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抗战时期日本侵略者对中国的掠夺——以淮南煤矿为例

陶立明

（淮南师范学院 政法系，安徽 淮南 232038）

论抗战时期日本侵略者对中国的掠夺
——以淮南煤矿为例

陶立明

（淮南师范学院 政法系，安徽 淮南 232038）

1937年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仅半年时间大半个中国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日本侵略者打着“大东亚共荣圈”的幌子，以救世主的身份堂而皇之地侵占我国的大片领土，掠夺中国资源，屠杀中国人民。以淮南煤矿为例，运用地方志史料，揭露了日本侵略者对淮南煤矿的掠夺性开采以及对矿工的非人性残暴行径。

抗日战争；矿产资源；掠夺；煤矿

武力侵占中国领土

淮南是我国最重要的煤炭生产基地之一，现已“勘探两淮新老矿区尚有煤炭的地质储量达245亿吨，并有其他多种矿产资源”[1]87。抗战前，淮南的煤炭生产已形成了一定的规模。日本侵略者进占蚌埠、淮南后，首要任务就是占有淮南煤矿，以实现其“以战养战”的侵华政策。

1937年11月23 日，日军十八师团 （牛岛师团）开始进犯安徽广德县，广德军民进行抵抗，从此“揭开了安徽抗战的序幕”。不久，皖南大部沦陷。12月10日，日军占领芜湖后，“随即沿京芜公路向南京进攻。12月23日南京沦陷”。[2]9012月下旬，日军系华中派遣军第三军团、第十三师团等主力从南京渡江沿津浦线北上，攻陷滁县、明光、定远、凤阳、怀远，1938年2月2日，沿淮重镇、津浦线交通枢纽蚌埠陷落。1938年5月13日，日军第六师团坂井支队由巢县进攻合肥，14日，合肥陷落。[3]65自1938年5月5日起，日军调集第三师团、第九师团、第十三团的主力军配以飞机坦克，向皖北全线进攻。“至6月下旬，皖北各地大部沦陷。”[2]93日军占领蚌埠后，以蚌埠为大本营，建立军团机场。这样日本侵略者既控制了淮河通道，又遏制了津浦铁路的咽喉。而蚌埠离淮南最近，1938年6月4日，日军占领淮南矿区，并派大批军警和日本人进驻淮南矿区，对矿区实行全面的军事化管治，开始了对淮南煤矿资源的掠夺。“他们在矿区还设有领事署——日本统治淮南的最重要机关。下设有警备司令部、宪兵队、矿警队等军事组织。同时又搜罗了一批汉奸、恶棍组成了稽查队、特务班等各种组织，作为他们的帮凶。再加上监工、把头、汉奸、走狗……布满整个矿区”。[4]6-7“整个矿区戒备森严。大通矿场四周布满了电网，仅‘南公司’、‘大兵营’不足一平方公里地区内，就修了十三座碉堡。加上附近的日寇据点，共有碉堡三十多座。矿场内外还设置了监狱、刑场。地下水牢有两座”。[5]“日本兵荷枪实弹，狼狗为伴，对工人严密控制，仅一个武装矿警队就有队员154名，配有迫击炮两门，重机枪两挺，步枪152支，警队周围电网3-5层”。[6]369日寇对淮南矿区完全推行血腥的法西斯统治。为了进一步保证淮南矿区的安全，“1938年7月，日军占领淮南后，以大通为中心，对周围近50公里内的村庄进行大举 ‘扫荡’、‘清乡’，建立所谓的安全区。”[7]如1939年10月7日，日军进攻寿县。“事实上日军进攻寿县，是从淮南田家庵倾巢而来，其兵力达六七千人之多。”[2]107其后，日军为了巩固其所谓的安全区，在各处要道和制高点设据点、建碉堡。今淮南大通、洞山、舜耕山、八公山、寿县、凤台等地都还留有日占期所建的许多碉堡。总之日本侵略者以蚌埠为外围，以淮南邻近周边为近围，以矿区为内围，通过层层的武力进占和控制，为掠夺性开采淮南煤矿创造了必要的外在条件。

淮南产煤的历史，上溯明清时代。据史载：淮南上窑山产煤；[8]洛河山“以近洛河而名”，山产煤炭；[9]“舜耕山，煤线颇旺；”[10]洞山与洪山“两峰间出煤炭”；[11]“明季兵火”，山林尽毁，幸淮南产煤，“于民间日用甚有益”。[12]但淮南煤矿的真正开采，始于清末年间。早期有三位地方官僚开采失败。民国初年由个别官僚、商人合股开采，成立“大通煤矿合记公司。”[13]另载：“1911年成立大通煤矿公司，开始建立矿井。继大通煤矿之后，又开九龙岗等矿，逐渐用简单机器取代原始方法采煤。”[16]至抗战前，淮南煤矿由国民党要员宋子文的中央建设委员会筹建。几经波折与发展，自民国二十年（1931年）至二十六年（1937年）淮南煤矿（当时设矿局于今大通区九龙岗镇）和大通煤矿共产煤3539656吨，形成了煤矿开采量的一定规模。

