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批判理论的内在逻辑

高海青

（中共中央党校 哲学教研部，北京100091）

在20世纪，西方社会的技术理性主义信念开始发生危机。现代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为人类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和高质量的物质生活条件，但在现代技术世界中，人由于受制于自己的造物和丧失了超越的“向度”，陷入深刻的异化之中。人类在物质或者精神上的毁灭都由于技术的发展而成为可能，即使不在人类毁灭的这个层面上谈，我们的确进入了这样的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中，技术以其强大无比的力量对社会的各个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的方式可能是无法预料的。面对技术理性主义在现代工业社会条件下的深刻危机，法兰克福学派等西方学者致力于剖析技术理性、文化工业等异化的文化力量对人的主体性的消解及其导致的现代人普遍异化的存在境遇，形成了技术批判理论。法兰克福学派中，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1898-1979）及其他“第一代”批判理论家通过反思社会科学的方法，对从作为意识形态的工具理性中解放出来感兴趣。“第二代”传人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1929-）关注交往工具的改进，而这些交往工具既能推动道德进步并尊重传统又可克服由于技术理性而导致的极端民族主义、排外主义和生活世界殖民化等社会灾难，而提出和推动了技术批判。芬伯格（Andrew Feenberg，1943-）是当代美国著名的技术哲学家，赫伯特·马尔库塞的弟子，被看作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技术批判理论的代表，对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的扬弃，芬伯格已经在更深层次上抛弃了支持更彻底的本质主义和结构主义立场的前辈们的本质主义观点。并且基于社会建构主义的技术批判理论视角，芬伯格把注意力转向技术的社会建构，倾向于认为技术问题并不与社会生活相分离，而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从而对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的理论进行了重构和扬弃。

一、技术批判理论的内部争论

技术批判理论主要是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个重要内容，但在学派内部一直存在较大争议。尽管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探讨的一个共同的主题：西方资本主义和苏联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组织形式均展现出狭隘和非人性化的“技术理性”（technical rationality），倒转了启蒙理性的理想。这种技术理性又与社会科学的实证论形式和科学主义形式串联起来。学派内部都认为这一点正是批判理论必须予以抨击的。同时技术批判理论内部存在争论，其中针对科学技术的消极性是从何而来？是科学技术的“内在逻辑”，还是科学技术的外部社会原因？在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塞与哈贝马斯之间展开激烈争论。

马尔库塞在其著作《单向度的人》中，揭露了在发达的工业社会，科学技术成为人性压抑的根源，科学技术成为决定一切的因素。“单向度”的主要意思是：当代工业社会以全方位的技术统治成功地压抑了社会中的反对意见，压制了人们心中的否定性、批判性和超越性的“向度”，从而使这个社会成了单向度的极权社会，使生活于其中的人成了“单向度的人”。马尔库塞认为科学技术产生消极结果的原因应该在科学技术之外。技术是具有政治性的，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技术的本性与资本主义的统治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科技中蕴含政治，二者具有内在联系。这是科技导致并加强人对人的统治的内在机制。发达工业社会中科技与政治的融合不是偶然外在的融合。“在技术现实的构造中，决不存在着作为纯合理的科学秩序的东西；技术合理性的过程是一个政治过程。”“技术合理性已变成统治性，在日益增长的生产力和日益提高的生活标准的双重基础上，我们的社会用技术，而不是用恐怖手段征服社会的离心力量。”［1］技术的改变不能通过自身完成，它同时也是政治的转变，“但政治的转变只有在它能够改变技术进步的方面，即发展出一种新技术时，才会变成社会的质变”［2］。“马尔库塞是在韦伯的合理化概念的影响下，并在反对这一理论中阐明自己的技术合理性的理论。”［3］78马尔库塞认为，就像市场合理性一样，“技术合理性”构成精英们控制社会的基础。技术合理性的概念“预设了工人与生产方式的分离……一种技术上的必要性，需要个人和私人的指导以及对生产方式的控制……私人——资本家企业的高度物质化的、历史性的事实就变成了……资本主义和理性的经济活动本身的形式结构的要素。”［4］

