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外二篇）

孙喜玲

母亲于２０００年的夏季告别了人世，享年８３岁。

一直想写写她，却一直没有勇气提笔。不想去触动那份伤痛，只要稍做回忆，就会禁不住泪流满面。

有一种爱是永远不会褪色的，那就是母爱。

在这个世间，许多东西都在变，朋友可以成为路人，上级会成为下级，丈夫会和你离异，子女有可能不孝，兄弟姊妹能够六亲不认，山盟海誓的爱情转瞬灰飞烟灭……没有什么东西是人自己能够把握住的，惟有母亲对子女的爱永远不会改变。

母亲出生在黄河岸边的黄土高坡，年轻时心灵手巧是全村里头一份。只是命苦，１２岁死了亲娘，不到１４岁就被外公卖到邻村给人当了童养媳。

多少了解一点上一辈人的苦难，就会深刻理解中国革命的合理性和必然性。

母亲和比她大十多岁的男人合不来，倍受丈夫的虐待和欺凌，挨打受骂，日子过得苦不堪言，小小年纪就对生活失去了信心，生养了４胎都故意不去照管，狠着心任其死去。因为她不愿意给这样的男人留后代，更不愿意自己的亲生骨肉活在没有亲娘的世上受苦，１７岁那年趁着村里闹红火没有人注意，在窑洞里上吊自杀，被婆婆发现救活了过来。母亲对这样惨痛的生活经历刻骨铭心，生前常常提起，说上吊其实很容易。开始，她把头伸进吊绳里，试一试，头胀欲裂，眼冒金星，心想，死起来咋就这么难。又想想难熬的苦日子没完没了，狠狠心咬咬牙，一蹬腿，就什么也不知道了。婆婆把她救过来后，她浑身疼痛犹如针扎，舌头吐在外面怎么也收不回去，很长时间都说不清话。她因此一辈子都恨我的外公。后来婆家怕她再次自杀弄出人命来，就一封休书把她给休了，母亲高兴极了，以为从此可以脱离苦海，但外公硬是不让她回去，和她的婆家说，我闺女又没有犯了“六出”，凭什么把我的闺女休了。还说一个闺女家让婆家休了是最大的耻辱，回到娘家来给娘家人败兴。母亲什么时候提起来都要骂外公心狠，亲生闺女的命都不放在眼里。

当时鳏居的父亲为避战乱，背着照相器材跟着阎锡山的部队来到了黄河边，经人说合，花了２００块现大洋，才买下了母亲的一条命。母亲说：“自嫁给你爸，我就眼睛看东西也亮堂了，心里也气顺了。”这样才有了我们兄妹４人。

母亲不幸的婚姻是她心底无法抹平的大痛，是她的噩梦，这个噩梦伴随了她整整一生，直到瘫痪在床，还经常被那个男人从梦中吓醒。

母亲跟着父亲漂泊了几年，解放后，带着我的大哥回到了晋东南老家，正值土改时期，因父亲“上无片瓦，下无寸土”而分到了土地和房屋，但母亲并没有过几天好日子又掉进了苦海中，父亲原来凭着照相的手艺，可以挣很多钱，养家是不成问题的。解放后，搞公私合营，进了县照相馆，因他抽大烟落下的肺病日益严重，没过多久照相馆就让他提前办退休，父亲一恼火，说，算了，我干脆直接退职吧。这样父亲一次性领了１０００多块钱退职金，彻底脱离了照相馆。拿着这１０００多块钱买了一套照相器材，准备从头干起。以为只要有这点手艺，不怕饿了肚皮，谁知没干了几天，就被“割资本主义尾巴”给割掉了。从此全家６口人，没有了任何经济来源，父亲受了打击，从此一病不起。家里穷得揭不开锅，吃了上顿没下顿。大哥生性要强，考上了高中却因交不起学费只好辍学。大哥因此躺在炕上哭了３天，而后只能认命，成为一个新中国有文化的农民。一个工分２毛钱，身单力薄，一年累死累活干下来，还得倒打借条。

