根据地时，常把修械所作为重点攻击的目标之一，故修械所被迫先后辗转多地，甚至被迫停产。

自身军工生产能力薄弱，又无途径购买，这促使东江游击队不得不选择通过战斗夺取敌人的武器装备自己。曾生就指出：“至于武器装备，总队要求各部队多打干净利索的歼灭战，多缴获敌人的武器装备自己。”东江游击队作战缴获的主要对象是日伪军。在东移海陆丰之前，游击队已经采取各种灵活的方式打击日伪军。1939年9月，王作尧率部夜袭驻防葵涌的日军，缴获了一批弹药。1940年8月，曾生、王作尧两部重返敌后，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

由于军事经验比较缺乏，在与日伪军交战初期，因“伪军战斗力甚脆弱”东江游击队几乎每战必胜，“乃做成了经常使用主力，企图将敌包围歼灭”，以致“每战起来必激战终日”。因“往往得到预期的胜利”，这个时期“硬战精神更发展起来”，变成了“以后对敌寇也打硬仗”，“每次的战斗部署都在远距离开始射击，在战斗中不留预备队，忽視了突然性和白刃战”，以致“既没有缴获，人员和武器又遭受损失”。1941年5月，东江游击队第三大队第三中队在与伪军刘发如部的三次交战中，共消耗子弹2300多发，手榴弹12枚，仅毙伤敌40余人，缴获枪20支，“这是得不偿失的战斗”。战斗应以保存和发展有生力量为原则，不能以损害自身生存为代价，现实的境遇要求部队在战术上必须有所改变。1941年底香港沦陷后，为“围剿”东江抗日根据地，日军在东莞、宝安地区采取严密措施，强迫百姓在广九铁路沿线构筑碉堡，以封杀部队的行动空间，东江游击队总队部和第五大队的活动范围“一直被压至珠江边”。

面对危局，东江游击队审时度势，及时调整策略。1943年6月，王作尧指出，游击战应是消灭敌人而不是消耗敌人，“这个消灭是分散的消灭，就是在战斗的部署上是歼灭战，堆积许多小的歼灭战”。在我军兵力少、火力弱的情况下，游击队要做到出敌不意、攻敌不备、迅速展开、猛烈突击，“在运动当中，休息时候，没有准备的时候，这些时候敌人的火力无法展开”，以尽可能限制敌人发挥武器装备的优势。因此，我军的主要战术“应该是伏击和袭击，尤其伏击应成为主要的战术”。王作尧不宜打消耗战的指示，使东江游击队迅速统一思想，明确作战思路，此后伏击、夜袭等成为游击队最主要的战术，如中山义勇大队“在要地设置监视哨，一发现日军讨伐队就将其引入伏击圈实施伏击”。东江游击队开始由打消耗战转变为打歼灭战。

需要指出的是，若要在伏击、夜袭战中最大程度上歼灭敌人，东江游击队迫切需要近战大威力武器。经过周伯明等人的努力，游击队通过港九大队获得了英军遗留下来的水雷（从中提取出TNT炸药）和地雷，经过多次实验，成功制作出炸药包，并改进了地雷引爆方法。武器技术的改善带来了战术上的改变，东江游击队的袭击战术由奇袭发展为强袭，取得了不少有一定武器缴获而自身损失较少的胜利。

1943年5月2日，东江游击队珠江队夜袭伪军据点福永炮楼，首次使用炸药一举破楼，仅用1名战士负伤的代价，毙敌30多人，缴获机枪6挺，步枪40余支。福永爆破战成功的经验，迅速传遍整个部队，伪军据点接二连三被东江游击队的爆破战术摧毁。1943年5月26日，珠江队夜袭宝太线伪军重要据点沙井，用两名战士伤亡的代价，歼灭伪军一个连和一个通信排，缴获各类枪60多支。7月5日，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第三大队强袭东莞篁村，全歼伪军一个连，自身未损失一支枪，缴获各类枪支近100支。1944年2月13日，东江纵队第五大队袭击霄边，全歼伪军一个重机枪连，自身未损失一支枪，缴获轻重机枪3挺，长短枪40余支。5月，第五大队三次袭击东莞厚街，全歼伪军一个连，缴获轻机枪8挺，长短枪120余支。12月，东江纵队第三支队第四次攻打沙井伪军，仅用两名战士牺牲代价，缴获机枪2挺，长短枪75支。

