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煤工

老 王

郭队长

1968年底，初中毕业后无学可上，我来到一家煤矿，分配在采煤八队。队长姓郭，抬头看了我一眼，又上下一打量，问我多大了，我说16，他便说你走吧。我问去哪里，他说谁叫你来的你去找谁。我说劳资科让我来的，他说你就回劳资科，就说我不要你。我和那时来矿上的学生一样“觉悟很高”，说自己是来参加革命的，你怎么能不让我参加革命？郭队长瞪着我看了半天，像是看什么稀罕物件儿，又往跟前凑了凑，似笑非笑地说，革命你也不要在这里革，去旁的地方革吧。

我真的是来参加革命的。那一年，伟大领袖毛主席发表过一条针对性的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有音乐家谱了曲，旋律慷慨激昂。就这么几句话，反复唱、到处唱，人一直唱，广播喇叭也一直唱，唱得大家热血沸腾，不知不觉，就背下来了。（如今，几十年过去，不必查资料就能敲下来，应该没有错。）本来已经准备唱着“很有必要”到农村去接受再教育，学校来了工宣队，就是从矿上来的，动员大家到矿上去参加革命。革命需要我们，自然比接受再教育更重要、更光荣。到了矿上要填表，有一栏是“参加革命时间”，不知该怎么填，有人告诉，就写现在。于是明白，这就是参加革命了，很是自豪。

可是，郭队长为什么不要我呢？

我稀里糊涂返到劳资科。

当时矿上采煤一线劳动力紧张——就是不紧张的时候，譬如现在，这样采煤队把人退回劳资科的事情也很稀少，管调配的老吴亲自处理我。他根本就没有听我把话说完，一点也不客气，一点预热也没有，一点也不用酝酿情绪，一张口就是高八度，劈头盖脸训了一通：招的就是一线工人，你想什么好事？！我懵了，半天才醒过神来，想告诉他我没想什么好事，想告诉他我真的很愿意到采煤队参加革命，想告诉他是郭队长不要我。可他根本就不容我说什么，立刻就把我打发出来了。

郭队长见我又回来了，还是似笑非笑，问我在矿上有熟人没有，我说没有。他说，那就没法了，你受吧。他这个说法，当时没注意，事后才意识到，且老伙计们都是这样说，把下井当采煤工叫“受”，而不是——革命。很久以后，自己也顺畅而毫无障碍地呼之为“受”的时候，才又意识到其中细微但又实实在在的不同。

郭队长拿起一把装煤的大钢锨让我看，说这家伙一尺二寸宽，问我夯动夯不动。我试了试，挺沉，但也还抡得动。他明显不相信地说，一会儿行，时候大了你试试？！然后说让我到老常那个班送干粮。我不清楚送干粮是干什么，旁边的核算员说，送干粮能少装半个班煤，这是郭队长照顾你。我觉得这是不受重视，革命就应该到最需要的地方去。郭队长没等我说完，又似笑非笑瞥了我一眼，说，行了，少说两句吧，送干粮也是革命。他不相信我，可我是真的不愿意。第二天正式上班，开罢班前会，郭队长叫住我说，送干粮有人了，你连个熟人也没有，想照顾照顾你也轮不上；你也不愿意，正合适，就装煤吧。一边说，一边憋不住地笑。

机遇真的是稍纵即逝。我人生的第一个机遇，就这么糊里糊涂错过去了，成为手持大钢锨的装煤工，到革命最需要的地方去了。

一般情况下——如果上9点班的话——每天的生活程序是：6点到6：30必须起床，半小时排队吃饭，半小时排队乘车上山，半小时班前会，半小时更衣、领灯、排队乘罐笼下井，半小时乘电车到采区石门，再用半小时步行通过轨道上山过回风巷，才能确保在9点前到达工作面机尾，然后是领任务，开始一个班的劳动。完成任务下班，反方向依次再来一遍，只是少了班前会的半小时，到食堂吃过饭大约在7：30左右。总耗时，13个小时的样子。

