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学而尚考据”——民国学人吴其昌的朱子学研究

乐爱国

（厦门大学 哲学系，福建 厦门361005）

吴其昌（1904-1944），字子馨，浙江海宁人；1921年考入无锡国学专修馆，从唐文治学习宋代理学，与王蘧常（1900-1989）、唐兰（1901-1979）合称“国专三杰”；1925年，考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从王国维治甲骨文、金文及古史，从梁启超治文化学术史及宋史；曾任教于南开大学、清华大学，并于1932年起任武汉大学教授，后兼任历史系主任；著作主要有《殷虚书契解诂》、《金文历朔疏证》、《金文世族谱》、《金文名象疏证》等，并有不少史学论文。吴其昌虽然以甲骨金文学以及史学而著名，但他早年曾专注于朱子学研究，并发表学术论文《朱子传经史略》、《朱子著述考（佚书考）》、《朱子之根本精神——即物穷理》、《朱子治学方法考》以及《宋代哲学史料丛考》等。由于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于民国时期的儒学研究关注不够，吴其昌的朱子学研究也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本文试图通过全面阐述吴其昌在朱子学研究方面的学术成就，以确立其在民国时期朱子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一、研究的历程

吴其昌于1921至1924年间就读于无锡国学专修馆。该馆馆长唐文治于1922年编成《性理学大义》，分为：《周子大义》二卷，《二程子大义》二卷，《张子大义》一卷，《洛学传授大义》一卷，《朱子大义》八卷；次年作《朱子大义序》，指出：“癸亥岁，为国学馆生讲《朱子大义》，乃详加选录，择其尤精者着于篇。”［1］《朱子大义》选录朱子的重要奏稿、书札、论文以及各种序、记。1923年，唐文治还组织王遽常、唐兰、吴其昌等人编辑《朱子全集校释》，得十余万言。［2］

同年，吴其昌发表了约2万字的长篇学术论文《朱子传经史略》。该文把朱子一生的经学研究过程分为六个时期：自14岁至24岁的“初启端倪时期”，自24岁至34岁的“渐加注意时期”，自34岁至43岁的“浸施功力时期”，自44岁至48岁的“始有所得时期”，自48岁至53岁的“益加阐明时期”，自54岁至68岁的“竭力发挥时期”；［3］并依据各种可靠史料对朱子的22种经学著作的编撰时间以及过程作了考察，同时还对朱子主要门人的经学著作作了记述，并进一步考察了朱子易学、书学、诗学、礼学、乐学、春秋学、四书学在其门人及后学中的传授路径，最后附“朱子经籍考”，录朱子著作及其版本51种。

此后，吴其昌开始编撰《朱子著述考》。1927年，他发表《朱子著述考（佚书考）》，篇首按：“其昌作《朱子著述考》：第一经部，第二史部，第三子部，第四集部，凡八卷，仿朱彝尊《经义考》例；因书存，故未就。第五《佚书考》，凡四卷；因书已亡，恐久就湮，故稿先具。即此编是也。第六为表，凡四卷，已成其半，因太占篇幅，故暂不发表。此为其第五部《佚书考》四卷也。”［4］《朱子著述考（佚书考）》述及佚书和疑佚书近九十种，此外，还包括拟撰书、未成书等，共计百余种。遗憾的是，《朱子著述考》仅发表《佚书考》部分，其余部分终未发表，或未完成。

1930年，吴其昌为《大公报·文学副刊》“朱晦翁诞生八百年纪念”撰文，先后发表《朱子之根本精神——即物穷理》、《朱子治学方法考》，阐释并倡导朱子的格物致知论以及治学态度和方法，特别是对朱子有关古籍辨伪的大量语录作了整理。

1941年，吴其昌发表《宋代哲学史料丛考》。该文由12篇（实际为11篇）短文所组成，主要是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期间撰写的未刊行之稿，包括对朱子著述各种版本的跋文的考辨，以及对王懋竑关于朱子《周易本义》“九图”非朱子所作的讨论。［5］这些短文实际上是吴其昌为撰写宋元明清哲学史所做的部分史料准备，后来收入1945年出版的《子馨文在》，并改名为《宋元明清学术史》［6］。

