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技术观的生态之维

倪瑞华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武汉, 430073）

马克思生活的时代正值资本主义大工业和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技术逐渐成为人类生存的整体背景,在技术身上聚集了人类所面临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生态的问题。马克思作为一位敏锐的哲学家,毫无疑问会把技术纳入到他的哲学思考的视野,阐述了关于技术的基本思想。然而,马克思的生态批评者认为技术和生态危机之间有着必然的因果联系,他们指责马克思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是技术决定论,是造成现代生态危机的思想根源之一。他们认为马克思完全不关注环境问题,主张极力发展生产力和科学技术而置生态环境问题于不顾,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造成了严重的生态破坏正好说明了这一点。对于这样的批评指责,我们应作出必要的回应,在马克思的技术观中真的缺失了生态学的考量吗?这是一个值得澄清的问题。21世纪可谓是一个生态学的世纪,生活在19世纪的马克思以其前瞻性的眼光察觉到21世纪的问题,尽管在他的著作中没有直接谈论生态问题,但我们今天仔细阅读马克思的文本,就会发现他对技术的论述包含了生态的维度。马克思并不是孤立研究技术,而是把技术和生产力、社会关系、自然等有机地联系起来,对生产力、技术、自然环境的关系以及如何协调好它们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充分论述。这些思想对于我们今天发展生产力和科学技术时应确立生态意识和生态导向,有着重要的启迪作用。

一、批判马克思是技术决定论

在反思全球化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时,技术遭到了一些人士尤其是环境保护论者的普遍谴责,他们认为技术发展必然带来生态问题,要解决生态问题就要反对和放弃技术,而在对待技术的态度上,马克思持有技术决定论的观点,在实践中大搞生产力主义而置环境问题于不顾,马克思的技术观对今天的生态危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社会主义国家实践中的环境问题就是一个例证。

如何理解马克思视野中的技术是什么?技术发展与生产力发展的关系如何?生产力和技术的发展与生态问题之间是否有着必然的联系?马克思的技术观反映到实践中是否是生产力主义?这些问题是破解马克思是否是技术决定论者,是否关注环境问题的关键所在。

对于什么是技术?虽然说马克思没有清晰地加以界定,但在其著作中却使用了诸如科学知识、技巧、技艺、工艺学、工艺流程、机器、手推磨、蒸汽磨、厂房、运输线等丰富的词汇来指称技术。从马克思所使用的这些词汇中可以看出技术的内涵是丰富而复杂的,笔者认为在马克思的视野中技术包含了下述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观念形式的技术。马克思认为技术首先是一个精神要素,呈现为一种知识和智力的形式,马克思说:“自然并没有创造出任何机器、机车、铁路、电报、自动纺棉机等等。它们都是人类工业的产物;自然的物质转变为人类意志驾驭自然或人类在自然界里活动的器官。它们是由人类的手所创造和人类头脑的器官,都是物化的智力。”[1]（P358）这表明,一方面,劳动者在工厂里的劳动过程中能够获得某些操作方法和知识,即通过他们自己的经验所掌握的技能技巧;另一方面,直接的生产过程实际上是科学知识的实际应用,技术知识是“精神生产领域”的产品,如铁、煤、机器、建筑业等生产部门的劳动生产力的发展都是与精神生产领域内的进步有关的。恩格斯也将技术发明作为“生产要素”中的一种精神要素,是除劳动和资本之外的“第三要素”。第二个层面是实物形式的技术。这就是通常所说的“科学技术的物化”,它是指劳动手段、生产工具和一切用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实物,如工具、机器、厂房、道路、河流等,而机器则是技术物化的典型形式。第三个层面是关系形式的技术。马克思说:“工艺学揭示出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人的生活的直接生产过程,从而人的社会关系和由此产生的精神观念的直接生产过程。”[2]（P429）这段话表明了马克思认为技术反映了人与自然之间的能动关系、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人的思维关系,技术是人的生产和生活的方式,是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在彼此分离的情况下,把两者结合起来的特殊的方式和方法。