上9点班，很难见到太阳。大家更衣、领灯之后，都喜欢在井口坐一小会儿。那是一天中唯一能见到太阳的一刻，差不多都会脱了衣裳、脱了鞋，仰面朝天、七股八叉、黑白分明，躺作一片。多年后，第一次见到在海滩上享受日光浴的人们。两相对照，心中不免就有些愤愤不平：每天都能见到太阳，还专门来晒太阳？！这也太奢侈浪费了。后来回到矿上，再看到在井口晒太阳的伙计们，就会想起在海滩上享受日光浴的人们。从此成了毛病，到海滩会想起井口，到井口会想起海滩。有时甚至会出现幻觉，觉得差不了多少，就像自己把所有的工作都看做革命一样，都是懒洋洋的，都是像睁不动一般眯着眼。

一般情况下，装煤工每班的任务是：装完三节溜槽（体积7.5米×2米×1米）的煤，打起柱子。放炮之后，三节溜槽的煤由一堵煤墙变作一座小山，如果装到解放牌的大卡车里，能装四五车。第一天，我就明白错过的机遇多么重要了。要把这座小山装进煤溜里，实在要命。

不过，这只是对我而言。对于伙计们，他们都比我年龄大，身高力壮，装这点煤不是什么太要命的事情。比较要命的是水，几乎每个工作面都有水。采煤工劳动强度大，工作服里边是汗湿、外边是淋湿，当时还没有烘干设施，工作服长年累月是潮湿的。时间长了才知道，在井口晒太阳，也是为了晒工作服，甚至主要是晒工作服，和在沙滩上享受日光浴相比，还是差别很大的，不可同日而语。

井下水大——劳动强度大，地面路远——辅助劳动时间长，这是我们那个矿的两大特点，工人、尤其是一线工人，就很辛苦。我们这个队所采过的工作面总是淋头水大、顶板不好，最严重的时候工作面中间压得不够一米高，干活很辛苦、很危险。当然，也有没水的工作面，就是总也轮不上我们队。

煤矿井下地质条件千变万化，同样一个矿井下的采煤工作面，条件也往往大不相同。含水量不一样，坡度不一样，顶板不一样，有害气体含量也不一样，路途远近更是不一样。不一样的工作面，劳动强度自然不一样，更重要的是，危险性就不一样了。采煤队采完一个工作面就得搬到下一个工作面去，哪个队到哪个工作面，里边就有故事了。一般来说，哪个队比较强、敢打能拼，任务完成得好，队长在上边叫得响，就总是被安排到条件好一些的工作面，反之亦然。毋庸讳言，这样的队工伤死亡事故也就多一些，有的，甚至月月出工伤，年年得死个把人。

时间长了，大家都知道郭队长在上边说不响。但也没人骂他，都说他心平，是个好人。

他对于不同场合，分得很清楚。公开场合、正式开会，都是拿着支部书记写的稿子照念——自然全是广播喇叭、报纸上那些话。遇上不认识的字，就当着大家问，然后再接着念。有一回，在全矿大会上发言，对着麦克风、对着台下几千人，他也照样问，还特地放大嗓门：老贾，下头这个字念甚来？但在非公开场合、具体工作中，完全是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换一句话，他所听从的是自己心灵的召唤。而有些队干部台上台下一个样，就好像从来不食人间烟火。

对产量，郭队长不很撵。那个年代，提倡革命加拼命。但他在班前会最后往往要加一句，不要慌脚燎手，稳稳干就行了，把命拼没了还怎么革命？条件好的时候，他也喊叫坚决完成任务，条件不好，就叫慢点，顶板不好的时候就看看再说，顶板很不好的时候就叫大家先撤出来。这样一来，我们这个队就总也当不上个先进，他自己也就更当不上。亦毋庸讳言，我们这个队工伤事故还真不多。我在队里那5年间，好像只出过一次死亡事故。（几十年后编矿史，我算个主要参与者，很想把郭队长写进去。可我们这个队不先进、他也不先进，没什么有影响的事迹。当然，换一个角度、换一种思维，也能完全必要、十分应该、毫无争议地写进去。但终于还是一个字也没有。实在遗憾。）