由此可见，吴其昌曾对朱子学做过深入的研究。除了以上所述已发表的论文，据王蘧常《吴子馨教授传》所述，吴其昌还“尝作《朱子理学讲义》，累数十万言［7］”。需要指出的是，吴其昌的朱子学研究以对朱子学有关文献史料的考据为主，而成为民国时期朱子学研究的一大特色；为此，王蘧常对他说：“理学而尚考据，自君始。”［7］同时，吴其昌还非常注重对朱子治学方法及“格物致知”的研究。

二、对朱子著述研究

民国时期的朱子学研究可以追溯到1904年王国维在《教育世界》上先后发表的《就伦理学上之二元论》［8］、《释理》［9］以及1910年出版的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王国维的《就伦理学上之二元论》、《释理》在论述中国古代人性论的发展以及对于“理”的阐释中，论及朱子的理气论、人性论等。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则有第三期“宋明理学时代”第九章“朱晦庵”，分为小传、理气、性、心情欲、人心道心、穷理、养心、结论等节，专门论述朱熹的哲学和伦理学思想。［10］1914年，汤用彤发表《理学谵言》，分为“阐王（王阳明）”、“进朱（朱熹）”、“申论”三节，大力推崇朱子理学。［11］1916年，谢无量的《朱子学派》出版，这是民国时期第一部以朱子学为专题的学术著作，包含朱子传略、朱子学术之渊源、关于朱子之评论、朱子哲学、朱子伦理学、朱子教育说、古今学术评论，最后附：朱子门人及宋以来朱子学略述。同年，谢无量的《中国哲学史》出版，其中第三编上第十一章“朱晦庵”，分为太极及理气二元论、性说和修养之工夫三节。此后，朱子学研究逐步展开。

然而，朱子学的研究以朱子的著述为依据，对于朱子著述的考察是朱子学研究的基础。与研究朱子学的义理不同，吴其昌着重于朱子著述的考察，其研究成果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其一，对朱子经学著作的编撰过程的考察；其二，对朱子著述中的佚书的考察；其三，对朱子易学著述的考察。

吴其昌《朱子传经史略》对朱子经学著作的编撰过程的考察，涉及著作有：《论语要义》，《论语训蒙口义》，《论语精义》、《孟子精义》，《中庸集解》，《家礼》，《论语集注》、《论语或问》、《孟子集注》、《孟子或问》，《周易本义》，《诗集传》，《周易启蒙》，《孝经刊误》，《小学》，《大学章句》、《大学或问》、《中庸章句》、《中庸或问》，《孟子要略》，《仪礼经传通解》，《书集传》；论及各著作编撰的起始、成稿、修定的时间；其中《论语集注》、《论语或问》、《孟子集注》、《孟子或问》的编撰，起始于44岁，成稿于48岁，又分别于54、61、67、68岁先后作了修定；［3］《大学章句》、《大学或问》、《中庸章句》、《中庸或问》的编撰，起始于38岁前，并分别于43、44、54、56岁先后草修，着定成书于60岁，之后，又不断修改，直至71岁逝世前三天“改《大学》‘诚意’章”。［3］

吴其昌的《朱子著述考》试图对朱子的全部著述，包括存书与佚书，进行考察分析。就已发表的《佚书考》而言，涉及佚书、疑佚书以及拟撰书和未成书等；分为四卷：第一卷分为经部易类（5种）、书类（5种）、诗 类 （4 种）、周 礼 类 （1种）、仪 礼 类 （2种）、礼记类（2种）、乐类（1种）、春秋三传类（1种）；第二卷分为经部孝经类（2种）、四书类（17种）、经总类（2种）、小学类（2种）；第三卷分为史部正史类（1种）、编 年 类 （2 种）、传 记 类 （1种）、仪 注 类 （4种）、地志类（1种）、史评类（1种）、金石类（1种）、杂史类（3种）、谱牒类（1种），第四卷上分为子部儒家类（31种）、道家类（1种）、杂家类（1种）；第四卷下分为集部楚辞类（2种）、别集类（8种）、总集类（2种）、文评类（3种）。

