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运动探析

赵 燃

摘要:发生于上世纪50年代的“大跃进”运动有其主客观因素。广大群众迫切要求改变经济落后面貌的愿望,三大改造的完成和“一五”计划的实现为其提供了客观的可能性。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领导对反冒进的批判,在主观上助长了冒进情绪。它主要反映在农业和工业上的浮夸风、高指标。这次运动带来了不切实际、高收购的严重后果。其惨痛教训对今天的经济建设有深刻的警示作用。

关键词:“大跃进” ; 探析

中图分类号:D651.6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09)26—0102—02

人民创造了历史,也要消化和认识历史。重新探析五十年前“大跃进”运动的成因、危害,并从中吸取教训,对今天的经济建设大有裨益。

一、“大跃进”的缘起

“大跃进”出现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的中国并不偶然。从客观上看,首先,中国人民长期以来遭受三座大山的压迫和剥削,贫穷落后,当家作主后,迫切希望尽快改变现状,使民富国强。“大跃进”正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的这种愿望。但由于中国人民长期受“均贫富”、“有饭同食”、“有衣同穿”的平均主义思想影响,共同劳动,吃饭不要钱,就成了人们追求的“理想社会”。1956年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确立,使国家各个经济部门有权统一调动财力、物力和人力,为“大跃进”的发动提供了可能性。同时,三年经济恢复和“一五”计划的完成,建立了一大批现代化骨干企业,培养了一大批骨干人才,这又为“大跃进”的发动提供了物质基础。

其次,1956年下半年和1957年的纠正冒进,是在党内思想不统一的情况下进行的。这一时期,国际国内又连续发生重大事件,使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发生变化,进而影响了党在建设问题上的决策。在西方国家掀起新的反苏反共高潮,特别是波、匈事件爆发后,中国共产党认为,国际共运中出现了新的修正主义[1]。1957年又有少数人借整风之机对中共发动恶意的攻击,使社会政治气氛重新紧张起来。党中央认为仅有1956年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并没有取得对资产阶级斗争的完全胜利,还必须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进行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2]。从此,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中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已基本解决的估计被改变,重新回到阶级斗争上来,对建设规律的探讨也时断时续。

从主观上看,“大跃进”运动又与党在经济建设上 “左”倾指导思想密切联系。当1956年的冒进被周恩来、陈云发现时,毛泽东一方面支持周恩来、陈云等采取的纠正冒进措施,另一方面又多次强调气可鼓而不可泄,主张要保护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实际上保护了在建设问题上的盲目性,为后来的“大跃进”埋下了伏笔。

当毛泽东在1957年11月赴莫斯科参加社会主义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时,提出了中国利用15年左右,在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刘少奇在同年的全国工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向全国人民公开宣布了15年赶超英国的口号。于是,毛泽东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期间,一些地区和部门陆续制订了“大跃进”计划。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正式通过了总路线,正式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分析。会后,把“大跃进”运动推向了高潮。“我们国家现在面临着一个全国大跃进的新形势,工业建设和工业生产要大跃进,农业生产要大跃进,文教卫生事业也要大跃进[3]。”

二、“大跃进”的危害

首先,它违背了客观规律,造成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 、积累和消费之间比例严重失调,打乱了国民经济秩序。根据浮夸风数据编制的年度体制和第二个五年计划,各项指标都远远脱离实际,根本无法实现。在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之后,才有“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提出。从1958年11月开始,中共中央开始纠正“大跃进”运动中的问题。中央多次提出调整经济指标,“压缩空气”,并着手解决经济工作中的问题。到1960年冬,随着党中央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大跃进”运动也被停止。从1961年起,国家不得不用5年时间进行经济调整。这是社会主义建设史上的第一次大折腾。