母亲一双小脚，旧式妇女，大字不识一个，根本没有劳动能力，炕上躺着一个病人，地下是４个不懂事的小儿女。那是三年困难时期，共产风正刮得昏天黑地，我和妹妹尚在大队办的幼儿园整天吃着小米煮白菜，全村人都到大食堂吃饭，顿顿猪汤狗食还吃不饱。谁家都有因饥饿而致的浮肿病人，父亲除了肺病也得了浮肿病，整天喘不过气来，哼哼呀呀的。二哥上着小学，浑身上下破破烂烂，淘气得出名。为了养活全家，母亲就经常捡些破鞋烂袜子，拿回来清水洗净了，然后用牙一条一条的把里边的麻绳给拽出来，送到收购站换点零钱。看着一家小的小病的病，不知道这样的苦岁月何时是个头，母亲经常是又苦又累又愁又怕。心里十分憋屈了就敞开嗓子吼吼着瞎唱一气，唱着唱着一准会变成号啕大哭。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老天啦，这可叫怎么价活呀！”

有一年，临近年根，队里给每户配给了一盒火柴，母亲身上却只有一分钱，站在西风呼啸的大队门口，看着人来人往，就是拿不回来这２分钱一盒的火柴。

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父母让我跟了吕梁山里的妗妗。一走就是６年，那时我只有６岁。

１９６７年，因吕梁大旱，庄稼歉收，妗妗和舅舅要去石楼逃荒，怕我跟着受罪，父亲病重又想见我，在矿务局工作的姑姑接济了一把，我才被大哥叫了回去。同年腊月父亲去世，那时大哥２１岁，二哥１６岁，我和妹妹一个１１岁，一个１０岁。

有了这样贫困的经历，对于文革中的“忆苦思甜”从来都没有弄明白过。

这样的苦岁月过了许多年，用母亲的话讲，叫“不睁眼的天照应”，我们兄妹４个都健健康康地活下来了。大哥凭着自己的能耐娶了一个一分钱彩礼都没要的好媳妇。二哥应征入伍，随后也吃上了皇粮。我在１４岁那年参加了工作，考到县剧团，很快转正。一个月１８块的工资，除了扣掉１２块伙食费外，就只剩下６块钱。一般是给母亲２块，给病重的妗妗２块，我自己剩２块。母亲看着我穿的不像话，把惟一的一口猪卖了，到邻村去称回了几斤生羊毛，在棉花车上纺成线，用拨吊捻成双股，再用红色的颜料煮了，让我自己给自己织了一件毛衣和毛背心穿。后来的岁月里我有过许多漂亮的衣服，有些衣服买来后穿一次就送人了，穿过之后也毫无印象，念念不忘的只有这两件用母亲的爱和心血织成的毛衣。

一年冬天，我因剧团的生活和饮食太没有规律，适应不了，得了胃病，母亲每天都要捣着两只小脚跑很远的路到剧团里给我熬浓稠的小米粥，焙干馍馍，坚持了一个多月，治好了我的胃病。

每次剧团放假回到家里，母亲没有什么好吃的给我，大嫂喂着几只母鸡，母亲想让我吃好点，又不想惹大嫂说什么，就趁大嫂不在家的时候，去下蛋窝里偷偷地拿几个，然后给我炒鸡蛋，做葱花烙饼吃。母亲做的葱花烙饼焦黄松软，薄薄的一层一层，非常好吃。那些年回到家里最大的享受就是吃母亲做的炒鸡蛋就葱花烙饼。吃得是那样地理所当然，天经地义，从来都不知道感恩，也从来没想过要心存感恩。只有母亲的爱，不用你去刻意想着如何报答，不用背负难以偿还的人情债。后来吃过不少的山珍海味，生猛海鲜，但是没有什么东西能比得上母亲的葱花烙饼。

