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滋暗长　趋向活跃

侯文宜　杨　丽

自上世纪８０年代中期外界把山西一股创作实力的凸起谓之“晋军崛起”以来，“晋军”逐渐成了大家对山西创作群体的一个泛称，人们每每以其来表征和评说这方地域上的文学创作。然而，在更多人的心目中，提到“晋军”，恐怕马上会想到的是一连串的男性作家的名字：成一、焦祖尧、柯云路、韩石山、李锐、王东满、张平、燕治国、钟道新……而女性作家为人熟悉的大概也就主要是蒋韵了。其中原因，自然主要在于女性创作整体上的某种疲软、微弱，人们说起来总是感觉遗憾，女作家不仅没几个，而且水准也平平淡淡的。那么，眼前山西女性作家的创作状况又如何呢？如果非以一种固定的、习惯的眼光，而又能给之悉心关注的话，你会发现：山西女性创作其实一直在潜滋暗长着，尤其以往薄弱的小说创作还颇显出些勃勃生气，佳作、新作不断，可以说表现出了一种似乎是群体趋向活跃的态势。

进入新世纪的几个亮点

对于山西女作家小说创作整体来说，新世纪确乎是一个新的起点，新的起步。如果说以前只有蒋韵的作品在外界反响大，张雅茜、高芸香大概亦为所知，那么，现在不仅是蒋韵们，即便原来影响不大的或刚刚踏入小说阵营的年轻的高菊蕊、葛水平、张素兰们，其创作也都多多少少掷地有声了。这些女作家的勤奋耕耘，她们的一系列作品及其共创的精彩，显然给山西女性小说创作带来了一种起色，形成了近一段时期多个值得注意的亮点。

首先当然仍是文坛宿将蒋韵小说创作的不同凡响。早在８０年代“晋军崛起”中就以《我的两个女儿》成名的她，在长期的耕耘中著有《栎树的囚徒》、《红殇》、《我的内陆》、《上世纪的爱情》、《完美的旅行》、《现场逃逸》等等引起广泛关注和好评的长、中、短多部小说。近年来不断开拓掘进，在小说题材及艺术表现上都以新的探索和创造给人们以冲击。其短篇小说《一点红》２０００年在权威的中国小说学会年度小说评选中列为“中国短篇小说排行榜”第五位；２００３年中篇小说《北方丽人》在《钟山》第二期头条发表，很快即被《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选发，同年《上海文学》第１１期发表的《在传说中》也迅即被《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选发。两篇小说还分别入选全国年度优秀小说选集。更值得一提的是，它们除像以往一样引起如潮的看好之外，尤受到同行作家和当代著名学者的高度评价。如在当代女作家林白与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思和的通信中，林白称：“蒋韵的《在传说中》非常好，这是她最好的作品，瑰丽、深情、生动，很为《上海文学》提神”，陈思和更赞道：“它对于民间作为文学创作资源的成功尝试将成为我研究的一个极好的个案，叙述从容、气韵贯通、行文优美、想象奇幻，把小说中最美好的因素都调动起来。……无论在叙事形式和生活内容上都摆脱了时尚的模式，成为一流的艺术珍品。”

其次是高芸香、高菊蕊的小说创作在省内的获奖和在省外的影响。高芸香８０年代末期已陆续在《当代》、《人民日报》等报刊上发表中短篇小说，以后因有在美国二年多的生活见闻写了大量散文，出版小说集《难以着彩的罗曼》。高菊蕊虽说年龄小老大姐高芸香很多，但同样在１９８９年已开始发表小说，只是影响不大，之后主要写散文，出版有《听涛集》。但近年来，两位女作家经过长期的生活与艺术积淀均奉献出新的小说力作，像２００３年高芸香的中篇《吴成荫买分》和高菊蕊的中篇《冬天里的炉火》，２００４年《黄河》第４期又以“晋军新锐”同期推出高菊蕊的两个新作《王满水的革命与爱情》和《药香》，均受到关注或好评。其中，高芸香的《吴成荫买分》和高菊蕊的《冬天里的炉火》分别荣获２００３年山西省“雁门杯优秀小说奖”，尤值注意的是：一，它们是由读者投票评选出的；二，总共五名获奖者中就有两名女性作家。这说明她们的小说确实是比较出色的、有功力的。也正因此，她们的小说的影响也扩展到全国。２００２年高菊蕊《眼镜的故事》发表后即被《小说月报》选发，其所写故事与叙事艺术被外界作为近年农村题材小说的典型案例提到，评价为“显示出强烈的传奇色彩”。２００３年高芸香的《吴成荫买分》发表后则被《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选发，随后又得到中国作协副主席、著名作家陈建功专文评论，认为所写中学毕业生吴成荫的命运和故事如“柳青笔下的梁生宝、何士光笔下的冯幺爸、陈源斌笔下的秋菊”，“言别人所不能言”，表现出“对时代对人生的独到的感悟能力、深刻的穿透力”。

