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允价值计量趋同
——以IASB与FASB为例

赵彦锋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会计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3；河南财经学院 会计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2)

会计准则国际趋同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的利益之争[1]。利益驱使美国会计准则委员会(Financial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简称FASB)走上与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简称IASB)合作之路。2002年，双方发布“诺沃克协议”，同意就财务报告问题寻求共同解决方案，2006年2月双方又联合发布备忘录，IASB将“公允价值计量”项目列入趋同计划，此时，FASB该项目准则制定已基本完成，所以结果是“单向趋同”[2]。后来，针对金融危机中公允价值计量出现的问题，形成双方互动。IASB于2009年5月28日发布《公允价值计量(征求意见稿)》，体现了双方趋同的成果。通过研究双方该项目的趋同，有助于认识会计准则国际趋同中的利益之争，对我国制定公允价值计量准则亦有借鉴意义。

一、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理论基础

(一)经济后果观

会计信息具有“经济后果”(economic consequences)，作为会计信息生成规范的会计准则，就成为具有经济后果的制度安排，依据不同的会计准则势必形成不同的会计信息，这样就会影响以会计信息为依据的契约关系，改变企业利益集团的利益分配格局[3]。会计准则是对经济利益在会计领域的第一次分配，这引致会计准则制定权的争夺，各方纷纷游说会计规则制定者以期实现会计寻租[4]。FASB的早期委员David Mosso指出：“准则制定是一个政治化过程，其中存在着讨价还价和相互让步。”[5](P67)泽夫(Stephen A.Zeff)将准则制定程序中“政治”解释为：报表编制者及其他利益相关方出于自利的考虑或劝说。“经济后果观”的逻辑结果是会计准则制定政治化，表现为对准则制定权的争夺或针对制定机构的庭外游说，无论是单一会计准则制定还是国际会计准则的趋同概莫能外。

(二)制度合作论

根据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制度合作论”，国际机制“是指在国际关系特定领域里由行为体愿望汇聚而成的一整套明示或默示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其有三个层次内容：正式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国际非政府组织与国际惯例。国际会计准则即是多方“相互认识”形成的非政府间组织机制，在趋同的背景下，其日益成为国际社会价值分配机制，引导资源在全球范围配置，进而改变各国在国际经济交往中受益或受损的地位[6]。因此，趋利动机使各个国家通过谋求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制订中的话语权，以合法的途径来实现本国经济利益[6]。新自由制度主义者认为霸权不是“统治”，而是一种国际社会承认(同意或接受)的“领导”形式，进而认为霸权的核心是一种“国际社会中认可的国家间关系的制度性安排，具有合法性”[7]。IASB从其成立到目前，推动全球统一会计准则的努力，包括与西方发达国家准则制定机构的合作，虽然表现为强者制定“游戏规则”，但是确实起到了降低交易成本、减少信息不对称的效果，体现了“制度合作论”。

(三)制度变迁理论

制度变迁是某种现行制度安排向另一种不同制度安排转变的过程，由于制度的环境依赖性，在发展过程中制度变迁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在一种情况下有效的制度安排在另一种情况下未必有效。从大的方面来讲，会计准则的国际趋同是单一会计制度适应经济全球化环境的必然选择；从小的方面来讲，每一种会计政策的变化又是适应具体交易环境变化的结果。制度变迁有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两种类型：诱致性制度变迁指的是一群(个)人在响应由制度不均衡引致的获利机会时所进行的自发性变迁；强制性制度变迁指的是由政府法令引起的变迁[8](P374)。制度变迁过程是一个不平稳的、充满利益冲突的过程，在会计准则国际趋同中，各方对准则制定权的争夺是有力证明。会计准则国际趋同有直接采用或是趋同两种形式，主要表现为诱致性制度变迁，然而某国内会计制度变迁可能表现为强制性变迁，比如我国就是移植国外成熟的会计规则来推行改革。

二、公允价值计量趋同路径：实务演化与理论框架

(一)公允价值计量：实务演进

1.处理程序。由表外披露到表内确认。表内确认与表外披露都是会计的重要程序，由于表内确认涉及计量，而表外披露不一定涉及计量，相对简单，且形式灵活。公允价值会计发展遵循先易后难的规律，其早期运用主要是表外披露，体现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的会计准则中。1998年6月FASB发布的FAS33《衍生工具和套期会计处理》，开启以公允价值计量金融工具的先河，随后发布的准则沿袭该做法。