掠夺中国矿产资源

日寇占领淮南矿区后，为了多产煤、快产煤，不是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和设备，采取合理有效的管理制度来提高工效和生产率，而是“疯狂推行‘以人换煤’的罪恶政策。”[6]3以奴役中国的劳工为主要手段，来达到其目的。“日本强行募集劳工的文件就供称：随着军用煤炭需要量的激增，强行募集劳工，采取使劳工补充顺利化为目的方法，实为我社存在和发展的急务。”[4]7这是日本侵略者罪恶政策的直接暴露。

1、劳工的来源。日寇为强化募集劳工采取了种种毒辣手段。 其中主要有“骗”、“派”、“抓”三种。 当时，淮南的矿工大部分来源于河南省商丘、郑州、开封，山东省枣庄、德州和安徽省淮河两岸的贫苦农民。为了募集，日寇首先派出汉奸、走狗、把头，组成招工队，到各地设立“招工事务所”、“招工处”、“出张所”等，然后编造一套谎言，进行欺骗，把成千上万的破产农民，逃荒灾民和失业工人，骗到淮南。“把头们拿出事先准备好的文契，骗他们按上手印。接着，又是一根绳子系上每个人的臂膀。他们就这样，一批一批地，成串成串地被塞进‘罐头车’，拉到淮南矿。”[2]255有的人在路上就已被活活折磨死掉，抛到荒郊野外。[4]12后来，日寇看到光骗不够，就干脆通过“定淮特别区属”（汪伪政权机构），在淮附近（寿县、凤台、凤阳、怀远等县），强制按保、甲抽派，编成“农民爱矿队”，到矿上当矿工。规定凡十七至四十五岁男性劳动力均在应征之列，不来者可强行征招。仅1944年就有2000人被强征来当矿工。然而，利用欺骗和征招还不够，他们又公开采取抓捕的手段， 以 “八路军”、“新四军”、“政治犯”、“嫌疑犯”等为由，横加逮捕，抓人来当劳工。“据当时不完全资料统计，仅从1941年3月至1944年6月的3年零3个月中，日寇骗、派、抓来的劳工人数达70671人。就这样，一批批无辜的劳动人民，都成了日寇‘以人换煤’的牺牲品。”[4]13

2、矿工的生活待遇。一旦被日寇骗、派、抓的矿工，就很少能活着离开矿区。他们从事着奴隶般的劳动，得到的待遇却是极其可怜和悲惨。“日军把中国矿工当作奴隶役使，所付报酬低得可怜。当时工人平均日出煤市价45元，而工人平均日工资仅为5角，仅占所创造价值的1.6﹪！”[6]67供工人的口粮也很少，而且所供应的面粉“很多还都霉成了墨绿色，结成了块块，许多黑头红壳小虫在里面爬来爬去。吃了这种霉面做的馒头，口渴得要命，在井下劳动没有水喝，只好用手在污水沟里捧点水喝一喝。喝下以后，就肚胀、肚疼，因此得病死的非常多。在把头张宏文的柜上，一班就死了六个人。”[2]258矿工们住的、睡的、穿的同样很悲惨。到了冬天，工人躺在芦席土炕上，盖着薄薄的麻包，冻死很多人。“1942年冬，一个名叫尚义村的工棚，头天晚上还有人看到睡着七个矿工，共盖着两条被单，第二天早晨就全部冻死了。”“把头李小楼从河南骗来220人，不到两年，饿死、冻死、累死的就有219人。”[2]258在这种悲惨的待遇下，矿工们还要受尽汉奸的层层盘剥。“敌伪官僚财团发给工人的很少一点工资，包工头又巧立名目，从中盘剥。有押板金、修理费、文具费、招待费、婚丧费、寿礼费等达18项之多。”[2]258还有什么“帮助费”，工人连问都不敢问。“把头李小楼每月要从700名工人的工资中，克扣12000多元，真正到工人手里的工资及其微薄。”[2]258

有资料统计，汉奸把头除以上盘剥外，还有所谓的招工、保管、出煤、食宿、发放、放债、开店、童工等多项剥削。这种种剥削，不仅是工人剩余劳动价值的剥削，而且连工人的必要劳动价值也被剥削殆尽，真是毒辣至极。