哈贝马斯并不同意马尔库塞的观点，他批评了马尔库塞自由选择科学技术的观点，为了进一步阐明他的观点，他还提出了科学技术的“政治纯洁性”观点，即科学技术是纯洁的，并不受政治的干预和影响。哈贝马斯认为，科学技术在当代的西方社会中已经成为最重要的因素，科技使得阶级差异的消失，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并不是如马尔库塞所言，科学技术成为统治人的极权工具。同时他也承认科学技术成为统治社会的力量，整个社会处于科学技术统治之下。为合理地解释这种状况存在的原因，哈贝马斯启用一种规范系统，即以“劳动和交往行动之间的根本差别”为出发点的规范系统重新评价韦伯的合理化概念，并以之为基础评价马尔库塞对韦伯的批评和他关于技术双重社会功能的论点。

哈贝马斯认为科学技术的消极方面是技术内部的逻辑，即科学技术本身的“合理性”造成了这种消极性。在哈贝马斯的少量关于技术的论述中，哈贝马斯都设想技术在现代社会的某些领域内是中性的，超出这些领域，技术就会造成社会问题。易言之，哈贝马斯似乎承认专家能完全恰当地解决所有技术问题，只要他们不越出他们权威的界限而使“生活世界殖民化”。在他看来，科学技术的“合理性”是不会改变的，改变的只是人们的价值选择，这种价值选择可以通过科学技术的“合理性”实现。他说：“科学技术发展的结构是不变的，而发生变化的只是起指导作用的价值。新的价值似乎成了用技术手段可以解决的任务，这种新的价值似乎就是科技进步的方向。但是，合理性标准本身却没有变化。”［5］当今社会的技术问题是由于技术活动超过了自己的界限，只要把技术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就达到目的。对技术自主性的让步，使得他们无法从整体上洞察现代社会。

马尔库塞准确的把握住技术非中立的特征，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技术和政治是先天的联盟，但是马尔库塞所阐释的技术世界是不存在任何反抗的可能的敌托邦的世界，尽管马尔库塞指出，“技术的转变同时也是政治的转变，但政治的转变只有在它能够改变技术进步的方面，即发展出一种新技术时，才会变成社会的质变。”但是马尔库塞并未创造出特定历史时期的技术替代方案，哈贝马斯正是抓住马尔库塞的这一要害对其展开批判，哈贝马斯的技术批判理论认为不存在超越历史和现实的技术，并且技术本身不存在问题，只有通过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适应由技术“合理性”带来的消极影响。这种认为技术世界对非技术世界的干扰，可以通过改变非技术世界的生活价值便可以解决的方式，明显倾向于技术工具主义。

二、芬伯格对技术批判理论分歧的透视

在芬伯格看来，哈贝马斯和马尔库塞在观点上的争论，标志着法兰克福学派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两人的分歧的根本意义在于：哈贝马斯观点主张技术中立性，即技术没有自身的价值，“技术作为纯粹的工具，与它被应用而得以实现的各种目的没有关系。”［3］4而马尔库塞十分明确地主张技术是由社会所决定的，技术本身渗透进社会的各种因素，技术只是另一种统治形式，并且马尔库塞批判的正是技术中立的价值观点。

虽然哈贝马斯思想的各个方面仍具有说服力，但他对现代性的辩护现在看起来似乎对技术自主论让步太多。他把技术仅仅看作一种对非社会的纯粹的工具理性形式的应用。伴随技术的经验转向，从新的视域发现这种技术本质主义的观点是非常不真实的。芬伯格认为，“马尔库塞终究是正确的，他提出技术是受社会决定，即使他不能富有成效地逐步展开他的深刻见解。”［6］88芬伯格认为，马尔库塞的深刻之处，在于技术被社会所决定这一点上，他是怎样具体展开对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的分析以及在其理论框架中进一步扬弃的呢？

为便于探讨，首先简要概述一下芬伯格关于技术哲学流派的分类，根据技术是否包含价值和是否可选择将技术哲学流派归结为四类（表1）：价值中性和非自主性的技术工具论，价值中性和自主性的技术决定论，价值非中性和自主性的技术实体论，价值非中性和非自主性的技术批判论。芬伯格作为马尔库塞的学生，批判地继承了马尔库塞的基本观点，马尔库塞对技术批判的理论是基于对韦伯工具理性的批判而展开的，认为认知工具领域中明显的中立性是一种特定类型的幻影。由于受到阿多诺和海德格尔的影响较大，通常都将马尔库塞提出的“技术是意识形态”纳入浪漫的技术恐惧主义，即技术实体主义。而实际上马尔库塞认为人类的实践能够改变新时代技术理性的结构和从中产生的技术设计，使他与阿多诺和海德格尔等技术实体论者保持距离，更应该将其理论称为技术批判理论。