2.范围拓展。从金融工具到其他项目。公允价值计量并没有在金融工具项目上止步，国际上公允价值计量运用领域日益广泛，比如FASB将该计量模式向长期资产和负债等领域扩展，其中退休后福利会计处理(FAS106)、债权人贷款减值的会计处理(FAS114)和长期资产减值(FAS121)会计处理分别采用了公允价值的计量模式。其他方面，诸如无形资产计量、或有事项、债务重组等方面均有公允价值计量的“影子”。IASB更是将公允价值计量拓展到生物资产等。

3.计量延伸。从初始计量到后续计量。20世纪90年代以前，公允价值计量主要应用于一些无法获得历史成本记录的资产和负债项目的初始计量，主要是一些非金融项目，如接受捐赠的资产。自20世纪90年代，公允价值计量广泛运用于金融项目，并从初始计量向后续计量延伸。此后，这种做法还推广到历史成本严重背离市场价值的非金融项目，比如投资性房地产。

4.获取方法逐步统一。公允价值的确定是公允价值会计的核心，其争议最多。自公允价值会计形成以来，各会计准则制定机构都在探索其合理的确定方法。IASB的IAS39《金融工具：确认与计量》认为：在活跃市场上的公开报价通常是公允价值的最好证据；如果金融工具市场不够活跃，则需对公开标价做出调整，以获得可以可靠计量的公允价值。在其他情况或不能获得标价的情况下，估价技术可用于确定公允价值。FAS157发布之前，美国公允价值获取方法与此类似。

(二)公允价值计量项目趋同：过程回顾

公允价值运用的演化态势，在准则体系建设上体现为一个分层推进的过程：一般是先在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中，引入公允价值计量，使其有理论依据；然后在具体准则“一对一”规范具体交易或事项公允价值应用；最后制定专门公允价值计量准则，统一分散的计量指南[9]。

1.FASB的制定过程。2000年2月FASB发布的第7号财务会计概念公告，为“公允价值计量”项目提供理论依据。2003年6月，FASB将其列入工作议程，2004年6月发布“公允价值计量”征求意见稿，2005年10月发布工作稿，2006年3月发布修订的工作稿。最终于2006年9月发布FAS157“公允价值计量”。随后针对金融危机中公允价值计量的问题，先后发布4项工作人员立场公告，完善了公允价值计量指南。

2.IASB的制定过程。2002年IASB委托加拿大会计准则委员会在财务报告中确认资产和负债的可供选择的计量基础进行研究，这是其“公允价值计量”项目研究的前奏，2005年9月，该项目被列入工作议程。IASB分别于2005年11月、12月和2006年2月、5月、6月、9月，举行了六次理事会会议讨论该项目。2006年11月，IASB将其对 FAS157主要研究结论与FAS157一同发布，作为“公允价值计量”项目的讨论稿。IASB根据反馈意见举行“圆桌会议”讨论，金融危机后来，针对公允价值计量凸显的问题，特别考虑了非活跃市场条件下的公允价值计量，在吸收FAS157的1-4号工作人员立场公告基础上，于2009年5月发布征求意见稿。

由此可见，无论是FASB还是IASB在公允价值计量项目从立项到出台甚至是征求意见稿，都步履维艰，充分证明了准则的“经济后果”引发程序政治化。然而本次金融危机引发的公允价值计量之争促使双方在该项目上合作，加速了趋同进程。

