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平诗存》中时事诗述评

景红录

（唐山师范学院 中文系，河北 唐山 063000）

《永平诗存》中时事诗述评

景红录

（唐山师范学院 中文系，河北 唐山 063000）

《永平诗存》中的时事诗涉及到清军入关、太平天国运动、西方殖民势力入侵等重大历史事件，也有自然灾害、官吏贪暴等社会民生方面的诸多细节，为研究清代社会生活情况、了解当时士人思想状态提供了鲜活丰富的历史材料。作者多站在维护王朝统治的立场上来描述和评论历史事件，但有时也能从儒家民本的原则出发，对社会的黑暗面进行揭露和批判，这成为其时事诗中最具有思想和艺术价值的部分。

《永平诗存》；时事诗；历史事件；艺术价值

《永平诗存》所收录的近三千首诗歌作品，题材多样，内容丰富，从多侧面展示了清代冀东地区诗人们当时的生活状态。其中特别值得关注的，则是有关社会时事类的作品，它们是这些作家与那个历史时代环境发生联系的具体结果之一，也是今天我们了解和研究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活动情况的有益参考。当然，作为诗歌，它们还传递着创作者自己的政治态度、情感倾向、个性品质等主观方面，从中可以窥见作为当时社会知识阶层的士人们的生存状态和精神世界。本文将以这类诗歌作品作为考察的核心对象，结合相关历史材料，考核事实，褒贬人物，评论得失，以求对其有较全面而深入的把握和理解。

一

《永平诗存》中所涉及的首要时事就是明朝灭亡、满清入关这一具有深刻而重大的历史影响力的政权更迭事件。从李自成攻占北京到清军统治中原，在这一决定中国命运的历史进程中，最关键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件就是山海关大战。《永平诗存》卷一收录的佘一元的《述旧事五首》和《哭李赤仙二律》就是以这场大战作为写作背景的。佘一元，字占一，号潜沧，山海卫人。他是当时这一历史事件的直接参与者与见证者，故其所述有着重要的历史参考价值。史梦兰《止园诗话》评曰：“佘潜沧先生生当国变之初，目击入关情事。其《述旧事五首》直可补国史所未详，不独备一乡之文献已也。”指出其有着重要的历史文献价值。这些诗是如何记述当时的历史事实的呢？

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帝自缢，明朝遂亡。李自成令人招降驻守山海关的明军总兵吴三桂。吴三桂情愿归顺，率军离关进京，行至永平（今卢龙）西沙河驿时，得知父妾遭遇，于是改变初衷，还师山海关。四月十三日，李自成领军往讨，二十一日进抵山海关下，随即发生交战。至第二日晨，吴三桂难以抵挡，遂向多尔衮剃发称臣，引清军入关。清军以逸待劳，一举击溃已呈疲态的农民军。李自成率军败退，二十六日回京，旋弃京西撤。《述旧事五首》的第一首反映的就是这场大战的总体过程。诗云：

明季干戈起，普天乱如麻。厄运甲申岁，秦寇陷京华。暮春撤辽民，暂倚关为家。吴帅提一旅，勤王修鞲靫。进抵无终地，故主已升遐。顿兵不轻进，旋师渝水涯。遣人东乞师，先皇滋叹嗟。墨勒方摄政，前期饬兵车。驰赴千余里，一战靖尘沙。

诗中比较清晰地概述了明末动乱到清军入关的基本过程，其中突出了吴三桂准备“勤王”的举动，但隐去了他曾欲归降大顺政权的细节。

在诗的第二首和第三首中，作者更具体地描写了吴三桂在山海关的备战情况以及战斗的初始情况。诗云：

吴帅旋关日，文武尽辞行。士女争骇窜，农商互震惊。二三绅儒辈，蚤晚共趋迎。一朝忽下令，南郊大阅兵。飞骑唤吾侪，偕来预参评。壮士贯甲胄，健儿拥旆旌。将军据高座，貔貅列环营。相见申大义，誓与仇雠争。目前缺犒赉，烦为一赞成。

