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问题的形成与深化:历史的视角

刘维奇

“三农”问题的形成与深化:历史的视角

刘维奇

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是我国“三农”问题形成的历史根源,改革开放后,“三农”问题进一步深化。文章利用比较经济史的分析方法,通过比较欧美原生工业化形态和我国改革前后的工业化过程,在分析了“三农”问题形成原因的基础上,更重要的是研究了“三农”问题如何深化,造成难以解决的经济机制,其中特别强调了商业部门在不同工业化形态中所起的不同作用。最后,提出农村资本和劳动两种生产要素的单向双边流动是我国“三农”问题不容易解决的经济根源,单纯靠市场机制是无法打破这种循环的,即使要政府来做也是异常的艰难。

“三农”问题;原生工业化;人均产出;单向双边流动

引言

“三农”问题可以说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最大制约因素,对这个问题我们也讲了很多年,国家每年的一号文件几乎都给了农业,也出台了许许多多的惠农政策,但为什么效果不大?谁都可以将“三农”问题归结为一个历史原因,但反过来想,难道历史的问题就这么难解决?问题的根源到底在哪儿?学术界经常说户籍制度和土地问题是农业的关键,围绕这些问题也产生了很多争论,难道户籍制度解决了,“三农”问题就能解决吗?土地问题解决了,“三农”问题就能解决吗?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我国“三农”问题难解决的关键到底在哪里?

吴承明先生讲,一切经济理论都是方法,当然也是研究经济史的方法。同样,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说,经济史也是一种方法,是研究经济理论和解释现实问题的方法。本文将运用比较经济史的方法,通过论述我国建国后实施的工业化发展战略,并进一步与欧美原生工业化历史相比较,分析我国“三农”问题形成的历史过程,更重要的是运用经济理论和比较经济史的方法,通过比较改革前后工业化过程,进一步考察改革开放以后“三农”问题进一步深化的机制,探索“三农”问题真正难解决的深刻根源。

1949—1956年这段历史总体可以说是我国改革开放前最好的一段时期。在经过百年战乱的中国,建立起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了通货膨胀,统一了财经工作,完成了社会主义三大改造,调整了产业结构,为工业化初步建立了基础,编制并完成了“一五”计划,国民生产总值实现了快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取得了相当辉煌的成绩。同时,这个时期也形成了一系列制度安排,这些制度安排对我国以后的经济发展影响非常大,不但影响到以前,还影响到现在,甚至会影响以后的若干年。其中,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可以说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核心,当时的一切制度安排都是围绕着它展开的,系统一旦开始就会步入一种路径依赖,一步步自我强化。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可以说是中国“三农”问题形成的历史根源,但“三农”问题难以解决不只是这个原因,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改革开放以后所形成的经济运行系统,使“三农”问题进一步深化,解决起来非常的难。两种工业化形式,两个阶段的工业化过程①两种工业化形式是指欧洲原生工业化和我国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政府主导工业化过程,两个阶段的工业化过程是指我国改革开放前后两个阶段的工业化过程。,是理解我国“三农”问题的关键。

一、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理解“三农”问题的钥匙

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是我国“三农”问题形成的根源,改革开放后进一步深化。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不但是理解“三农”问题的钥匙,同时也是理解我国建国后一系列经济体制形成的关键。建国初期中国难道就那么偏爱纯粹的计划经济、集体经济,也不见得,建国初期我们还是允许非公经济和市场机制存在的,说明领导人是知道市场的作用的。那么为什么一下子就改变了,这个改变是由工业发展战略所决定的。同时,所有的制度安排都是围绕着这个战略目标展开的。当时的总体目标就是: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要完成这个目标就要实现工业化。怎样实现中国的工业化,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就开始考虑的重要问题。1945年4月,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七大”上,毛泽东提出了中国实现工业化的迫切性。他说:“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1]新中国成立之初,党对工业化模式还处于摸索中,既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重要性,也强调优先恢复发展农业,轻工业的重要性。对经济发展战略尚未形成统一的看法。1950年,刘少奇认为:“在完成国民经济恢复的任务以后,第一步,要以主要的力量来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同时,建立一些必要的国防工业;第二步,要以更大的力量来建立重工业;最后,就要在已经建立和发展起来的重工业的基础上,大力发展轻工业。”[2]并论述了中国应该采取这种工业化道路的道理。