在对朱子著述的研究中，吴其昌对朱子易学著述的考察颇为详细。在《朱子传经史略》中，吴其昌认为，朱子《周易本义》的撰写起始于46岁，成稿于48岁，又分别于58、59岁先后作了修定。《周易启蒙》的撰写起始于48岁，成稿于57岁，又分别于62、64、66岁先后作了审定。在《朱子著述考（佚书考）》中，吴其昌对朱子易学著作的佚书部分作了考察，包括朱子的佚书《易传》十二卷、《古易音训》二卷、《易问答》二卷、《损益象说》一卷，拟撰书《易程传节要》。吴其昌的《宋代哲学史料丛考》中有写成于1929年的《易本义九图辨伪申宝应王氏说》，对王懋竑所谓“易本义九图非朱子之作”的观点作了进一步的论证，认为今传世朱子《周易本义》九图，“实在朱子以前已有，而非始出于朱子”，同时还认为，《周易本义》九图滥觞于朱震《汉上易卦图》，南宋时，朱震《汉上易卦图》被改头换面为《朱先生易图》，南宋末而被误认为朱子所作，咸淳乙丑（1265年），九江的吴革最早将九图附于《周易本义》。［5］

吴其昌对于朱子著述的考察，在民国时期的朱子学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吴其昌的《朱子著述考（佚书考）》发表之后，1929年，周予同的《朱熹》出版，其中第七章“朱熹之著作”，按照《四库全书要目提要》把朱熹的著作（包括佚书）分经、史、子、集“四部”进行了整理，其中经部34部，史部12部，子部15部，集部20部，另附45部，共126部。［12］1933年，牛继昌发表《朱熹著述分类考略》，分别考察了朱熹著作120多种，并特别指出：“近人吴其昌先生曾为《朱子著述考》一文，……考证颇详。”［13］次年，金云铭发表《朱子著述考》［14］，分为：（1）朱子撰着之书，（2）朱子编次之书，（3）朱子注释之书，（4）朱子校刊之书，（5）朱子著述经后人代为编次而成者；述朱子著述130多种。1936年，白寿彝先后发表《朱易散记》［15］、《〈周易本义〉考》［16］和《〈仪礼经传通解〉考证》［17］，对朱熹所撰易学类著作以及《仪礼经传通解》作了详细考证。与此同时，对朱子书信的考证也在深入进行。1932年，叶渭清发表《朱子与吕成公书年月考》［18］，对《朱文公文集》中与吕祖谦有关的书信（107篇）、杂着（2篇）、序（1篇）、跋（5篇）、赞（1篇）、祭文（1篇）以及佚文（1篇）的年代作了考证。1947年出版的李相显的《朱子哲学》附朱子重要书信、著述的年代考证40篇，包括朱子答吕伯恭、廖子晦、汪尚书、赵提举、陈安卿、陈同甫、陆子静等书信年代考以及《大学或问》、《中庸或问》、《玉山讲义》等成书年代考。［19］显然，对朱子著述的考察是民国时期朱子学研究的重要方面，而这样的研究最初始于吴其昌。

三、对朱子治学方法的概述

由于从文献考据的角度研究朱子学，吴其昌对朱子治学方法的研究，侧重于其治经方法。在《朱子治学方法考》一文中，吴其昌以《朱子语类》为依据，分别从治经态度和治经方法两个方面入手进行概述。

就朱子的治经态度而言，吴其昌概括为七个方面：其一曰“求真”，“求真云者，当虚心以探求一事之真相，丝毫不可掺入自己之主观概念也”；其二曰“求实”，“求实云者，就其本体以还其本来实义，不容有一切虚伪情感之存在也”；其三曰“求疑”，“求疑云者，即今人所谓‘怀疑’也”；其四曰“阙疑”，“怀疑是大胆破坏，阙疑是小心建设也”；其五曰“专一”；其六曰“循序”；其七曰“不求速效”；其八曰“鉴别真伪”。［20］

就朱子的治经方法而言，吴其昌依照治学的步骤，概括为先后五个方面：

第一，“求博学无方”，“此为治学最低限度之基础”。

第二，“求精密工具”，“积学既博，然后可以进而第二步，谈工具问题”，包括：（1）先求“识字”；（2）次求“详明音读”；（3）次求“详明训故”；（4）次求“校勘异文”。