其三是２００４年伊始葛水平与蒋韵的小说同时被《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第３期作为全国范围内选中载于“中国中篇小说排行榜”中，而此前已被《小说月报》等选刊选发。这可以说是山西女性小说家的一次集中亮相，也是山西女性小说创作实力在全国的展示。蒋韵前已述及，作为一个在全国有相当影响的著名作家，其《想象一个歌手》被选发似乎是意料中事；而葛水平作为一个初涉小说的新手，其在２００４年第１期《黄河》上发表的处女作《甩鞭》与蒋韵的作品一同进入“排行榜”，意料之外让人欣喜。葛水平原来一直写诗和散文，出版有诗集《美人鱼与海》、《女儿如水》和散文集《心灵的行走》，她的诗与散文写得漂亮是很为人赞赏的。但正像有论者所言：“葛水平写小说是迟早的事”，她所具备的写小说的种种因素果真出手不凡，不仅《甩鞭》被全国性刊物选发，紧接着《地气》被选发于《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排行榜”中，之后在２００４年第３期《黄河》上又刊出荡气回肠的《天殇》。由此足见这位女性小说新秀的创作实力及魅力，以至有评论家称赞其“创作出一种融现实主义与现代派为一炉的作品”，让人“看到了多种艺术表现方式所共造的瑰丽”；还有评论指出“给省内外文坛带来清新的空气”，“给相对较弱的山西女性作家队伍增添了活力，令人耳目一新”。

此外，像八九十年代之交就以《河水拍打着堤岸》、《净土》等小说叫响的张雅茜，一向主要写散文、时而涉猎小说的张素兰，近年也都有各自的奉献。张雅茜１９９９年出版的长篇小说《依然风流》，展示黄河古渡口一家四代女人百年的历史命运，厚重深邃，人们评价说“作为小说家她如今已是硕果累累，是晋军主要的作家之一”；张素兰在一鼓作气之下２００１年发表了《金粉在春天微笑》，２００３年又发表《搓澡女阿婷的爱情》，其也被认为具有“良好的生活感受力和语言表现力”

面对上述的这一切，我们不能不说是“晋军”女作家群的一种成长，它使我们见出当下山西女性作家小说创作的一种勃然生气，一种在多年积聚之后整体水平的提升，可谓宿将新秀势头看好。

有女性自我书写亦有博大的社会关怀

所谓“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正有点说出了“晋军”女作家群给人的感受，这个群体在不经意间成长壮大着，让你忽然发现了她们。而当进一步走进她们的小说世界中，你会觉出她们的创作在当今众多的女作家小说群派前的那一份不同的东西，那种来自山西晋域风土文化孕育出的独特的姿态、声音、情韵。

作为女性小说家，对女性的关怀和书写自是题中之义了。这个女作家群中大都有着对女性自身命运的关注，以女性的眼光、女性的切身体验、女性的表现方式书写着女性的历史。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晋军”女作家同许多女作家的创作一样是一种自觉不自觉的女性自我书写。但“晋军”女作家的女性自我书写又绝不是“书写自我女性”，而总是将“自我”融入整个大世界中的女性书写，她们关注和书写的是大千世界中种种不幸的、艰辛的伙伴。因了她们的性别和文化身份，使她们对女性的理解和书写往往不同于一些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往往与人物一起经受社会的、经济的、精神的、感情的种种磨难，一起经历着人生炼狱，一同感悟和奋斗，一道解脱与升华，有着女性所独有的细腻微妙的心灵感应和情弦共振。