对马克思视野中的技术的完整理解应包括观念形式的技术、实物形式的技术和关系形式的技术这三个层面。然而,在国内外学术界对马克思的技术涵义的理解存在着片面性和局限性,往往只局限在某一个层面,而忽视了其它的层面,导致对马克思技术观的误解,最为典型的就是把马克思的技术局限在实物形式上,如前苏联学者A◦库津在他的《马克思与技术问题》中谈到“马克思认为技术即劳动资料”,“马克思认为技术实质上是人类在生产劳动中所掌握的各种手段”。许多人搬出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所讲的“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以及在《资本论》中所讲的“各个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2]（P210）根据马克思的这些格言式的论述得出历史唯物主义是技术决定论。美国学者悉尼◦胡克认为这是把历史唯物主义所不是的东西强加于历史唯物主义,他说:“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最普遍的,并为许多自己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人所共有的一个误解,就是把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的技术力量等同起来,并从而把对历史唯物主义解释当成对历史从技术方面进行的解释,全部社会生活取决于在生产中所用工具的性质,并取决于矿山,田野和工厂中如何从技术上组织运用这些工具。”他还提到:“马克思经常说,技术的发展可以充当社会发展的一个指标,但是,这和说我们应当把技术学的发展当作社会变革的原因或独立的变量,却是完全不同的事情。”[3]（P117—118）所谓技术决定论,就是认为技术引起和决定社会和文化的结构及其发展,它与主张技术不由人控制,技术有其自身发展的逻辑的自主技术思想是紧密相联系的,自主技术以技术决定论为先决条件,如果技术决定了社会和文化,那么社会和文化就不能影响技术发展的方向。显然,把马克思说成是技术决定论是把马克思的技术概念的涵义仅仅理解为实物形式的技术,技术被严重地片面化和狭窄化,由此造成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曲解。

科学技术是直接的生产力是马克思历来的观点,这表明科学技术与生产力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技术的发展在生产力的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马克思认为工业和机器是现代社会的基础,在《共产党宣言》中以诗意的语言生动地描述了技术对生产力的巨大推动作用,在《资本论》中反复论证“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在《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中指出:“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本主义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说来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条件的最强大的杠杆。”[4]（P67）我们应清楚地看到,马克思重视技术发展对生产力的推动作用,并不把技术发展等同于生产力发展,这两者是有区别的,生产力发展除了技术因素的发展,还有非技术因素如自然因素、劳动者身上的某些因素的发展,在现实中,也会出现技术发展与生产力发展不完全同步的情形,即生产力在整体上扩大,技术有可能并未发展,或生产力中非技术因素下降,而技术仍保持稳定甚至进步。把历史唯物主义说成是技术决定论的观点所犯的另一个错误是把技术发展等同于生产力发展,因为他们的依据是马克思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把生产力发展看成是人类从一种社会形态向另一种社会形态转化的解释因素,并用土木工程学的术语（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建构了历史唯物主义大厦,确立了生产力的最终决定力量。他们把生产力是首要的决定性力量变成了技术是决定力量,这种错误是把马克思的生产力概念和技术概念都作了狭窄化的处理,用技术替代生产力,把技术的逻辑看成是历史的逻辑,犯了以偏概全的逻辑错误。