母亲手巧，做的土豆丝炒尖椒是风味独具的，没有谁能炒出那种脆香的味道。１７岁调到地区歌舞团后，我患了严重的神经衰弱，导致胃神经官能症，由于厌食，瘦得皮包骨，绰号叫“一风吹”。母亲知我爱吃她做的尖椒土豆丝，每次回去，总要给我带一罐子油浸浸的土豆丝。一次下乡演出，我把母亲给我的土豆丝打进了行李，结果打开行李一看，那瓶子里的油全部从盖子里渗漏出来，把被子褥子枕巾弄得一塌糊涂，我好一阵收拾，心里还直抱怨母亲。

后来家里的经济状况好转了，大哥盖了楼，二哥也成了家，可我们却是走的走调的调，很少回到她的身旁。留给母亲的是晚年的孤独和不尽的凄凉。母亲常说：“儿跟婆姨女跟汉，留下个老鬼无人看。”偶然回家住两天，母亲最大的快乐就是和我唠叨唠叨她的见闻，说说谁家的闺女出嫁收了多少彩礼，谁家婆媳因为什么打架了，谁家的弟兄分家了……我却只能坚持听她讲一天，很快就会表示不耐烦听，这很惹母亲伤心，骂我：“我一把屎一把尿的把你拉扯大，回来住两天连句话都说不成，甚的个闺女。”我那时不懂老人的心，也不理解她的苦闷，以为永永远远都可以一进家门叫一声“妈，我回来了。”直到她老人家彻底的离开，才猛然觉醒，原来母亲还有死去的一天。原来我会为她的去世这般伤心。

有几年我因失恋，精神上受到了重创，无处可以回避那份刻骨的伤痛，只好回到母亲的身边小住，以求得一丝慰藉。但躲避不是永远的办法，最终还得回到现实中去。临行前，母亲从箱子里拿出一个大包袱，一层一层地打开，让我看她的送老衣，那是母亲平时用我给她的零花钱陆陆续续买了布来，又一针一针缝好的。母亲告诉我，哪件是穿在里面的，哪件是穿在外边的，听着我就鼻子发酸，很想哭。面对这些送老衣方才意识到迟早有一天我会失去我可怜的母亲。可我强忍着不想把那眼泪淌出来，用很粗暴的态度遮掩着自己的内心情感，不耐烦地对母亲嚷：“你不要老说这些行不行？”母亲无语，又一件件地将那些衣服原样包好，宝贝似的放进了箱子里。大嫂在院子里催促说：“快走吧，再不走就误了车了。”母亲送我到大门口，安顿我说：“万一误了车，你就回来啊。”我觉得自己的眼泪快要控制不住了，连头也没回，硬着心肠走了。我知道身后是一双慈爱的眼睛在目送着我，直到望不见我的身影。

母亲过不惯城市的生活，也摸不清东南西北，在家吵着要出来，出来了住不上几天又闹腾着要回家，我只好由着她，尽量满足她的各种愿望，对她的孝敬也大都表现在经常给她点零花钱。虽然钱是不能代表一切的，但母亲很知足，常对人说，多亏有我这个闺女。让我想起来就觉得很内疚。

母亲没有文化，一辈子说着地道的吕梁话，常把味精说成“围巾”。母亲从来不明白改行后的我在外面干些什么，只知道我调来调去也还是挣工资的，吃供应粮的。有时候镇上人告诉她，说你闺女了不起，在报纸上发表文章了，当作家了，当官了，她也听不明白，见了我问：你上报纸了？什么叫个作家？你当什么官了？我告诉她说不是什么官，只是一个副总编，母亲不明白，问总编是个什么？我笑笑，从来没有给她作过解释，我知道和母亲说了她也不会懂。

母亲在去世的两年前因患老年高血压得了偏瘫。我能做到的只有不惜代价为她购买些好药，但终究没能治好她的病，在她最后的两年里，又饱尝了病痛的折磨。一直嚷着活够了活腻了，这死也死不了活又活不成的罪她不想受了。见面就哭，说，喜玲呀，这可叫怎么办呀？问我是不是她造了什么恶孽，才会得这种病。我没有任何办法，只能给她语言上的安慰，经常回去看看她，给她买些她喜欢吃的东西和她需要的衣服，给她钱花，然后看着她活活地忍受。在母亲的身上，我读懂了生命的无奈，顿悟了佛门教义。不想死的时候必须死是一种无奈，想死的时候死不了更是一种无奈。理解了平常人们恨谁了，骂“我会让你死不了也活不成”这句话是多么的刻毒。可是生老病死是任何一个人都跳不出的苦海呀。

