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和谐发展观与构建中国民族理论话语体系的关系
——构建中国民族理论话语体系研究之四

黄仲盈

论和谐发展观与构建中国民族理论话语体系的关系
——构建中国民族理论话语体系研究之四

黄仲盈

构建中国民族理论话语体系，必须以我国几千年的民族发展史和传统文化为立足点和出发点，抓住我国多元文化中的和谐本质，坚持民族话语权，既要尊重、继承和发扬本国的传统文化，保存民族文化的完整性，促进民族文化的持续性发展，同时也要开展国际间的学术交流，学习和借鉴国外新的理论和研究方法，促进各民族的和谐发展。

民族理论;和谐发展观;话语权

Abstract:To build the discourse of Chinese ethnic theory and promote 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all the ethnic groups in further，we must stand on the ethnic developmental history and the traditional culture，catch the harmonious spirit of the multi－culture of China，adhere to the national voice，respect，inherit and carry forward our traditional culture，preserve the integrity and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culture，have exchanges with the international academics and learn from that as well.

Key words:Ethnic theory;Harmonious development;Voice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纳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①这里，强调“中国特色”，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所强调的“中国具体环境”、“中国的特点”、“中国的特性”等方面的内容。②反映到中国民族理论话语体系中，就是强调民族理论的“中国话语权”，要求我们在今后的民族研究和民族工作中，遵循科学发展观的思想和原则，与时俱进，不断进行科学总结和理论创新，促进各民族的和谐发展。

一、我国民族理论体系长期处于一种失语状态

对于长期以来我国民族理论的发展状况，郝时远先生曾一语道破了其中的尴尬:“在学术理论层面，尤其是我国的民族理论 (包括民族学、人类学等相关学科)在话语体系上的确没有形成自己的一套可以在对话中令人信服的理论体系。”③

实际上，自从鸦片战争以后，我国的民族理论在发展过程中就一直处于一种“失语”状态。鸦片战争以前，“大一统”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和思想观念，强烈地表现出一种“中华世界秩序”的观念，决定了历代王朝形成了一种以中国为核心，国家领土辐射四方、天下臣民纳贡朝拜的“天下主义”思想。在“大一统”思想的统治下，我国古代实行的是一种“唯我独尊”和“闭关锁国”政策，从而使我国传统文化的孕育和发展处于一种相对封闭和孤立的环境中，各种文化的内涵和形式更多地体现出具有鲜明的中国元素和中国特色。在民族理论上，既有“华夷之辨”、“五方之民”的族类划分现象;也有“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湿、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④的民族志的描述;更有“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⑤的开明通达的民族政策。这样，在“大一统”思想主导下所表现出来的讲究名份的正统观和倡导民族融合、交流和教化的思想，导致了我国古代民族理论的相关表述保留了一系列的中国话语体系。鸦片战争以后，这种话语优势便不复存在，帝国主义列强的坚船利炮，打破的不仅是清王朝“闭关锁国”政策，更多的是将几千年来我国封建统治的“以天下文明自居”、“以文化自我为中心”的幻想击得粉碎，“上朝天国”的文化自我封闭系统亦被彻底打破，本来相对完整的文化体系已经发生了裂痕，更多地遭受西方现代文化的影响和冲击，被强制地卷入了世界文化的运行体制中，从而使国人的“天下主义”思想开始转向了“自我”与“他者”的思考。

从20世纪开始，在大量的反封反帝论著中，“民族”、“民族主义”、“民族意识”等具有西方血统的词语大量出现，主要用于论述帝国主义的侵略性和探求强国富民之路，在研究中国的民族文化和历史的同时，论述民族主义，意在增强民族自主、自决意识，表明民族的自尊心、责任心、自豪感，阐明民族独立自主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现象，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就是西方文化的强势地位。鸦片战争以后，我国封建制度的腐朽性、保守性和落后性暴露无遗。相比之下，西方追求民族自由、民主建国、倡导工业大发展等思潮则给没落中的中国社会现实注入了一剂兴奋剂，向西方学习，用西方先进的思想、技术和文化来改变和拯救中国落后、封闭的局面，就成为了这一时期我国社会思潮的主流。“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念在很大的程度上道明了当时国人站在西方文化的立场上审视和阐释中国社会现实的客观事实。不可否认，在当时的背景下，向西方学习确实能够对中国的社会思潮、学术理论、社会革命起到一种“化腐朽为神奇”的作用，但由于一味推崇西方的民主及其文化，忽视了我国延续了几千年的文化传统，这种思想一旦表现在如何对待我国的文化现象上，就容易站在西方文化的立场上来理解和阐释，以西方的观点和标准来衡量我国现存的文化体系，实行的是一种“单向的接受”的文化输入方式，背离了我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背景，使我国的学术界和理论界从此也陷入了长期的“失语”状态。