朝鲜战争爆发以后,随着国际环境的恶化,新中国的国防建设问题被提到了重要位置。要尽快地建立起自己的强大国防工业,就必须优先发展重工业。因此,苏联二三十年代的工业化道路及其成就成为我国工业化的模板。经过一年多的探讨,以1953年底中共中央宣传部编写的《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为标志,全党形成了统一明确的认识,即中国必须走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待征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这样,以后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也相继出现。

土改是实现工业化的第一步。土改使政府的号召力和行政命令以从未有过的力度深入到农村。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中央政权最多下到县一级。在中央集权的政府与农民之间,是通过一个乡绅阶层相联系的,它们借助族权管理农村,具有承上治下的职能,替国家征收各种赋税和摊派,负责管理地方的治安和社会秩序。通过土地改革,农村的政权基础发生了巨大变化,过去以宗族为基础的乡绅统治土崩瓦解,建立了自上而下的农会,并在村一级农会中发展党员,在乡一级建立党支部。大大加强了国家对农村的控制,保障了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的实施。土改后所形成了新的国家与农民的关系,不只是强化了国家对农民的控制能力,还扩大和巩固了党和政府在农村的统治基础。土改对农村各阶层经济和政治关系的调整,为党和政府培植了一大批忠实的支持者,为后来推行“统购统销”和合作化打下了基础。另外,农村原有私营商业在土改后的没落,为国家控制农村市场和城乡关系提供了有利的时机和条件,也加强了国家对农民在经济上的控制。因为,私营工商业是城乡联系的纽带。

随着“一五”计划的实施,大规模经济建设使全国城镇人口大增,对商品粮的需求增加。土改后提高收入的农民也增加了粮食消费,大规模工业建设所需的巨额投资与资金短缺之间的矛盾加剧,这样造成资金缺乏和粮食短缺。当时的粮食市场是自由市场,农民除缴纳农业税(公粮)外,粮食可以自由上市,私商的抬价抢购也使国家的购粮计划难以实现。尽管1952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创记录的3278亿斤,但在1952年7月至1953年6月期间仍发生了粮食收购危机[3]。为了解决这个问题,1953年12月开始实施统购统销政策,国家对主要农副产品粮食、食油、棉花和棉布实行贸易垄断。该政策用行政手段对粮食的生产、加工、流通以及居民消费实行全面的计划控制,把整个粮食生产以及与粮食加工和流通有关的工商业全部纳入国家计划轨道。

由于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造成了很多的市场供需矛盾,统购统销政策只能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并不能使矛盾得以解决。再说,统购统销的实施也存在着一定的困难,如陈云所说:“我们面对着这样为数众多的个体农户,在粮食的统购和统销方面,是遇到了困难的。困难不但来自我们对统购统销缺少经验,主要的是对这样众多的农户,要估实产量,分清余缺及其数量,很不容易。”[4]政府要解决这个困难,一方面要管住价格,另一方面要进一步管制要素,土地不能买卖,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对要素实施管制,需要作出改变产权的制度安排,即实行农业集体化。正如林毅夫教授所说,“为了确保在低价统派购的条件下农民仍然能把资源投入到国家工业所需要的农产品生产中,就要求作出一种强制性的制度安排,使国家能够以行政力量直接控制农业的生产。”[5]这样,农业经营的集体化就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了。在国家管住农村和农产品价格后,民族资产阶级失去了轻工业原料来源,只得接受改造。所以,民族资产阶级走上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是被“逼”出来的。由于国家“一方面掌握了原料,另一方面又控制着市场,同时又对资本家贷给流动资金,这样就使民族资本家不能不接受改造。”[6]薄一波也说:“中国的私营工业大约有2/3是轻纺工业,受统购统销制度的影响很大。国家从供销两头卡住了它们,他们不能不接受改造。”[7]415在农业合作化的高潮中,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已不可能等待“瓜熟蒂落,水到渠成”[8],而是迅速掀起高潮。1956年1月底,全国大中城市全部实现了工商业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同年底,手工业由个体经济到集体经济的转变也基本完成。