母亲大限的到来，是我最害怕的时刻，我为这一天早就恐惧着。然而不可回避的事实终于还是无情地到来了。大哥打来电话，说怕是不行了，叫我赶快回去。当我赶到时，只见母亲脸色蜡黄非常可怕，令我没有勇气上前去面对她。她正在打着点滴，我不懂那已经是临终的迹象，对她的好转依旧抱着希望。母亲一直嚷着要吃一口汤面，我说我这就去做，二嫂说，等等，输完这点液再做，要不做出来不能吃就放凉了，我觉得二嫂说的有道理，就没急着去做，等后来做好端来时，母亲已经一口都咽不下去了。天下不孝子女，无过于我。我因自己有病，离家太远，没能在母亲的身边端茶送水，没有尽到一个女儿应尽的孝道，临终前又没有按她的要求给她及时喂一口汤面，悔愧难当。母亲本来可以安静地、毫无痛苦地走掉的，但正是我让家里人尽量抢救她，把她从昏睡中弄醒的，因此又让她多忍受了些痛苦。有时候做儿女的为了自己良心平衡而不顾及老人的愿望实在也是一种莫大的自私。母亲对抢救她很不满意，临终前一直在骂我们黑心眼。我理解母亲是不愿意活下去了，所以很讨厌给她打点滴。母亲挣扎着想动一动那只扎着针头的胳膊，但为了不让针头跑偏，我们硬是抓着她不让她乱动。最后母亲终于不挣扎了，身体在慢慢地松软，我以为她累了，睡着了，可是她那只瘫痪了的左胳膊已经冰凉。此时二嫂方才觉察到情况不妙，叫了一声不好，说怕是咽气了。

就这样母亲永远地离我们而去了。我看着生命在母亲身上一点点消逝，最终彻底死亡而束手无策。此刻对人生的感受之深实在难以言表，真想一头扎进佛门再不踏尘世半步。

我含着热泪为母亲穿好了她６０岁时就给自己缝好的送老衣，众人进来把穿装好的母亲抬到了地中间支好的门板上。我开始收拾她生前的东西，打开她惟一一个用来放值钱东西的小木箱，见里面只有２００元钱，几袋方便面和一块包钱用的破手绢。我问母亲，你养儿育女含辛茹苦一辈子，最后得着的就只有这几包方便面吗？看着那几包方便面，不由得心如刀绞，声泪俱下。

我最后能为母亲做的事，只有把她的后事办得风风光光，遵照她的意愿为她点了整整７天的长明灯。母亲迷信，说如果不给她点灯，她在黄泉路上会看不见的。安顿我们千万不要让长明灯在半中间给灭了。母亲躺在我给她买的棺材里，棺材是红松木的，很厚实。这也许是我惟一的一点安慰。

母亲去后，我不愿意再回到那个生养我的老家去，我怕一进院子禁不住会喊一声“妈，我回来了”，而母亲却不会一手搭着围脖一手拄着拐杖从老屋里出来迎我，高兴地说：“啊呀，是喜玲回来了！”

这样的日子永远都不会再有了。

这世上，除了母亲，有谁会永远不变地爱着你？

除了母亲，有谁会任由你撒娇撒赖，包容你的坏脾气？

除了母亲，还有谁会不计较你的成败得失，任天塌地陷，也会坚定地认定“我的闺女脾气不好，可我的闺女是个好人”！

常常巴望见到你，时时把你放在心里，挂在嘴边的，只有母亲；无论你走到哪里，在你的身后，关爱地注视你，为你担心，为你挂虑，喜你所喜，急你所急的，只有母亲。

可是直到有一天永远失去了这份爱时，你才知道她的珍贵。

很想再听听母亲讲述她从前的故事，听听她絮叨的那些家长里短，可是永远都不会了。母亲不再麻烦我们，我们也不能再惹她生气。对母亲来说，死亡是她的解脱，可给我留下的却是一身如寄的飘零感，是深深的失落，是茫然无措，是揪心的疼痛。