3、对矿工奴役管治。据幸存者回忆说“为了控制工人，日本侵略者强迫每一个工人在劳务系填写内容繁多的登记卡，包括身体特征、皮肤颜色，并强迫工人按下十指指印和双掌掌印，每人分别有‘号条’和劳工证。”上下班时，工人“要通过进矿们、领灯、下井、上进、交工牌五道关，关关要搜身。”[2]256矿工门稍有不慎即将遭杀身之祸。“电刑、刀刺、火烧、活埋、狼狗咬、立站笼、灌凉水、灌辣椒水、坐老虎凳、装进麻袋沉入淮河等等；手段之残酷，无所不用其极。”[6]3691942年秋冬，矿区爆发大瘟疫，导致矿工大量病亡。于是，毫无人性的日寇又在大通矿区东门外塔建了4间简易房子，拉上铁丝网，名曰“大病芳”，实为隔离所。日寇每天要挨工棚检查，一旦发现有染病迹象，就拖进大病房。在大病房里，无药可治，无人护理，许多人含恨死去，其状惨不忍睹！由于死人太多，尸体被抛在南山一带的山道、小桥间，多达数万具。当地人称为恐怖的“侉子林”。（当地居民俗称河南、山东等北方来的人为“侉子”）

日寇在淮南矿区残暴奴役中国劳工，疯狂掠夺中国劳力资源的最有力证据是著名的“大通煤矿万人坑”。万人坑位于大通矿南，舜耕山北麓的南山脚下。1942年6月至1943年4月，“日本侵略者为了掩盖屠杀中国人民的滔天罪行，指使总监工王长明，在日伪军警的协同下，强迫中国矿工在南山脚下挖了三条20米长，宽深3米多的大坑，把漫山遍野的尸骨集中抛入坑内，丢一层尸骨洒一层石灰，留下了白骨累累的万人坑。”[6]370“有了万人坑以后，有些矿工还没有断气，也被抛去活埋了。河南籍矿工周玉生就是这样拖进了万人坑”。[2]254“名为‘万人坑’，其实被日寇汉奸抛入坑内的矿工又何止万人！据伪档案的统计，在1943年的半年多的时间里，就有13000多人。被抛进‘万人坑’的矿工，有被日寇、汉奸残杀死的；有被监工、把头毒打死的；有因坐水牢、立站笼、受酷刑折磨死的；有因井下发生重大事故被砸死、烧死、淹死、瓦斯熏死的；有冻死、饿死、病死和累死的；还有被活埋死的。”[4]14现今大通万人坑已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1986年经省政府批准为安徽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4]271这是日寇残害中国人的铁证。

4、恶劣的劳动环境。日寇占领期，“就整个采矿工程而言，竭尽掠夺能事，专以掠获煤炭为旨，对矿藏之破坏，对井下工程的维持漫不经心”。[15]41“其设备也是从日本运来的一些陈旧机械和从各地掠夺来的东西。如田家庵电厂的两套锅炉和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仅三千二百千瓦）”。[16]22

因此，远未达到先进机械化生产的程度。井下工程设备、生产条件及劳动工具都很差，采煤方法依然采用落架法。更由于日寇急于求成，连落架都不采用，而是乱挖乱采，大量地浪费了煤矿资源。“井下的生产条件极其恶劣，巷道设置毫无规划，支道多，巷道小，眼又多，在这样的井下劳动，只给矿工一盏小豆油灯，晃晃悠悠，昏昏暗暗，稍不小心，误陷小眼，摔得粉身碎骨。生产工具十分落后，打眼时，一手拿锤子一手拿钎子，一下一下往里打；采煤用手镐挖；运输靠人力抬。在一些直不起腰的巷道里，矿工们只得爬着拉煤。一天下来，膝盖和手掌都磨得肉烂血流。矿工需要的空气，是利用井口与气眼对流通风的办法取得的。气眼很小，风很难进到百米深的矿井中，有时闷得连气都喘不过来，遍身汗流如水，窒息得连根火柴都难擦着”。[2]256在运输方面，无论是井下还是地面，全靠人力推车，工人付出了很大的劳动量。“主巷道运输都是人力手推车；工作面运输是人力抬筐；地面运输也是人力车。装卸是人力抬、搬。”[17]94这就是日寇仅靠落后的设备、技术和条件，通过“有以人换煤”的野蛮政策来掠夺中国的煤矿资源和残害中国人。“透水、发火、片帮、冒顶、瓦斯和煤尘爆炸等重大事故不断发生，造成了大批工人的惨重伤亡。当时流传这样一首歌：‘井下七分灾，不是早上死，就是晚上埋。’反映出当时煤炭工人的悲惨遭遇。”[15]102

