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明清时期甘薯在西南地区的传播与影响

陈钟琪

（西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重庆 400715）

甘薯属旋花科，原产美洲墨西哥。在我国，其名始见于嵇含《南方草木状》，其中有 “二月种，十月成，卵大者如鹅卵，小者如鸭卵。掘起蒸食，其味甘甜，经久得风乃淡。出交趾、兴古”[1]（P2）的记载。甘薯俗称红苕、红薯、白薯、番薯、山芋等。不同地区亦有不同称谓，上海、天津称山芋，河南称红薯，山东称地瓜，陕西、湖北、四川和贵州称红苕，江西称番薯。明清时期甘薯在西南地区得到迅速而广泛的传播后，对该地区的农业生产和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本文拟就明清时期甘薯在西南地区传播及影响的相关问题作一探讨，以就正于方家。

一

明朝中后期甘薯由南洋、越南等地传入我国。对此，《群芳谱》、《农政全书》等明代农书都有记载，至今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乾隆年间，在今重庆黔江作县令的翁若梅撰有《金薯传习录跋》并颂，其中将甘薯的传播、功能及作用叙述颇为详尽：“夫天地多一物以养人，而人传一物以相养。当夫时和年丰，习焉弗觉，迨至于民不聊生之会，而偶为感触，始叹是物之利宏，而传是物者之功钜也。吾闽素称沃壤，稻粱菽粟而外，厥有番薯，余□角时啖而甘之，知其种出于吕宋，而未考入闽之始，孰为传之。厥后游燕齐间，往往于原隰遇焉，知其利来自吾省，而未考递传之始，孰为教之。且是物也，质仅同于瓜果，名未列于农经，意其产诸岛夷，传诸中国，如安石之榴，交趾之薏苡，足以佐日用之需已矣，讵有当于树艺之正业乎哉！”[2]（P487）盛赞甘薯因 “不择地而生，不择时而长”[3]（P487），故能在我国得到大面积的种植，后来更成为我国民众的主要粮食之一。民国27年（1938年）《贵州农业概况调查》记载：“以成片丛林垦荒种植甘薯。”《贵州近代经济史资料选辑》（第1卷）载：“1931年甘薯种植面积24.8万亩，总产72800担”，“到1947年发展到41.5万亩，总产864000担”[4]（P161）。关于甘薯传入我国的具体情况一直有多种说法，时间、来源地和传入地都不尽相同。红薯通过海路自吕宋和日本传入福建和浙江舟山，而云南、贵州等地的甘薯则是通过陆路自印度、缅甸和越南引进。

二

甘薯在中国分布很广，以淮海平原、长江流域和东南沿海各省最多。全国分为5个薯区。西南地区属于南方夏秋薯区，除种植夏薯外，部分地区还种植秋薯，一年两熟。

（一）传播路径

甘薯引入西南地区一直有多种观点，主要有两种说法：

一种是从印度、缅甸引进。何炳棣先生认为云南与缅甸等国比邻，其地方志又有关于甘薯的最早记载，极有可能是从缅甸引种甘薯。在明代李元阳修撰于嘉靖四十二年 （1563年）的《大理府志》卷二中极为明确地列举 “薯芋之属五：山药、山薯、紫芋、白芋、红芋。”[6]（P71）除嘉靖《大理府志》外，李元阳于万历二年 （1574年）编纂的《云南通志》卷三中称姚安州、景东府、顺宁州种有 “红薯”。这两部书是明确记录甘薯的最早著作，意味着甘薯是从印、缅引进的。

二是从东部沿海地区引入。根据雍正十一年（1733年）《四川通志》记载，当时成都府的居民很多已经种植玉米、番薯，并且以此作为口粮[7]。成都府是湖广、闽赣移民的主要迁入地，甘薯极有可能是这些移民由沿海地区带来的。《江津县乡土志》卷四《物产》载：乾隆三十年 （1765年），江津粤籍县令曾受一 “始由广东携来，教民种植”[8]（P95），使时人度过大旱饥荒，并使红苕扩及全川以至西南诸省。嘉庆二十年 （1815年）修撰的《资州直隶州志》记载：“先是，资民自闽、粤来者始嗜之，今则土人多种，以备荒。”在川东地区，亦有记载甘薯是由湖南的移民带来的[9]。这些记载印证了西南地区的甘薯是由湖广和东部沿海地区引进的这一说法。农史专家万国鼎教授根据地方志查证，我国各地最早栽培甘薯的年代是：台湾，1717年；四川，1733年；云南，1735年；广西、江西，1736年；湖北，1740年；河南，1743年；湖南，1746年；陕西，1749年；山东、贵州，1752年；河北，1758年； 安徽，1768年[10]（P71）。目前比较流行的说法，甘薯是万历二十一年 （1593年）引入福建。根据《陈氏族谱》记载，甘薯于万历庚辰年 （1580年）引入广东。按此说法，甘薯进入西南地区的时间晚于东部沿海地区。