哎！我可怜的母亲呀，你的在天之灵可曾安息？

缺乏一份好心情

朋友来电话，问我过得怎么样，我说什么都不缺，只是缺乏一份好心情。

朋友对这种感觉颇为赞同，彼此感慨一番，却也说不清为什么。

人到中年，对一切的一切都变得麻木不仁。不再对什么好奇，不再轻易激动，不再热情奔放，也不再做五彩缤纷的白日梦，甚至没有了眼泪，没有了叹息。日子过得四平八稳，油盐酱醋样样齐全，却少滋没味。能够做到的已经做到，做不到的似乎也没有多少精力再去为之苦苦奋斗了。曾经如影随形的忧伤、哀怨、闲愁、孤凄，不经意间灰飞烟灭，不知所终了。这实在应该说是一种解脱，可不知为什么总也愉快不起来。

生活固然充满烦恼，可也并非处处都天昏地暗，如果你愿意，总也能找出许多理由来让自己的心情明快一些。但这种刻意寻找出来的高兴大概维持不了一个小时，就像犯了烟瘾一般，很快又会掉进沮丧的深渊不可自拔。那种莫名的消沉感、灰心感、无聊感实在是难以克服。问作家朋友，说是我童年的心理积淀所致。搞不清这样的说法究竟对不对，总归是心情不好。

有时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偶尔也邀三五好友聚一聚，无非饭店里吃一顿喝两口，谈笑风生再加卡拉ＯＫ两嗓子，似乎那份莫名的郁闷得以化解了。可一觉醒来，一切都没改变，一切还是老样子。佛说“境由心生”，我说“心由境生”。

大处着眼，不说君子小人们的丑恶嘴脸和卑鄙行径，也不说充斥周遭的腐败和不公平，也不说中国特色的内讧和倾轧，更不说环境污染，河流干涸，人口爆炸，臭氧层破坏，还不说一日三餐蔬菜粮食肉类里的农药、激素、避孕药，因为说这些会有“忧国忧民”之嫌，更因为这不是一介平民有能力改变的现实。虽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管不了责有什么用？就说阅读吧，有几篇文章会令你轻松愉快呢？最近读了李存葆选载在《海外文摘》上的《古槐》，有深度有厚度，也极富文采，写的是山西洪洞大槐树的历史和现在。山西的事，山西的作家们没能写出来，这只是一点遗憾，并不令人难过，难过的是文中展示的一系列事实。时代进步了，但解放前保存很好的自然资源，毁在了我们的手里，干涸的又岂何止是一条汾河，死寂的何止是不见了的老鹳鸟。读这样文章，只要你还有三分良知，你的心情绝对好不起来。读蒋子龙的《城里人吃什么》，简直要令人呕吐绝食了。文章告诉人们的事实，岂止是“不愉快”能够涵盖了的，那是深重的危机感，是无可奈何的茫然、困惑和恐惧。生活在和平岁月的危险和残酷，一点也不亚于战争年代，不同的只是形式而已。

在《文摘报》上看到了《梁思成与北京城》一文，了解到北京古城墙的毁灭原由以及梁思成先生苦心孤诣竭力保留的徒劳，至此也才知道美丽的北京原本可以更加美丽，全长达３９．７５公里的古城墙原本可以成为世界上最特殊的立体环城公园，但是被粗暴地拆掉了。理性和科学败退在了愚昧无知者手里，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悲哀。