正是这种“失语”的状态，反映到民族理论体系上，在很长时期内，我国就一直遵循着西方民族学的理论观点和方法，从而忽视了自己的传统文化，不敢与西方思潮争锋，总是以西方的理论来解释和颠覆本土的文化，从而丧失了自己的话语权。鸦片战争以后，西方民族学理论随着西方文化的涌进并能够在我国迅速而广泛地传播，关键因素还是西方民主运动中的民族主义思潮被当时的国人认为是能够用来拯救国家和民族的“良药”，在研究中国的民族文化和历史的同时，论述民族主义，提倡民主建国，意在增强民族自主、自决意识，表明民族的自尊心、责任心、自豪感，阐明民族独立自主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但是，由于西方文化的强势地位，西方追求民族自由、民主建国、倡导工业大发展等具有“先进经验”的民族观和民族主义思潮到了极力地推崇和广泛地效仿，无论是洋务派的“洋务运动”，还是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维新运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念虽然体现的是一种向西方交流、学习的开放态度，但在很大程度上也说明了当时国人主要站在西方文化的立场上审视和阐释中国社会现实的客观事实。这种思想也一直影响到后来的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在民主建国过程中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如孙中山最初提出的“驱除鞑虏”口号所体现的就具有浓厚的种族主义色彩;即使到后来的“五族共和”的主张，同样体现了国民党侧重血缘关系、提倡民族同化的民族观，这其中就深受西方民族理论中种族优劣论的影响;而“必要满、蒙、回、藏都同化于我们汉族，成一个大民族主义国家”⑥的观点则是完全沿袭西方民族理论中关于建立单一民族国家的模式。与国民党执行“民族同化”政策不同，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来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提倡“民族平等”政策。但是，由于当时前苏联政治和学术地位的权威性，我国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很大程度上都在沿袭和效仿前苏联的做法，如建党初期效仿前苏联建立联邦制国家和新中国成立后在民族识别工作中遵循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去识别和划分我国的民族成分，等等。这种前苏联的“权威”长期以来一直都在影响着我国对民族现象和民族问题的正确认识。新中国成立后，即使我国抛弃了联邦制，确定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在民族识别过程中主张“名从主人”的原则，但遵照前苏联的民族理论来解决我国的民族问题，以经典概念的各种要素和条框去解释和划分我国历史上形成的各类民族群体的现象还是屡见不鲜。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体系初步形成，并且在整个90年代和21世纪初得到了重大发展，但是在应对西方学术话语霸权方面还缺乏“一套在对话中可以让人信服的理论体系”。20世纪80年代末，我国著名民族学家费孝通先生提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真实地反映了我国各民族长期以来形成的文化多元、政治一体的发展格局，这是坚持民族理论中国话语权的集中体现，遗憾的是这一理论提出后，一直没有能在中国民族理论体系中占有应有的地位，⑦前后沉寂了十多年，直到2005年，胡锦涛同志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才正式提到了这一观点。

二、我国多元文化中的和谐发展观

在谈到我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理论交流的问题上，郝时远指出:“在应对西方学术话语霸权方面，应该发掘和梳理我们自身的传统，构建自己的学术话语系统。”认为话语权的价值在于对话，是“双向和多向的互动交流，而不是单向的接受。”强调在构建自己的话语体系时，离不开中国自身的传统，“不是说被动地离不开，而是主动地离不开。”认为“我们需要从‘五方之民’的观念中去梳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从而提炼出其中的基本价值观念。”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体系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和发展过程种形成和发展起来的。20世纪90年代末期至21世纪初，我国各民族的经济文化生活进入了高速发展时期，针对当前的国内国际环境，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和任务，2005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和谐民族关系的概念，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了建设“和谐世界”。自此，和谐成为了我国当前各种关系 (包括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发展的时代总特征，也“成为了民族理论学科的一个新概念、新理念”。⑨