对人，他是能照顾尽量照顾。当然，有关系、有门道的，照顾多一些；没有的，就少一些。

不过，我还是轮上了——替补送干粮。隔行如隔山，又时势沧桑，这事情给外行说起来很费劲，也很不容易说明白，力求简短明了说说试试：

送干粮这营生，在井下采煤队的各岗位当中，算个有点意思的。一点门道没有——像我这样的，自然轮不上；门道大点的，又还看不上；必须是多少有点门道又不能大了的。门道这东西，很像是财富，有集聚效应，多的会越来越多，少的会越来越少。所以，送干粮的流动性较大。有的人干不了几天，人都认不全就调走了。大家就会知道，那是个门道较大的，就是来这里点个卯——当时国家对城镇人口控制很紧，招工需要各级计划委员会层层批指标，其他行业轻易批不上，煤矿是重体力高危行业，减员速度较快，相对好批一些。有不少人便是先招工到煤矿来，很快就再调走——国家对调动的管理比招工松得多，了解内情又有门道的就钻这个空子，实际是钻了煤矿减员较快的空子，顶了煤矿减员的缺。遇上这样的人，我就能多送一阵干粮。这样的人不多，大多数是干一阵子再调走，我就送不了几天干粮。有的时候遇上门道实在不大的，一干就是半年一年，那我就只能老老实实装煤。尽管这样，我还是比较稳定地占住了替补送干粮这个位置。只要空出来，郭队长就一定是叫我。不过，他不再那样似笑非笑了，传递给你的是明明白白的同情，甚至怜悯。

同情这东西，有一阵子很不值钱。文学作品中俩人搞对象，常常会有一方说，这是同情，我不要，好像一定要找一个没有同情心的睡在一张床上才是真爱。现实生活中，则曾经被批判为资产阶级的东西，好像无产阶级就不能有这个东西。一方天地中，如果没有了同情、或是同情太少、甚或都是假冒伪劣的同情，那就很难说会是何等景象了。

郭队长对我就是同情。我也接受过认为同情很不值钱的教育，但就是忘不了。几十年过去了，还在心里保存着，还好好的，经常拿出来看看，体会一番人世间的温暖。

当然，也仅仅是同情。每逢新的有门道的来了，他也直话直说：人家背后是某某，你还先装煤吧。

其实，送干粮也不轻松多少。开完班前会，伙计们下井了，你得把干粮收起来，有的是细粮票——到食堂卖成白面馒头，有的是粗粮票——就只能卖成玉米面窝头，有的是自己带的小米——你得替他蒸成小米干饭，再把馒头和窝头烤成又焦又黄又热又脆的——不能烤糊了，那就太对不住伙计了。然后，趁着热乎劲装在一个柳条篓子里，再灌上一铁桶开水，就得赶紧担起来下井了。那时的井下巷道比现在差远了，空人走都不大利索，何况挑着担子！再说，那时我就已经近视了，不是碰到这里，就是磕到那里，说不尽的狼狈啊。好不容易到了工作面，就更难走了，挑了担子站不起来，只能前边推着干粮篓子，后边拽着热水桶，从运输巷的机头一直送到工作面机尾。碰上冒顶或是大片帮，实在不好过，到了后边往往是水也凉了、干粮也冷了，不免还得听几句难听话。这并不算完，一份一份送罢了，把家什收拾到一边，还得完成自己那一半装煤任务。到下班的时候，劣势就充分显示出来了，别人是空人一个，你是挑着担子，跌跌撞撞，磕磕绊绊，总是走在后边。一步迟，步步迟。上了井，还得去把篓子和水桶送了。别人洗完了澡，你才进澡堂；别人吃完了饭，你才进食堂。大概得慢半小时。在平均13个小时的基础上，这半小时弥足珍贵。

既然如此，郭队长这算是什么照顾呢？

很久以后，我才明白。

跌跌撞撞、磕磕绊绊的日子过了两年多。我长高了，也奘了。有一次，下班后比赛吃饭，二两一个的馒头，我一口气吃了8个，还喝了三碗和子饭，荣膺探花郎。状元郎厉害，姓高，在村里当过民兵连长，12个；榜眼也厉害，原来是村里的小队长，11个。之后，送干粮的岗位又空出来了，郭队长又叫我，我说不去了，就装煤。郭队长往我跟前凑了凑，反问我，真行了？！又说，你这个孩啊，只当你是个耍嘴的，谁知道你是真革命来了！自家操心啊，没了命，还革甚命了？！