爆破战术使伪军闻风丧胆，民兵甚至“用破布包着泥块的假炸药包”，也使炮楼里的伪军“乖乖交了枪”。不过，作为新自造武器，部队在具体操作中不可避免地存在不足。1944年11月，惠阳大队在攻打丹竹头伪军据点时，因炸药用量过大，导致突击队员被震晕，进攻失败。同年12月，在井水龙村战斗中，部队攻坚时因使用炸药过多，致使全楼损坏，劳而无获。更有士兵在战斗时，试图以爆破代替肉搏，对此，东江纵队司令部提出严厉批评：“把希望寄托于爆破，或受阻碍便停止不动，而展开漫无目的‘大战，或一受射击便不敢冲锋，这些现象都把刺刀变成了钢铁，把我们战斗寄托于脱离现实的幻想。”尽管存在上述不足，随着爆破技术的使用，东江游击队将莞太线伪军一扫而清，完全控制了广九路以西的东莞、宝安地区，并建立了东宝行政督导处等民主政权，有力促进了部队的发展。

相较日军，伪军由于装备较差、训练不足、军纪松弛、补给缺乏、士气不振等原因，是十足的“软柿子”，第五大队指出“一般的伪军编制、武器给养及战斗力非常之差”，区、县警备队与警察等地方伪军战斗力更加不堪。惠阳大队在向总队汇报时亦表达了近似看法：“（伪警）士兵生活腐化，待遇不好，战斗力非常薄弱。”因此，东江游击队在打击伪军的战斗中往往能获得更大战果。1943年11月，随着广九铁路沿线全部沦陷，国民党军退出广九路以西地区，日伪军更加重视打击东江游击队，中共文件谈道：“敌、伪、顽层层勾结，配合进攻的事实，比以前更为显著了。”1944年上半年，东江纵队东莞大队与敌伪交战25次，其中伪军20次，缴获轻重机枪2挺，各类枪支130余支，自身损失各类枪支29支；第五大队与敌伪交战17次，其中伪军13次，缴获轻重机枪3挺，各类枪支135支，自身仅损失各类枪支9支。

东江游击队武器来源主要还是通过与日伪战斗缴获。据统计，1943年1至11月，东江游击队与日伪作战70多次，缴获轻重机枪26挺，步枪短枪600支，弹药3万多发，自身损失重轻机枪11挺，手提机枪1挺，步枪短枪62支。1944年5月，东纵在给各部的训令中强调：“目前部队的徒手兵占了很大一个数目，我们必须使人枪发展平衡，以便能尽量集中力量到最大限量去和敌人进行斗争、战斗，因此应大大地扩大武器，积极打击敌伪以发展枪支。”1943年12月至1944年12月，东纵在与日伪不断的反“扫荡”、反“清乡”斗争中，缴获迫击炮1门，重轻机枪33挺，步枪短枪1645支，子弹4万发，自身损失机枪2挺，长短枪103支。1944年10月，东纵在总结部队半年对敌斗争工作时谈道：“这半年中……比以前时期人员增多了三倍，武器增多了两倍（即1943年底为一，1944年6月人数为三，武器为二）。”

1945年1月至7月，东纵近乎每天都有与日伪战斗，缴获重轻机枪79挺，步枪短枪2400多支及大量弹药，损失轻机枪手提机枪共6挺，步枪短枪125支，子弹9万多发。对于这一时期东纵军事力量的发展，1944年10月，时任国民党第七战区司令余汉谋向蒋介石汇报时称：“查‘奸匪军事方面，武装兵员约5000人，步枪4000杆，轻机枪40挺，驳壳及其他手枪200杆，步兵炮及土炮10门。”结合东纵的相关信息来看，广东国民党当局对其军事实力及政治动态有较为准确的了解。