吴三桂返回山海关，拒降大顺，使得当地一时形势紧张，战云密布，人心惶惧，争相逃难，而搞“南郊大阅兵”，正是为了稳定军心；“相见申大义”，则是为了争取缙绅士儒辈的支持。当然，他们的支持既有道义上的，更是实际的军需物资上的。但情况似乎并不乐观。“仓库净如洗，室家奔匿多。关辽五万众，庚癸呼如何。事势不容诿，捐输兼敛科。要盟共歃血，士民尽荷戈。”尽管形势艰难，这些绅儒辈还是多方筹集、多方聚敛，把自己紧紧地绑在了吴三桂的大旗之上，与之成为共进退的利益联盟。吴三桂一面高举为“明主”复仇的大旗整军备战，一面却已暗中与清军联络，做好了投降的准备。四月十五日，他的副将杨坤即奉书见多尔衮，说：“三桂受国厚恩，悯斯民之罹难，拒守边门，欲兴师问罪，以慰人心。奈京东地小，兵力未集，特泣血求助。”为了争取时间，他还“遣人绐贼缓师”，即派人用欺骗的手段延缓大顺军的行进。光绪四年《临渝县志》卷十九《事实编二·乡型上》云：“时议诈降缓贼，以待本朝大兵。”说得更为明白。佘一元的《哭李赤仙二律》写的就是这回事。诗前序云：

甲申之役，流寇陷京师。平西伯中途闻变，旋师山海。各官星散。寇氛日炽，声言攻关甚急。维时内无军需，外无援旅，人心汹汹，不保朝夕。余友茂才李赤仙倡义，同高轮谷、谭邃寰、刘泰临三茂才，刘台山、黄镇葊二乡耆，愿身赴京师说绥其师。行至三河，卒与寇遇，乃羁六人于营。至关，与平西接战竟日。次晨，大清兵至，寇遁去。赤仙与四人没于军。高轮谷亦余友也，身被重创，幸免得归，录功授县令，升郡丞。赤仙暨四人无闻焉。

把当时的情况交代得很清楚，只是在那五个人到底死于谁手的问题上有点含糊。以下写两军初次交战的情况：“逾日敌兵至，接战西石河。伪降诱贼帅，游骑连北坡。将令属偏裨，尽歼副城阿。遥望各丧魄，逡巡返巢窝。我兵亦退保，竟夜警巡呵。”吴军与大顺军激战于西罗城附近，守军诈降，诱大顺军数千人抵近城垣，然后突发火炮。大顺军死伤甚多，被迫后撤。诗中记述的就是这个情况，但作者显然只捡对己方有利之事述写，于己不利的则隐而不言。其实在北翼城的交战中，大顺军也曾迫使守军一部投降。双方算是互有伤亡，各自退保，准备再战。

二十二日晨，吴三桂带人冲出重围，至关城东二里的威远堡拜见多尔衮，剃发称臣，被封为平西伯，遂引清军入关。第四首诗描写的就是当时拜见投降的过程，诗云：

清晨王师至，驻旌威远台。平西招我辈，出见勿迟回。冯吕暨曹程，偕余五骑来。相随谒摄政，部伍无喧豗。范公致来意，万姓莫疑猜。煌煌十数语，王言实大哉。谕毕复赐茶，还辔向城隅。虎旅三关入，桓纠尽雄材。须臾妖氛扫，乾坤再辟开。

佘一元当时与庠生冯祥聘、吕鸣章、曹时敏、程印古四人追随吴三桂一起去见多尔衮，正因为是亲身经历，所以能写的如此详细，把范文程招待他们的过程以及赐茶的细节都写了出来，言语间充满了对清军的赞美和受宠若惊的喜悦感。清军入关，击溃了农民军，山海关大战遂告结束。诗的第五首即写战后的一些情况：

平西封王爵，大兵遂进征。群丑皆宵遁，一举收燕京。朝廷录微绩，亲友俱叨荣。莒州乏刺史，承乏促我行。母制适未阕，具请代剖明。铨部怜垂鉴，允遂蓼莪情。丁亥博一第，筮仕心怦怦。秋署历仪曹，病免服农耕。长愿干戈戢，万载颂升平。

战后自然是论功行赏，吴三桂被封为平西王，继续“为王前驱”；作者则被授予山东莒州知州，因母丧未赴。到顺治四年（1647年），登进士第，任刑部、礼部主事，不久以疾告归，立社讲学于乡里。