(三)理论趋同：公允价值计量准则框架

征求意见稿在公允价值定义、估价前提、估价技术和披露等实现了与FAS157趋同。

1.公允价值概念：时态观。(1)计量日观。从FAS87(1985)“当前交易(current sale/transaction)”到FAS157(2006)“计量日”，以及IASC的金融工具联合工作组《金融工具和类似项目：准则草案和结论基础》(2000)中的“计量日(measurement date)”，都强调公允价值的时点概念，而“计量日”比“当前交易”更准确。(2)脱手价观。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所以，公允价值选择“价格”作为其直观计量形式，价格有投入价(entry price)与脱手价(exit price)两种形式。从“因某项资产将收到的价格或为转让某项负债将支付的价格”可见，FAS157采用脱手价观。IASB征求意见稿亦接受此目标。(3)市场参与者观。市场参与者代表了最有利市场上的普通交易者。用“市场参与者”作为描述交易性质的基本术语，替代“熟悉情况、非关联的自愿各方”，并以其作为实现脱手价格目标的必要条件，形成对公允价值逻辑严谨定义的基础，同时，也为公允价值计量提供具有可操作性的指引。市场参与者观立足“市场信息”评价以确保计量结果客观、可比。

2.公允价值计量：级次理论。公允价值级次主要是解决其计量的可靠性问题，其源于FASB与IASB在2002年的联合项目“企业合并”。“公允价值计量”项目启动后，FASB进一步研究“公允价值级次”：征求意见稿提出“三级次”，工作稿形成“五级次”，修订的工作稿又恢复“三级次”，最终在正式准则中形成兼顾计量和披露的公允价值三级次理论[10]。级次理论的重要概念是参数，一般是指市场参与者在资产或负债定价时所使用的假设，分可观察和不可观察两类。计量公允价值使用的估价技术应最大限度的应用可观察参数，最小限度地应用不可观察参数。

3.公允价值会计信息处理：分离与结合。(1)区分确认与披露。确认和披露遵循条件的严格程度有差异，一般来说，确认的条件更严格，据此，葛家澍认为，凡是初始确认后毋须后续确认的计量属性在财务报表内确认比较恰当，而公允价值则以在表外披露更为恰当[11]。“区分确认与披露”的观点对于公允价值信息处理具有指导意义，尤其是对可靠性很差的公允价值信息。但是其绝对化的做法，值得商榷。因为一般来说，财务报表是财务报告的核心，人们对财务报表附注或其他财务报告关注较少。再者，如果所有公允价值信息都只是披露，一方面，其标准较低，会进一步降低公允价值信息的有用性，另一方面随着公允价值运用范围的扩大，财务报告将不堪重负。笔者认为，FAS157对公允价值信息按级次将计量与披露相结合的做法值得借鉴。(2)计量与披露的结合。会计发展史表明，充分披露能反映计量过程中主观因素介入程度及影响，达到限制或弥补可能的操纵、偏见和误差的效果，这为提高公允价值计量可靠性问题提供了思路：结合计量结果进行披露，用披露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计量可靠性差的缺陷。其基本原则是：级次高(一级)的计量披露的内容少，级次低(三级)的计量披露的内容多。(3)风险价值观。金融工具尤其是衍生工具，具有杠杆效应，并且证券化延长其链条，将其风险分散、隐藏的越来越深，以至于感觉不到，本次全球金融危机就发端于衍生品风险的暴露，引发恐慌性地抛售，触发恶性循环。金融学告诉我们，风险只能分散，不能消除。这就要求我们面对充满风险的衍生品时，要密切关注其风险，就会计处理来说，一是计量风险，纳入表内核算；二是披露风险，借鉴“事项法”，向使用者尤其是专业使用者提供“原汁原味”的信息。

三、趋同评述：动机与策略

(一)趋同基础：技术与利益

从技术层面讲，准则制定思路相似，双方在所有的重大技术项目包括公允价值计量有了合作的基础。首先，双方的概念框架相似；其次，有人将IFRS视为“原则导向”，而将GAAP视为“规则导向”，但是，两种导向之间的区别是相对的[12]。目前已经有100多个国家允许或者要求部分或者所有的公司采用IFRS(有时可能需要进行一些修改)，或者已经公布了准备这样做的计划，宣布这样做的国家正在快速增加，比我们的预期快得多，这样，FASB通过主导与IASB的趋同，将自己的意愿贯穿于IFRSs，通过IFRSs在全球范围应用迅速扩散其会计理念，实现低成本的资本扩张，验证了制度合作主义的思想：以实力强势参与全球制度制定，通过制度实现资源向其转移。

