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以来党的民族经济发展观
——从邓小平到胡锦涛的民族经济发展理念与实践

付金梅

新时期以来党的民族经济发展观
——从邓小平到胡锦涛的民族经济发展理念与实践

付金梅

本文梳理了新时期以来党的几位领导人在民族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原则、战略和措施等方面的重要思想，以及在这些思想指导下进行的一系列实践方面的探索。党的民族经济发展思想，体现了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品质。

改革开放;民族经济;民族发展

Abstract:In this paper，the thoughts of importance，principles，strategies and measures about nat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which were advanced by leaders of CCP in new period，are dug over，as well as some exploring practice.Developing national economic thoughts of CCP reflect marxist theoretical character of its inheritance progressing with the time.

Key words:Reform and Opening－up;national economy;national development

一、关于发展民族经济的重要性

(一)发展民族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民族地区要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各民族共同发展、共同进步、共同繁荣，使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呈现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新局面，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没有一定的物质基础是不可能的。邓小平的共同富裕的思想，其本质在于共同，这其中自然包括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共同富裕的价值理想是整个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的根本价值导向。在1999年9月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江泽民号召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指出这既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本质要求在民族工作上的体现，也是党的民族政策的基本出发点和归宿”［2］，中国共产党人要充分认识做好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党的领导人一贯重视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多次强调加快经济建设步伐，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消灭产生民族间摩擦的根源，在经济方面逐步实现事实上的平等，才能避免两极分化，缩小民族间的差距，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

(二)发展民族经济是解决民族问题，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必由之路

发展经济、改善生活是我国现阶段民族工作的主要任务，是解决各种民族问题的基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伴随着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改革开放不断深化，举国上下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与此同时，中国的民族问题依然存在，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区域上看，民族地区同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发展差距进一步拉大;二是从民族内部来看，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没有改变。发展经济是解决民族地区存在的这些矛盾和问题的根本方法。这是党的马克思主义民族政策的根本立场。

(三)发展民族经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保障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党和国家到二零二零年的奋斗目标，是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没有西部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国的小康”［3］(344)，民族地区的建设和发展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重要意义。但是由于地理条件限制、发展基础薄弱、市场开发条件差、自身发展能力弱等原因，包括西部地区在内的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仍然面临着一些突出的困难和问题，同沿海发达地区相比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西部地区较之改革开放前取得了较大发展，但是从全国范围来说，仍大大低于全国的平均发展水平。可见， “民族地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4］因此，加快中西部包括民族地区的开发建设，促进全国范围内生产力的合理布局和经济的协调发展，对于促进各民族的团结进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具有重要意义。

(四)发展民族经济是维护国家稳定和边防安全的重要基础

1.“市场布局优、盈利能力强”。在当前公司内外市场比重达到5∶5的格局基础上，加快对内外市场尤其是国际市场高端业务的占领扩张，进一步转变市场进入方式，多渠道参与市场竞争，不断开拓新的区域市场和新的服务领域。在盯住市场产值的同时，在成规模、创品牌、降成本上下功夫，努力提高市场创效盈利能力。

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少数民族地区在一段时期内，同东部和发达地区的发展差距还可能有拉大的趋势。但是如果这种发展差距长期被忽视，得不到有效解决，就可能产生一些威胁国家安全和稳定的不利影响。在我国，敌对分子可能利用民族地区的相对贫困这一点进行煽动、挑拨、制造分裂和动乱。邓小平曾经敏锐的注意到这一点，指出如果在发展建设过程中出现了两极分化，随之而起将会出现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乃至中央与地方的矛盾，这“就可能出乱子”，［5］(364)就会威胁国家的稳定。江泽民也指出: “没有西部地区的稳定就没有全国的稳定。”［3］(344)那么如何实现稳定呢?最直接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努力实现这些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这是保证民族地区的稳定、维护国家安定团结的大局面、巩固我们国家的边防“强大的物质基础和思想政治基础”。［3］(344)这“不仅是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个政治问题”。［6］(182)