还有一些人指责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是生产力主义,是造成环境问题的根源,并且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就是大搞生产力主义,其结果是严重地破坏了生态环境。这种批评显然对马克思的生产力概念作了片面理解,只局限于量的维度,而忽略了质的维度。殊不知马克思所讲生产力的发展具有质和量两个维度,而马克思更侧重于强调生产力发展的质的方面,认为生产力是与人的主体本质相关的东西,生产力发展与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紧密相联,反对仅仅从一般的有用性角度,从单纯的物欲满足程度来理解生产力,把生产力发展看成是一种外在财富的发展。马克思指出:“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对这种心理学人们至今还没有从它同人的本质的联系,而总是仅仅从外在的有用性这种关系来理解”。[5]（P88）马克思跃出了有用性的认识层次,看到了生产力的发展与人的本质发展的真实联系。相反,生产力主义则把生产力看成是与人的主体本质无关的东西,忽视了生产力发展对人的全面发展的意义,恰恰是从单纯的有用性角度去看待生产力发展,正像日本学者岩佐茂所说的那样:“现在所指的生产力主义,也可以换个说法叫作‘生产第一主义'。正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引起环境破坏和公害的‘生产第一主义',才构成了生产力主义的实际状态。”[6]（P126）生产第一主义是不问生产力的真实内涵,把生产力片面降低为量的增大,把生产力的本质还原为单纯的量,生产力的发展就是追求生产率的提高。确实,生产力发展量的维度容易为人们所注意到,从量的维度看,生产力近似于生产率,生产率相当于生产力的量,即生产主体在单位时间内所生产产品的多少,表示生产过程中投入与产出的比例关系,是一种可量化的经济价值,是测算生产有效性的一种度量。如果仅从生产率来理解生产力,生产力就成了单纯反映生产过程中投入与产出之比的一个百分数,不再带有任何其他价值规范上的意义,生产力变成与主体人毫无关系的一个可量化的经济指标。这样的理解和计算摒弃了生产力本身所包含的丰富内涵。长期以来,对生产力作片面的量的理解的思想支配着人们的实践,导致生产率严重地背离了生产力,出现“有增长而无发展”的现象,在最大限度地追求生产效率时,就会掠夺式地使用自然资源,大肆污染环境,造成严重的生态问题。

诚然,马克思对生产力的发展持有一种肯定和欢迎的态度,他这样做的理由有三:一是生产力的发展使得人们用更少的精力和时间去获得更多的所需成为可能;二是人类创造力的发挥和扩展是人性以及人类繁荣的重要组成部分;三是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是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必要条件。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马克思主要是从质的维度去把握生产力的发展,把生产力看成是解放的力量,生产力的发展符合人的解放、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要求,符合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同时马克思也看到,生产力的发展表现在人对自然的改造上,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会产生生态问题。我们从马克思对生产力的构成因素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有许多部分是直接源于自然,如天然的劳动对象、土地、由自然物制造出来的工具和机器等,马克思甚至在非常宽泛的意义上把劳动资料界定为“劳动过程要继续所需的一切客观条件”,这个“一切客观条件”可能包括了地理的、生物的、气候的、甚至生态系统等因素,这些表明了生产力要依赖于自然给予的劳动对象（原料）和自然给予的生产资料,这同时也暗含了生产过程具有产生生态问题的倾向,在环境上带来有害的影响,会从自然中消耗更多的资源和对自然施加更大的压力。马克思意识到了生产力发展潜藏着生态上的有害影响,从质与量两个维度去界定生产力发展,把关注的重点放在质的维度上,尽管生产力的发展是为了满足人类的需要,也不会去无休止地追求生产产品的数量,因为人们除了有一般的物质需要精神需要外,还有提高自由（或休暇）时间和一个健康的、满足美学欣赏的环境的需要。如果生产力发展造成环境的破坏,这样的生产力发展有违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要求,因而共产主义的生产力发展必然是与生态协调的发展。

