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大众传播中的异化思考

张玲君

摘要:近年来,大众传播以特有的方式为人类带来巨大的信息资源,它潜移默化的影响着人类的生产、生活和学习。作为主体的人也在大众传播过程中被无形的异化,本文以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和大众传播学中的相关理论为基础,以“小沈阳热”等文化现象为索引,揭示了人类受大众传播异化的表现,从而提出增强人类在大众传播中的主体性地位问题。

关键词:大众传播;异化;人;主体性

中图分类号:B842.6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09)26—0015—02

最近,小沈阳已成为当下最热的一种文化现象,09春晚的一炮而红验证了草根英雄“一夜成名”的无限可能。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赫伯特·西蒙所说,“随着信息的发展,有价值的不是信息,而是注意力。”现代意义上的大众传播似乎抓住了这个特点,渗透性的融入到人整个生活中,并成为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然而透过“小沈阳热”的背后看大众传播,人作为主体似乎已无形的被大众传播异化,现代人开始对“个性”进行膜拜,09湖南卫视快乐女生的曾轶可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于是大众传播使文化的主流意识形态向娱乐文化相妥协。

所谓大众传播,就是专业化的媒介组织运用先进的传播技术和产业化的手段,以社会上一般大众为对象而进行的大规模的信息生产和传播活动。[1]对于异化,我们日常思维方式认为,由原有事物派生出来的新事物和原有事物有一定的内在相似性、继承性。但异化恰恰相反,新事物与原有事物是内在相异的、相对立的、反而要统治原有事物。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著作中以复归人性、全面占有人的本质为尺度,对资本主义生产中人的劳动异化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批判,开启了对人哲学层面的思考。他把异化和劳动结合在一起提出“异化劳动”理论,从异化劳动中看到了主体——现实的人。大众传播的过程在现代社会中实质上也是一种异化劳动的过程。

一、大众传播带来人的主体依赖性异化

人全面自由发展的实现过程,实质上是生产力和社会发展的过程,它与生产的变革、科技的进步紧密相连。每一次生产工具的变革和科技的进步,都极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2]大众传播的发展使人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电视、广播、杂志、网络等成为现代人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人通过大众传播获取了越来越多的信息,在闲暇时开始接触各式各样的娱乐信息以调节生活,一旦没有了这些娱乐信息,有的人甚至无所适从。然而信息的过多占有也致使人们依赖性增强,依据马克思的对象性理论,如果某物是作为满足你存在的对象而存在的,那么该物就是你的对象性存在物。信息是作为人的对象性存在物而出现的,许多人必须占有这样的对象才能存在,那么这时,人对该对象也即大众传播信息就会产生依赖性,即每天都会抽出大量的时间占有这些信息,甚至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去占有无用的信息。

正像09湖南卫视的快乐女声一样,一部分少男少女迷恋其中的某个选手,以致于丢弃学业,只身前往比赛地为选手加油,甚至到了癫狂的地步。这样的举动无疑是没有任何价值的,他们只是充当了大众传媒的牺牲品,心理被大众传播严重异化。他们把追星当成了自己的价值取向,这无疑是大众传播影响的结果。马克思在分析工人被自己创造的产品异化时指出:“工人把自己的生命投入对象;但这个生命己不再属于他而属于对象了。因此这种活动越多,工人就越丧失对象。凡是成为他劳动产品的东西,就不再是他自身的东西。因此,这个产品越多,他自身的东西就越少。”这些少男少女对选手信息占有的越多、依赖感越强,他自身的东西也就越少。他们在大众传播的支配下像一个接收繁杂信息的机器,成为过分依赖大众传播而又严重受到大众传播异化的单面人。

拿现在有所争议的“小沈阳热”是否有助于保护“二人转”问题来说,一些二人转研究人员认为,现在的民间艺人把原本的“唱说扮舞”改成了“说学逗浪唱”,“浪”原本指舞蹈,现在成了淫秽的东西。传统二人转中“唱”是第一位的,现在的二人转把唱放在了末位,而且多唱一些与二人转无关的流行歌曲,但观看者仍是络绎不绝。这不得不说是对大众传播的严重依赖。这种依赖还表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成为“电视人”、“容器人”,也就是传播学上讲的“媒介依存症”。这种人注重自我意志的自由,对任何外部强制和权威都不采取认同的态度,但却很容易收到大众传媒的影响。他们的行为像不断切换镜头的电视画面一样,力图摆脱日常繁琐性的束缚,过分沉溺于传播媒介之中不能自拔,从而形成了孤独自闭的性格。这不由引起我们的深思,大众传播原本是人劳动的产品,然而在自己的劳动产品面前人变得如此软弱与无助,甚至已经到了人自身无法控制的地步,可见人的主体依赖性已经开始异化。