第三，“求巩固证据”，即“求坚定明确之证据”，又略分数项：（1）“自证”及“互证”，“自证者，于本书中，以前后文、上下文为证；互证者，于同类中类集比观以为证也”；（2）“旁证”及“广证”，“旁证者，于不同类中，取又一方面之证据也；广证者，言向各种不同类中博征证据，不厌其多也”；（3）“物证”及“事证”，“物证者，从物质之遗留以推求古事”；“事证以必然之事实驳正空想及鉴别古说可靠性之程度也”。

第四，“求会通异同”，“有证据者，……不厌其多，以求巩固，亦有无证据之可求者，则必须比类属辞，错综纬互，始可以见其会通”。

第五，“求明了当时风俗人情”，即“求当时之社会背景也”，此为方法上最后之一步，亦为比较更深刻之一步。［20］

应当说，吴其昌《朱子治学方法考》对朱子治经态度和治经方法的阐述，既是对朱子治学方法的概述，又融合了一般的治学方法，事实上是对二者的综合，因而完全不同于在朱子学研究中那种单纯的对于朱子读书法的阐述。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吴其昌《朱子治学方法考》非常重视朱子对于古籍文献的“鉴别真伪”，并对朱子所辨伪书以及辨伪书的语录作了详细的列表整理。该表分为四项：（1）书名；（2）伪之性质及程度；（3）朱子以前之先觉；（4）辨伪语举要及其所载之卷帙；其中包括朱子所辨伪书及各种可疑、难解、有问题书：《易系辞》、《麻衣易》、《易龙图》、《古文尚书》、《古文尚书序》、《古文尚书传》、《书小序》、《诗序》、《诗小序》、《孝经》、《古文孝经序》、《春秋经》、《春秋左氏传》、《大戴礼》、《小戴礼记》、《周礼》、《论语后十篇》、《孟子正义》、《尔雅》、《说文音》、《元经》、《孔丛子》、《孔子家语》、《文中子》、《管子》、《老子》、《列子》、《鹖冠子》、《握奇经》、《唐太宗李卫公问答》、《阴符经》、《清静经》、《消灾经》、《度人经》、《楞严经》、《维摩诘经》、《圆觉经》、《西京杂记》、《龙城杂记》、《省心录》、《春秋指掌图》、《李陵答苏武书》、《木兰诗》等。

吴其昌曾在师从梁启超期间，于1927年为梁启超讲授《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作记录，后成一书。在该书中，梁启超称朱子“是注解古书，用功最多的人”，并且指出：“虽然他所注的书也不免有假的，但他开后来怀疑辨伪的路，在南宋总是第一人。”［21］吴其昌《朱子治学方法考》对于朱子所辨伪书以及辨伪书语录的整理，无疑是对梁启超关于朱子辨伪问题的进一步研究。

民国时期，古籍辨伪问题是学术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与此相关，朱子辨伪学的研究也受到了极大的关注。除了梁启超以及吴其昌，1921年，顾颉刚在与胡适、钱玄同的通信中就开始讨论编辑“辨伪丛刊”，并拟辑录《朱熹文集》、《语录》中有关辨伪的论述，［22］继而有了1933年出版的白寿彝的《朱熹辨伪书语》［23］，把朱子辨伪学的研究推向了高潮。然而，不可否定的是，吴其昌在1930年发表的《朱子治学方法考》中对于朱子所辨伪书以及辨伪书语录的整理，为民国时期朱子辨伪学的研究开了先河。