在1949年1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还说:“不要急于追求社会主义化,如果希望搞社会主义,太快了,会翻筋斗。中共二十八年,再加上二十九、三十两年,完成了全国革命任务。这是铲地基,花了三十年。但是起房子,这个任务要几十年工夫。”[9]到1952年秋,毛泽东改变了原有设想,他在9月24日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说:“我们现在就要开始用10～15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到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不是10年或者以后才开始过渡”。[7]2201953年6月15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中,他又明确地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确定为过渡时期的起点,并指出过渡时期的任务,是要在10～15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按照已经把过渡起点大大提前了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要在从1953年起的10～15年时间里基本完成,但是,却在4年左右就完成了。[3]这些转变主要是由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引起的。

加速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本来是为了解决农业发展不适应工业化要求的矛盾,希望借此加速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但是,由于忽视农业技术性改造和现代生产经营方式的建立,以致于留下很多问题。而过分倾斜于城市工业投资,过分强调重工业的优先发展,使得有限的资源通过政府而不是市场机制流向工业部门,极大地影响了农业的发展,成为后来“三农“问题形成的深刻历史根源。

到“一五”后期,工业所需的原料和人民生活需要的许多消费品,都出现了严重的供不应求的现象,这限制了工业化的进一步推进。同时,由于国家通过“剪刀差”这种不等价交换积累工业化资本,也引起了一些农民的不满。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上述问题,引起了广大中国共产党人和毛泽东的高度重视。毛泽东对农业与工业化相互关系进行了反思,在《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毛泽东一方面强调重工业优先增长的战略不能动摇,同时又指出:“我们现在发展重工业可以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少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一种是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从长远观点来看,前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少和慢些,至少基础不那么稳固,几十年后算总账是划不来的。后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和快些,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会使它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10]后来,中央掀起了“反冒进”的高潮,但是很快就被“反右倾”冲击了,自此以后,中国的工业化道路就顺着这个方向发展下去,直到改革开放。

二、原生工业化过程:工农协调发展

从世界现代化的历史过程看,工业化的最初进程都是由农业来推动的,工业化水平很大程度上是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函数。在欧美早期现代化国家中,农村本身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摇篮,农业革命成为工业革命的出发点[11]。发展经济学家把这一现象概括为“工业革命以农业革命为先导”。在近代农业革命出现之前,世界人口没有超越马尔萨斯陷阱。近代农业革命在荷兰发生后,欧洲各主要国家先后出现了农业制度和农业技术的创新,并且在18世纪末期人口迅速增加,摆脱了马尔萨斯陷阱。近代农业革命为工业革命准备了条件。农业生产力的大幅度提高,为工业化提供了大量的资本和劳动力,但是,最初的农业资本并不是直接到达工业部门,而是先进入商业部门,因为有了农业剩余产品,必然需要交换,需要拿到市场上去出售,这样就促进了商业的发展。