于是我们看到，在“晋军”女作家的小说中，既写了女性的不幸更写了女性的抗争，既写了社会文化强加于女性的种种不公更写了女性的不甘屈服，既写了女性的痛苦无助更写了女性的无悔追求。蒋韵作为这个群体的常青树，她的创作在题材与写法上有过多种探索和创新，但她对女性的独特体验和书写却是执着的。如她９０年代的代表作《栎树的囚徒》中，那些有情有义、坚韧善良的女性显然反衬出朴园中男人们的鲁莽麻木、软弱苟且，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中，女人们个个凛然顽强，她们不仅和男人们一样平等地参与了历史的实践，而且她们无论是生是死都比男人们更加辉煌和坚韧，陈桂花、关莨玉、贺莲乐都以自强自立的精神走完了她们有价值的一生。近年的作品中《完美的旅行》是很突出的。小说中的陈忆珠也是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刚烈女子，身处嘈杂险恶的环境却依然自成一派不顾别人非议地活着，她活得很诗意；但不设防的城市往往招来最猛烈的攻击，当无法自保的她被丑恶的人们逼到绝境时，她并没有苟且偷安，而是遵从自我内心的想法自主地安排了死亡，带着一个纯净的灵魂去完成那完美的死亡之旅。“晋军”其她女作家中，张雅茜不仅明显表现出对女性命运的关注和探索，而且以对中国传统文化积淀和影响最深的晋南文化习俗的反思为鲜明特色。她的小说总是将女性的命运、女性自主意识泯灭与觉醒的嬗变过程放在整个晋南文化传统的体系中去表现。例如近年的代表作《依然风流》中“我的姥姥”、“我的母亲”、“我”等最为典型。“我的姥姥”、“我的母亲”被晋南文化中“以夫为天”的观念束缚了一辈子留下了无尽的遗憾，“我”虽然也处在传统文化规习的包围圈中，但“我”却不屈服于现实与传统文化的双重挤压，处处抗争搏斗，终于步履艰难地支撑起自己的天地，在逆境中实现了自我的独立理想。这里还应特别提到的是葛水平２００４年引起广泛反响的《甩鞭》，此作可以说是女性立场和女性意识极为鲜明的。中国旧式妇女王引兰一生依附着一个又一个男人过活从没有独立的精神人格，“小时候女人活娘，长大了活男人”是她的信条，她不得不接受那个男权社会给她的一切安排，同时又自觉地就范于世俗的一切规约。作为一个女性，她在男性面前完全丧失了主体自我，但就是这样一个弱女子，当她认清她一直看作给自己生命里带来春天的“甩鞭人”对她只是性欲的需要和肉身占有之丑恶时，终竟愤而举刀刺死了“命中就剩下的这一个男人”。在小说那伤感而决绝的描写中，小说突现出女性自我救赎的审美塑造，也成为妇女主体意识觉醒、走向自强独立的一曲凄美之歌！葛水平最近的新作《天殇》在家族间矛盾复仇的故事框架下其实也主要是写女性的不幸、社会文化强加于女性的种种不公和女性的不甘屈服的，上官芳从１８岁为王家媳妇，到孤儿寡母，再到入了土匪为众刀客之“娘”和首领，在被视作“祸水”和本家大伯的坑害、逼迫下走上了无奈的自救和报仇之路，虽然终为悲剧结局，但一个同王引兰一样刚烈自强而更增加了豪侠义勇的女性形象跃然而出。此外，张素兰的《金粉在春天微笑》中对坚执刚强、不畏世俗辱笑坚持自谋生路的金粉的写照，《搓澡女阿婷的爱情》中对甘尝苦果以搓澡换取生活费、不屈权势惟求人间真情的阿婷的写照，都是透视女性精神人格、探寻女性生命意义的艺术阐释与理想寄托。