四、对朱子“格物致知”与科学关系的探讨

民国时期对于朱子“格物致知”与科学关系的探讨，最早见于1919年胡适于《北京大学月刊》发表的《清代汉学家的科学方法》（后更名为《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在该文中，胡适对朱熹《大学章句》“补格物传”作了解说，认为其中所言“即物而穷其理”是自己去到事物上寻出物的道理来，“这便是归纳的精神”；“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这是很伟大的希望，科学的目的，也不过如此”。［24］至于有了这种方法，为什么中国近代科学会落后，胡适提出了三个原因：其一，“科学的工具器械不够用”；其二，“没有科学应用的需要”；其三，“他们既不讲实用，又不能有纯粹的爱真理的态度”。胡适还说：“他们口说‘致知’，但他们所希望的，并不是这个物的理和那个物的理，乃是一种最后的绝对真理。……丢了具体的物理，去求那‘一旦豁然贯通’的大澈大悟，决没有科学。”显然，胡适在对朱子“格物致知”与科学关系的探讨中，既承认朱子“格物致知”具有科学精神，又结合着对中国近代科学落后问题的讨论。

吴其昌于1930年发表的《朱子之根本精神——即物穷理》，基本上与胡适的研究路数相一致，既肯定朱子“格物致知”具有科学精神，同时又结合着讨论中国近代科学落后的问题。该文开宗明义便指出：“‘即物穷理’、‘致知格物’为朱子伟大精神之表现。”［25］接着，讨论了朱子格物致知所蕴含科学精神的思想渊源，以及朱子《大学章句》“格物致知补传”所包含的科学方法和态度，包括：其一“格物须先从实体着手”；其二“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一件不漏”；其三“格物须用澈底之态度以求真知”。该文还特别例举了朱子通过“即物穷理”研究天地结构以及其它各种自然现象而作出的“推想”，并且进一步认为，朱子“实有‘实验’精神”，他的推想“由实验而得”。吴其昌还认为，朱子的有些推想，虽然不合于理，但是“其所据以证验之方式，则近于理”，而且，这是“中国稚弱的原始的科学思想之种子”。该文最后指出：“朱子之客观实验态度实筚路蓝缕指示一曙光曦微之道路，不幸南宋所谓‘理学家’者，无一具晦翁（朱子）之头脑，相率而误入歧途，复归于清谈。……故‘格物’之说，痛斥于明人，‘辟伪’之论，深恶于清儒，使此曙光曦微之道路，及朱子身殁而复塞，历宋元明清，外表阳尊朱子，奉之如在天上，而朱子之学则早已及身灭绝无噍类矣，此吾民族之深悲奇耻也。使当时能循此道路，改进之，发挥光大之，则此八百年中，当有无数十倍、百倍、千倍朱子其人者诞生，则中国科学之发达，又安知必不如欧洲哉！”［25］

胡适以及吴其昌关于朱子“格物致知”蕴含科学精神的观点，在民国时期颇为流行。1945年，熊十力的《读经示要》出版，其中虽然对朱熹的格致说有所疑义，但仍肯定其对于科学的价值，指出：“朱子以致知之知为知识，虽不合《大学》本义，却极重视知识。……且下启近世注重科学知识之风。程、朱说理在物，故不能不向外寻理。由其道，将有产生科学方法之可能。”［26］1948年，严群发表《〈大学〉“格物”“致知”朱子补传解》，指出：“尝谓朱子‘补传’不及数百言，顾于知识之形成，及其主观客观之条件，皆已具其端倪，实与近代西哲之知识论相发明，而‘即物穷理’之论尤与科学精神相脗合，惜乎后儒之识浅，而不能竟其绪也。”［27］需要指出的是，即使是对朱子理学持批评态度的学者，也肯定朱熹格致说的科学内涵。1939年，赵纪彬的《中国哲学史纲要》出版，其中在阐述朱熹哲学时，明确指出：“‘格物致知’的认识论，……实已充满着把握客观事物本质的科学精神。而且朱熹也确乎依此方法，在当时历史条件之下，获得了惊人的自然认识。”［28］292赵纪彬还例举了朱熹有关宇宙起源、生成以及月本无光、地质变化等论述，并且指出：“凡此，皆其格物致知说的唯物论的科学精神的直接产物。”［28］294

五、结语

学术界往往以考据与义理分别作为汉学与宋学的特点，以为汉学专言考据，宋学以阐发义理为主。但事实上，宋学，尤其是朱子学，并非弃考据而专言义理，而是以考据为基础阐发义理，是义理与考据兼备。因此，研究朱子学，既可以研究朱子的义理之学，也可以研究其考据之学，而且，即便是研究朱子的义理之学，也应当具备考据学的基础。