梁思成先生悲叹道：“拆掉北京的一座城楼，就像割掉我的一块肉；扒掉北京的一段城墙，就像剥掉我的一层皮。”当我们了解了这样的事实，又怎能没有掉肉剥皮的感觉呢？可是我们捶胸顿足，痛心疾首又有什么用呢？我们既不能学习西方的先进经验，又不能很好保留自己历史文化的精粹；没有毁灭在战火中的东西，毁灭在了解放后社会主义建设的新中国。面对这样一个事实，你的心情又怎么能好得起来呢？更为可悲的是我们在毁灭属于人类文明的同时，在许多人还吃不饱肚子的情况下，又到处修建除了劳民伤财没有任何价值的仿古建筑，以至于我们有“幸”随便走到哪里，都可以看得到一些不伦不类非驴非马令人嗤之以鼻的玩艺儿。这一系列的“成果”说明了什么呢？

令人心情不好的原因，阅读沉重的文章只是其中一种。这样的不愉快也还好避免，不看或者少看也就是了。有时候混沌无知，麻木不仁或许正是一种养生之道。那么电视节目又怎么样呢？许许多多粗制滥造的肥皂剧如鲁迅所说的，无端地浪费别人的时间无异于谋财害命，奉陪不起，也看不下去。看看写实性的破案过程，也只能令你的心灵充满污秽。插科打诨式的节目，同样给人浅薄无聊的感觉。好的电视节目的确少之又少，有报纸报道一个外国老太因嫌电视节目无聊，干脆抱起电视机扔到窗外去，从此参加到反电视的行列中，真令人心生同情之感。

在办公室和家里呆腻了，出去走走，散散心，本该会好一些。可是漫步在喧嚣嘈杂、空气污浊、震耳欲聋的肮脏街道上，只能给你更深一层的烦恼和不快。

人们常骂轻薄女人为水性杨花，可也许水性正是我们最缺乏的。

假如我们能够进到厕所是苍蝇，见到垃圾是乌鸦，去到花园变蝴蝶，掉进水里变鱼虾，随世态方圆而方圆，随环境变化而变化，闻臭粪和鲜花一样清香，见丑陋与美丽同等悦目，既无道德信条，也无行为准则，更无舆论、观念的约束，也许会快乐得多。问题就在于人性不同于水性，有几人能够真正做到随缘自适，随物赋形？所以古人教导说：“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可是你所赖以为生的“沧浪之水”永远也不清呢？许多时候，你不得不用脏水“濯缨”，这就不仅是不愉快了，而是一种揪心的痛苦。这不是真理，却是事实。

烟云泉石，花鸟苍林，幽邃浓碧的旖旎风光，是可以常常领略到的吗？脱屣世事，放浪形骸，物我两忘的旷达情怀，是可以日日拥有的吗？光烨如烈，璀璨如玉的精美事物，是可以时时得到的吗？温蔼娴雅，蕴藉有致，心气相投的朋友是可以每每遇到的吗？识人明断，任人唯贤，修养有素的领导，正好就是有权决定我们命运的上司吗……我们所能够做的，只不过是为了些蝇头利禄，蜗角功名，屈背弯腰，敛情约性，在一具假面具下日复一日地煎熬挣扎而已。唯其这样，才可能挣来五斗米养家糊口。为了生存，我们必须给自己戴上马勒，在命运的皮鞭下，常行于不得不行，止于不可不止。

有时候问自己，除了对周遭的现状和处境做不到“乐其俗”外，可说是能够“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老子语）了。进入了不惑之年，更深一层地理解了“神莫大于化道，福莫长于消祸”（荀子语）的道理，明白了生活本就是忍受多于享受，不再奢望不可能得到的一切，心态早已归于恬淡平和，可为什么就不能活得愉快一些呢？

人云：“知足者常乐。”如果知足是快乐的惟一标准，我该属于不知足者流，所以我才缺乏一份好心情。

只是，这样一种武断的推理无论如何说服不了我自己。

也说“红颜薄命”