但“晋军”女性小说创作并不止于对女性自我的书写。她们在倾心描述女性独特体验的同时并没有陷入时下的那样一种女性“自恋”，并没有放弃自己的社会良知和社会责任，而是继承了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山西的文学传统，以一种博大的社会关怀把笔触伸展到广泛的社会现实中。山西从四五十年代的“山药蛋派”到８０年代的“晋军崛起”一直都灌注着一种社会人文关怀的文学精神，今天的“晋军”女性小说创作群也深受这种精神的熏陶与影响。这就使我们看到了她们小说中对时代生活的反映，对现实问题的揭示，对历史发展的思考。唯其如此，当某些女性创作日渐远离现实远离民众生活沉溺于私人化写作、身体与欲望写作之时，当某些女性小说近乎变成喃喃梦呓的文字游戏无以负载社会文化使命之时，“晋军”女性小说创作就格外地显示出了其执著的立场、独到的价值。

像引起著名作家陈建功好评的高芸香近作《吴成荫买分》就是这样的一种力作。身处基层的女作家高芸香原为原平县中学教师，她的眼光总是向下关注现世普通人的生活，表现他们与社会历史进程交织在一起的命运与追求。其１９８７年的《铁一中的“第三世界”》即以对初一组含辛茹苦、兢兢业业、富有节操正义而又懦弱谦退的教师群象的刻划引起反响，及时提出了教师的过日月难、娶妻难、教书难等现实问题，被认为“所反映的教师生活是广阔和深厚的”。近作《吴成荫买分》的获奖与其一贯保持的社会关注立场是密不可分的，小说通过一个贫困的农家子女为上重点高中凑钱买分的事件，触及了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问题：教育领域的“买分”问题；不合情理的关系现象；背负重荷的农民生活；温饱之后的教育要求；总之可以说蕴含着对诸多社会问题的抗议和呐喊，表达了对普通民众命运的关切和忧思，诚如陈建功所指出的那样：“高芸香的作品中，也蕴含着批判的锋芒。”与高芸香极为类似的是高菊蕊的创作。或许因了生活经历和年令性格的不同，高菊蕊的格调要爽畅一些，但她同样把视点主要投向了广阔的社会，正如她所言：“社会小说是我自己较为偏爱的”。其获奖小说《冬天里的炉火》即是典型的社会小说，它反映了下乡干部由发现有重要开发价值的产业资源从而使一个村子集体走上富裕道路的故事。小说中，你可以读到农村现实微妙复杂的社会关系，也能读到种种的矛盾问题和落后因素，同时还能读到改革大潮的涌动所带来的巨大变化，真正的党的干部是如何以知与行的统一率领群众奔小康的。另外２００４年的两篇新作仍是有深意的社会小说，在《王满水的革命与爱情》中把人性放在当年的土改运动中描写，对“革命”与情感的摧残、“革命”与人性的扭曲、“革命”的过激与破坏性等社会问题进行了触及；《药香》社会生活面更为宽广，其写了师爷、师傅及我三代行医人的命运故事，虽然在整篇情节结构和叙述语言上还欠连贯统一，但深厚的历史感、社会情势的今昔对比、世道风俗的变迁、人性人心的差异等等皆蕴涵于小说中，可以说包含了丰富的历史内容和社会人生的思考。当然，就女性的感悟来说似乎有别于男性，她们更富于细腻，所以同样是写社会生活或社会问题小说，“晋军”女小说家不像男性作家那样富于宏大、复杂的社会整体画面构造，她们常常是由一斑窥豹的角度择取身边细小的人与事写出广阔的社会生活内容的。