从各地方志和相关文献看，甘薯传入我国的最早地方是西南地区，这是因为云南与缅甸、越南等国边境邻近而传入的缘故。云南等地虽然有所种植，但并未得到广泛传播。当甘薯被引入东部沿海地区后，传播速度较快。四川早期种植甘薯的多为闽广移民[11]（P347），这说明甘薯在西南地区大规模传播应是引种于东部沿海地区。

（二）传播缘由

由于甘薯来自于番外，一开始并未受到政府官员和一般民众的高度重视，故地位不高。根据文献记载，甘薯早在引入福建、广东前就被引入云南等地，但却没有在西南地区得到传播，反而是舍近求远，向东部沿海地区引进。甘薯在从日本传入浙江舟山一带后也没有得到传播。《金薯传习录》记载，甘薯最开始传入中国并未得到广泛种植，适逢福建大旱，当时的总督金学曾便下令推广高产的甘薯，这样甘薯才得以广泛种植[12]（P14-16）。这说明甘薯的传播是需要契机的，其在西南地区传播的缘由大约可以归纳为如下几点：

一是反腐国家法律和反腐党纪党规互相冲突。在我国，党纪党规与国家法律是两个不同概念，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相辅相成。虽然二者在反腐败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相互之间还存在一些不协调的地方，有时甚至会发生冲突。这不仅影响了党内法规的执行效果，而且损害了国家法律的权威性和统一性。因此需要努力构建一种双向的沟通协调机制，理顺反腐国家法律和反腐党纪党规的关系。

1.西南地区的人口剧增。甘薯在西南地区传播的时期，西南地区的人口数量急剧增加。明末清初，因为经年战乱，四川人口大减。据考证，清初四川人口只剩下50来万，重庆城 （今朝天门到七星岗、通远门一带）只剩下数百家人，重庆所辖的州县内，有的只剩下十几家人。《四川通志》记载：“及明末兵燹之后，丁口稀若晨星。”以湖广行省籍贯为主的外来人口大量移民四川，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 “湖广填四川”。蓝勇教授曾统计，明末清初时，巴蜀境内人口一度仅余九万多人，此后百余年间，巴蜀人口猛增到776万，道光三十年（1850年），人口增至4410万，成为全国第一大省。而同属西南地区的云南省，明朝时淮军家属入滇引起移民高潮，在明万历六年 （1578年），人口就达到147.7万，清咸丰年间 （1851-1861年）人口更是达到740万人[13]。

西南地区明中期到清中期人口数量变化

西南地区的人口急剧增加 （见上表），导致的最直接的社会问题便是人口与粮食的矛盾，当时急需一种高产的粮食来养活剧增的人口，而且西南地区多为山地，不适合小麦等粮食种植，水稻也无法大面积种植。甘薯产量不仅高过玉米，而且在极小块的土地上也可以种植。四川的璧山、巴县、定远、苍溪诸县，在清以前没有关于甘薯种植的记录，“湖广填四川”后，甘薯种植面积才得以扩大。

2.天灾导致的粮食短缺。《金薯传习录》记载，陈振龙将甘薯从吕宋引入后并没有马上得到传播，先只是在自家田地里试种，后遇旱灾才得以推广，在福建广泛传播[14]（P11）。由此可见，甘薯是作为一种应对自然灾害的作物被推广的。徐光启归纳的甘薯 “十三胜”，便指出它具有 “防灾救饥”及 “不妨农功、可避蝗虫”等优点。指出 “农人之家，不可一岁不种。此实杂植中第一品，亦救荒第一义也”[15]；徐氏在《农政全书》中有 “闽广人赖以救饥，其利甚大”[16]（P23）之说。乾隆时期任黔江县令的翁若梅同样发出甘薯 “救荒第一义也”[17]（P487）之慨叹。清朝光绪版《江津县乡土志》记载：番薯“性同粳米，最能养人，过荒年，民无菜色”[18]（P95），可据此度日。根据严奇岩先生对明清贵州470年的资料统计分析发现，明清时期贵州水旱灾害越来越频繁，是其水旱灾害的多发期。《清实录》记载，清代贵州共发生自然灾害5344次，其中旱灾最为严重。顺治初年，四川苍溪、达县等地 “大旱、大饥、大疫，人自相食，存者万分之一”[19]。十七世纪是我国自然灾害的频发期，学术界称为 “明清宇宙期”，且旱灾最为严重。在自然灾害频发的时期，高产易活的甘薯自然得到重视并被推广。

