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社区建设达成社会建设

中南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潘泽泉

由社区建设达成社会建设

中南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潘泽泉

对社会发展来说，社区建设是一个能够转化为在社区层次上寻求集体行动，自下而上推动社会建设的最有效的方法。社区建设控制着社会重建的过程，社区建设的理论和实践研究已然成为现代社会建设的重要课题。从社会发展和社会建设的角度，依托并着眼于以社区建设和发展来谋求社会发展，并将社区建设和发展置于社会建设目标之中已日益成为人类共识，并形成新的世界趋势，以下拟就社区建设与社会建设之间的主要论域和话语实践展开论述。

第一，社区建设是推动社会建设的微观机制，是实现和推动社会发展项目的最有效途径。一方面，可以把社区建设看作是社会建设进社区，如一些宏观制度，如社会保障制度或社会福利制度落实到社区，这正是社会建设重心下移的突出表现。另一方面，微观的社区建设是宏观的社会建设的切入点和抓手，是推动社会建设的一项基础性工程。社区作为社会的基本单元，是人们生产生活的基本空间，社区居民的生活需求和利益保障，往往需要通过社区的社会化服务和自我管理得以满足，或者通过社区组织向各级政府反映得以实现。从执政为民和社会控制的角度来看，把握了社区就在很大程度上把握了社会，可以说，社区建设是社会建设的微观机制。

社会建设和推动社会发展战略的基本任务就是推动社区建设，实现社区发展，即必须经由社区建设实现和推动社会发展战略，否则所有的社会发展项目注定就要失败。社会建设行动项目的推动需要以社区作为最基础的行动单元，经由社区建设得以推动。在社会发展项目中，如反贫困项目、邻里复兴战略、移民安置和接纳、再就业、创收计划、住房社区推动、城市贫困家庭发展计划、目标群体的工作、社会保障与福利工程等，如果不加强地方社区，鼓励社区在规划与维持其基础设施过程中参与并发挥更大作用，这些社会发展项目注定要失败，社会学家郑杭生认为，“社会建设、社区建设，正是为了在一个市场经济的陌生人世界里，构筑人际关系和谐的、互助合作的新的社会共同体，这个社会共同体，在宏观上叫做和谐社会，在微观上叫做和谐社区。微观的社区建设是宏观的和谐社会构建的切入点和抓手，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项基础性工程。”

第二，在社会建设中，社区建设有利于消除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元对立”，建立国家、市场以及公民社会结合在一起的新型社会关系。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以及政府如何进行管理的问题上，针对社会的过度原子化状态，提出了要建立合作包容型的新社会关系，即在尊重个人价值的基础上，倡导建立共同体意识，使每个人、每个团体都积极参与到社会之中。社区建设被整合在“公民社会问题”中，主张政府与公民重建相互信任的合作关系，在大力发展社区建设与社区教育的基础上建立“新型民主国家”。社区建设的提出有助于避免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元对立”，有助于建立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合作互动关系，培养公民精神，鼓励公民对政治生活的积极参与，发挥民间组织的主动性，使它们承担起更多的职能，参与政府的有关决策。社区建设中的广泛民主参与和互助合作，还能“直接或间接地促进社会公正”和“改善一个街区的生活质量”，通过社区建设还可以培养、维护并发展公民精神与实现社会价值，社区建设同样可以通过培养社会成员彼此的信任与互惠创造社会资本。

可以说，以社区建设为技术性的手段，依托基层社区的崛起，通过政府的分权和授权，在基层社区中构造政府、市场和社会共同作用的现代治理格局，已经成为一种全球化的趋势。吉登斯指出，在美国、英国以及世界上其他地方进行的研究表明，至少在某些地区和某些背景中，一个公民的领域正在迅速兴起。某些老式的公民组织和公民活动可能已经失去了吸引力，但是，其他类型的社会共同力量正在取代着它们。关键在于要采取既有利于当地社区，又有利于整个社会的方案来利用它们，从而使之服务于更为普遍的社会利益。

第三，在社会建设中，社区建设是实现社会整合和社会团结的最有效的途径。社区建设和社区发展过程就是社会各个部门合作、协商、融合的过程，也是共同精神和共同价值的培养过程，也是社会融合的过程。社区建设和社区发展在社会整合、社会正义、社会公平等社会发展理念的推动下，其发展理念从根本上发生了转变，社区建设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改变落后面貌，社区建设也不再是局限于落后国家的扶贫助弱工程或项目，而是实现社会和管理重建、实现社会整合和社会团结，推动社会发展与社会进步的重要手段。社区建设强调在全球化背景下社区团结的重要性。吉登斯认为，全球化进程的推进使得“以社区为重点”不仅成为可能，而且变得非常必要，面对“乡村社区和城市街道中团结感的弱化，居高不下的犯罪率以及婚姻家庭的解体，需要在这里提出来的问题不是关于社会正义，而是关于我们在传统与习惯已趋衰落之后应当怎样生活、如何重建社会团结以及如何对生态问题做出反应”。