从历史纪实的角度来说，佘一元的这些诗歌提供了历史转折时期有关山海关大战的一些具体情况，是研究这段历史的重要参考资料，有着重要的历史价值。但同时也要看到，作者对历史事件的记述是有选择性的，它所呈现的只是部分的事实，而不是历史的全貌。这是因为一方面诗歌作为一种文学样式，在反映现实生活时必然要对生活材料进行取舍增减等艺术化处理，不可能照搬生活现实；而另一方面，其实更重要的是由作者的政治立场和情感倾向等主观因素所决定的。在明朝灭亡、满清入关的历史时刻，汉族士大夫阶层像以往改朝换代的历史时期一样，也发生了完全相反的分化。一部分人坚持民族立场，保持民族气节，投入到了抗清的斗争之中；而另一部分人则放弃了民族立场，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走上了卖身迎敌的道路。毫无疑问，佘一元和当时的一些北方乡宦士绅们，就是后一群体中的代表。

在当时大顺政权、吴三桂残明势力和满清政权三股政治势力之中，佘一元们是依附于吴三桂势力的。作为地方乡绅阶层，他们与以农民为主体的大顺政权之间有着深刻的阶级矛盾，但在农民军已经占领北京的情况下，这种矛盾有趋于缓和的可能。明朝的许多官员如龚鼎孳、魏藻德等这时都投降了新政权，就是吴三桂一开始也是准备归降的。设想如果李自成措施得当，吴三桂最终归降，那么佘一元们必然也将“咸与维新”。但是，历史容不得假设。农民与地主阶级之间根深蒂固的矛盾使大顺政权没能很好地解决夺取政权之后的问题，也使得吴三桂与佘一元等看到归降大顺政权并不能保全自身的利益，于是他们“相见申大义，誓与仇雠争”，高举起为明王朝效忠的大旗，坚决地与大顺政权相对抗，甚至为此不惜卖身投靠、引狼入室。所以当吴三桂的“曲线救国”变成“为王前驱”的时候，佘一元们也必然一起来“共襄盛举”，充当起马前卒的角色。从明之臣民变为大顺之臣民再变为满清之臣民，这些人的身份转瞬之间多次变化，但不变的唯一选择是维护他们的自身利益，而国家、民族、政权等对他们来说其实都无所谓。所以在这些诗中，我们看不出作为曾经的明朝臣民的作者对已亡的明王朝有多少感情，而对于侵害到他们利益的农民军则只有憎恨和蔑视，对于能维护他们利益的清军自然是颂扬备至、感激涕零。

除此之外，《永平诗存》中涉及明末清初这一历史变迁的诗作还有李掖垣的《故明户部主事节愍陈公》（卷五）、庞克昌的《邓林钓台》（卷九）、高继珩的《天津城内费家巷传为明季费宫人故里》（卷十二）、袁嘉敖的《费宫人故里歌》（卷二十三）和潘文本的《阳山射虎行》（卷十六）等。这些诗虽然涉及到明末之人事，但基本上都非亲历实录，所以应该看作是咏史怀古之作，不是严格意义的时事诗。这些诗人对明亡清兴、政权更替的态度和观点，与佘一元们并无多大差别，因为毕竟他们都是生活在清王朝统治下的文人士大夫。

二

《永平诗存》所收录的诗人，或老死于乡土，或为宦于四方，与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都有着广泛的接触，于是大清王朝近三百年统治下所发生的各种各样的社会现象，就会出现在他们的笔下，成为他们歌吟咏叹的题材对象。