3.自身优良的生物特性。甘薯有易活、高产、稳产、耐旱、抗虫害等优点，单产每公顷可达75吨以上，即使在瘠薄恶劣的栽培条件下，也可取得较高产量。此外，甘薯 “即以蜀中论，子不见西南诸壤，翠叶紫茎，累累而秋实者非薯乎！不择地而生，不择时而长”[20]（P487），或是小块土地，或在房屋周围的角落也可以种植。明徐光启《农政全书》（1628年）有 “甘薯十三胜”之说，指出甘薯具有高稳产、抗逆性强、适应性广、易栽培、营养丰富、用途广泛、繁殖快等特性。《黔南识略.黔南职方纪略》中提到甘薯 “不与五谷争地，凡瘠卤沙田，皆可以长”。因为甘薯有 “六益八利”之优点，加之陈振龙考虑到 “闽省隘山阨海，土瘠民贫，畅雨少愆，饥馑洊至，偶遭歉岁，待食嗷嗷至厪”[21]（P17），方才冒险将薯藤苗种带回中国。

4.政府官员的大力倡导。甘薯由于自身优良的生物特性被引入我国，加之人口增长和自然灾害等因素促使甘薯广泛传播。而在甘薯传播的过程中，政府官员的大力倡导起到了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何柄棣先生在《美洲作物的引进、传播及对中国粮食生产的影响》中写道：“甘薯在十八世纪传播日广，固与人口增加、食料需要日广有关，但也部分的由于官方的倡导。”正是由于巡抚金学曾的推广，甘薯得以在福建广泛传播。乾隆年间，甘薯在西南地区的有效传播，相关文献有一定记载，这里根据历史文献整理成下表。

乾隆年间西南地区有关各级政府劝种甘薯事例表

乾隆非常重视甘薯的推广，曾两年之内下六道喻旨要求广种甘薯。乾隆十七年 （1752年）、乾隆四十九年 （1784年）和乾隆五十一年 （1786年），清廷都颁布诏令，在全国推广种植红苕。《酉阳直隶州总志》对此就有记载：“乾隆五十一年 （1786年）冬，高宗纯皇帝特允侍郎张若淳之请，敕下直省广劝栽种甘薯，以为救荒之备，一时山东巡抚陆耀所著《甘薯录》颁行州县，自是种植日繁，大济民食。”[22]（P487）而作为当时黔江县令的翁若梅，“爰进里老于庭，出是书示之，告以种植之法与种植之利”[23]（P487），动员民众广种红薯。

三 甘薯传播对西南地区的影响

甘薯的引进及传播对我国西南地区的农业和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不仅提高了粮食产量，救百姓于饥荒之中，也改变和丰富了农作物种植结构。

（一）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甘薯的引入及传播对我国西南地区的农业生产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种植结构变化。在西南地区大面积种植甘薯，丰富了西南地区的农业产业结构。如四川省，自乾隆年间引进甘薯后发展到1949年，种植甘薯的面积约13.2万公顷，占粮食总面积的9.3%，仅次于水稻[24]。自甘薯引进后，我国人民在甘薯栽培、灌溉及储存方面都开发出新的方式，使甘薯的产量大大提高，使其更适应不同的种植环境。

2.提高粮食产量。甘薯是出名的高产作物，明代《群芳谱》记载，甘薯 “苗扑地传生，一茎蔓延至数十百茎蔓，节节生根。一亩收数十石，胜种谷二十倍”。徐光启在《甘薯疏》中也盛赞 “甘薯半年粮”，在《农政全书》中说甘薯 “大如拳，有大如瓯”，“一亩收数十石”[25]（P29）的收成。明万历二十年 （1592年），金学曾在《通饬栽种》的告示中有 “每亩可得数千斤，利胜五谷几倍”的说法。清光绪版《江津县乡土志》记载：“蕃苕除自食外，还向重庆、长寿、涪州等地输出，每岁约计千万斤。”