20岁那年，我结束了采煤工生涯，被推荐上学。郭队长接到通知，当下就打电话叫我。那时井下电话效果很一般，说话都是大喊大叫式。他那几句话，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是你吧？！上来上来上来，赶紧上来！我以为是什么紧急事情，上得井来，没去交矿灯，没去换衣裳洗澡，一口气跑到队部。一进门，郭队长就把通知书杵到我脸前说，快走吧，快走吧，你可算赶紧走了吧，万一坏上一半样①注：指人的某一肢体或部位。那时，大家习惯这样叫，脑袋叫做头一样，四肢叫做四大样，工伤砸住哪一样了，就说是坏了一样。，多可惜！你愿意念书，去好好念吧。

郭队长，郭队长，你终于还是不要我。

班长老常

老常是我的第一任班长，风风火火，经常把革命加拼命、拼命干革命挂在嘴上，也能落在行动上。不仅是叫别人落实，他自己也能落实。一开始，我们很说得来。

头一天下井，我的三节溜槽的任务分在工作面中间，还没有放炮，就先到回风巷去拖料——就是木柱。那时管理松散，木料本应该送到工作面机尾，运料队的人们发懒，卸在回风巷口上就下班了，之间差两三百米。如果在地面，两三百米不是什么问题。可这是在井下采煤工作面，巷道断面小，扛上根本就站不起来，所以叫做拖料。所谓料，是长2.2米、直径20厘米的原木，东北松，未经烘干的，很沉。那时力气不够，走不开，猛一用力，一头就撞在旁边的柱子上，眼睛发黑，脑袋嗡嗡的，安全帽和灯头都撞掉了。突然一片黑暗，什么也看不见。赶紧顺着矿灯带子把灯头拽回来，怎么也扭不着。左扭右扭，轻扭重扭，反正是不着了。周围一个人也没有，一点声音也没有，我一点办法也没有。于是我第一次体会到了真正的黑暗和恐惧。黑暗，并不是看不见，而是不知道自己还在不在。恐惧，并不是害怕，而是不知道该怎么办。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老常喊叫着来了。看了看，说是矿灯灯泡吹了。一边拧灯头盖子、换灯泡，一边狡黠地说：瞧你是个老实孩儿，头一天上班，怎就学会弄这事情了？

他这番话，我很久以后才明白。那时的工资制度是大锅饭，采煤队的工人虽然既辛苦又危险，也只是比别的队多挣两毛钱入坑费。伙计们便琢磨出了一些可以少干活、早上井的小创意，把矿灯灯泡弄吹了就是常见的一种。负责任的班长们常常会带几个小灯泡，以专门对付。我是新手，还没有这个水平。再说，我是自觉到革命最需要的地方来的，也不屑于此。

换上灯泡，继续拖料。老常说，拖不动不要用猛劲，来回扭扭就走开了。我一试，果然能行。后来上学才知道，这办法很符合力学原理。老常，是我的第一个师傅。当然，他用不着。他拖起一根木料来，毫不费力，腾腾就走了。看着他腰间的肌肉一鼓一鼓，想起一个词：虎背熊腰。

到了工作面中间地段，属于我的那三节溜槽的煤已经放炮崩下来了，真正是一座小山啊，堵在你的脸前头，连落脚的地方都找不下。老常撂下一句赶紧装煤，装了煤打起柱来，走了。

采煤工作面装煤工的一般劳动程序是：放炮之后，如果顶板不好，就先打临时支柱；顶板还好，就先装煤，先用板镢（就是平常的镢头，但大家都叫板镢）把脸前这座小山的上半部分扒到溜子里；再用大钢锨把低于溜子的下半部分装进溜子里；挖柱窝（必须凿破硬底，不能在放炮震松了的虚煤上），打起柱子，用木楔把柱子背紧；再把浮煤装完。你就可以下班了。

我的力气不够，但总觉得这就是革命了，得努力。再说，一开始是扒煤，感觉容易。但扒了一会儿就知道不容易了，手上就起了好几串泡，生疼，也还是坚持。到班中吃干粮的时候，已经把上半部分扒完了。当然，两边的老伙计们进度快，上边一位的已经装完煤，下边的一位已经准备打柱了。