山西女小说家中虽以“二高”的小说最具社会小说特点，但蒋韵等人的小说也都体现出博大的社会关怀。蒋韵的角度不同于“二高”的“社会问题”视角，她往往是从“人”的精神、存在意义着眼的，一如有评论家指出的，蒋韵“属于独特存在。……蒋韵也写女人，但她不刻意去写女人，更不拿女人的隐私当宝贝去卖。她的着眼点一直是‘人，小说关注的是‘人性”，反映的是人的‘困境”。的确，蒋韵的小说题材广泛，她往往透过一定的生存环境和社会历史变迁去探寻人的命脉、拷问人的灵魂，从而超越了女性经验达到“人”的一种普遍认识。例如新近的中篇小说《想象一个歌手》和《在传说中》即是如此。前者着力表现一个追想中的伞头秧歌手热爱自由、率性乐观的人生方式，与现代社会对人的自由空间的挤压、缩小及人性的虚伪异化形成强烈对比，许凡的存在实际代表了一种追求自由的精神和对人性之真、生命之真的呼唤。后者集历史、传说、民间生活于一体，通过讲述发生在光绪年间开封城里的一些蹊跷之事和人们的生活、情感纠葛，展示了世间存在的真情、至善、至美，“人”的被侵犯和被维护的斗争，成为民间芸芸众生真实生活、情感、命运、意愿的逼真写照。而其２００１年出版的长篇力作《我的内陆》则更伸展到了对人同某一特定地域关系的关注和思考，在人与环境的冲突中写出社会对人的精神、理想的吞噬和人类精神家园守护的坚定抗争。难怪大部分评论家都反对把蒋韵的小说看成是单纯的女性文学，而认为她的创作是一种无性别写作。

应该说，“晋军”女性小说创作是一种在女性书写与社会关怀之间的写作。她们写女性，但并不偏执或沉迷于单色的女性世界，更不把自己的情感拘囿于“自恋”的狭小天地，而是同时拥有博大的社会、现实、民众关怀，关注和表现着更广大的社会群体。因而即使多写女性生活的张雅茜、张素兰们也充满了社会关怀。就如蒋韵在谈及文友张雅茜小说时所说的：“在‘女作家几乎就是‘个人化、‘隐私化的代名词而盛行于文坛和市场的今天，她坚持着她可贵的‘草根立场，她坚持着她女性的仁厚、宽容和悲悯善意。”这，可以说正是以蒋韵为代表的整个“晋军”女作家小说创作的共同之点。

写法上不拘一格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山西的小说创作一向有传统的写法、写实的特点，“晋军”女作家既为山西这块土地所孕育，也就自觉不自觉地受到了地域文化的熏陶。她们不偏废传统写法，有时常常就以中国传统式叙事、说书的口吻写出吸引读者的故事。一般说，在传统叙事中，一方面小说情节跌宕曲折，另一方面小说场景则又非常的写实、逼真；与此相连，小说中非常注重人物性格的塑造，并多放在特定的冲突中达到鲜明的刻画。“晋军”中很多作家包括女作家都呈现出这样的一种民族特色，让你一读，就觉得有民族气息或“赵树理味”。但假如在现在三四十岁上下的一代小说家中作个比较的话，“晋军”中的男性作家似乎更富有“山性”性格，如公认的“写得比较扎实、贴近生活、反映现实深刻”却同时有点拘实“缺乏艺术”；而我们在女作家这里好像可以发现更多的“水性”波纹、艺术灵气。可能由于女性独特的生理心理特点，她们天然地要比男性耽于幻想、想象，富于艺术情韵，这样，“晋军”女性小说创作虽取传统的故事叙事形式倒相对疏离了传统的“写实”给人一些现代艺术之感：主观性强烈、充满幻想与虚构，大量象征意象的运用，以致奇幻的、荒诞的、反讽的色彩……当然这可能与这些女性小说家多数曾经写诗或写散文的创作经历有关。总之是，读她们的小说会让人有写法不拘、笔墨灵动的感觉。