16—17世纪的商业革命为欧洲的工业化创造了条件,没有商业的高速发展,工业革命是不可能发生的,工业化也无从谈起。大量的剩余农产品进入市场后,商业部门开始扩张,但是,只有这些是不够的,商业需要充足的需求才能够快速发展,而这为世界市场的开辟创造了契机,世界市场为国内生产提供了极大的市场,使商业革命爆发。商业具有两个功能,一个是能够把农业部门本来分散的资本集聚起来;再一个是能够促使资本积累,商业的发展带来巨大的利润。商业革命形成的巨额资本要寻找出路,这时有两种可能,一个是进入农业部门,一个是进入工业部门(以手工业为主的传统工业)。因为农业部门是一个典型的遵循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部门,资本流出的多,劳动力流出的少,所以资本是不可能流向农业的,又因为资本的本性是寻找利润,哪儿利润高就会流向哪儿,所以,只会从农业部门流向工业部门。这促进了工业的发展(英国最先发生工业革命),工业发展需要大量劳动力,这样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向工业部门,同时工业部门为农业发展提供了资金和技术支持,这样农业边际生产力提高。由于农业人口减少,技术提高,资本增加,农业剩余进一步增加,农业剩余再进入商业部门,这样一直循环下去,形成了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良性循环,直到完成国内工业化过程,工农部门的人均产出和报酬一直差别不大。

图1很好地描述了这个过程,首先农业革命使生产力提高,农业剩余进入商业部门,在世界市场提供需求的强烈刺激下,商业革命爆发,大量的商业资本不可能进入农业部门,而只会流向工业部门,使传统工业得到改造,工业革命爆发,随着工业部门的发展,农村劳动力必然会转移到工业部门,而工业为农业提供技术和资金,使农业的人均生产力提高,从而又能提供更多的农业剩余进入商业部门,使这个过程不断地重复下去。原生性的工业化过程就是这样完成的,不会产生悬殊的工农差距。下面再看我国在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下是如何进行工业化的。

图1

三、改革前的工业化过程:“三农”问题形成

自从过渡时期总路线确定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以后,我国走了一条完全不同于原生工业化的工业化道路。当时我国的农业和工业基础都非常薄弱,还是一个落后的以农业为主的大国。1952年底农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56.9%,l957年农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43.3%,由于在这种统计方法中工业产值重复计算大大高于农业,因此据当时国家统计局估计1957年农业产值实际上仍然占2/3,工业落后。1952年轻工业产值占整个工业总产值的64.4%,而其中以农产品为原料的产值又占轻工业产值的87.5%,1957年这个比重仍达81.6%。出口换汇的大部分产品也是农副产品及其加工品。(1952年占出口总额的82.1%,l957年占出口总额的71.6%)尽管农业在当时的经济发展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但劳动生产率很低(1952年平均每个农业劳动力创造的净产值为419元,1957年为452元),尽管1952年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85.6%,1957年仍然占83.6%,但是1952年全国人均农产品为:粮食288千克、棉花2.3千克、油料7.35千克、肥猪0.12头,1957年则分别为306千克、2.6千克、6.6千克、0.11头。[12]在这种情况下,农业剩余有限,优先发展重工业需要大量的资本,这就必须依靠政府的力量,将很少的农业剩余几乎全部转移到工业部门。

政府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将农业剩余从农业转移到工业,同时限制了劳动力的流动。如图2所示,在改革开放以前,几乎没有自由的市场,所有的资源都靠政府来配置,依靠政府的力量,几乎拿走了所有的农业剩余,而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受到严格限制,这样会使农村人均生产力极其低下,大量的剩余人口存在,导致人均资本量很低,人均收入水平当然也不高。反过来工业部门由于占有了大量的农业剩余而快速成长,工业人均生产能力得到迅速提高,工业所占工农产值的份额不断扩大。同时,工业就业比例没有大的变化,1952年的城市化率只有12.5%,1957年的是15.4%,即使到1978年也还不到18%。而工业产值占总产值的比重在1952年为20.9%,1957年为29.7%,到1978年达到47.8%。这样形成了悬殊的工农人均生产能力,但由于一直实行的低工资政策,工农人均收入水平没有太大的差距。