和谐成为民族理论学科发展的新概念、新理念，实际上就是从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和传统文化提炼出来的基本价值观念，因为各民族共休戚、共存亡、共荣辱、共命运的和谐发展观自古以来就存在于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化体系和价值体系中。

我国的封建社会，主要是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血缘宗法制度、大一统的政权结构为基础，而这种社会构建，一方面造成了几近封闭、与世隔绝的政治格局，同时也为我国封建社会古朴的和谐观提供了赖以生存的土壤。在大一统思想的统治下，形成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封建等级制度，而这种等级秩序主要是以血缘宗亲为联系纽带的。这样，封建社会里的君臣等级关系、君民隶属关系，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间的对立关系，彼此之间的尊卑、贵贱、矛盾乃至冲突等现象都在血缘纽带基础上所产生的亲亲关系而变得调和起来。表现在民族观上，从共同的血统、起源神话出发，将华夷整合成为了一个世代传承、绵延不断的庞大的具有族群认同性质的共同体，从而筑构了一种华夷共祖的认同体系，这就是中华民族统一体。虽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在各种“族类”观上，一直存在着“华夷一统”、 “以夏变夷”与“华夷之辨”、“尊王攘夷”两者之间的争辩和矛盾，但是，这也只是我国“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天下大治”的历史趋势所表现出来的对民族政策的调整。封建民族政策中针对少数民族“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既体现了要保持民族特色，又包含有政治统一和文化多元的思想。而破除华夷之别，这也是封建民族政策的主要特色之一，如隋文帝:“浦天下，皆曰朕臣。”(《隋书》卷83，《西域列传》)唐太宗:“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如一。”(《资治通鉴》卷198，《太宗纪》)明太祖:“华夷无间。姓氏虽异，抚字如一。”(《明太宗实录》卷53)明成祖:“华夷本一家，朕奉天命为天子，天之所覆，地之所载，皆朕赤子。”(《明太宗实录》卷127)这些言录，出自封建王朝最高统治者之口，虽然主要是为了巩固封建统治秩序，但同时也表达了各民族和平共处的愿望，“华夷一家”的思想使各民族在长期的相互交往中形成了政治和文化上的认同。

鸦片战争以前，我国长期处于一种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状态，其中的斗争，大多都是来自于封建王朝的内部斗争，所谓的“非我族类”之说也是华夏诸族和夷蛮戎狄之间的意识分割。鸦片战争以后，“非我族类”的思想已经由之前的等级和血统区分上升到了国与国之间的文化和民族意识的区分，所谓的“谓他人而自觉为我”，“他人”，指的是帝国主义列强，“我”，则是中国境内的所有民族组成的中华民族统一体。对于中华民族一词，费孝通这样解释:“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⑩中华民族由“自在的民族实体”发展成为“自觉的民族实体”，这其中就体现了我国各民族发展的客观规律。如果说，在此之前，“华夷一家”主要是出自于维护封建统治制度考虑、各民族之间主要还以等级贵贱来区分的话，那么，鸦片战争之后，这种思想已经是退居其次了。近代我国民族的发展，更多的是在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双层夹击中寻求保持和发展民族传统文化、维护民族整体利益等求生存、求发展等方面的权利。在一致对外的口号下，各民族充分发扬自强、自尊、自信的民族精神，团结一致，同仇敌忾，为中华民族的民族解放事业前仆后继。这一时期，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进行了大规模、史无前例的民族识别工作，目的就是要为实行平等的民族政策做好基础准备，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更好实施和发展各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创造前提条件，而最能体现我国民族平等政策核心的就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我们所讲的“民族自治”，指的是在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总体精神和原则的指导下，少数民族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下在自治地方当家作主，发挥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所赋予的民族发展自主权，自主管理本地区和本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内部事务，是为了促进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新型的民族关系，从而达到各民族的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区别于民族主义者鼓吹的“民族自治”，即单纯地从民族成份出发，不考虑其历史沿革和经济、文化的形成、发展的实际情况，人为地把同一民族划在一个区域里，实行单一民族的自治。民族区域自治中的自治，字面看来是“自治”，实际上是各民族的“共治”，少数民族在自治的过程中，自主管理本民族和本地区的经济、文化、财政等社会事务，最终的目的就是和其他地区、其他民族共同建设社会主义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达到社会主义“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⑪