葛水平、高菊蕊的小说在这一女性作家群体中突出表现了传统小说叙事的传奇性特点。她们的作品看似实写农村生活却没直接写农村现状，她们关心的是表现沧桑历史中乡里奇异的风俗、奇异的人物，作品也充满讲“奇”说“怪”的色彩。如葛水平的《甩鞭》讲一个女人先后两夫奇怪地死去，最后用刀捅死惟一可依靠的男人的故事；《地气》写“住了百年的十里岭，说不能住人就不能住人了”，可最后竟又有人住了上去的故事；而《天殇》更奇，写了一个大家闺秀因嫁王家后陷入家族矛盾在被逼害下竟携儿入伙土匪复仇求生的传奇。又如高菊蕊的《眼镜的故事》讲述的是村子里的人从朱老爷墓中挖出了石头眼镜，从此这眼镜子成了宝物家家轮着戴，人们的喜怒哀乐全都系在这眼镜上的荒唐故事；《药香》也充满神秘，医道高超的五台高僧行善救人留下的“神药”香味飘飘竟引得蝴蝶纷飞并成了师爷、师傅代代相传的“祖传秘方”，而世道日变的今天按同样的方法却“神药”做不成“药香”和蝴蝶也不再有了。蒋韵的《在传说中》小铜意儿竟和城隍庙泥胎转世的大头和尚刘翠妞两人玩在一起，也是充满了民间传奇色彩。显然，这些小说皆述的是奇人怪事，故事的悬念性和奇幻性成为小说魅力的核心，很有点中国传统小说的味道。同时，这些小说主观创造性极强，全然不同于以往山西的现实主义小说而呈现出一种既实在又虚飘的情境，小说中的场面、人物、活动是真实的，但环境、背景是虚化的，几乎没有具体现实联系中的社会关系的清晰交待。无论是《甩鞭》中的“窑庄”、《地气》中的“十里岭”，还是《眼镜的故事》、《药香》中的“下洼村”，都只是一些主观虚构的世界，它们显然是作者将折射着历史、现实的幻想碎片重组与虚构的结果。而这样写来无疑是有其创作意图的，或许就同余华一样认为：“人类自身的肤浅来自经验的局限和对于精神的疏远，只有脱离常识，背弃现状世界提供的秩序与逻辑才能自由地接近真实。”

这一女性小说家群体中几乎所有都表现出艺术上的诗化特点。她们的小说大都讲究诗情、寓意和意境之美。她们往往大量运用象征、意象、隐喻、暗示的现代艺术手法，最终在小说世界中营造了一种像现代诗歌中一样的象征意象形式与富有张力的诱人想象的艺术空间。在这一点上应该说蒋韵的小说很为突出，其作品中频繁出现的是“死亡”意象。死亡本是一种人人都想极力避开的无奈之命，可在蒋韵那里“死”成了独特的美丽的意象，“死”是一种脱离平庸进入崇高的手段方式。她用善良纯洁的人在现实中不可避免的死亡来促使人们反省是什么使美远离了我们，是什么使善被轻易扼杀。她的《完美的旅行》和《上世纪的爱情》都写到“死亡”意象，它们暗示着恶的大胜利善的大溃逃，这种“死亡”意象由于带有神秘的必然性而“更使人体会到一种人类对自己生存和命运的不可把握，无可奈何的凄凉”。张雅茜也是很讲究“意象”和象征意味的一个。其《依然风流》原名为《豆津渡》，其中把黄河古渡口“豆津渡”作为主宰和见证人之命运的一个隐含着古老的黄河文化的意象。这个古渡口神秘而冷淡，四代女人跨越百年的悲欢离合都与渡口有着割不断的联系，可谓寓意悠长。这方面突出的还有葛水平，其小说《甩鞭》和《地气》中的“甩鞭”、“地气”，本身都是含有象征意象的“意图标记”，前者以乡俗中的甩鞭迎春隐含着对人生“春天”的渴望和命运的不可避免的萎谢，后者则意味着小山村所具有的自然元气及万物、人性之美的永恒生气。此外，高菊蕊小说中的“眼镜”意象也有深意，这“眼镜”是有权有势有文化的朱老爷用过的，因而它就化为权势、财富、知识三位一体的象征物而受到了下洼村人的无限崇拜。张素兰小说中也有许多意象，如用水面上的花朵来喻示秋妹夏妹红颜薄命的厄运，用一棵苹果树隐指终生不渝的真爱与物是人非的凄凉等等，这些都既散发出优美雅致的情韵，又富有含蓄深远的味道。