接下来说明,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工业部门的资本没有流向农业部门,工业部门提供的机器设备为什么不能为农村提供技术改造。这主要是由于农村有大量的过剩人口,从我国历史上来看,一直是一个地少人多的国家,节约劳动型的技术总不能得到很好的推广,也就是我国农村是一个排斥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的部门,林毅夫教授通过很多证据证明了这个结论[13],也得到普遍的认可。而我国的工业主要以重工业为主,它所提供的机械设备在农村很少能够推广。这样形成了具有极大生产力差别,收入水平没有太大差距的工农二元结构。这种工农隔离经过了28年的积累,不断加深,到1978年改革开放后,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而是进一步强化了。

图2

四、改革后的工业化:“三农”问题深化

中国的改革最先是从农村开始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生产力。在推行农村生产责任制的过程中,安徽和四川两省在这一改革行动中起了先行者的作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人民日报》陆续报道了安徽、四川、云南、广东等省实行生产责任制的情况和经验。随着这些省的经验推广,其他省、市、自治区的农村也纷纷实行不同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农村改革取得突破的最重要标志。这一责任制形式虽然早在1950年代就曾被农民发明、试验,但却未能得到推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由于确定了改革开放方针,所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才一步步从“非法”变成“合法”。家庭联产责任制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热情,提高了农业生产力。但是,这只是一次土地组织形式的变化,类似于土改,不具有持续的技术创新能力。有研究表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是一次性的突发效应,到1984年全国范围内都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这种制度变迁的冲击已经释放完毕。1978—1984年中国农产品产值以不变价格计算增长了42.23%,其中46.89%归功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代集体耕作制度的体制改革。这样,农业剩余有了一定的增加。

随着我国改革的深入,市场化增强,曾一度失去作用的一个部门又重新活跃起来,而且快速膨胀,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那就是商业部门。一方面随着市场的放开,在商品不太丰富而人们的需求被激发出来的情况下,商业利润具有极大的诱惑力,倒卖商品都能取得极大的利润,这样如图3所示,农业剩余会迫不及待地进入商业部门。另一个方面,由于工业部门本来已经积聚了大量资本,这样,多余的资本也会涌入商业部门,导致商业部门快速扩张,商业资本大量积累,大量积累起来的商业资本可能进入服务业,也可能流到国外。此外,随着市场放开,非农部门人均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①因为工业部门具有了很高的人均生产力,但低工资政策使其收入一直没能提高,一旦放开,收入水平急速提升。,工农巨大的收入差距致使大量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这一阶段我国的城市化水平上升很快,大量农民工进城,但这里存在一个问题,由于积累起来的城乡差别,农民进城面对着比较恶劣的就业条件,这样进城的农民都是相对质量比较高的农民,而留在农村的是大量低素质劳动力。一边是农村资本的流失,一边是农村优质劳动力的流失,这样就造成农村劳动生产能力的进一步退化,工农差距进一步拉大,致使“三农”问题进一步深化。

要打破这种单向循环,只能靠政府来完成,政府把工业部门的资本转移到农业部门,前一段时期我们国家所做的也就是这个工作。但是谈何容易,一方面现在的政府已经没有当初的控制力,因为改革开放前,我国是一种纯粹的由政府控制的计划经济体制,而现在我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的作用越大,政府的控制力越弱。另一方面,这样做总要付出代价的,至少要付出增长的代价,政府在面对很大就业压力的情况下又有多大的决心来完成这件事情,这是值得掂量的。即使这两个条件都具备了,政府有足够的控制力,也有足够的决心来做,解决这个问题也不是容易的,这是由经济体系循环本身决定的,单向双边流出总会削弱政府的努力②单向双边流出是指资本和优质劳动力两种要素都从农村流向商业和工业部门。。

图3

五、结论

前面通过对我国改革开放前后的工业化过程,以及与原生性工业化道路的比较,解释了我国“三农”问题形成的过程以及进一步深化的经济机制,揭示了我国“三农”问题难以解决的真正根源,可以得到这样几个结论:

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工业化发展战略是我国“三农”问题形成的原因。“三农”问题进一步深化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改革开放发展了经济,但也同时加深了工农差别。在原生的工业化过程中,靠农业、商业、工业三个部门之间的资本和生产力要素的流动,形成工农协调发展的机制,而我国在大规模工业化条件尚不具备的情况下,实施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必然会剔除市场的作用,依靠政府将农业剩余强行转移到工业部门,而又严格控制劳动力的流动,工业部门又不能很好地支持农业的发展,因此“三农”问题必然形成。改革开放以后,市场化程度加强,商业吸收了农业资本,工业部门吸收了优质劳动力,但同样不能很好地给农业发展以有力的支持,使“三农”问题进一步深化。

商业的发展状况在工业化和“三农”问题形成与深化过程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以往人们一般忽略了商业部门在“三农”问题上所起的作用。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到,在原生性工业化过程中,商业的急速扩张是整个工业化的先导,它起到聚集和积累资本存量的作用,为工业化提供了资金支持。我国改革开放前的工业化过程,由于要优先发展重工业,限制了商业的发展,以政府替代市场来转移资本,必然产生工农隔离,城乡隔离,形成“三农“问题,只是这个时候城乡收入差距不大,“三农”问题还没有显现出来。改革开放以后,商业的巨大发展反而使“三农”问题加剧。也就是说,商业部门扩张的时机不同,对工业化和农业的影响是完全不同的,原生性工业化过程中商业部门的作用跟我国改革开放以后所起的作用是不一样的。

要素的单向双边流动是我国“三农”问题难解决的根源。这是一个在市场机制自发作用下形成的一种循环体系。农业的资本和优质劳动力单方向流出,单纯依靠市场的力量不可能改变这种趋势,没有任何作用机制在起相反的作用,即使依靠政府来做也是极其困难的,因为单向循环不能改变,而政府的力度总是有限的。在一个市场经济体制下,要政府来改变一个市场机制作用的事实,实施起来是不容易的,效果也很难显著。

[1]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1080

[2] 周恩来.周恩来选集:下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105

[3] 孙代尧.20世纪50年代中国急速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工业化背景分析.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4(2):45-49

[4] 陈云.陈云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7

[5] 林毅夫,等.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杜,1994:39-40

[6] 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15

[7]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415

[8] 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488

[9] 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236

[10] 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5

[11] 迪特尔·森哈斯.欧洲的经历——发展理论的历史评判.多弗尔·伯格出版公司,1985:46-47

[12] 武力.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203-204

[13] 林毅夫.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2008

The Form a tion and D evelopm en t of‘Agr icu lture,Rura l and the Farm ers’in H istor ica l Perspective

L iuW eiqi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agricu lture,ruraland the farmers’have their historical rootsof the developm ent strategy giving p riority to the Heavy Industry.However,these issuesbecom e increasingly seriousafter the year1979.This artic le aim s atcomparing the spon taneous industrialization p rocessof Eu ropean and Am erican coun triesw ith China during refo rm ation periods by using the comparative econom ic history analysism ethods.On the basisof analyzing facto rs invo lved in‘agricu lture,rural and the farm ers’,the paper also exp lains how these issues deepen and create econom icm echanism which is hard to overcom e.In the end of the artic le,the autho r indicates that the bilateralone-way flow of rural cap italand labo r p lays an im po rtan t ro le in changing the‘agricu lture,ru raland the farm ers’.Therefo re,it is impossib le to exc lusively depend on them arketm echanism to break this circle,even if the governm ent takes this responsibility,the current situation stillwon’t change.

Agricu lture;Rural and the farm ers;Spontaneous industrialization p rocess

2009-10-15

刘维奇,山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讲师,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邮编:100872。

(责任编辑:连丽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