二、与国民党军“摩擦”缴获

除与日伪军作战缴获外，东江游击队在反顽斗争中也有一定的缴获。尽管国共两党为抵抗日本侵略实现再度合作，但国民党对中共的发展始终采取防范压制政策，造成国共两党之间屡有冲突。有资料显示，广东国民党军在三次反共高潮中，向东江根据地进攻达600多次。1941年9月，保安第八团及徐东来支队，在东莞大岭山一带先后屠杀活埋中共党员、干部群众70多人。1942年4月，曾经对中共态度较为缓和的第七战区司令余汉谋，在国民党中央高压之下，调集第六十五军一八七师往东江地区，欲彻底消灭东江游击队。面对国民党军制造的一系列军事摩擦，东江游击队被迫发起自卫反击战。

1942年广东国民党军对东江游击队的进攻规模较大，如一八七师加上徐东来支队等地方武装合计5000多人；武器配备亦较强，一八七师每营配备步枪300支，轻机枪约20挺，重机枪1挺。东江游击队还要面对日伪军的威胁，“这就必然相对地减弱了对頑军斗争的注意力”。加之对国民党军情报缺乏精准掌握，战术上往往是“打消耗战、击溃战，很少打歼灭战”，造成游击队在与国民党军交手时“采取防御战略，一般理（解）为退避，不敢作大战，过分利用敌顽矛盾，掩蔽于接敌地区，我军处于被动的保守的地位，变成了消极的躲避”。故而1942年成为“东宝抗日军民遭受最严重损失之一年”。

得知东江游击队境遇后，1943年2月，周恩来指示林平： “国民党对我虽趋向于政治解决，但对东江是势在必打，志在消灭，对此万万不可忽略。”为扭转不利局势，同月，中共广东省临时委员会和东江军政委员会在九龙乌蛟腾村召开会议，决定对国民党军坚持针锋相对、坚决反击和主动出击的方针。乌蛟腾会议后，东江游击队基本清除了对国民党当局的幻想，并以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向日伪军及国民党军展开全面反击。

1943年3月，第一八七师调返粤北，由独九旅接防。同年11月，日军强化对广九铁路沿线国民党军的扫荡，独九旅、徐东来支队等部不战而退，东江游击队活动范围扩大，并在大岭山、阳台山连续粉碎日军的万人“扫荡”和“多路围攻”，部队的力量与威信均大大提高。与一八七师对东江游击队采取“勤剿、穷追、杜绝”的方针不同，独九旅则“更阴险毒辣，在‘合法的‘法令与灵活的政治烟幕掩盖下进行反共”。进攻我军之际，“大撒播谣言，以期虚实，迷惑我们”，因其兵力不足，进攻时采取“逐区进攻、各个击破”，且“不敢太深入敌后”；其各级指挥官对国共摩擦也普遍存有疑虑，如惠淡守备区指挥官叶敏予“不大信任干部，对内战无信心”；独九旅的很多下级军官表示“过去独九旅来东宝是打日本，今天却来东宝打自己人”。这与此时东江游击队积极主动出击形成鲜明对比。1943年4月，东江游击队在黄麻布、公爵薮两次反顽战斗中均取得胜利，此为“两年宝安反顽斗争中之首次大胜仗”。

这一时期余汉谋为刻意保存嫡系军队实力，多以地方杂牌武装为炮灰挑战中共，如王竹青、李乃铭、张国钧等部。但“杂牌军对国民党军已不相信，而国民党军对杂牌军也认为是心腹之患，非消灭不可。所以顽对杂牌是先拿而后消灭或利用杂牌作内战的先锋”。这就造成双方在“合力”围攻东江游击队的过程中彼此推诿、上下离心，导致国民党军对游击队屡次发动大规模进攻都未能得逞。

需要指出的是，在与国民党军作战过程中，地雷战成为东江游击队克敌制胜的另一法宝。1943年10月，独九旅分三路进攻乌石岩，宝安大队首次使用地雷，杀伤其十多人，“使顽军丧胆，今后出发畏缩不前”。1944年四五月间，独九旅、独二十旅出动五个营及徐东来支队三个大队共计2000多兵力进攻大鹏半岛，惠阳大队、护航大队采取地雷战和麻雀战相结合战术，毙伤其200多人，这是“地雷战第一次充分发挥了威力”，曾生赞誉“它是使我们能够在东线各个阵地上坚守十多天的重要保障”。