(二)趋同前期：学习

由上述双方趋同进程可知，IASB在“公允价值计量”项目上起步晚，将其列入与FASB“趋同路线图”时，FASB已基本完成了该准则的制定工作，所以在前期制定中，IASB基本上是向FASB学习。2005年11月，IASB举行会议专门学习FASB“公允价值计量”工作稿，并请其该项目经理Linda Macdonald做讲解；其后IASB密切关注FASB“公允价值计量”项目动态，注重研究其主要理论和方法对IFRSs的适用性，就是发布的讨论稿也包括FAS157，这样IASB的起点比较高。

(三)趋同后期：互动

在金融危机引发公允价值计量之争的背景下，IASB与FASB加强了“公允价值计量”项目的互动。2009年3月17日，FASB发布FSP157-4和FAS115-2和FAS124-2征求意见稿后，IASB表明其不同的立场，这对FASB形成一定的压力，最终FASB对征求意见稿进行重大修订。这是双方在该项目上互动的一个典型的例子，体现了制度主义合作理论的高级形态：各利益集团的重复博弈。这是会计准则国际趋同中好的现象，因为作为非政府间国际机制，其促进国际合作的动力是利益驱动，只有较好平衡各方利益集团的机制(需要各方合作博弈来实现)，才有趋同吸引力。

四、启示：增强经济实力，参与国际准则制定

(一)关键：增强经济实力

会计准则的趋同过程表现为各国利益争夺的过程，并清楚地表现出维护发达国家利益、为发达资本市场服务的趋向[13]。从近期发展态势来看，欧盟与美国加大了争夺力度，尤其是本次金融危机中对公允价值计量问题的争论。笔者认为，美国FASB在国际会计准则制定中已取得主导地位，IASB公允价值计量征求意见稿基本是美国FAS157的翻版即是证明，双方合作7年来完成的三份概念框架趋同项目(讨论稿)亦有明显的“美化”烙印，更为重要的是，美国通过多方面施压，已在IASB的各个机构取得了重要的话语权。基于制度合作主义，经济实力是维持制度运行的基础，这就要求我们韬光养晦，增强经济实力，为谋求国际经济合作中的主动权奠定基础。

(二)趋同策略：变被动为主动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会计经历的三次制度变迁，基本是接受国际会计准则的被动趋同，这与我国的政治经济地位和经济实力的提高极不相称，也不符合我国的经济利益要求[1]。令人欣慰的是，这种状况已经有所改变：越来越多的“中国身影”活跃在国际准则制定机构，特别是，2007年7月1日，张为国成为自IASB成立以来的首位中国理事；在会计准则等效方面，我国已实现与中国香港地区和欧盟的等效；我国的一些做法已产生了重要国际影响，IASB借鉴我国如下做法：豁免披露不具有控制、重大影响和共同控制关系的关联方交易、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的会计处理、公允价值计量的前提限制。在此基础上，我们争取事前参与国际准则制定，避免出现被动局面。

(三)近期目标：制定公允价值计量准则

我国现行准则的亮点之一是将公允价值列为计量属性并在准则中全面谨慎应用。但是，要求运用公允价值计量的准则中，仅《资产减值》和《金融工具确认与计量》规定了计量指南，然而两者做法不一致：前者将销售协议价格，而后者将活跃市场报价作为首选。从我国上市公司2007、2008年报可以看出，对于缺乏活跃市场的资产，由于国内估值技术不发达，往往把评估价值直接作为公允价值，由于两者的目的不同，这种做法不够稳妥。为改变这种状况，我们应跟踪IASB及其他机构“公允价值计量”准则动态，结合我国国情及早着手研究、制定统一的公允价值计量准则及指南。

五、结语

根据制度合作主义理论，各利益集团，尤其是发达国家利用其强大的经济实力以及长期的制度积累，通过输出制度实现经济目的，而具有经济后果的会计准则，由于其直接关乎国家经济利益而成为争夺的焦点。自IASB成立之初就被发达国家把控，2001年完成改组后，其影响日盛，就连一向高傲的美国FASB，也转而积极寻求与IASB合作并力争主导其运作，这激化着会计准则制定权的争夺。我国作为新兴市场经济转型国家，在增强自身经济实力的基础上，代表新兴市场，立足亚大地区，借助IASB这一平台积极参与国际会计准则制定，最大限度维护企业利益乃至国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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