首先，有些诗歌通过记述某些事情而最终归结于对皇恩或时政的颂扬，即所谓“感念圣恩、润色鸿业”。如李掖垣的《国子监古槐歌》和《查仓纪恩二首》。前一首写的是乾隆十六年（1751年）十一月为皇太后庆六十大寿时的事，后一首写的是作者在乾隆十五年（庚午）至十七年（壬申）间任职潞仓时奉朝命查验粮仓之事，诗中都极力表现了作者对“仁厚圣明”的皇帝的一片忠诚感戴之心。但这样直接拍马屁的作品并无多大价值，还不如一些通过赈灾济民来间接颂扬朝廷的作品比较实在些。如刘元吉的《勘灾温县》（卷八），作于其在河南任职时，描写的是黄河水灾给沿岸人民带来的不幸遭遇。诗云：“沿河之居民，半为鱼虾侣。禾麻已无秋，室庐忽倾圮。”同时也表达了对能全力救济灾民的官吏的赞许：“惟尔贤有司，诚求保赤子。……馈食济以舟，全活者众矣。大府忧民忧，饥溺视犹己。”其他如高继珩的《长垣县查灾作》（卷十二）、温序斌的《道光己酉立秋前二日大水》（卷十八）、王樟的《滦河溢》（续编卷三）、赵建邦的《丙戌十月汴都大雪成四十韵》（续编卷四）等，这些作品涉及的灾害有水灾、旱灾、雪灾等，在描写上也较为真切详尽，体现出作者对民生的关切，对朝廷救灾的期望。

与上述以颂扬为主调的作品不同，一些诗人则敢于直面残酷的社会现实，揭露和批评社会生活中的黑暗面，表现出不同寻常的勇气。他们的批判锋芒多指向贪官污吏，鞭挞其横行乡里、胡作非为的丑恶行径，表现出愤世嫉俗的情绪和对百姓痛苦生活的极大同情。这方面尤以张九鼎和张山的创作最值得关注。

张九鼎号雪樵，乐亭人，著有《得未曾有斋诗抄》。阴子翼序云：“雪樵日益肆力于古人，而又往往于世多所不可，故其慷慨抑塞、孤峭岸异、磊落跌宕之气，时于沉郁之中发为孤响，而一寓之于诗。犹忆癸未冬，雪樵坐余爱吾庐中，左手持巨卮，右把卷，与余纵谈少陵《石壕吏》、《无家别》，快意挥霍，酒气拂拂然从十指中出。”据此可知他是一个慷慨激昂、愤世嫉俗的诗人，作诗深受杜甫“即事名篇”的现实主义诗歌的影响，因此写了许多讽刺和批判现实的作品，以致招人告到官府，欲置其罪。史梦兰《止园诗话》中说：“有摘其《义仓行》、《捕盗行》诸作，谓其讪谤时政，讼于长官者。”张九鼎因此作《责诗》诗为自己辩护，说：“君不见《畦桑叹》、《养蚕词》，民谣公论各如斯。美刺贞淫古不废，不闻有人相诋諆。”认为自己发扬的乃是诗歌“美刺”的优良传统。众所周知，清代文字狱极为严酷，文人们大多养成了畏馋惧祸、谨小慎微的习惯，而张九鼎能不惧指摘迫害，坚持自己讽刺现实和批判黑暗的创作道路，确实是值得钦佩的。

张九鼎这样的诗作在《永平诗存》卷二十三中共收录了《察草行》、《捕盗行》、《关门吏》和《里正来》四首。《察草行》写巡役借察草为名来到村中，言语猖狂，气焰嚣张，把村民的牛马强行牵走。“村民忍气不敢争，东投西走求人情”，最后只能拿钱赎回了事。《关门吏》写驻守关门的官吏作威作福，置自身责任于不顾，对来往行人百般刁难，只为自己捞取钱财好处，却把坏人全都放走了。作者批评说：“自古关防为诘奸，国家设守非等闲。奈何此曹病行旅，有钱即过无钱难。君不见暴客纷纷早出关！”《里正来》写衙门官吏到百姓家吃喝抢夺，“入门先捉马与骡，出门还索鸡与鹅。……稍敢谁何即禀官，抗差堪悲受刑重”，简直和土匪一般。土匪不常来，而这帮人却隔三差五就来搜刮一趟。“百姓受杖方养疮，来打秋风又下乡”，苦难正未有穷期。在这四首诗中，《捕盗行》的讽刺更为辛辣，批判更为有力。诗云：

捕役豢盗与盗伍，县官讳盗为盗主。捕役豢盗岂有他，日分盗赃所得多。县官讳盗无他意，办盗先与己不利。处分还忧降调严，移重挪轻为盗地。君不见西家被劫曾报官，报窃方准报盗难。经年未见获一贼，书吏需索却无端。又不见东家擒盗送官讯，赃证确然盗不认。须臾案定是诬良，盗却无辜民受困。民受困，何足矜？县无盗，好官声。月报常称境内清，卓异应书循吏名。