相较于枪支不易制造和获得，炸药、地雷制造技术要求低，原料也相对充足。在敌我装备水平严重不对等的条件下，枪支在实际战斗中杀敌效果有限，而炸药、地雷作为爆炸性武器，破坏杀伤威力大，能够有效封锁敌人据点。1944年4月，东纵司令部在给各部队的训令中指出，应加紧研究使用地雷战术，强调“这是我队将军事斗争推前一步的功臣，不要忽视它的作用”。为此，各大队、支队普遍设立了专职爆破参谋和爆破班建制，并进行爆破技术培训。同年12月，东纵司令部将爆破技术列为部队大练兵运动的重要内容。

东江游击队在与国民党军的“摩擦”中也缴获了不少武器弹药。据统计，在1943年反顽作战中，东纵缴获轻机枪10挺，步枪短枪90多支，自身损失各类枪22支。东纵在1944年“磨擦”缴获枪支数量，尚未见史料揭示关键信息。1945年1月到7月的反顽作战中，东纵则缴获轻机枪5挺，步枪短枪320多支，缴获武器数量较之此前已有显著增加。

三、通过民间获取枪支

除战斗缴获外，通过发展和掌握民众武装来获取民间枪支也是东江游击队武器来源的重要渠道。晚清民初以来，广东政局动荡不安，土匪横行，民间社会械斗成风。为保护财产安全，地主、乡绅、商人等地方权势者组织民众，积极自制与购买枪械，建立商团、乡团等地方自卫组织，民间枪支数量迅速增长。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民间枪支数量虽有所减少，但程度有限。全面抗战爆发前夕，广东民间枪支数量仍然庞大，中共估计广东民间有各种枪支不少于40万支。据1937年10月广东国民党当局在全省开展的民间枪械普查显示，仅中山县就上报长短枪共计10541支；顺德县上报步枪12162支、手枪923支；开平县上报长短枪9335支、轻重机枪46挺；另有大量隐匿未主动上报的私枪不算。全面抗战爆发后，东莞各村相继建立和扩编自卫队，通过拾获国民党军溃逃时丢下的装备和购买黑市走私枪支，中共发现各村自卫队武器装备与主力部队相比，“一点也不逊色，不仅弹药充足，而且还配备轻重机枪”。

对于广东民间散存大量枪支情况，中共广东党组织领导人有所注意：“各地民众的枪支数目很多”“不仅有步枪，而且有新式机关枪，迫击炮等，不仅是散的，而且有许多早是有组织的”。在中共看来，应大量发动群众组织游击队，“让他们受到军事和政治的训练，造成大量随时有给敌人以打击的潜伏力量”，因而不断指示要把“民众武装及军事工作”，“提到党生活第一位”。然而，鉴于土地革命后期被破坏殆尽的广东地下党组织在抗战初期军事力量极为薄弱，广东又是国民党统治根基较为巩固的地区，并不具备在国统区建立中共公开领导的抗日武装的条件，广东党组织故遵照中央指示，通过统战工作和群众工作，去改造国民党地方部队和掌握群众自卫武装。

东江游击队正是在不断吸纳民众武装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换言之，民间枪支在其武器来源中占据着重要位置。如东宝惠边人民抗日游击队初建时，就是由观澜、石马、清溪等乡的民众抗日自卫团组成，游击队从民间征收了五六十支长短枪将部队武装起来。1938年7月，香港惠阳青年回乡救亡工作团举办“沿海青年暑期军事训练班”，动员党员、进步青年150多人参加，结业后学员赴家乡组建抗日武装。如中共党员高健利用家乡防匪的16支七九式步枪和一门土炮，将常柏田、黄沙两村青年武装起来，组建常柏田乡游击队。5月，中共党员黄业、黄岸魁等人在坝光组建了一支有40多人、20多支枪的洋塘自衛队。这两支队伍后来分别成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第五大队和独立中队的重要组成部分。