我一边吃干粮，一边看着两手泡。老常过来传授了个办法：脱了手套，装煤时候两手攥紧锨把，一直攥紧，把泡挤破，流出水来，脱了皮，长出老茧来，就好了。

吃完干粮，我就照此办理。装煤比扒煤困难，钢锨插不进去，两手攥紧，膝盖顶着，也还是很困难，每插一下，两手就像揭了皮一样疼。很快，满手血泡果然全破了，血水顺着钢锨把子流下来。我咬着牙坚持，觉得，这就是革命，就应该这样，心里甚至暗暗自豪。

痛苦是最好的老师。我意识到，沿着一个位置装，比较容易，效果较好，就有意识这样干。后来知道，这叫沿着锨口，是基本常识。

老常教了一条——攥紧锨把，自己琢磨了一条——沿着锨口。作为一个装煤工，我就算入门了。当然，速度还不行。

这当中，上下两边的伙计快要完工了、已经完工了、坐下歇了一会儿……我一直注意着他们，觉得他们会过来帮帮我，应该过来的……毛主席教导我们：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这是工人阶级队伍，我们大家都是工人阶级，你们是老工人啊！他们终于过来了，一个拍拍我的肩膀，说，慢慢干吧，不要急；另一个说，不错，力气不大，心劲不小。然后，扬长而去。

这是什么老工人？！

大家都下班走了，老常过来帮我，没听我说完就硬邦邦顶了回来，你这话我不待听！不帮助你就不是工人阶级了？帮助帮助，是互相帮助。天下不是就你一个人识字，毛主席语录我也背过。你帮不了别人凭甚叫别人帮助你？！

那你管我这闲事干什么？我也硬邦邦就顶了上去。

哎哟，力气不大，火气不小。老常说，我是当着这个鸟班长，要不我早走了。看我不接话茬，他又说，行啊，你这孩儿有骨头。人就得有个骨头。个人没骨头，老天爷也帮不了你。

按照老常给的办法，满手血泡破了之后，再攥紧锨把子继续干，半个手掌的皮就全起来了，露出了下边的嫩肉。就此明白，人的皮原来也可以像其他动物的皮一样揭起来。没有去医院，也没有休息，我就那样顶了下来，一直到长了满手的硬茧子。老常和伙计们也不再那么小看我了。

但是，我一直不明白，老常到底是为我还是害我？反正，他是经常把我分配在工作面中间。长壁采煤工作面呈条状，那时一般百余米长、大约2—4米宽，中间地段压力自然很大，顶板不好，压得很低，水也更大，很不好干，加上我力气不行，常常是到点也完不了。我完不成任务，他也走不了，便常过来帮帮我。我也弄不清楚他到底是因为当的那个鸟班长，还是真的想帮我？

有一天，郭队长注意到了，便骂他，问他的良心是不是叫狗吃了，这么大个孩子，就不能照顾照顾？！他便和队长对骂，问班里任务完不了队里照顾不照顾？！后来，我便离开了中间地段，可自己干得慢又不免影响全班进度，他也更经常帮帮我，沿着工作面窜上窜下，骂骂这个、说说那个，不时停下来，帮我几下，或扒几镢煤，或砍个碗口、打根柱子。

我们队的三个班长中，老常对任务看得比较重。有一回，有两个伙计没完成任务就想下班，老常脸对脸站在他们面前，反倒不像平时那样大喊大叫了，只是把手里的工具往地下一扔，黑着脸低低地吼了一声，我看你们敢走！那架势，如果俩伙计再走一步，他真就要动手了。而动起手来，那俩伙计还真不是对手。所以，我们班的任务在全队完成得最好。有人说他是想当队长，我觉得不像，他就是拼命干革命。

那个时代，老常这样的人是多数。

后来，老常工伤了，很重，没有抢救过来。我们队5年间因公死亡1人，就是他。他长了一排比较长的大门牙，嘴皮完全包不住，还有黄斑。面对面说话的时候，那大长牙简直就要杵到你脸上来。曾有伙计和他开玩笑，问他怎样和老婆睡觉、和老婆亲过嘴没有？大家哄堂大笑了，他反应迟钝，半天才明白过来，就很不好意思了，嘴皮便下意识地努力、努力想把牙包起来，由于客观条件限制，终于还是无奈地放弃了。此后，每逢见到这样特点的人，就会想起老常，想起他努力想把牙包起来的样子。