开篇即直指官盗一家，官为盗主，继而分析是共同的利益把他们绑在了一起。官与盗狼狈为奸，祸害百姓，使得坏人嚣张，好人受欺，这样的社会表面上政治清明，和谐安定，其实骨子里已经烂透了。张九鼎面对如此丑恶现实，胸中定然是愤恨交加，故言辞激烈，锋芒尽露，无怪乎为别有用心者所指摘，而其可贵之处，也正在于此。

张山是张九鼎的儿子，也是一位非常关心社会时事、忧国忧民的诗人。其《题友人感事诗后》云：“国事岂容疯汉议，苍天应鉴杞人心。无眠中夜挑灯读，百感茫茫泪满襟。”（续编卷三）忧时忧国之情，溢于言表。时值晚清，内忧外患，诗人耳闻目睹，感慨于心，故在诗中一再言及。张山最重要的时事诗是《六谣》，是集中抒写忧民讽世情怀的组诗。诗前序云：“民间疾苦，政治攸关，因即一时之闻见，著为歌谣。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輶轩之使庶有取焉。”可见其有着明确的创作目的和价值取向。在这六首诗中，《耕夫谣》写在沉重赋税剥削下农民生活的艰苦：“田薄租重耗更多，一年所入能余几。不见西家去岁田歉收，无力输租卖却牛！”尽管终日辛苦劳作，却连租税都交不起，更别说自家的生活状况了。《织妇谣》写冬日夜晚妇女织布的忙碌场景，通过父母的对话反映出官役的沉重和他们生活的贫困。本期望“连年出入无完衣，织成一匹先作袄”，但“县符火急催差钱，织成一匹先完官”，愿望只能又落空了。《听讼谣》写官吏借审案来盘剥乡民。“民畏县隶如狼虎，入门酒肉出门钱。到城勒索更难免，倾囊不足继质典。毕竟难盈吏役心，可怜已破中人产。公门荡荡开，官坐堂皇两造来。壶卢提，问数语，即俟再讯挥使去。再讯无日春复秋，吏役勒索又从头。”真是吃了被告吃原告，衙门就是生财道。《征银谣》写官吏利用征银折钱的机会欺辱小民。“寒天易暮腰脚酸，小民愁苦书吏乐。书吏乐，年复年，乐莫乐兮多得钱。君不见小民囊空无宿处，书吏醉拥妖姬眠。”一面是辛苦，一面是荒淫，这就是官与民的差别。《办差谣》写官吏借下乡办差的机会依仗权势掠夺农民的财产，使得农民生活困苦不堪。《派盐谣》写官吏借派盐之事如何颠倒黑白、欺压和掠夺百姓的。

盐归官，官作商，官派民盐亲下乡。沿村逐户都登册，吏腕欲脱抄胥忙。官派盐，按家口，老少不遗兼女妇。每口寻常派百斤，一年两派分先后。县官去，巡役来，直闯人家声似雷。即指官盐作私贩，铁索加颈谁敢开。谁敢开，牵送县，当堂鞫讯获重谴。鞭朴声中血肉飞，赎罪拚将家产变。好官毕竟多得钱，循吏货殖应同传。

能把官府刚分得的盐说成是老百姓私自贩卖所得，并以此为借口拘捕鞭打之，这些官吏收刮民财，真是不遗余力，天良丧尽。结句讽刺更为辛辣，揭露所谓“好官”，其实就是最能捞钱的官。“一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其言真不虚也。

除张氏父子之外，以讽刺和批判为主调的诗人诗作还有林徵韩的《换马行》（卷一），庞克昌的《刨钱行》（卷九）、李昌舒的《荒年叹》（卷十一），温序斌的《悲烟鬼》（卷十八）、倪垣的《新设县》（续编卷四）等，也从不同的侧面揭露社会生活中的问题和弊病。还有一位女诗人高顺贞特别值得一提。她在《赠外》二首中，一方面告诫在外做官的丈夫“愿子裕民财，勿为儿孙守”，另一方面对农民的辛苦抱以深切的同情：“悯彼田中人，耘作何辛苦！春耕方播种，锄苗需夏雨。秋风禾黍登，输纳入官府。不辞力穑勤，免受催租侮。何故华堂中，日夜事歌舞？……民间汗血资，忍更相剥取？青楼一夕歌，中人产一户。”把农民的辛苦劳作与华堂歌舞的生活相形对照，深刻地揭露了贫富悬殊的社会现实。