表1 四种技术理论类型［7］9Tab.1 Four types of technical theories［7］9

哈贝马斯的理论经常被称为技术批判理论，然而仔细地分析哈贝马斯的理论框架之后发现其理论更倾向与技术工具论，即技术是不具备规范性要求和价值中立。哈贝马斯将社会划分为生活世界和系统的双层结构模式，系统的策划的目的是为了有策略和组织的生产，即是控制能力的扩大化，而生活世界是指靠日常语言进行交往及由此而进行的行为调整的社会领域。哈贝马斯认为社会问题不在于本身不存在目的的技术合理性，问题在于技术统治带来的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只要限制技术边缘，给交往理性一个完全发展的机会。显然哈贝马斯的理念是更倾向于技术工具主义。哈贝马斯通过交往行为和生活世界殖民化展开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批判，认为技术发展是一种“人类的计划”，是作为总体的“人种的计划”，而不像阶级社会一样的某些特定历史新时期的计划，提出一种超历史的技术行为本质理论，这是被近几十年来技术研究所否定的。同时，芬伯格认为哈贝马斯的胜利更应该归因于80年代以来主流社会思潮的取向，哈贝马斯的观点正好适应了人们渴望驯化的时代。

尽管评价这场内部争论时，芬伯格更倾向于马尔库塞。然而他同时认为，“马尔库塞要求我们反对他们所描述的封闭世界时，他们都很难使我们继续相信抵抗的可能性。”［3］84最终马尔库塞没有找到完善地解释从他的著作中引申出来的一种“新技术”的具体概念，所以逃脱不了哈贝马斯的攻击。哈贝马斯将建构主义纳入到他的社会哲学中，并使得社会建构主义成为他的交往行动的核心理念，尽管他的社会建构主义局限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正是芬伯格对哈贝马斯理论框架的扬弃及社会建构主义理论的发展，使得芬伯格结合马尔库塞的传统将技术批判的视角转向社会建构。哈贝马斯不但在批判马尔库塞的理论的抽象方面做出了贡献，在对科学技术的反思方面同样有其深刻之处，哈贝马斯的媒介理论在解释力方面超越了启蒙辩证法和单向度理论，尽管他的媒介理论忽视了技术，在哈贝马斯的代表性著作《交往行为理论》中，他仅对货币和权力两种媒介有所阐释［8］。芬伯格认为，哈贝马斯之所以忽视技术媒介，原因在于“支配货币和权力的代码都是比较传统的，并且具有交往意义，而支配技术的代码似乎缺乏交往的内容。”［7］168但是，具有交往意义的网络社区随着通信技术的发展渐渐壮大，并且“网络社区提供给它的成员意识到他们共同的归属感和和管理它的主要知识的可能性。”［9］芬伯格在《质问技术》中重新对此作出补充，在哈贝马斯社会控制媒介图表的基础上增添了技术媒介（表2）。从而把技术媒介纳入到具有交往意义的公共领域境域内，为技术批判转向技术政治准备了条件。

表2 协 调 性 媒 介 ［7］171Tab.2 Coordination media［7］171

三、基于社会建构主义的技术批判理论

在哈贝马斯看来，科技理性是非社会的、中立的和形式上的，而在这个问题上哈贝马斯和马尔库塞有理解上的分歧，这也是两人的最大区别，马尔库塞认为，技术原则“一旦它们进入现实世界，就呈现出一种与应用它们的‘历史主体’相关联的特定的社会内容”［6］91，技术不是非社会和中立的。在马尔库塞看来，既然所有的基本的世界关系都有一个规范的维度，那么工具性就不与规范性相对立而是相通的。芬伯格继承马尔库塞的基本观点，同时基于当今时代的社会建构主义对技术批判理论进行非常深刻的重新建构。根据上面的分析并非完全否定哈贝马斯的理论，哈贝马斯的技术批判理论为芬伯格提供了理论框架。并非马尔库塞的理论就是毫无瑕疵的，同哈贝马斯一样两者的问题都在于两人都不自觉地倾向于技术批判的本质主义。芬伯格认为目前社会已经进入社会建构主义时代，也正是这个时代特色和时代要求需要建构新的理论，这种新的理论应该是整合并超越了传统批判理论的本质主义倾向。