二、技术是人通向自然之路

人、技术、自然以及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这是今天的生态学所研究的主要内容。其实,马克思早就把这三者及其相互关系纳入到了其思想的研究中,指出人必须通过技术才能与自然界不可分割地处于辩证的联系之中,技术是联结人与自然的中介和手段,技术是人通向自然的路径。对此,马克思作了充分的论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自然科学却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作准备,尽管它不得不直接地使非人化充分发展。……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形成过程中生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本学的自然界。”[5]（P89）马克思还认识到“用机器生产机器”的机器大工业生产第一次把巨大的自然力和科学技术“并入生产过程”,“大生产——应用机器的大规模协作——第一次使自然力,即风、水、蒸汽、电大规模地从属于直接的生产过程,使自然力变成社会劳动的因素。”[4]（P205）可见,在马克思的视野中,机器是科学技术物化的综合体,以机器为代表的技术是人类改造自然的活动方式,是人与自然之间的中介和桥梁,技术使外在的自然界进入人的活动领域,又使人融入外在的自然界,在人和自然界之间不断地进行着物质和能量的交换,人正是通过技术在与自然界作对抗性的斗争中谋求与自然保持和谐的辩证关系。现代的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也承认这一点,如英国的瑞尼◦格仑德曼就认为“在与自然的相互作用过程中,他们使用工具、器械、知识和技能。我们用‘技术'简称它们,他们将技术置于人与自然之间;它是人和自然进行交换的必要条件;人只能通过方法、工具和技术变革自然。”[7]（P109）美国的帕森斯认为:“年轻的马克思注意到,‘人与自然的统一',总是通过人对自然的工业,伴随人对自然的抗争表现出来,这种统一通过抗争被定性和得到发展。”[8]（P11）马克思认为人的生活的一个基本事实是首先得解决吃、喝、住、穿等基本的需要,而这些基本的需要则驱使着人们去作用于自然界,用自己的劳动去交换自然产品。人类最初是利用人自身的四肢作为获得生活资料的工具,这种现成的工具是自然技术。尔后,人通过利用他的大脑和手来建造工具和机器扩展了他的身体器官的能力,人改造自然的能力增强,创造了越来越多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人的需要的满足程度也在不断地提高。这些充分说明了马克思把人理解为自然存在物,通过感觉、反省、借助工具、机械的技术操作,与其他自然物处于辩证的相互渗透、相互作用过程中。

马克思认为所有人类的技术都是人类为了生存和实现自己的力量在自然界背景下努力的结果,技术来源于自然物质有它的自然基础。那种认为技术和它所创造的世界是完全不同于自在的自然界,技术与自然不可救药地相异化,这是对技术的误解。在马克思看来,既然技术是人的大脑、手和意志的产物,技术就有可能出错,但人自己有能力观察到自己的活动对自然界的影响,去研究那种不良的影响并加以纠正。马克思的这个观点被现代生态学的发展所证实了,生态学表明,技术对自然过程和自然物质产生具体的、现实的影响,人能认识和控制这种影响,技术并不是一个神秘的怪物。

现在许多人（特别是环境保护论者）把技术与生态完全对立起来,认为技术只能带来生态灾难,因而对技术持一种全盘否定的态度。如英国的生态学者瑞尼◦格仑德曼就认为技术在生态上是完全有害的,尤其是现代技术的特性都有引起生态问题的倾向。在他看来,人类早期阶段使用的原始技术对自然的影响是微小的,然而随着技术增长范围的扩大,生态破坏的可能范围也在极大地扩大。现代化学技术和核技术已造成了诸如三里岛、切尔诺贝利、博帕尔这样的事故,这样的事故是现代技术不可避免的,它带来的生态灾难是毁灭性的。