二、关于发展民族经济要坚持的原则

(一)坚持发展的原则

新时期以来党的领导人始终高度重视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问题，并把它作为党和国家民族工作的根本原则。邓小平提出以发展作为观察民族地区的原则和标准，这不仅彻底纠正了过去“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的“左”的错误倾向，而且抓住了我国民族地区工作的重点与核心，有利于民族地区实现工作重心的转移。他认为，“发展才是硬道理”，在民族地区“我们的政策是着眼于把这些地区发展起来”， “观察少数民族地区主要是看那个地区能不能发展起来。”［5］(247)江泽民把“发展”范畴引入民族问题，指出“民族问题既包括民族自身的发展，又包括民族之间，民族与阶级、国家等方面的关系”［6］(181)，这是关于民族问题理论上的重大突破，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最突出的贡献。加快发展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是我们社会主义民族政策的根本原则。”［6］(183)在新世纪，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更加明确地提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共同繁荣发展”［4］是现阶段我国民族工作的主题之一。

(二)维护人民利益原则

民族地区无论是进行各项改革还是发展经济，其根本目的都是为了不断改善民族地区人民的生活。改革和发展的成果，最终也要体现在民族地区人民生活的明显改善上。改革开放以来，党制定民族经济发展方针和政策，都把是否有利于改善民族地区人民生活，维护民族地区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邓小平指出:“我们十分注意照顾少数民族的利益。”［5］(362)在谈到西藏问题时，邓小平同志说我们的政策， “关键是要使西藏人民提高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7］(1212)“关键是看怎样对西藏人民有利”，“不仅西藏，其他少数民族地区也一样。”［5］(247)江泽民继承了邓小平发展民族地区经济要维护人民利益的重要原则，指出在民族地区开发资源和建设项目时，“一定要注意让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得到利益和实惠。”［2］在新世纪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之际，胡锦涛指出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指导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让改革发展的成果更好地惠及各族群众”［4］，十七大报告通篇贯穿的“以人为本”的理念，更是把维护民族地区人民利益的原则至于前所未有的高度。

(三)尊重民族意见的原则

中国共产党制定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时历来重视考虑少数民族地区的特殊性，尊重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意见，坚持让少数民族自己管理自己民族内部事务。邓小平指出:“从当地具体条件和群众意愿出发，这一点很重要。”［8］(316)江泽民也指出:“今后凡是与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密切相关的重大改革，必须重视各个地方和民族的特殊情况，注意听取当地的意见，先试点后推行。”［6］(186)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这也是尊重民族意见的一个重要体现。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可以在自治区域内享有充分的自治权利，把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同本民族、本地区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采取适合本民族、本地区的特点的方式和步骤，发展经济文化事业，达到各民族共同繁荣的目的。胡锦涛用了三个“体现”论述了民族区域自治的内涵，即它“体现了国家尊重和保障少数民族自主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的权利，体现了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原则，体现了民族因素与区域因素、政治因素与经济因素、历史因素与现实因素的统一”，［4］这充分显示了党和国家一贯尊重和保障少数民族自主管理本民族包括经济发展在内的内部事务的精神，反映了尊重民族意见的原则，凝结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实践经验与政治智慧。

(四)发展特色经济原则

整体来说，西部民族地区不同于东部沿海地区，西部各个省份也特色各异，因此民族地区的发展必须首先弄清本地区的优势劣势，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发展特色经济。从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提出的民族地区“适宜发展什么就发展什么，不适宜发展的就不要去搞”，到江泽民提出“坚持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坚持从本地的实际出发，充分发挥地区优势”，［2］再到胡锦涛针对西藏提出的“走出一条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的路子”，体现了不同时期党中央领导人在以特色经济实现民族地区发展思想上的继承与创新，以及对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规律的把握。

三、关于发展民族经济的战略和措施

(一)发展战略

采取什么样的战略步骤实现民族经济发展，是邓小平民族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党中央和邓小平根据中国的特殊国情，在经济政策和社会发展道路上所作出的战略选择。邓小平说:“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一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5］(277－278)江泽民在邓小平“两个大局”的思想指导下，审时度势，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战略，认为这是“党中央总揽全局、面向新世纪作出的重大决策”。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多次强调坚定不移地把西部大开发继续推向前进。西部大开发实施以后的2000年到2008年，国家已安排西部大开发新开工重点工程102项，投资总规模17400多亿元，2009年国家计划西部大开发新开工18项重点工程，投资总规模为4689亿元。这些重点工程的开工建设，对贯彻落实西部大开发战略，推进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改善群众生产生活条件发挥了重要作用。