从以上我国民族的发展过程来看，由封建社会的“华夷之辨”，到近代风起云涌的“民族自觉”，再到新中国提倡的“民族和谐”，尽管由于历史环境和时代背景的不同，民族的大小规模、表现形式、文化特征等可能有所不同，但民族其中的内在本质却是一脉相承的。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造就了中华民族独特的发展模式，这一模式，就是费孝通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从起源、发展、特点以及彼此联系的文化特制等方面阐释了我国各民族现实的分布格局和体现了各民族潜在的和谐均能功能，因为“自古以来中国文化中一直有容纳、吸收不同文化成分于其中的主体观念存在”，“这种容纳、吸收的多元一体基本思维体系，也许是几千年来不断综合环境调适与资源互补所形成的所谓‘和谐均衡’宇宙观的长久作用所致。”⑫正是在中国传统文化“和谐均衡”观的作用下，我国各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已结合成相互依存的、统一而不能分割的整体”，“已具有高一层次的民族认同意识，即共休戚、共存亡、共荣辱、共使命的感情和道义”。⑬

所以，我国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虽然时有纷争，但是统一还是历史的主流，这其中主要传承了我国传统文化相互尊重、相互包容、共同发展的“和谐均衡”观和和谐发展观。

三、坚持中国民族理论学术话语体系促进各民族和谐发展

从以上我国民族发展的各个阶段的特征可以看出，我们提倡坚持中国民族理论学术话语权，实际上就是坚持各民族“和而不同”的和谐发展方向。

“和而不同”语出孔子，他认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⑭这里，其强调的是人生观的问题，扩展到文化发展上，实际上指的就是多元文化共存发展所应该遵循的原则，强调的就是一种和谐的思想。对于和谐的理解，费孝通先生曾经提出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主张。他指出，“和为贵”是中国社会内部结构各种社会关系的基本出发点，在与异民族相处时，出现了“和而不同”的理论，承认不同，但要求“和”，存异求同，化解矛盾，才能出现“和”的局面，这是世界多元文化必走的一条道路。⑮我国自古以来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的传统文化长期以来就以一种多元发展的形态存在。历史上，我国“华夷之辨”、“华夷互化”的民族发展状态、“多元一体”的民族发展格局、各民族交往交流中所体现出来的“和而不同”的民族关系、在统治上从封建社会所设置的“因俗设治”到新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从封建统治阶级提倡的“大一统”思想到中国共产党坚持的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民族政策，这其中的历史进程，体现的就是“存异求同”、“和而不同”的发展道路。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多次对社会主义时期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进行了简明概括:第一次是1990年江泽民主席在新疆视察工作时，主要从五方面进行了概括;⑯第二次是1992年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主要从八方面进行概括;⑰第三次是2001年根据民族工作方面出现的新情况和新经验所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主要从十方面进行概括;⑱第四次是2005年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主要从十二方面进行概括。⑲四次概括的内容虽然有所差异，但都强调:民族的产生、发展和消亡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社会主义时期是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时期，各民族间的共同因素在不断增多，但民族特点、民族差异和各民族在经济文化上的差距，将长期存在。这一论述是我们认识民族现象和解决民族问题的基础和出发点。民族作为人类发展史上形成的客观存在的社会实体，具有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这就要求我们在进行民族研究、制定民族政策和解决民族问题时，不能脱离我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必须立足于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社会现实。这也是我们坚持中国特色民族理论话语权的历史基础。促进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发展，这是当前民族工作的主题。以科学的发展观来统领民族的发展，一方面，必须要意识到社会主义时期我国各民族的共性在日益增多;另一方面，也要承认由于历史的和现实的因素，各民族的差别性也将会长期存在。我们在解决国内的民族问题时，力求各民族的发展“和而不同”，就是为了要达到各民族和谐发展的目的。将“和而不同”的民族发展思路扩展到国际上，同样也是适用的。当前的国际局势变动剧烈，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横行，局部冲突加剧，南北发展差距拉大，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一些国家和政治势力背离了当前世界各民族所遵循的和平与发展的原则，对当前世界上的一些政治事件和民族纠纷不分国家、不分民族，以己的价值观念强加到他人的身上，实行一刀切的做法，从而更加加剧了国际形势的动荡不安。实际上，任何国家、任何民族都有自己的传统文化和价值体系，都有权选择自己独立发展的道路。党的十七大所提出的创建“和谐世界”的观念，就是提倡世界各民族能够坚持自己的话语权，在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的同时，坚持适合本国、本民族发展的道路，最终达到全世界和谐发展的目的。