总体上说，“晋军”女作家群在写法上主要还是传统的写法，往往有一个好的故事，人物性格鲜明，情节曲折变幻，当然同时也不乏２０世纪艺术的意象象征之纷呈。正是在这样一种不废传统而又善于汲取现代艺术的探寻和努力中，她们走出了一条自己的创作路子，也上升到了目前的这样一个艺术平台。这是值得肯定的。

山西小说园圃中的一簇美丽花葩

如所周知的，山西文学一向以小说为强项和优势，而这种强项和优势在以往无疑主要是依靠一群男性作家所支撑的。就以山西文学界一般对现当代四代作家的划分来看，从上世纪４０年代在解放区成长起来５０—６０年代活跃的第一代作家（赵树理、马烽等一代），到５０—６０年代走上文坛的第二代作家（焦祖尧、田东照等一代），再到“文革”后８０年代起步称为“晋军崛起”的第三代作家（成一、柯云路、韩石山等一代），女性小说家不只人数甚少，有影响的更是微乎其微。再从现当代两次山西文学发展史上的高潮来看（公认均以小说创作而鸣世），第一次主要是由第一代作家所推动和创造的辉煌，女性小说创作基本上是缺席的；第二次主要是由第三代作家所推动和创造的辉煌，女性小说创作亦是寥若晨星。客观地说，在曾经的山西文学中，女性作家的创作所占份额和影响确实是很微弱的。但现在情形算稍稍有了改观，在９０年代前后第四代作家（王祥夫、吕新等一代）的登上文坛到当下，女性小说家渐渐增多了起来。假若作一个比较的话，四代作家６０多年的时间跨越中，如果说８０年代前女性小说家只是一个、两个的，而８０年代后包括断断续续写小说的已发展到了十多人。虽然这个数字比起男性作家来说仍很微少，但却是非常可贵的一个群体了，她们的小说创作无疑也参与着对山西小说世界的支撑。应该说，在山西文学走向新的发展高潮的过程中，她们作为一个群体——虽然还远不够强大、不够突出，毕竟是已成为山西文学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一支力量，为山西的小说园圃增添着美丽的、多样的花葩。

这个群体在山西的分布很有意思，与山西地形走向相应合，均匀地构成了贯通南北中的一个小说创作生态带。在晋南主要活跃着张雅茜、高菊蕊，在晋东南主要活跃着张素兰、葛水平，在晋北主要活跃着高芸香，在晋中太原主要活跃着蒋韵。在这个生态带中，断断续续进行小说创作的女作家还有其她一些人，包括钟铧、池艾君、常剑花、徐小兰、陈亚珍等等。所有这些女作家的小说创作，它们既承载着共同的山西地域文化，又都各自体现着独特的一些当地风情特色，体现出山西不同文化区域的文化底蕴。例如蒋韵《我的内陆》中，对省会都市太原及都市知识女性的生活作了真切的表现；张雅茜的《依然风流》中，则把晋南黄河古渡口及晋南风俗人情描写得淋漓尽致；葛水平《甩鞭》《天殇》中，又把晋东南生活的风俗画卷展露在我们面前。

总之，可以说有似“碧玉妆成一树高”，“晋军”女作家群小说创作的发展是给人以欣喜的。当然应直言指出的是，这个作家群中蒋韵显然是在艺术上达到相当圆熟的，而其他诸位在创作功力和艺术上都还有所差距。有时显得视野狭窄题材老套，有时停留于故事的叙述缺乏深度蕴涵，有时在情节设置、语言转换、叙述节奏等基本技巧上尚显生硬，这些问题无疑都影响着她们的小说质量，以至每每有好的故事胚子，却不能作成妥贴到位、有滋有味的一流小说。另外从整体上看，其队伍还不稳定，其作品也不够丰硕，还未达到应有的高度。说实在的，这个女作家群的发展前景既是充满希望的也让人捏一把汗。而最终能否保持目前的发展势头，能否持之以恒、潜心创作，不懈地追求文本蕴涵的深厚和艺术造诣的高峰，将无疑是决定其未来景况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