3.荒地得以开垦。由于明末战乱及自然灾害的影响，西南地区大量的土地荒芜，清政府推出了招民垦荒政策，鼓励地方官从外省招民进入蜀、滇、黔垦荒耕种。由于甘薯的适应性强，对土壤质地要求低，且需要的人力不多，生长周期快，常常被用做荒地开垦的首选作物。又由于其 “人家凡有隙地，但只数尺，仰见天日，便可种得石许”[26]，很多地方引进甘薯前无法开垦的土地也被利用起来。《正德会典》所载弘治十五年 （1502年）我国耕地情况，四川为1078万亩，云南为36万亩（云南地方布政司通志所载数量为172万亩），而到康熙二十四年 （1685年）云南民赋田为648万余亩，贵州为96万余亩[27]，到乾隆十八年 （1753年）云贵两省册载田土数分别达700多万亩和250多万亩，比康雍时期云贵田地增加了100多万亩。清前中期西南地区耕地面积快速增长，甘薯的种植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1.维护社会稳定。甘薯于明末清初时在西南地区广泛传播，根据文献记载，甘薯是由迁移四川的湖广、闽赣移民最先种植的。当时西南地区连年战乱，自然灾害频发，虎害横行，民不聊生，保证足够食粮的供应是稳定社会的关键。天府之都四川作为西南地区最发达富裕的地区，在明末清初时也是满目疮痍，历经了连年战火，直到康熙四年 （1665年），川东战事结束，清廷才掌控了全川。当时的四川，人口锐减，瘟疫和饥馑流行，《四川通志》记载：“蜀自汉唐以来，生齿颇繁，烟火相望。及明末兵燹之后，丁口稀若晨星。”朝廷为恢复四川经济，诏令百姓迁移四川，但是经历连年战火，突然间大量的移民迁入，如果没有充足的口粮，不要说恢复发展四川的经济，甚至会导致四川更严重的社会动荡，进而波及到整个西南地区。高产的甘薯被引进推广，使西南地区的时局没有进一步恶化，社会经济没有受到更为严重的破坏。吴震方《岭南杂记》卷下记载：番薯，“粤中处处种之。康熙三十八年，粤中米价踊贵，赖以此活。”西南地区情况也差不多，江津县令曾守一因引进甘薯，人民为其修祠，敬其为 “红苕菩萨”。由此可知，甘薯给人民带来的好处是相当重要的。

2.推动经济发展。乾隆时期，西南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重新成为重要的商品粮供应产地。短短数十年，西南的经济得以从战火的废墟中恢复，甘薯的引进和传播功不可没。当时很多农民出售价值高的细粮，如稻、麦，而自己食用粗粮，如玉米、甘薯。四川的农民 “多种薯以为食，省谷出粜”[28]，才使长江中下游的商品粮需求得到保证。

综上所述，甘薯作为一种外来农作物，很可能在传入东部沿海地区前就由印度、缅甸等国于明代时传入我国云南。但广泛传播是在明末清初时，极有可能引种于我国沿海地区。甘薯的推广是为了应对人口快速增长的压力和自然灾害的频发导致的粮食紧缺。作为荒废土地的复垦及开发的有效农作物，甘薯因其自身易活、高产等优点，加之政府的大力推广，在西南地区得到了有效的传播，成为人民的主要粮食之一。甘薯的引进与广泛传播为西南地区的社会、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1][西晋]嵇 含.南方草木状[M].上海：商务印书馆，1955.

[2][3][17][20][22][23][清]翁若梅.金薯传习录跋[A].王鳞飞.酉阳直隶州总志[Z]（点校本）.成都：巴蜀书社，2009.

[4]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贵州省志农业志[Z].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

[5]何炳棣.美洲作物的引进、传播及其对中国粮食生产的影响[J].世界农业，1979，（5）.

[6][明]李元阳.嘉靖大理府志[Z].大理：大理白族自治州文化局，1983.

[7]黄廷桂.四川通志（卷三十八）[M].成都：巴蜀书社，1984.

[8][18]姚乐野.四川大学图书馆馆藏珍稀地方志丛刊（第三册）[A].佚名.江津县乡土志[Z].成都：巴蜀书社，2009.

[9]朱世墉.云阳县志（卷三十五）[Z].成都：巴蜀书社，1992.

[10]王永厚.甘薯引种的来龙去脉[A].农业文明史话[C].北京：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2006.

[11]方 行.中国经济通史[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9.

[12][14][21]农业出版社编辑部.金薯传习录[Z].北京：农业出版社，1981.

[13]鲁志强.人口问题与发展战略决策[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8.

[15][明]徐光启.甘薯疏[A].徐光启集[M].北京：中华书局，1963.

[16][25][明]徐光启.农政全书（卷之二十七）.道光曙海楼本.

[19]严奇岩.明清贵州水旱灾害的时空分布及区域特点[J].南京：中国农史，2009，（4）.

[24]陈 虹.四川芋薯类作物的消长引进研究[J].南昌：农业考古，2002，（3）.

[26][清]张宗法.三农记[A].群芳谱[M].

[27][清]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二).赋役全书[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

[28][清]范涞清.《咸丰资阳县志》（卷十一）[M].成都：巴蜀书社，1992.

[29][清]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卷八）[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7.

[30]宋立人.中华本草[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

[31][明]李时珍.本草纲目[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