总的来说，以上这些诗作大多继承和发扬了白居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新乐府创作精神，直面当时黑暗的社会现实，揭露官民对立、贫富分化的深层矛盾，站在一般百姓的立场上，指斥贪官污吏的无良残暴、祸国殃民，表现出可贵的民本思想和人道倾向，堪称《永平诗存》中最有思想价值和现实意义的作品。在艺术形式上，他们多采用乐府诗的体制，即事名篇，自由抒写，主题鲜明，情感充沛，语言通俗质朴，流畅自然。只是有时艺术提炼还有所欠缺，直接议论较多，锋芒外露，而描写的形象性与含蓄美略有不足。

三

清王朝自道光、咸丰以后，外有英法美日俄等殖民势力的连番侵扰，丧权失地，屈膝媾和；内有太平天国、捻军、义和团等农民运动，风起云涌，不断冲击着这老大帝国的统治根基，国势日渐衰微败落。《永平诗存》中的一些诗人虽偏居京东一隅，但也无时不感受着这样的时代气氛。如“兵戈正满地，风雪况长征”（高顺贞《送萝洲兄之保阳》卷二十四）、“尚有封侯痴梦在，万方多难恨才孱”（崔树宝《闲咏》，续编卷二）、“难言多欲为尧舜，无力回天望鬼神”（《感事》、同前）、“千里奔波讵偶然，何当烽火警连天”（阴振潜《赴山左留别诸友兼送雨村侄之奉天》，续编卷三）等等，反映的正是当时兵戈满地、万方多难的时事状况和诗人们的满腔忧愁。

在内忧方面给清王朝冲击最大的是太平天国运动。这场始于1851年1月的农民运动，历时14年，遍及18省，严重动摇了清王朝的统治基础。《永平诗存》中涉及到这场运动的诗作从表现方式来看基本有两种情况，一是一般性的抒发感慨，表达愿望，如杨在汶的《粤西土匪煽乱朝命相国某防剿纪事》（卷二十）二首，常守方的《阅邸报有感》（卷二十一）四首，都是记述广西乱起，朝廷命将征讨；又追究乱起之源，归结于某些官员平庸无能，最后表达平定叛乱的愿望。另一种情况是具体描述在这场运动中所涉及到的一些人和事。这些人多是在与太平军的作战中死难的清廷官吏，作者或与之有交谊，或为了“表彰英烈”，故对其事迹加以详尽的描述。

《永平诗存》中收录最多的是关于天津知县谢子澄事迹的诗作，有七八首之多。倪垣《津门健令行》（续编卷四）序云：

吊谢云航也。公讳子澄，四川成都府新都县人。……咸丰三年癸丑四月，知天津县事。九月，粤匪犯津门，以战死，年四十六。赠布政使衔，世袭骑都尉职，准请立祠。迁安马瑟臣学博赋诗详纪其事。香崖师首倡《津门健令行》，一时和者十余人，垣随声焉。