最近重读了清代文康著的《儿女英雄传》，书中“二姑娘”这个缺心少肺的人物，令人联想到所谓的“红颜薄命”。

饱经人世风霜后，再回过头来重新咀嚼生活况味，就如同阅读一本旧书，对命运的感悟和理解，自会有一种新的视角和体会。

《儿女英雄传》里对二姑娘是这样描写的：

还不曾走到跟前，听见那帘子唿搭一声就出来了一个人。安老爷在堂屋上首向西坐着，看得逼真。见那人约略不上３０岁，穿着件枣儿红的绛色棉袄，套着件桃红衬衣，戴着件大红领子，挽着双水红袖子，家常不穿裙儿，下边露着玫瑰紫的裤子。衬着那一双四寸有余的金莲儿，穿着双藕色小鞋子，颜色配合的十分匀称，手上戴着金镯子玉钏，丁当作响，镯子上还拴条鸳鸯戏水的杏黄绸手巾；头上簪儿珠桃金翠争光，簪儿边还陪着根猴儿爬杆儿的赤金耳挖子。花枝招展，装点鲜明。大娘子看了问道：“今日甚么事这么打扮着？”只听他（她）笑道：“说有客来了么。我说看老爷子叫我见呢。”大娘子说着，又望他胸前一看，只见他戴撬猪也似的一大嘟噜，因用手拨弄着看了一看。原来胸坎儿上戴着一挂茄楠香的十八罗汉香珠儿；又是一挂早桂香的香牌子；又是一挂紫金锭的葫芦儿；又是一挂肉桂香的手串儿；又是一个苏绣的香荷包；又是一挂川椒香荔枝；余外还用线络子络着一瓶儿东洋玫瑰油。这都是邓九公走遍各省给他带来的。这里头还夹杂着一副镂金三色儿一面檀香怀镜儿，都交代在那一个二纽儿上。大娘子看了说：“我的小妈儿呀！你可坑死我了！怎么好好歹歹的都带出来了？”他又嘻嘻的笑道：“都怪香儿的么，叫我丢下那件子呢？”

二姑娘生就一副福相，“鬓角儿不用梳头，那头发便一指多厚。雪白的一个脸皮儿，只是胖些，那脸蛋子一走一哆嗦，活脱一块凉粉儿……”二姑娘不漂亮也不算丑，塌鼻梁，厚嘴唇，眼睛一乐没了缝，细皮白肉，是个典型的女人，却没有寻常女人的心机和灵秀，憨厚得有些傻气。用今天的话说，是“不够数”，“十三点”，缺心眼子。书中有一节，描写邓九公和安老爷正商量事情，二姑娘送过茶来，凑到大娘子耳边嘁喳了几句。大娘子笑着，皱皱眉道：“咳！不用吆！”邓九公道：“你们鬼鬼祟祟又说些什么？”大娘子说：“不用问了。”……那二姑娘忍不住，自己说道：“今儿个他二叔合他大爷他爷们儿不都住下么？我想着他们都没个尿壶，我把你老的那个刷出来了。你老要起夜有我这马桶呢。你跟我一堆儿撒不好喂？”把个安公子逗得喷了一地茶水。

书中说道：“列公切不可把这位姨奶奶误认做狎邪一路。自开天辟地以来，原有这等混沌未凿的人。世间除了那精忠纯孝大义苦节四相人定可至诚格天外，唯有这混沌未凿的人最蒙上天爱惜，无不富贵寿考，安乐终身。他绝不得有那红颜薄命，皓首无依之叹。只怕比起那忠臣孝子义夫节妇更上一层。真正令人起忻起羡也！”

这种论调固然陈腐得可以，但这个事实却是被现实无数次印证了的。上天从不肯把所有的福泽赐给一个人，尤其是聪明美丽的女人。给了容貌，不给智慧；给了才华，不给美德；给了你才华智慧美貌，不给你福禄寿考运气……总之给你两样好，总会搭配数样的坏。民间常说小孩子过分聪明伶俐不是好事，会折福折寿，指的或许就是这种现象。