19世纪时,马克思独具慧眼看到了技术具有生态价值。对于马克思来说,技术的生态价值表现为:（1）技术是保证人类在自然界中生存和发展的最基本的条件,是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己的生命所必需的手段。没有技术人就无法开展对自然的改造活动,人就无法生存下去,更谈不上发展、与自然和谐共处。技术作为劳动过程的物质因素,作为人与自然之间进行物质变换的中介,“是制造使用价值的有目的的活动,是为了人类需要而占有自然物,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一般条件,是人类社会的永恒的自然条件,因此,它不以人类生活的任何形式为转移,倒不如说,它为人类生活的一切社会形式所共有。”[2]（P215）（2）技术进步是解决环境问题的手段和前提。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谈到“废物”和“副产品”的利用时说:“总的说来,这种再利用的条件是:这种排泄物必须是大量的,而这只有在大规模的劳动条件下才有可能;机器的改良,使那些在原有形式上本来不能利用的物质,获得一种在新的生产中可以利用的形态;科学的进步,特别是化学的进步,发现那些废物的有用性质。”[9]（P115）这说明要进行像废物回收再利用这样的环境保护活动,必须要有一定的技术的发展为前提,没有技术的发展,环境保护活动也就无法展开。（3）技术使人类对自然的认识得以深入和拓展,使人类更加自觉地协调自己与环境的关系。马克思说:“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看起来怎样祥和无害,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使人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的作为和历史首创精神。”[10]（P765）这就是说那种远离技术的田园牧歌式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并不是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关系,因为它不仅使人屈从于自然,而且使人的精神狭隘。因此,马克思认为人类并不是被动地屈从于自然就没有生态问题,恰恰相反,他强调技术的发展促进了人们对自然规律的掌握和运用,认识到人类的需求要与生态的辩证平衡之间保持和谐。这样一来,人类通过增进技术知识主动地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提高人的生态生产的能力,积极地维护甚至改进生态的状况。

马克思也注意到了人在实践中借助技术去获取物质和能量,技术不仅影响到自然界物质和能量的自然存在形态,而且影响了自然界的自然进化过程,技术使人的实践能力越强大,对自然界造成破坏的可能性也就越大,技术在现实中造成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技术具有某种潜在的生态破坏性。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和其他的一些地方谈到技术的发展带来了全球化运动,扩大了对自然生态介入的深度和广度。具体地说,他描述了航海和航运技术的发展,发现了美洲新大陆、东印度和中国市场,这为上升时期的资本主义开辟了新的疆域,把这些地区殖民化,并与之进行贸易,商品交换的手段普遍得到了提高,促进了商业资本的增长,同时大肆掠夺了殖民地的人力和自然资源,对生态的破坏逐渐地演变为全球性的问题。但是,马克思认为生态的破坏性不是技术本身所固有的,技术不是产生生态环境危机的根源,根源在于技术应用的社会制度。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技术展开了猛烈的批判,批判的矛头不是指向技术本身,而是指向技术应用的资本主义制度。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技术为资本家所占有、使用并为资本服务,把自然因素纳入资本的体系,变成资本的组成部分,为实现资本的增殖,大量消耗自然资源,向自然界排放大量的污染物。马克思告诫人们,与生产力发展相联系的技术发展提高了满足其需要或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也会带来现实的或潜在的生态问题。因此,在考虑技术发展提高生产目的时,也要考虑潜在的生态问题,应用高效率的技术解决资源的消耗和废物排放问题,减少现有生产性活动对生态的影响。因此,要使技术发展沿着有利于生态的方向发展,这要依赖于恰当的社会制度的选择。这种合理的社会就是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就会考虑技术的生态效应,技术能否具有避免或减缓生态问题的能力,构成生产力发展标准的一部分,任何生态的退化都要由技术所带来的利益进行补偿。

总而言之,人与自然的关系及其相互作用不是静态的凝固不变的东西,而是随着技术的进化发展而变化,是一种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的关系。当技术出现之后就打破了人与自然的原始的统一,技术越发展,对自然的生态介入就越深。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上技术拉开了人与自然的距离,使自然变得冷漠而敌意,这种人与自然敌对的状态将在一个合理的社会制度下被消除,为一种新的更高级的人与自然的和谐一致所取代。

三、技术是通向人与自然的解放之路

马克思把黑格尔的辩证法运用于对技术的分析中,揭示了技术的发展经历正题——反题——合题的三个发展阶段。与此相关,在马克思的著作中隐含着三个命题:技术是一种解放的力量;技术是一种异己的力量;技术克服了异己的力量成为一种进步的解放的力量。因此,技术是人类通向自由之境的道路。