天津距永平府很近，此事在永平府的文人士大夫中影响很大，故一时吟咏者众多。史梦兰对此最为积极，甚至发起了多人同赋一题的诗歌活动。这些诗作主要有臧维城的《过天津吊谢云航》（卷十九）、张堂的《挽谢云舫明府》（卷二十一）、王朴的《津门邑侯》（续编卷一）、郭长清的《天津谢明府挽歌》（同上）、张山的《健令行吊谢云舫明府》（续编卷三）、倪垣的《津门健令行》及马恂的两首（卷十四）。其中除张堂之作为七律外，其余皆为七言长篇，或记述战斗过程，或赞颂其人的胆气忠心，写得都慷慨激昂，悲壮沉痛。据诗可知，这场战事发生于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天国北伐军进攻天津的过程中。谢子澄为大清王朝尽忠而死，同属王朝官僚阶层的文士们为他歌咏寄哀，那是很自然的事情。不过，这些人的立场和利益虽然主导着他们对人和事的主观认识和态度，但并没有完全抹杀掉他们对事件本身的某些客观叙述。从诗中的一些描写，如“忆昨九月哉生魄，武安间道贼纵横。蹂躏临洺径北窜，三百余里无坚城。胜将军出土门口，金戈铁马驰兼程。藁城驱兽已入穽，惜哉定见无韩宏。旁走忽惊兕出柙，晋州骤覆深州倾。深州防陆未防水，突出诡道群妖行。是时将军向无棣，景沧扼要方连营。贼智鬼蜮乍返走，鸱张势逞津门惊”，我们仍能客观地感受到太平军势如破竹、长驱直入的进攻气势和官军左支右绌、仓皇溃退的狼狈情状。当然，在所有的诗中，更多的描写还是集中在惨烈的战斗场面上，立意突出谢子澄高大英勇、慷慨赴义的英雄形象。从艺术的角度来看，这些诗大都主题突出，描写集中，叙事完整，条理清楚，语句流畅，值得肯定。只是有的在对题材的剪辑处理上不够精炼，过于繁杂，用词用字也偏于生涩，不够自然圆润；好发议论，但多是一般性的赞叹而已，缺乏深刻警醒、振聋发聩的效果。所以总的来看，这些诗的思想和艺术价值都有限。

除谢子澄外，《永平诗存》中还有描写其他死难官吏的诗作，如高继珩的《哭文鲁斋明府》（卷十二）、马恂的《吊黄观察》（卷十四）、《哀赵观察》（卷十五）、高铭鼎的《吊文鲁斋大令》（卷二十一）、蔺士元的《王湘舟先生挽词》（卷二十二）、李昌时的《哭阵亡诸生》（续编卷二）等。

与对内忧的反映相比，《永平诗存》中所收录的反映王朝外患的诗作就少了许多，但也能从中看出这些诗人对待西方殖民势力入侵的基本态度。这样的作品有马恂的《海上》、《观粤记》（卷十五）、马恬的《感事》（卷十九）、郭长青的《津门差次书事》二首、《感事》八首（续编卷一）等。马恂的《海上》诗共十二首，作于道光二十一年（辛丑，1841年），正是英国殖民者发动鸦片战争的时期。诗中云：

虬拳红发蜃青烟，人诧孙、卢匿海天。惯学贪狼仍瘈狗，止衔腐鼠亦饥鸢。岛夷别畏周婆礼，蛮女新书武曌年。瓜剖豆分论境土，那能百战恃铜船。（其十二）

诗中用典较多，意思比较隐晦，但大体可以看出作者对国土被“瓜剖豆分”的危险是警醒的，对外来侵略是坚决抵抗的。《观粤记》共五首，诗中云：“蛮夷大长汉家臣，横拥楼船蹴海滨。”“大臣持节阵云开，海上兵还止有台。碧血埋忠悲父子，绮筳坐敌认盐梅。……樽俎折冲休妄信，池鱼楚木总堪哀。”面对侵略者的蛮横无理，他支持坚决抵抗。“锄耰奋击掣长鲸，十万云屯见义兵。炮势殷雷仍斩将，甲光耀日已填坑。”对将士们的奋勇抗击，他很赞赏，但朝廷并未真心打下去。“圣朝原不惜金钱，但议怀柔可尽捐。况复将军能仗信，不教士卒妄争先。虎餐既足贪当止，鸿集难安计未全。省得呼奴严锁钥，花萦旌斾镇南天。”作者对朝廷的和议怀柔政策似乎颇有微词，但并没有公开反对，所以诗中语意多有朦胧含混之处。马恬的《感事》四首表达的意见则较为鲜明。诗云：