芬伯格认为马尔库塞之所以在论战中失败，不单单是由于其理论自身过于抽象的因素，更为主要的是在马尔库塞的理论内部难觅人类解放的出路，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引发技术改革是不可行的，是马尔库塞的理论悖谬。芬伯格发现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对技术的经验研究弥补马尔库塞理论的缺陷，从而得以建构起自己的技术批判理论体系。

到了20世纪80年代，对于技术的社会建构（social constructivism）的研究才出现，其标志是比克（Bijker，W.E.）、休斯（Hughes，T.P.）和平齐（Pinch，T.F）等人在1987年主编的论文集《技术系统的社会建构》（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Technological Systems）的出版。社会建构论的方法主要包括技术社会建构方法（SCOT）、麦肯齐（D.Mackenzie）和瓦克曼（J.Wajcman）的“社会构成”方法（social shaping）及卡隆（M.Callon）和劳（J.Law）等人的操作子网络理论（actor network theory）。SCOT理论属于强社会建构论，它严格遵守对称性原则，尽量避免参照技术的实体特征，对技术变迁严格按照不同操作子和社会群体的解释、协商和终止过程来说明。“社会构成”方法属于弱的社会建构论，它保留传统技术哲学意义上的对社会和自然，社会和工艺的双重区分，研究社会因素构成技术内容的过程，并不拒斥非社会因素。它把技术看成是社会构成的产物，把技术的性质和影响分属于社会性质和社会影响的结果，也即嵌入技术内部的社会或政治偏见。“操作子网络”理论有时简称为“建构论”或者“建构主义”虽然被卡隆赫拉图尔的等人标榜为强建构论，但是它经常象社会构成方法一样被用来进行技术社会学的研究，因此也属于弱建构论。它主要研究作为操作子网络（由人、自然和工艺等操作子构成）构筑的技术目标的稳定化的过程。这些方法的主要特点是强调通过更广的因素，而不是局限于技术自身的原因来分析技术的发展［10］。芬伯格在1992年发表的《颠覆的理性：技术、权力和民主》，1995年《哲学和社会理论中的技术转型》和《技术与知识政治学》等代表性的著作中，他通过打破对称性原则，把弱社会建构论研究作为技术哲学规范分析的起点。《可选择的现代性》把建构论的方法放到了主要位置，在芬伯格的《追问技术》一书中，从技术的本质观、理性观、民主政治观以及现代性问题等多方面展开对技术的追问，更是系统运用社会建构论的方法论原则。戴维J.斯顿普认为《追问技术》一书的主要创新点就在于，芬伯格使用了社会建构论论述科学技术的成果来重新思考技术哲学。

芬伯格将社会建构论的技术研究方法内化在他的技术批判理论的整个理论体系之中，并在他批判理论的每一部分都运用了建构论的方法，而不像哈贝马斯一样只是局限于意识形态领域。芬伯格在对技术的批判中找出一条解决技术问题的出路，借鉴社会建构论的技术研究方法，走出了早期批判理论的困境。不仅批判了现存社会中的技术决定论，更重要的是，找到了建构新的技术的可能性和途径。通过对前人的继承和批判，芬伯格以社会建构主义和解释学为基础建构了自己的技术批判理论。其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工具化理论（表3）。芬伯格借鉴了SSK的社会建构思想反对技术本质主义，创造性的提出：工具化理论（instrumentalization theory），把技术分成两个层次分析。首先，必须去除客体的情境，使它与最初的环境相脱离，以利于人类对其进行分析和操作，在去除了情境的客体发展成为有用的人造物之前，客体必须被置于预先存在的设施和体系的情境中；其次，必须将客体简化，以便使能够根据一个目标而功能化的那些方面突现出来，客体所经历的简化必须由一些新的中介来补偿，这些中介就是来自社会的伦理和美学因素，而客体也将在这种社会中发挥作用。因此，无论是第一层次中对原料的定位和第二层次中对原料的处理，它们都是负载了美学、伦理、利益等社会因素。这种理论具体展示了技术的建构过程，从微观层面表明了转化技术的可操作性。