其次,高指标、高估产带来高征购,使国民经济遭受严重挫折,群众生活极度困难。有关部门估计,1958年的粮食总产量超过8000亿斤。中央政治局留有余地,主张公布6000亿斤到7000亿斤,后来经过检查,实为4000亿斤。依据虚假数据,1959年的粮食产量指标定为8千亿斤到1万亿斤,后来又增加到1万5千亿斤,并力争达到2万亿斤。当时有人曾说:“把地球上的人统统集中到中国来也够用。”后来经过核实,1959年的粮食产量为3400亿斤,比1958年反而减少600亿斤,1960年为2870亿斤,比1951年的2874亿斤还低。

高估产带来的高征购,“严重地削弱了本来就很脆弱的农村生产力。[4]”由于虚假数据而征了过头粮,不少农村因饥馑死亡人数增加,“据中央有关部门汇总,到1959年4月初,山东,安徽,江苏,河南,湖南,甘肃,贵州,河北等15个省区‘无饭吃的人口达2517万”,“据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减少1000多万。在和平建设时期发生这种事情,我们作为共产党人实在是愧对百姓,应该永志不忘这沉痛的教训![5]”

三、“大跃进”的启示

首先,在和平时期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大跃进”运动留给我们最根本的一条启示。“大跃进”的发动,是作为“反右派”斗争这场“社会主义革命”接下来的又“一个革命”,“我们的革命是一个接一个的[6]。”周恩来等在一线主持经济工作的同志因“反冒进”,而被指“是政治问题”,是和右派“只剩了五十米[7]”。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的意见信,以敌我矛盾论之,“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8]。”事实上,在国家经济建设中大规模“以阶级斗争为纲”,是“大跃进”错误的要害所在。

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始了探索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新时期。经过近30年的奋斗,我们终于创建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及科学发展观等在内的新的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只有在这一理论体系的指导下,才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其次,经济建设必须稳步发展,绝不能急躁冒进。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始终存在稳步发展和急躁冒进两条方针的对立和斗争。“大跃进”就是急躁冒进方针战胜稳步发展方针的结果。调整,则意味着稳步发展方针又占了上风。经过调整,我国经济逐步好转。这一段历史充分表明,稳步发展是经济建设的唯一正确的方针。

第三,商品经济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必须尊重并自觉运用其发展规律,特别是价值规律。这一时期否定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的理论观点,搞乱了人们的思想,对实际经济工作产生了严重影响。例如,全民大炼钢铁,既耗费了人力、财力,破坏了自然资源,炼出的又大部分是不能用的废铁,既耗费了人力、财力,破坏了自然资源,炼出的又大部分是不能用的废铁。农村取消自留地,关闭集贸市场,吃饭不要钱,不仅造成极大浪费,而且挫伤了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使市场紧张、黑钱,不仅造成极大浪费,而且挫伤了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使市场紧张、黑市盛行、物价波动,生产和生活都遇到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严重困难。

第四,要抵制和批判浮夸风,改革干部的选拔制度。反对浮夸风必须以科学的理论和高尚的精神去教育人,特别是广大干部。大跃进时期出现的“官出数学,数字出官”怪现象必须坚决铲除,对“风、牛、马”一类的干部,要坚决严惩。对于虚报、瞒报、拒报、伪造统计资料的人员必须给予行政处分,直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决策缺乏民主程序的背景,很可能付出惨重的代价,这是历史告知我们的最沉痛的教训。如今,我国的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都在不断完善,以保证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公开化,大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小到村民委员会选举制度、听证制度,都彰显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的成果。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大跃进”不仅仅是一段历史,更是一段教训。对于这段历史,我们不仅仅是记忆,更应该是反思、警醒。伴随着民主法治化进程,我们欣喜地看到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都取得了卓越的成果,正在向实现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奋进!

参考文献:

[1]毛泽东在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中关于1957年的一系列讲话毛泽东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提出“全国大跃进”[N].人民日报,1958-20-02.

[4]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

[5]同上

[6]毛泽东.工作方法六十条.毛泽东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7]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8]毛泽东.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毛泽东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责任编辑/石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