除了“两个大局”和西部大开发这样国家宏观层面的战略安排之外，还有兴边富民行动、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扶贫开发等补充性的战略安排。2005年5月，由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的国务院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 (2005—2010年)》，力图通过五年左右的努力，帮助人口较少民族聚居的地方，加强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改善他们的生产生活条件;促进群众增收和社会进步，努力提高当地群众的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水平。《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把贫困人口集中的中西部少数民族地区、革命老区、边疆地区和特困地区作为扶贫开发的重点。这一系列战略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加快民族地区发展、改变落后的现状和维护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决心。

(二)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的帮扶措施

党和国家强有力的扶持和帮助，以及汉族和发达地区的对口支援，是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现代化的启动和发展必不可少的措施。在改革之初的1978年，为了加快民族地区的发展，邓小平就提出“国家应当从各方面给以帮助，特别要从物质上给以有力的支持。”［8］(152)而且这种帮助的政策“是坚定不移的。”［5］(246)除了政策上的安排外，邓小平也多次谈到发达地区的对口支援，指出沿海地区在帮助内地发展，不要一下子负担太重，开始时可以做某些技术转让。他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又进一步指出到20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发达地区在自身继续发展的同时，要通过多交利税和技术转让等方式大力支持不发达地区。江泽民指出，“要加强比较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的对口支援工作，大力发展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的横向联系，……这是发达地区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6］(184)党的十一五规划建议提出要“形成以东带西、东中西共同发展的格局”，“健全互助机制”、“健全扶持机制”。［9］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一直坚持采取有效措施，给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以有力的帮助，不仅加大对民族地区支持的力度，同时通过政策引导吸引国内外资金、技术、人才等投入民族地区的开发，建设一批水利、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项目;同时还组织发达地区对民族地区进行支援，通过产业转移，技术转让，对口支援，联合开发等方式支援和促进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

(三)自力更生

国家的帮助和发达地区的支援对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但是，决定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的关键仍在于他们自身的努力。一个民族的生存与复兴，最终只能依靠它的自力更生和奋发图强。过去是这样，今天和将来依然是这样。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要获得较快的发展，归根到底要依靠民族地区各族人民“进一步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充分发挥和依靠当地各族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集中力量把经济搞上去”，［6］(184)不断增强“自我发展活力。”［6］(186)胡锦涛结合改革开放以来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实践经验，进一步指出要“真正把各项优惠政策和各方面的扶持帮助转化为自我发展的能力”，［4］只有这样，民族发展才能获得持久的动力。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党和政府不只是向民族地区“输血”，更注重“造血”，以“授人以渔”的方式增强民族地区的自我发展的能力。一个重要的体现就是加大力度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提高民族地区的教育文化水平。从1990年开始，中央组织部、中央统战部、国家民委组织了5000多名西部地区和其他少数民族地区干部到中央国家机关和经济相对发达地区挂职锻炼。2008年，西藏有小学885所，在校生311997人，是1978年的1.5倍，初级中学96所，是1978年的2.2倍，初中在校生139920人，是1978年的8倍。西藏“普六”县由2003年的55个增加到74个，“普六”人口覆盖率由2003年的79.6%提高到100%;“普九”县由2003年的17个增加到70个，“普九”人口覆盖率由2003年的30.9%提高到96%。2009年3月底，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通过自治区“两基”评估验收，至此，新疆93个县 (市、区)全部通过了“两基”评估验收，全区“普九”人口覆盖率达到100%。［10］

综上所述，新时期以来党的几位领导人关于民族经济发展的思想与实践不仅体现了党致力于发展民族地区经济、努力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和共同进步的一贯决心，而且也体现了前连后续、一脉相承，又发展创新、与时俱进的辩证关系。

［1］李勇.浅谈邓小平的民族经济理论思想［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4，(8).

［2］江泽民.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三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1999年9月30日(第一版).

［3］江泽民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4］胡锦涛.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四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1999年9月30日(第一版).

［5］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6］江泽民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7］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8］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9］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十一五规划的建议［N］.人民日报，2005年10月19日(第一版).

［10］中国西部开发网，http://www.chinawest.gov.cn/web/index.asp

〔责任编辑：陈家柳〕

Research on Developing National Economic Thoughts of CCP in the New Period——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nat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from Deng Xiaoping to Hu Jintao

Fu Jinmei

F063.6

A

1004－454X(2011)01－0156－005

【作 者】付金梅，贵州大学马列主义教学部，博士。贵阳，550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