表3 工具化理论［11］Tab.3 Instrumentalization theory

第二，技术政治学。芬伯格技术哲学的政治向度，从结构层面和设计层面来研究技术的政治属性，“本质而论，似可以这样说，技术就是它的结构。功能不过是技术的逻辑—因果实体与使用者的主体的目的之间的共建。也是技艺与社会之间的共建。”［12］社会在决定技术结构的同时，已经决定了技术的功能。技术的设计过程也就是由不同的社会角色参与开发技术的过程，必须保证在技术决策过程中应包括尽可能多的社会角色，将技术设计过程同审美的、伦理的标准和民族的统一性结合在一起将成为可能。他把解释学的理论运用到建构论中去，同时针对社会建构论狭隘的经验论、对宏观社会学概念的抵制以及拒绝思考现代性问题等不足，提出“政治学的建构论”，意欲阐明技术本身具有的民主潜能，通过“民主的合理性”概念和技术的社会建构特性对技术的民主潜能提供的理论辩护。他还通过把微观政治学的抵抗合并到建构论对技术的理解中去，整合技术本质论和社会建构论，实现对技术政治意义的改造。

第三，技术设计。芬伯格指出技术设计是许多参与者和多元文化共同协商的成果，“现代技术既不是人类的奴隶，也不是不可变异的铁笼，而是一种新型的文化框架，其中充满了问题，因而是可变的。”［13］为社会人员都应该有资格成为参与技术的社会角色，通过对技术设计施加影响确保在技术设计中表达自己的利益。同时，保持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精神，采纳文化多元论，技术的社会建构研究和技术可结合多元文化背景表明，技术设计可有多种选择。技术的多元化意味着可选择的合理性，可选择的合理性则为现代性展开了多种可能，以避免实证主义者的普世主义和种族相对主义。

第四，技术代码。芬伯格不同于卢卡奇的阶级革命理论和马尔库塞的感性之维，在这方面芬伯格是一位后现代主义者，他倾向于福柯式的对“技术代码”——当时的社会行动者语言与技术语言之间意义转化的一般规则——的重新编码，以实现对被社会底层群体所固有的边缘化知识的整合。其目的是要找到一种“允许带有最少的统治色彩来玩这些权力游戏”的方法。［3］87所以技术批判理论的行为者是那些弱势群体，他们生活在以技术为媒介的社会体制内，同时对这种体制强加于他们的生活方式做出反抗。

芬伯格基于社会建构主义的技术批判理论推出一个极其重要的结论：现代性具有可选择性。这是因为，既然技术发展动力不是理性而是社会，那么技术应该像其他社会行为那样被民主化。通过技术选择确立了社会生活的准则。这些选择在我们的目的、目标、用途和显现等特定选择的范围内定义了一个新的世界。这种选择也定义了在不同的选择中选择的主体：我们在通过技术制造世界中也制造了我们自己。这种基本的技术观的变革是自足的。问题提出了但还没有解决。我们的目的是定义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繁荣的理念，一种人性模式，但不是在现行社会-经济体制中获得更多的物品。

［1］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8：6.

［2］高亮华.人文主义视野中的技术［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74.

［3］安德鲁·芬伯格.技术批判理论［M］.韩连庆，曹观法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4］Marcuse.Negations：Essays in Critical Theory［M］.Boston：Beacon Press，1968：212.

［5］Habermas.Technology and Science as Ideology［M］.Boston：Beacon Press，1971：88.

［6］安德鲁·费恩伯格.哈贝马斯或马尔库塞：两种类型的批判［J］.朱春艳 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5，（6）.

［7］Feenberg.Questioning Technology［M］.New York：Routledge Press，2005.

［8］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第二卷——论功能主义理性批判［M］.洪佩郁 蔺菁 译.重庆出版社，1994：355.

［9］Feenberg.Critical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Introduction to the Special Section［J］.The Information Society，2009.Vol.25（2）：81.

［10］Feenberg.Reflection on the Distance Learning Controversy［J］.The Canad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1999.Vol.24（3）：337～348.

［11］Feenberg.From Critical Theory of Technology to the Rational Critique of Rationality［J］.Social Epistemology，2008.Vol.22（1）：21.

［12］Feenberg.From Essentialism to Constructivism：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at the Crossroads.http：／／www.sfu.ca／～andrewf／books／Essentialism＿Constructivism＿Philosophy＿Technology＿Crossroads.pdf

［13］安维复.走向社会建构主义：海德格尔、哈贝马斯和芬伯格的技术理念［J］.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2，（6）：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