如今行文至此，才忽然意识到，居然从来没有对他说过一声谢谢。无论主观如何，客观而言，他对我帮助很多。

谢谢了，班长。物是人非，愿你还能听到这实在是太迟了的感谢。

班长老刘

继任的班长姓刘，挺能干，自认为是个装煤、打柱的高手，经常把这一点挂在嘴上，说全班伙计谁也干不过他，谁要不服，就出来比试比试。听起来像是吹牛，其实只是他调动大家积极性的小手段。采掘一线的班组长差不多都是装煤打柱的高手，不是高手，哪里能当得了班组长呢！不同的是，有的人当了班长之后，就不和大伙儿一样分任务了，纯粹是当班长。有的人当了班长还和大家一样分任务，等于是义务当班长。老刘属于后者。

分任务此事值得一说。大家口头上并不是这样叫，而是叫择格旯——不是“旮旯”之误，就是这样读，也差不多就是字面的意思。那时的采煤工作面全部用木柱支撑，柱距一般0.8米，行距一般1米，整个工作面也就自然分成了一个个的格旯。择，主要是挨着数过去的意思，也有选择的意思，加起来就是分配的意思。择格旯，既是名词——指这件事情、这个工作，装煤就又叫择格旯；又是动词——指分配任务这个过程。常常感觉口头语言简明形象，是书面语言他妈，这就算一例。分任务或分工，所有的行道都能用，太抽象；择格旯，唯有煤矿井下才能用，且唯有炮采工作面才能用，太落后的——串糖葫芦那样的旧法回采不能用，太先进的——现在的综合机械化采煤也不能用，堪称独有的形象生动。采煤这行道，虽然很古老，但技术进步缓慢，就有文字记载的历史看，宋朝算第一个进步的台阶，明朝算又一个台阶。之后，这里说的长壁炮采就是这个行道脱离古老之后的第一次重要进步，许多事情都还没有规范的叫法，创造是必需的。

当班长，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择格旯。一般刚上班，第一件事情就是择格旯。值班队干打电话，也往往是先问择开格旯没有。择开格旯，就是已经分工完毕，当班生产已经开始。

一般工作面的条件，不仅中间不好，两头也不好。择格旯，就成为对班长的一大考验。有些班长就半天也择不开，甚至还有打起来的。以前老常经常把我分在中间，就多多少少有些欺负小孩子的意思。我为他顺利择格旯做了贡献，他又用自己的帮助加以弥补。但当时并不清楚，很久以后才明白。

老刘择格旯很利索，办法很简单——大家挑，谁先来谁先挑，剩下的是他自己的。来迟了的有意见，他就让人家干他的——他的格旯一定是最不好干的。所以，他当班长期间，伙计们下井都尽量赶早——择一个好干点的格旯。

煤矿井下的班组长，很难当。现在实行包干、计件等办法还好些，班长参与分配，还能吓唬俩人；那时手里什么都没有，糊弄着一班人完成任务，很是不容易，真可谓八仙过海——各显其能。

老刘还有一手，能和大家喷②注：汉语中的“喷”略有贬义，如喷饭、喷粪，用在这里毫无贬义，指能说、愿意说话、说得有意思。到一起。

他年轻时是个英俊后生。他们那个时候井下还有女工，他便娶了矿上数得着的漂亮女人。班中吃干粮的时候，大家常常会让他喷一会儿。他也不做作，会给大家喷一通，有时甚至能听出其中的“创作”成分。喷得多了，大家都能仿下来，有时就叫他专门讲某几个关键细节，第一次是怎样抓住人家的手、第一次是怎样亲了人家的嘴等等，好比三国里的关公过五关、斩六将，也好比《水浒》中的景阳冈打虎，百听不厌。其实，也不仅是老刘，伙计们差不多都得讲讲和自己女人的故事，有点像是入伙的一道门槛，不讲，就入不了伙。如果谁有了不是自己女人的女人，那就更得讲讲。事后想想，那其实是那个枯燥年代里重要的精神财富，讲了就是在精神层面共享了精神财富，就像是一家人了。对我这样不懂人事的少年而言，自然也是一种教育。