历史上命运最好的女人莫过武则天了——聪明、美丽、智慧、才华、地位、权势、福禄、寿考，都是古往今来天下第一份的。但她也仍有许多缺憾，比如爱情。她有过许多面首，但都不是爱情。因为爱情的先决条件是平等，而武则天的地位决定了她什么都可能拥有，就是不可能和任何人平等。而她为此遭受的磨难、坎坷、委屈、痛苦、以及煎熬和挣扎，也是常人无法忍受和想象的。武则天不是常人，不能以常理而论。就一般人而言，很少有谁能够把所有的好事占全。《红楼梦》中以林黛玉为首的十二钗，一个个秀外慧中，心性高洁。然而却如贾正所言，没有一个是福寿之辈，这固然和社会时代以及个人的命运不可分割，但也和她们过分的出类拔萃有关。人们只知红颜命薄，但说不好为什么红颜就一定命薄。常见的一种解释，是说由于遭了造化的忌讳所致，这仍然和“天忌英才”一样，是一种说不清为什么的现象。现实生活中，像“二姑娘”这样憨呆笨拙，缺心少肺的女人，正如《儿女英雄传》中所言，偏偏最蒙上天爱惜，多能够富贵寿考，安乐终身。细分析起来，这样的人受上天爱惜固然是真，但更也许那福分就在自身的憨厚傻气之中，这种人天性乐观，生就了随遇而安的秉性，即使生活不如意，由于木讷而疏于感受，三分痛苦也就只有半分了，与“七情内伤，所愿不遂”而来的疾病自然无缘。“二姑娘”嫁给了七老八十的邓九公做姨奶奶，整天乐嘻嘻的，只知邓九公如何疼她宠她，又丰衣足食，便觉幸福满足得不得了。倘若换了一位才高貌美多愁善感的聪明女子，一准会生出许多怨怼和烦恼，一会儿恨自己命薄，嫁了一个糟老头，还是一个偏房，一会儿又怨邓九公老迈年高，一旦驾鹤西归，自己后半生该依靠何人……等等的烦恼由此而生，大概不等邓九公呜呼哀哉，自己先愁死了。

大凡一个人天资聪颖，才貌超群，就免不了自怜、自伤、作“智者忧”了。忧愁思虑，伤感叹息，一个沮丧的念头滋生，便禁不住一而二，二而三，枝枝蔓蔓，丝丝缕缕，无边无际，缠绕不休起来。林黛玉的早夭，错在她过分聪明伶俐，那因了太美丽，太优秀而致的感情孤独和心灵孤独，以及爱而不得等等烦恼，使得她“焦首朝朝还暮暮，煎心日日复年年”，长此以往，少有不得病，不折寿的。

“红颜”之所以“薄命”，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红颜”们多自认为出类拔萃，有资本和资格比常人生活得更好，得到的更多，所以对生活的期望值也就很高，容易生出许多脱离现实的理想和愿望来，而一旦这些理想和愿望不能实现，就会长吁短叹，忧心如焚，食不甘味，夜不成眠，怨天尤人起来。假设如果把林黛玉嫁给邓九公，她是绝不会有“二姑娘”的满足和幸福的。以她出身的高贵、闭月羞花的容貌、超尘拔俗的气质以及玲珑剔透的才思，整日面对一个二百五式的糟老头，大概不死掉也会疯掉。同样的事情放在不同的人身上，会有绝然不同的结果。命的“薄”与“厚”固然是上天的意志，同时也取决于人对生活的态度，让林黛玉成为“二姑娘”就像让“二姑娘”成为林黛玉一样，是绝对不可能的事。

为人之道如此，为官之道亦如此。平庸无能、稀里糊涂的人偏偏多在领导他人的岗位上，且官运亨通。而精明强干，胸怀大志，才学卓著者，却往往命运不济，宦途坎坷，为此引发出多少圣贤哲人的愤懑和叹息，说：“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又说：“自古圣贤尽贫贱，何况我辈孤且直。”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叹道：“无才可去补苍天，枉入红尘若许年。……”这里所说的“无才”，不过是一种自嘲，“无命无运”才是他真正的涵义。这种现象，愚以为，吏治问题是一个方面，上天厚爱平庸的人也是一个事实。和“红颜薄命”、“天忌英才”一样，这里面有着说不清的道理。由此而言，那些“才自清明志自高”的人们，大可不必抱怨生不逢辰、怀才不遇，但求自己糊涂一些、愚钝一些，那运气和福份许就自在其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