在马克思看来,技术发展是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发展,是一种解放的革命性的力量,他说:“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没有蒸汽机和珍妮走锭精纺机就不能消灭奴隶制;没有改良的农业就不能消灭农奴制;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10]（P74）德国著名学者汉斯◦萨克塞认为,技术可理解为人的自然器官的完善,它使人们能够更好地去听、去看、去动手做,技术最初是用人造器官减轻自然器官的任务,使自然器官不同程度地解放出来,如撞击火石减轻牙齿撕咬和粉碎食物的工作,火烧熟的食物减轻消化食物的活动,机器减轻体力劳动,计算机减轻脑力劳动。“在这个意义上,一切技术都可以理解为提高我们的自然器官的功能和减轻负担。”[11]（P158）因此,技术的目的是为人类解决生存困难,减轻终生进行奴役式劳动的负担,并为人们提供创造性和闲暇的机会。

可是,技术的特征和它的发展方向,以及技术应用所产生的社会后果取决于社会制度。技术不可能是一种脱离人类社会,脱离社会制度的独立因素,也不能挣脱社会的制约而自主地发展。基于此,马克思在《资本论》、《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等著作中指出,在资本主义大工厂中以机器为代表的技术变成了一种异己的力量,变成既压榨、剥削、奴役工人,又压榨、剥削、奴役自然的手段,成为既控制劳动者又控制自然的工具。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既损害人的生活方式和健康,又造成生态破坏。

马克思明确地指出,资本主义生产中使用机器的目的决不是为了减轻或缩短工人每天的劳动时间,而是为了减低商品的价值,缩短生产商品的必要劳动时间,而延长剩余劳动时间,以实现更多的剩余价值。事实上,机器大工业生产中,工人的劳动时间不仅没有缩短,一天的劳动时间延长到16～18个小时,工人进一步受机器的奴役,并且,机器剥夺了工人的灵巧性和创造性,变成机器的附庸,成为完全服从于机器的仆人。“在机械工厂（即在这里所考察的发展为机器体系的工厂）中,人是总机体的有生命的附件,而这个机体是以机器和自动机器体系的形式存在于人之外的。但是,总的机器体系是由各个机器组成的,每个机器都是这个体系的一部分。人们在这里只不过是没有意识的、动作单调的机器体系里有生命的附件,有意识的附件。”[4]（P163）还说:“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第一次使自然科学为直接的生产过程服务,同时,生产的发展反过来又为从理论上征服自然提供了手段。”[4]（P206）。

要解决资本主义社会技术异化的问题,就是要找到产生异化的根源,这个根源就是资本主义的私有制,而技术本身没有错,错在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所以,马克思强调工人要学会把机器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区别开来,谴责和批判的是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要消除技术的异化,就是要消灭私有制,实现合理的公有制的社会。马克思对技术持有乐观主义的态度,是因为他认为技术的发展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先决条件,通过发展技术来减轻劳动负担以增加自由时间,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提高产品产量的水平以促进生产力的高度发展。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谈到共产主义的特征是按需分配,要求生产力高度发展的理由是要满足人类的需要,而人的需要除了一般的物质和精神需要外,还有自由时间的需要,健康的、满足美学欣赏的环境的需要。在共产主义社会,不会无休止地去追求产品的数量,而会考虑和限制技术发展带来的生态后果,并可能通过改善技术发展的生态效率来消除这种后果,以保持人的需要和生态平衡之间的和谐。因此,改善技术发展的生态效率被认为是发展的必要部分,否则生态后果将会威胁到人的这些需要的满足。

总之,在共产主义社会,通过技术的辩证发展而克服异化,技术在一个新的更高阶段上成为进步的解放的力量,到那时,技术作为变革自然界的手段,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能很好地协调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和维持生态系统的平衡,为解决发展与环境的矛盾提供前提和保证,技术的生态价值得以充分地发挥。

[1]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第三分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3]悉尼◦胡克.对卡尔◦马克思的理解[M].重庆:重庆出版社,1979.

[4]马克思.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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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H ow ard L.Parsons.Marx and Engels on Ecology[M].New York:G reenw ood Press,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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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1]汉斯◦萨克塞.生态哲学[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