老刘有个好老婆，是他一辈子主要的骄傲，他老婆又生了若干漂亮儿女，自然就是两辈子的主要骄傲了。

一般而言，某一社会群体的社会地位越高，这一群体找的女人也就越漂亮；相反，群体社会地位越低，找的女人也大都好看不到哪里去。就是说，群体老婆的平均漂亮程度，是该群体社会地位的重要标志。老刘一个下窑汉，有那样大家羡慕的桃花运，那表明，劳动、劳动者、煤矿劳动者、煤矿井下一线劳动者，真的有过一段社会地位比较高的、颇为风光的日子。

后来，有些变化。我们这一茬采煤工当中，老婆既好看、又有工作、还有城镇户口的就不多。大多是只能占一头，好看的老婆差不多都来自农村甚至深山里，有工作的老婆——对不住伙计们了——大都一般。如今就更有变化，矿上数得着的漂亮女人大都嫁的是有钱人。这里绝对不是反对矿工的女儿嫁给有钱人。我只是想，如果是现在，老刘老婆还会不会嫁给老刘呢？悬乎。

公道说，老刘当班长，主要的并不是靠会择格旯，更不是靠会喷淡话，他真的是个装煤、打柱的好手，有的时候干活还很猛。回柱的时候，总在勾头上；冒了顶掘小洞的时候，总在最前头。后来，他也工伤了。

那是个生猛的年代。这个矿上的矿史中记载有这样一件事情，原文如下：

当然，在极左意识形态的狂热影响下，人们的行为也会向另一个极端发展。

1970年2月的一天，某工作面压力很大，柱子压得啪啪直响，顶板上的碎石开始不断地往下落，大冒顶即将来临。在这种情况下，跟班的副队长、当时称为副连长，不仅没有带领大家迅速撤出，反而是指挥工人们冒险拖料、打柱、加强支护，自己也奋不顾身冲在最前边。虽然避免了一场重大冒顶事故，但危险性也不言而喻。

那一时期从太原、长治等中学招来的学生工人，在这一方面表现得更为突出，有几次工伤死亡事故就是因为这一方面的原因造成的。

在那个狂热而冲动的年代里，有些领导同志对这样的举动采取了鼓励、提倡的态度，每逢有类似的工伤死亡事故发生，矿上都会举行声势浩大的追悼会，也有意无意助长了这种盲目蛮干的倾向。

那一时期，井下事故频繁、工伤死亡率较高，这也是一个原因。

我赞同这样的分析。但对于将原因归结为“有些领导同志”，感觉不甚妥当，主要的恐怕还是那个时代啊。

至于这里说的是不是老刘，不知道；老刘是不是这样工伤的，也不知道。不过，他还算幸运，不算重，只坏了一样——砸折一条腿。

“张打枪”

后来，我也工伤了，砸折一条腿，比老刘还幸运，是小腿腓骨，更幸运的是，因此而被照顾去开煤溜，成了机电工。谢谢这条腿，它和好心的郭队长一起，帮助我迈上了一生中极为重要的一个台阶。

采煤队里开煤溜的，大都是我这样比较幸运的人。我算是念书多的，不久成为机电组长。同组又同宿舍的是老张，已经50多了，一只眼斜了基本睁不开，始终是一副瞄准架势，大家便叫他“张打枪”。他有一点很是令伙计们佩服：在采煤队干了十多年，居然一次也没工伤过。

有一次，刚接班，“张打枪”那部煤溜的大链就断了。

20型煤溜的大链由活动销逐个连接，有多少链环就有多少活动销，易磨损，也容易断。断了就得接。接大链是个危险活，没有专用工具，完全徒手操作，关键是得把断开的大链的一端用将军柱顶牢，快速频繁倒着启动电机，把另一端倒回来，使两端保持有操作余地的平衡状态，才能把活动销插进两个链环之间。或快或慢了，都会把手指夹在里边，那就等于将手指头当钢铁的活动销用了，大多数情况下，会毫无声响地在瞬间被切断。那一代采煤工人中，手指短一截的不少，都是这个缘故。著名的全国劳模郝小明，十个手指头有九个都曾经受过伤，有几个基本就没有了。这种工伤事故要不了命，但真的很危险，且特别疼。