二、大众传播带来了人的主体娱乐性异化

随着现代化技术的日臻成熟和完善,大众传播在娱乐领域发挥着更加淋漓尽致的作用。现代人在紧张的工作、学习之余,最简洁的放松方式就是通过大众传播来娱乐,大众传播的娱乐形式也逐渐多样化。例如,人可以通过广播听音乐,通过电视看球赛,通过网络打游戏,通过这些娱乐形式实现彼此的交往。拿电视来说,“电视用一种不变的声音—娱乐之声说个不停……换句话说,电视正把我们的文化蜕变为娱乐的大舞台。”[3]大众传播娱乐功能的一般特点是易得性和傻瓜化,人可以轻松获得快感。但从过度的数次媒介娱乐来看,沉溺于娱乐中的人的主体性却是被大大地削弱了。从表面上看,人是主动地参与娱乐,但客观上又会造成人无法避开娱乐、难以摆脱,人又是被动的。表面上人是在能动地实现自我的兴趣,但客观上这种趣味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人为的趣味,是由节目策划人和制作人制作出来的趣味。由于现代媒介娱乐对人的顺应性的设计愈加精巧,人也就更难逃避它,人在多次娱乐多次满足后逐渐沉沦,减弱了自我的主体性,这同时也是大众传播“商业主义”产生的原因。

在这个注意力经济时代,小沈阳的走红并非偶然,这种现象揭示出大众传播娱乐沸点和商业沸点制造的有迹可循。用小沈阳接受采访时说的一句话:“什么师傅都知道,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这就是掌控了注意力的运作资源、平台和方法的结果。大众传媒基于自身经济利益的考虑,开始将自己的关注度与受众的娱乐好奇心简单联系起来,不仅制作的节目或内容庸俗,思想浅显,甚至很多媒体开始以娱乐的方式传播信息、吸引大众。媒体在大批量复制诸如造星、选秀等哗众取宠的节目,在此影响下,社会上刮起追星风暴。网络、报刊、电视等对娱乐新闻穷追猛打,对环境形成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这样的直接后果是吸引了一大批少男少女的眼球,他们开始不务正业、盲目追星,沉溺在娱乐中而不能自拔,人们的思想也受娱乐文化的影响开始异化。

三、大众传播带来了人主体能动性的异化

伴随着大众传播带来的人主体依赖性和主体娱乐性的异化,人的主体能动性也在发生着异化。“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人能够能动的使用工具和创造工具”。人们利用主体能动性创造了大众传播诸媒介并使之为自身服务,这个过程本身就是能动的劳动过程。正是由于人具有能动性,人类社会才不断获得丰富,大众传播的诸媒介也是人的主体能动性的成果。但大众传播这种新的工具出现后,并没有强化人的主体能动性而是将它弱化了。对于小沈阳的走红,一小部分批评者从道德的高度去审视,认为中国人的审美感观出了问题,喜欢在“审丑”和对底层的嘲笑中获得快感。一大部分追捧者认为小沈阳为现代人带来了快乐,虽没有教化作用、也并不深刻,但这种单纯的快乐比什么都重要。他们还拿秀兰·邓波儿、卓别林来作为对照。诚然,快节奏的现代生活需要“搞笑艺术”,然而这种搞笑的艺术并不是“恶搞”的艺术,搞笑艺术的幽默以真善美为底蕴,是百炼钢化作绕指柔的一种处世态度,显示的是智慧与深刻,而所谓的恶搞只是油腔滑调的贫嘴和损人取乐的刻薄,甚至以出自身洋相、精神自虐来迎合一些观众的低级趣味。

作为主体的人在大众传播过程中只是在顺应自我的欲望而不是克服自我,人在自我的小圈圈内实现个人本性而不是超越个性存在,这使作为主体的人走向一条人云亦云、随波逐流的道路。现代人只会跟随大众传媒简单的快乐、附和的鼓掌,不会仔细思考这些快乐背后的教化意义与价值,进一步丧失了自身的主体独立性,弱化了主体能动性。一部分人开始对社会批判漠不关心也缺乏对现实的深刻反思。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影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影响才进行真正的生产。[4]人在接受大众传播“娱乐主义”过程中,忘记了自己作为类生命存在还需要承担的另外一种由现实世界所赋予和要求的角色和权利,即人是以一种全面的方式而存在。

综上,大众传播在给人带来海量信息的同时使人类主体不断发生着异化,并且人通过自己智慧创造的信息社会也日益成为异己的强大力量而存在,要改变这种现状需要大众传媒和现代人的共同努力。人被宣称为应当是不断探究他自身的存在物——一个在他生存的每时每刻都必须查问和审视其生存状况的存在物。人类生活的真正价值,恰恰就存在于这种审视中,存在于这种对人类生活的批判态度中。[5]作为大众传播主体的人应该充当起能动性的角色,不断审视自己的主体地位,在享受大众传播带来便利的同时,能动性的抵抗它所带来的异化,这是作为主体性的人亟待进一步思考与解决的问题。

参考文献:

[1]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2][德]卡尔·马克思著.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3][英]尼古拉斯·阿伯克龙比著,电视与社会[M].张永喜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恩斯特·卡西尔(ErnstCassirer)著.人论[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

(责任编辑/彭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