所以，如果我们坚持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理论学术话语体系，坚持“和而不同”的民族和谐发展观，那么，我们就可以有效地解决中国特色民族理论在我国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以下几个主要问题:

其一，正确认识我国民族理论的“舶来说”、“本土化”、“本土说”三者之间的联系。一百多年来，我国民族学的发展深受“欧美中心论”的影响，许多学者习惯于站在西方的学术立场上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民族理论的“舶来说”也因此根深蒂固。至于“本土化”，则是近几十年来我们在学习西方变革图强时而提倡民族理论研究符合中国实际的主张，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进步性，但是，这种“拿来主义”深究其涵义，实际上还是以西方的理论观点为主导思想，喧宾夺主，忽视了我国各民族的发展史和传统文化才是我们进行民族研究的出发点和立足点。“舶来说”和“本土化”在对西方理论的取舍角度虽然有所不同，但都片面地把西方理论作为我国民族学的唯一源头，错误地把西方的民族学作为我国民族学研究的理论出发点。而“本土说”的出发点就是坚持本国的传统和实际，主张的是以中学为主西学为用，这就是郝时远提出的“我们需要从‘五方之民’的观念中去梳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从而提炼出其中的基本价值观念”的观点，这也是我们所要提倡的中国民族研究主干论。我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各民族在长期的交往、交流、融合、同化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有的价值观念，对民族的类分、组织、发展等都有独特的见解，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使我们必须更加珍视从民族内部衍生出来的传统。只有这样，才能形成自己的价值体系，促进民族的发展。相反地，延伸到国际上，在整个20世纪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希特勒的种族屠杀、美国的民族“熔炉论”、苏联的“俄罗斯民族化”、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等，这些民族理论的同一本质就是抹杀了各个民族的传统文化，以消灭异己差别为主导思想，最终导致了不同程度上的失败。当然，以本国的传统文化为进行民族研究和解决民族问题的基础，并不是要完全排斥西方的理论观点。对此，费孝通先生就指出，我们所提倡的“多元一体”的思想，实际上“包含了各美其美和美人之美，要能够从别人和自己不同的东西中发现出美的地方，才能真正的美人之美。”⑳“和而不同”的原则就是提倡彼此之间的交流和借鉴。

其二，有效解决“民族”概念和“族群”概念之间的分歧。20世纪90年代以后，“民族”概念和“族群”概念针锋相对，表面上是学术观点之间的争论，实质上是当代中国所面临的学术交流与国家安全之间的问题，关键还是中国话语权的问题。“民族”概念在我国不光是作为学术上的一个术语，而且涉及到了民族的团结和国家的安全。当前，民族主义势力日趋抬头，世界民族问题也日益尖锐，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研究民族现象和解决民族问题时，如果如“族群”概念一样只讲究其中的文化研究，而淡化其中的政治因素，那么，不但要取消我国各民族享有的政治权利，对日趋完善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造成巨大的冲击，而且还会让极端民族主义以及“台独”等妄图颠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敌对势力有机可乘，危害我国的主权完整和民族的统一。所以，现阶段，“民族”概念所包含的内容不光涉及到了中国的具体实际，而且还与当前的时代背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即是说，坚持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概念，不仅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而且坚持了中国民族理论的学术话语权，促进了民族的团结和加强了国家的安全。而主张以“族群”概念取代“民族”概念的专家学者则以“族群”概念注重文化因素、淡化政治因素的研究为由，认为“族群”取代“民族”后，“在与英语对译时，中文的‘民族’、‘民族主义’可以比较恰当地与‘nation’和‘nationalism’相对应”;“在学术研究中，可以把国内56个族群的社会结构、文化传统与国外‘族群’ (ethnic group)的学术内涵相对应，有利于国际学术交流。”㉑这里，“与英语相对应”、“与国外学术内涵相对应”等词，虽然不能说是完全遵循西方理论观点的其中体现，在一定的程度上还是陷入了以西方的理论来阐释我国的社会现实的误区，显示出了以西方思潮为导向的趋势。我们主张各种学术观点之间应该是一种相互交流、借鉴、吸收、消化的过程，既要符合当今国际潮流，也要符合本国实际。“族群”概念作为一个国际学术用语，具有浓厚的学术渊源和研究价值，而我国的“民族”概念也是经历一系列的民族调查和民族研究成长起来的，特别是建国后的民族识别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更是为其的发展积累了丰厚的历史资料和现实基础。两者在各自的研究领域中具有不同的学术价值，综合两者研究，可以取长补短，互为补充，促进各学科之间“和而不同”地发展。