我把将军柱打起来，让“张打枪”来接，自己去倒开煤溜。“张打枪”很精明，不干。我说我开，不管你接住接不住，宁可烧了电机也肯定不会把你的手指夹在里边。不论我怎么说，他是坚决不干。看那架势，我就是说下大天来，他也是个不干。我只好自己去接，让他去倒开煤溜。

接大链的时候，对倒开煤溜者的要求是务必保持均匀的快速频繁启动状态，手指得足够灵活。对接大链者的要求是，能够准确预测下一次的停顿是否最合适，敢把手伸进去。老张的问题就是年纪大了，手指不够灵活，每一下之间的停顿不均匀。我试了几次，都觉得危险。可也不能一直等，那真的会把电机烧了——当班的生产就停了，只能咬着牙试一下。

我刚把活动销插进去，立即抽手，还没抽出来的功夫，他那边就停了。刚刚接起来的大链惯性前冲，右手指被咬在中间，充当了活动销。我惨叫一声，他又慌忙倒开，又把将军柱顶倒了，砸在我身上。他更慌了，又频繁倒开，将军柱已经倒了，大链便向后走。我的手指被咬在里边，疼得要命，一边跟着走，一边破口大骂，让他先把将军柱打起来。他没有当过采煤工，又心慌，半天也打不起来。我一边给他说怎么打柱，一边就把自己所知道的最难听的骂人话全送给了他。看他实在打不起来，只得让他去工作面叫人。

他跑着去叫人，我只能就那样等着，手指被咬在大链中间，钻心疼，血顺着大链流到溜槽上，又慢慢往前流，特别红。

我的手指受伤的情况，算不幸中的幸运。幸运的是，还算抽得快，没有被切断，只是咬住了食指尖；不幸的是，着急拿不出来，实在是疼，比干脆被切断还疼。我以为这就是最疼的了，谁知不是。到了医院才最疼，一个手指不光打了夹板，还缝了19针，半年后还伸不直，多年后还不顶用。

事后回想，“张打枪”的儿子都比我年龄大，那样不加选择地骂人家，实在过分，便向他道歉。他反倒一直给我赔不是，像在斗私批修会上一样，直说自己自私，说他只顾自己、忘了我，说他老了坏一半样不要紧，我还小，万一坏了哪样，将来不好找对象，就是他一辈子对不起人。

通过这件事情，我算明白“张打枪”为何从未工伤过了，也觉得这老汉太精明。

很快，就觉得自己这样想也不一定妥当。工伤了不能上班，伙计们就常来坐坐。不论谁来，“张打枪”总要说这么一句话，年轻人手快，要是我，非把指头咬下来不可。听得多了才明白，他这话其实是说给我的。他想告诉我，如果把我们两人看做一个整体，他的方案损失最小；与其把他的手指咬下来，不如让我受点伤。细细一想，也有道理。

多年后才意识到，他也有不那么精明的地方。

我的习惯，睡前一般会坐在床上看个把小时书。如果遇到什么好书，时间还会长一些。便是上四点班，下了班是凌晨，也是照样。看书，就得开灯。那时没台灯，就是天花板上吊着的那一盏。“张打枪”总是翻来覆去不能入睡。我曾问过是不是开着灯影响他。他说没事，是人老了不容易睡着。于是，我也就照看不误。我们同宿舍两年多，一直如此。好多年后，我也五六十岁了才明白，人老了，觉得迷糊了，到了睡觉点就得赶紧睡，一旦受干扰、过了点就很难入睡，得折腾好大一阵才行。那个难受劲，年轻的时候根本体会不到。我们同宿舍的那两年多，对“张打枪”来说，一定是很难受的一段时光。

“张打枪”退休后好像是回了吕梁老家，如今应该有八十多岁。他善于保护自己，一定仍然安然无恙；他又能够以自己可以承受的付出帮助别人，一定和乡亲们相处不错。

老张，愿你长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