羽书未共捷书飞，坐拥貔貅过孰归。遇寇不征安靖寇，无威可畏讵扬威。将求远敌军心懈，议到和戎国体微。借得樊于期首在，诛原有罪敢言非。

我军久怯彼虚声，坐视凭陵莫敢撄。虎将养威腾物议，蠧民饵利伏奸萌。寇来如入无人境，师老都非有用兵。不识周官诛失律，议功果较议亲轻。

作者批评的锋芒直指清军将领，指责他们治军无方，拥兵怯战，面对敌人的挑衅，只会逃跑，导致敌人长驱直入。“寇来如入无人境，师老都非有用兵。”描写真切，批评深刻。同时，作者对朝廷一味求和的政策也持反对态度，认为“议到和戎国体微”，有损国体。他还说：“权宜和事漫相尤，怀远今知利用柔。势有可为吾自懦，计无不遂彼何求。”和议只是权宜之计，关键是自己要振作起来，如果一味退让只会助长敌人的贪欲。这些批评和见解都是很有勇气和见识的，反映出当时知识阶层中一些人对现状的不满和对国事的忧虑。

郭长清的《津门差次书事》二首记的是咸丰八年（戊午，1858年）四月英、法兵船进入大沽，以武力相威胁，逼迫清政府出让多项主权。清政府畏惧开战，最终只有妥协退让。郭长清还有《感事》七绝八首，其一云：“九译来朝记越裳，海邦从古识尊王。包含恰有如天量，欲掣鲸鲵在自强。”道理讲得很好，要包容其他首先要自身足够强大，只是当时的清王朝自身已经衰弱不堪，哪里谈得上包容其他文明。接下来他分别从历法、指南针、机械、海防、外交等方面进行中西对比，认为“西法何如古法良”，中国本身的文化技术并不比西方差。他还说：“尼山曾洒悲天泪，欲用斯文变九夷。若使殊方闻木铎，定教寰海静征鼙。”认为如果能够用儒家文化改造这个世界，将不会再有战争。这些意见，孤立地看似乎都很有道理，大有弘扬民族传统文化、振作民族精神的自信和勇气，但当时的情况是中国已沦为西方殖民者攫取资源和利益的场所，国家危在旦夕，民族一蹶不振，救亡图存乃是当务之急，抱残守缺只会自取灭亡。因此这样的意见就显得空疏迂阔而毫无用处，事实上也根本不可能实行。

综上所述，《永平诗存》所收录的时事诗比较广泛地反映了清一代的政治、民生、军事、外交等社会状况，对于我们深入了解和认识那个时代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同时，也有助于我们了解当时北方知识阶层中部分人的生活和思想状态，了解他们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基本态度和对国计民生问题的关注程度。当然，在评价这些时事诗的时候，必须要考虑到它们产生和存在的现实因素。这些诗产生在“文字狱”盛行的清代，文化专制主义的阴影笼罩在每个诗人的头上，这使得他们的歌吟在涉及社会时政的时候不能不小心谨慎、瞻前顾后，不能不有所顾忌和回避，因此，他们不可能自由地毫无保留地把自己对于各种时政问题的态度和意见表达出来，而是只能呈现那些被认为是正确的、不会危及自身利益的东西。也就是说，他们对于时事的抒写和评论必须自觉自愿地或无意识地站在维护当朝统治秩序和利益的立场上，坚持一定的“政治正确性”。无论是像满清入关、社会动乱这样的重大题材，还是一般的民生疾苦、自然灾害，都不能触碰这一红线。总之，对《永平诗存》中的时事诗的价值和局限要有客观理性的认识和评价，刻意地拔高或贬低都是不可取的。

[1] 史梦兰.石向骞,等点校.永平诗存[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1.

[2] 赵尔巽.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77.

[3] 李文海.清史编年[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20-21.

（责任编辑、校对：王文才）

The Comment on the Current Events Poems in Yongpingshicun

JING Hong-lu

(Department of Chinese, Tangshan Teachers College, Tangshan 063000, China)

InYongpingshicun, the poems of current events relate not only to some major historical events, such as the entering central plains of the Qing army,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movement , the invasion of Western colonial forces, but also to many situations of the social livelihood, such as natural disaster, official greedy, etc. These contents help us study and understand the social situation and the intellectual thought at that time. The author’s purpose of describing and commenting the historical events is to safeguard the interests of the ruling class, but sometimes they expose and criticize the dark sides of the society, which is the most valuable part of the thought and art in the poems.

Yongpingshicun; current events poems

I218

A

1009-9115(2013)03-0003-06

10.3969/j.issn.1009-9115.2013.03.002

2012-08-25

景红录（1970-），男，山西永济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