其三，更加深刻理解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的各民族共同繁荣、共同发展的和谐发展观的内涵。新中国成立后，“和谐”就是我们党中央和全国各族人民一致追求的奋斗目标。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民族识别、各民族社会历史文化大调查到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和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两手抓，从致力缩短沿海发达地区和落后中西部之间经济发展差距到西部大开发的深入发展，我国在各个时期的政策调整和工作中心侧重点的不同，在很大的程度上都是为了促进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和谐发展，促进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发展，从而加强和巩固我国团结、友爱、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党的十七大强调了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在对外关系上，号召各国人民携手努力，主张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这其中就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一直以来都倡导的“和而不同”的民族发展观。所以，提倡坚持民族理论话语权，并不是要树立话语霸权，以代表人类普遍发展方向自居，而是提倡尊重、继承和发扬本国的传统文化，保存民族文化的完整性，促进民族文化的持续性发展，促进各民族的和谐发展，不光是促进本国民族的和谐发展，而且也是促进世界民族的和谐发展。

注释：

①参见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R)，新华社北京2007年10月24日电。以下关于十七大的内容皆引自该处.

②毛泽东.论新阶段［M］，参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57～659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③郝时远.民族国家建构中的民族问题［J］，中国民族报，2007－1－19.

④陈澔注.礼记集说(卷3)王制，四书五经(中册)，(74).

⑤陈澔注.礼记集说(卷3)王制，四书五经(中册)，(74).

⑥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本部特设驻粤办事处的演说［M］，参见《孙中山全集》第五卷第473—474页.

⑦龚永辉.可否引入分形思想——关于中国民族理论创新与发展的一点思考(J)，广西民族研究，2004.(2).

⑧郝时远.民族国家建构中的民族问题［J］，中国民族报，2007－1－19.

⑨金炳镐、魏国红﹒和谐:民族理论学科发展的新思路——学习〈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几点思考［J］，黑龙江民族丛刊，2007.(1).

⑩费孝通等著.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M］，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1).

⑪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R)，北京:新华网，2006－10－18.

⑫费孝通文集［M］，群言出版社，1999.(392).

⑬费孝通文集［M］，群言出版社，1999.(101).

⑭《论语·子路》.

⑮费孝通.经济全球化和中国“三级两跳”中的文化思考［J］，光明日报，2000－11－7.

⑯江泽民.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M］，参见《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论民族问题》第238～240页，刘先照主编，北京:民族出版社，1984.

⑰江泽民.加强各民族大团结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携手前进［A］，参见《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论民族问题》第260页，刘先照主编，北京:民族出版社，1984.

⑱李瑞环.要重视民族宗教问题［A］，参见《中国共产党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观点和政策》第2～3页，国家民委主编，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

⑲本书编写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学习辅导读本［M］，民族出版社，2005.(28－31).

⑳费孝通在2003:世纪学人遗稿［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154).

㉑马戎.民族社会学——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63).

〔责任编辑：覃彩銮〕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Discourse of Chinese Ethnic Theory:The Fourth 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Discourse of Chinese Ethnic Theory

Huang Zhongying

D633.0

A

1004－454X(2011)01－0018－007

【作 者】黄仲盈，广西民族问题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南宁，530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