1941年惠宝边根据地建立时，茜坑、马鞍岭抗日自卫队等多支地方民众武装发展为护航大队。惠阳大队飞马队是由新圩乡的民众武装“护苗队”发展而来。部队组建之初，叶宋辉等人通过动员群众，征借到民枪30多支。1942年广东国共关系破裂后，东江游击队放开手脚，大力发展民众武装。1943年2月，林平向中央汇报工作时明确提出：“发展武器之重心放在建立外围与组织民众武装，专门训练，派遣干部去进行，并加强其领导。”各大队的民众武装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如1943年惠阳大队掌握民众武装有449人，枪支153支；宝安大队掌握民众武装有685人，枪支223支；1944年上半年护航大队掌握的民众武装半年内由1个村庄发展到26个，人数由最初的5人发展到506人。

在组织发动民众武装时，东纵强调必须“纠正‘单纯军事斗争‘单纯为部队增加枪支而打击敌伪的观点与做法”，必须“将打击敌伪的军事斗争与群众反抗敌伪的日常经济的、政治的斗争结合起来，必须领导任何的、群众性的反敌伪斗争，从而组织群众抗日武装，以便进一步争取其人枪集体加入我队”。1944年下半年，日军接连在南路、西江和粤北等地发动攻势。8月土洋会议，广东省临委强调“只有依靠人民群众，武装人民起来抗日，才有胜利的希望”，提出要普遍建立脱产与不脱产的民兵、自卫队。此后，南路、粤北、西江等各地抗日民众武装得到快速发展。12月，东纵在总结部队扩军成绩时指出：“（我们）从两个大队扩大到今天有三个支队、四个独立大队的实力，从敌伪手上缴来的、从民众捐送的、从民众自动自愿借出来的不少机枪、长短枪、子弹。”据不完全统计，至1945年3月，东纵第一支队辖有民兵9248人，有长短枪1343支（土炮、土枪不计在内）；第二支队辖有民兵3936人，枪956支；第七支队有民兵8个中队及5个小队。可见，东纵对民众的动员及民众的支持，成为其逐步发展壮大的重要支撑。

四、来自香港地区的支援

考察全面抗战时期东江游击队武器来源渠道，其特殊的地缘位置不容忽视。东江抗日根据地以东莞、宝安、惠阳为中心，“处在两大城市—香港与广州—的中间”，广东党组织之所以选择以“东宝惠”作为抗日根据地中心，既与日伪军、国民党军队的分布态势密不可分，又与这些地方党组织比较坚强、与香港地区山水相连，便于得到港澳同胞和海外华侨的支援紧密相关。值得注意的是，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香港地区在中共革命中就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大革命失败后，香港逐渐成为联通上海与中央苏区的情报、人员与物资的重要中转站。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共中央在香港设立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香港取代上海成为中共海外统战的中心城市。

中共在开展武装斗争过程中，注重将华南工作和香港工作通盘考虑。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曾言：“不搞抗日，那是天诛地灭。我这里有电台，与东江、坪山又接近些，工作方便些。”东江游击队组建之初，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就为曾生、王作尧两部输送党员干部、补充物资，游击队也在九龙设立军需处，从港九购买物资供应部队。1938年11月，曾生、王作尧两部遭到日军“扫荡”时，就转移到新界地区。1941年12月，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撤离香港时，把电台留给东江游击队。自此，游击队与中共中央取得直接联系。香港沦陷后，东江游击队组建港九大队，开辟以西贡为中心的港九根据地。港九根据地虽地形狭小，但“国民党力量薄弱，群众受害深，爱国观念较强”，港九大队在新界山区开展游击战争，与惠宝边、阳台山根据地互为犄角，成为东江游击队在敌情紧张情况下转移休整的一个重要场所。1942年夏至1943年春，东江游击队总队部电台一直设在沙头角石水涧村，东纵队报《前进报》报社也一度转移到新界的林村洞。惠阳大队遭到国民党军进攻时，也数次转移到沙头角地区。