“社区”不仅意味着重新找回已经失去的地方团结形式，它还是一种促进街道、城镇和更大范围的地方区域的社会和物质复苏的可行办法，社区建设必须重视支持网络、自助以及社会资本的培育，使这些因素成为促成低收入社区在具体执行和实施过程中，应该特别强调公平和正义，这不仅是社会工作职业伦理的一项重要内容，而且也是社会工作被服务对象接纳并能够取得信任、建立专业关系的前提条件。由于当前我们社会工作职业伦理的建设还处于探讨阶段，无法在服务过程中体现出规范的职业伦理，加之我们提供的服务缺乏专业性，所以很难取信于服务对象，也很难让服务对象建立起对专业社会工作的职业认同。

第四，社会工作服务提供中的问题导向与需求导向。我国社会工作的介入领域有老、弱、病、残等传统实务领域，近年来增加了矫治社会工作、医务社会工作、农村社会工作、家庭社会工作等新领域，以及所谓实际社会工作中开展的人口和计划生育社会工作、民族宗教社会工作等。随着社会工作的发展，一个问题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社会工作服务的提供应该是以社会问题为导向，还是应以大众需求为导向？这将进一步涉及到社会工作针对的服务群体和介入领域，在日益增加的社会服务需求和当前有限的社会资源条件下，我们不得对此予以关注。

若从政府购买服务的角度看，政府投入资金大都是以解决社会问题为导向，关注的是影响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重大安全、保障、民生等方面的问题。这种问题导向的社会工作服务只能覆盖部分特殊群体，也有可能会忽略掉一些重要的、但还未发展成为重大社会问题的一些群体和领域，也难以对社会发展提供预防性的、支持性的服务，实际上更无力顾及社会大众层出不穷的服务新需求。从社会工作的一般概念理解，社会工作的服务是针对“有需要的人”，且服务对象也有从特殊人群向一般人群扩散的趋势。从这个意义上看，需求导向的社会工作服务完全合乎情理，而且有可能是今后社会工作发展的一个新动向。目前情况，需求导向的社会工作服务主要依赖于以社会筹资为主的NGO组织，它们通过专业评估为社会有需要的群体提供专业服务，关注社会大众的有效需求，以良好的内部管理和专业服务维持其机构的可持续运作。但是由于我国NGO组织的力量还十分弱小，提供的社会服务也十分有限，难以满足日益增多的各种社会服务需求，这种状况有可能对社会工作发展造成一些不利影响。

第五，社会工作发展中政府、高校和福利组织间的资源整合。社会工作的发展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上涉及到政府部门的投入、支持和管理，中涉及到高校对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和人才培养，下涉及到福利组织对社会服务的提供和实施。这三者间“良好的伙伴关系是中国社会工作发展和社会工作专业化的决定性力量”。但就当前社会工作的发展来看，政府、高校和福利组织之间的有效连接并未真正打通，资源也未得到有效整合。

从政府层面看，由于当前福利组织承接社会服务的能力有限，因此政府在推动社会工作的具体操作中难免遭遇“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之困境。从高校层面看，当前开设社会工作专业学科的高校越来越多，培养社工专业人才的层次也越来越高，但是绝大部分培养出来的社工专业人才却因福利组织太少或因薪资待遇太差而放弃了社工专业。因此，亟待在经济资本和人力资本上获得政府和高校支持的福利组织，事实上却处于一个没有得到有效支持的境况，导致它的发展面临诸多难题，如机构规模小，组织能力弱，经费吃紧，资源不足，NGO的生存空间狭小等。反过来说，福利组织发展的不力又对政府和高校社工专业教育和科研产生了负面影响。一方面，无法壮大自身的福利组织必然会影响社会服务的提供，使得政府实现职能转变成为一纸空文；另一方面，福利组织发展缓慢既阻碍了它们对社工专业人才的吸纳力度，使得高校社会工作专业的师生的教学热情遭受破坏，直接影响了教学效果，又由于学生实务操练场所的不足以及教师实务经验的缺失，使得社工专业教育往往停留于纸上谈兵。

政府、高校和福利组织三者间的资源整合，其核心是要确保三要素之间统筹兼顾，协同发展。例如，国家可以设置一个专职管理部门来统领并协调社会工作发展系统中的各个要素环节，在统一的计划和预算之下，在有效平衡各方的利益基础之上，制定出具体的可供操作的发展方案。政府、福利组织与高校三个要素层面，应该以社会工作总体发展目标和共同利益为基础，来制定各自的发展目标和计划，并定期召开协调会议，建立信息共享，促进良性互动与发展，等等。

综上所述，社会工作的发展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事业，还有很多问题需要我们在实践中不断摸索。这个过程虽然不会一帆风顺，但它的意义却十分重大，因为社会工作是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和有效手段，只有社会工作发展有效，能够解决社会建设中的种种具体问题，才能最终实现和谐社会建设之目标。

上的压制性因素，或沦落为政治权力重建社会控制的一种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