日本帝国主义通过武力侵占，利用中国原有矿区企业，奴役中国劳工等先决条件和手段，对中国矿产资源大肆掠夺，给中国社会的正常生活、百姓的生命财产和民族的经济结构等都带来了严重的破坏。第一，日本侵略者实行“以人换煤”政策，业已残害了数以万计的中国人的生命，再加上“以战养战”政策，利用中国的物质资源来实行其屠杀中国人民的侵略战争，更造成我国人民生命财产的浩劫。第二，日寇占领淮南矿区后，给当地老百姓带来很大的危害。日寇所到之处，横行霸道，奸淫妇女，屠杀百姓。据史料记载：“日寇占淮南期间，田家庵有日寇宪兵队、特高站、警察所、大民会（日本特务机关）、镇公所、保安团。这些敌寇民贼，为虎作伥，一贯以欺压良善为能事，对这些人间苦儿女，更是凌虐摧残，灭绝人性。”[17]132他们还任意侵占附近农民的土地，许多农民为了避祸，都远离矿区。当地百姓对他们恨之入骨。一次，有几个日寇到淮河北岸一个村庄进行骚扰，百姓愤怒之下，把他们打死。但更多的情况却是日寇为了建立其所谓安全区，对周边群众的抗日斗争进行血腥屠杀。早在日寇进犯淮南时，就血洗了淮南上窑黄柏郢村；1938年7月又对蔡家岗进行扫荡，以致发生“东津渡惨案”；1940年7月，日军占凤台县又血洗了三里沟村的百姓；另有“抗日战争期间，日军在淮南一带杀人如麻，”有制造了一个“下塘集万人坑”（今属长丰县）。[3]66第三，日寇掠夺煤矿资源，一切是为了服务于军用。因此，日寇在淮南除兴办了一些直接与煤矿开采有关的工程外，几乎未兴办任何有益于百姓的民用工程。日寇所建电厂，虽远比战前容量大，为民用者甚少，更没有因此而推动民用工业的发展。及至解放前夕，淮南亦仅有几个直接为矿区“服务的小型机修厂、面粉厂、几家私人小碾米厂等。”[1]91为了战争的需要，日寇甚至随意破坏一切基础设施。如日寇“撤除淮南铁路南段（水家湖至裕溪口）路轨，用以铺设水家湖至蚌埠线（计61公里），当年底完工通车。日本投降期间，该线又遭破坏。”[14]343可见，日寇的长期侵占和掠夺，极大地制约和破坏了我国社会经济结构及现代化民族工业的发展。第四，日寇掠夺性开采淮南煤矿，不仅极大地浪费和破坏了我国的矿产资源，而且也遗留了极多的隐患。据史料载：日本投降后，“矿场险象丛生，下风道时断，水仓淤塞，巷道坍塌，井身歪斜，随时有停工之虞。”[42]“日本占领时期，大通矿下除二号井底开两个晴井外，没进行什么基本建设。泵房、水仓都非常简陋。水量大，水泵常坏，井下经常闹水灾，恢复生产非常困难。”[15]5故国民党当局组织人员“接收时乃感问题严重，即组织抢救险工，修理井巷，以维持生产。 ”[15]42

由此可见，日寇占领淮南矿区，既大肆掠夺和破坏了中国的矿产资源，又严重地干扰和阻碍了我国民族经济的发展，影响了人民的正常生活和造成了生命财产的重大损失，更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精神创伤。因此日寇的侵略给我国人民造成的危害，是无法估量的。

[1]徐学林.安徽城市[M].合肥：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社会通讯》编辑部编印，1984

[2]抗战风云·安徽文史集萃丛书之四[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8

[3]安徽近现代史辞典[Z].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

[4]抗日史料·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M].淮南市抗日史料征集小组编，1985

[5]安徽省地方志编篡委员会编.皖志综述[O].合肥：黄山书社，1988：97

[6]淮南市地方志编篡委员会编.淮南市志（卷三）·工业能源卷[O].合肥：黄山书社，1998

[7]淮南市谢家集区宣传部编.淮南西域漫话[M].合肥：黄山书社，1992：15

[8][清]穆彰阿，潘锡恩等纂修.清一统志（卷一百五十一）[O].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9][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O].北京：中华书局，2005

[10][清]大清高宗纯（乾隆）皇帝实录31[O].高宗实录[O].四库未收书辑刊，史部，编年类，北京：北京出版社影印出版，1997

[11][清]冯煦修，魏家驿等纂.凤阳府志（十五）[O].合肥：黄山书社，2011

[12][清]谢永泰修重修.凤阳县志[O].清光绪13年（1887）刻本

[13]安徽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安徽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三辑）[C].合肥：安徽省出版局，1983：80

[14]淮南矿务局史志办公室编.淮南煤矿志[O].合肥：黄山书社，1992

[15]政协淮南市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淮南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M].1983

[16]政协淮南市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淮南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M].1983

[17]政协淮南市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淮南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M].1984

K265 < class="emphasis_bold">[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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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9-9530（2012）04-0026-04

2011-09-10

安徽省产学研课题“城乡社区灾害应急机制探索——以淮南为例”（KJ2010A311）

陶立明（1962-），男，淮南师范学院政法系副主任，副教授，历史学硕士，研究方向：社会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