香港还是东江游击队获取武器的重要渠道之一。港九大队进入新界之初，在当地民眾帮助下，搜集到英军败退时遗弃的轻重机枪30多挺、步枪数百支等大量枪支及弹药，还在渔民协助下从英军在日军进攻香港前布下的水雷中提取TNT炸药，将这些物资通过港九大队开辟的秘密交通线运送到东江根据地。在新界站稳脚跟后，港九大队还利用设立税站的税收所得，购置了多批枪支弹药并送回东江根据地。对此，广东国民党当局也有所觉察：“计自港九失陷后，英人枪械沦入‘奸匪者不少。”

此外，香港沦陷前是亚洲军需品生产中心，生产钢盔、军服、饭盒油漆、手电筒等军用物资。港九大队通过商人在香港“黑市”购得大量军需品，除保证自己所需外，还将大量军需品运回东江根据地。据港九大队供需处统计，抗战时期经由港九大队输送到东江根据地的武器弹药共计五十吨以上，其中“拆水雷的黄色炸药近十吨（由渔民排除海中的鱼雷拆卸），雷管将近十万支（雇九龙一位技工专门生产的）”，这些炸药和雷管对于东江游击队开展攻坚作战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可见，来自香港地区的有力支援，为东江游击队在艰难环境中坚持敌后抗战提供了有力支撑，也表明游击队所处的特殊的地缘环境是考察其发展壮大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

五、结语

东江游击队远离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新四军主力，孤悬敌后，处在日伪顽三方环伺之下，生存环境极为艰难。部队初建时，因土地革命后期被破坏殆尽的中共广东党组织在华南军事基础非常薄弱，游击队既缺乏武器装备和军事人才，又缺少开展敌后游击战的经验，可谓是“白手起家”。

就武器获取途径而言，东江游击队与八路军、新四军大相径庭。全面抗战爆发后，八路军、新四军不仅可以通过国民政府拨发武器，还具备武器自产能力；而东江游击队不仅不能从广东国民党军事当局获取武器，且武器自产能力极弱。这造成东江游击队武器获取途径较为单一，使其战斗力、发展规模严重受限。然其所要面对的日伪顽力量却又异常强大，“敌人力量较我大得多，如在东莞一县，敌兵多时有三百多兵力，少时也有二百兵力，再加上伪军总共有二、三千人”，其“军事技术与装备是现代化的”。敌我力量极为悬殊，这决定了中共在华南地区的武装斗争更加激烈残酷、艰苦曲折。

在如此复杂尖锐的困难面前，作为一个高度强调能动性的政党，坚持斗争永远是中共的第一选择。在与日伪顽交锋的过程中，东江游击队立足东江根据地地理环境、敌我力量对比等具体实际，灵活应对形势变化，主动调整战略战术，通过机动灵活的游击战，实现由打消耗战发展到打速战速决的歼灭战的转变；将炸药和地雷等武器作为克敌制胜的重要手段等，彰显出中共在面对困境时善于化解危局寻求生机的智慧和勇气，这成为中共革命坚韧性的有力印证。

［王英俊，历史学博士，南方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邓凯帆）

A Study on the Sources of Weapons for the CPCs Dongjiang Guerrillas Force During the Comprehensive Anti-Japanese War

Wang Yingjun

Abstract： After the fall of Guangzhou in October 1938， the CPC Party organization of Guangdong set up the anti-Japanese armed forces on the battlefield behind enemy lines， carried out armed struggles， and developed and strengthened in the contest with the Japanese， puppet， and stubborn armies. During the comprehensive Anti-Japanese War， the Dongjiang Guerrillas Force made great efforts to obtain necessary weapons and equipmen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ir troops. By sorting out relevant historical fac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action among the Japanese and its puppet armies， Kuomintang army and the public， the difficult process can be presented more clearly and completely. The strong support from Hong Kong indicates that the geopolitical environment is an factor that cannot be neglected in examining CPCs South China revolution.

Keywords： Anti-Japanese War Period， Dongjiang Guerrillas Force， weapons and equipment， Peoples Armed Forces; Hong K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