民国时期的朱子学研究者，大都具备良好的考据学基础；他们或是深入研究朱子的义理之学，或是从考据入手，展开对于朱子学的研究。吴其昌从考据入手研究朱子学，不仅是民国时期朱子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由此开发出了朱子学研究的新思路。事实上，自吴其昌于1927年发表《朱子著述考（佚书考）》之后，还有不少从考据入手研究朱子学的论著问世，而且不仅限于对于朱子著述的研究，例如：1930年，唐文治著《紫阳学术发微》刊印，其中包含了对于朱子生平事迹的考据研究；［29］1935年，白寿彝发表《从政及讲学中的朱熹》，也包括对朱子生平事迹的考据分析；［30］同年，容肇祖发表了《记正德本〈朱子实纪〉并说〈朱子年谱〉的本子》，对各种《朱子年谱》作了考证和比较分析。［31］应当说，民国时期从考据入手研究朱子学，以吴其昌的研究为最早，诚如李学勤所言：“王蘧常对他（吴其昌）说‘理学而尚考据，自君始’，实在是非常贴切的。”［32］

由于考据学日渐式微，当今的朱子学研究者，大都不具备考据能力，所以，不仅很少从考据入手，即使研究朱子义理之学，也缺乏考据基础，其结果往往造成对于朱子学的岐解和误解，以至于以讹传讹，面目全非。由此可见，吴其昌从考据入手研究朱子学，至今依然是需要倡导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当然，也有学者有能力从考据入手研究朱子学，而成就卓著。

钱穆于1971年出版的《朱子新学案》“专就朱子原书叙述朱子”［33］2，既有从义理上对朱子思想的探讨，又有从考据上对朱子学术的述评。其中“朱子论解经”、“朱子之辨伪学”两节，与吴其昌于1930年发表的《朱子治学方法考》所讨论的问题是一致的。《朱子新学案》中“朱子学提纲”在论及朱子格物论时指出：“朱子言格物，其精神所在，可谓既是属于伦理的，亦可谓是属于科学的。……今专就朱子个人之学问途径言，不仅对于人生伦理及于治平大道，均所研寻。即在近代人观念中之所谓自然科学，朱子亦能随时注意。论其大者，如在天文学、地质学方面，朱子皆曾有几项极深邃之观察与发现。就自然科学之发明史言，朱子所创获，尚有远在西方科学家之前，而与之不谋而合者。”［33］137-138这些观点与吴其昌的《朱子之根本精神——即物穷理》又有诸多不谋而合之处。可见，吴其昌的朱子学研究至今仍可以为学术提供重要的研究思路和宝贵的思想资源。

束景南于1997年发表的《朱熹著述考略》（后收入2001年出版的《朱熹年谱长编》），考察朱子著述137种，并按：“朱熹生平著述宏富，今人作朱熹著述目者，主要有吴其昌《朱子著述考》（《国学论丛》第1卷第2号）、牛继昌《朱熹著作分类考略》（《师大月刊》第1卷第6期）、周予同《朱熹之著作》（《朱熹》）、金云铭《朱子著述考》（《福建文化》第2卷第16期）。然皆远未备，且多舛误。今在兹四家考之基础上，再作一全面总考。”［34］虽然这里有对前人的研究过度贬低之嫌，但至少说明吴其昌等学者早年从考据入手的朱子学研究，至今依然有益于学术。

［1］唐文治.朱子大义序［M］／／茹经堂文集：一编卷四，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276-277.

［2］唐文治.茹经先生自订年谱正续篇［M］／／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九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86：86.

［3］吴其昌.朱子传经史略［J］.学衡，1923，（22）：1-2.

［4］吴其昌.朱子著述考（佚书考）［J］.国学论丛，1927，1（2）：147.

［5］吴其昌.宋代哲学史料丛考［J］.国立武汉大学文哲季刊，1941，7（1）：52-77.

［6］吴其昌.子馨文在：下［M］／／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八十一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81：548.

［7］王蘧常.吴子馨教授传［J］.国文月刊，1946，（45）：30.

［8］王国维.就伦理学上之二元论［J］.教育世界，1904，第70、71、72期.

［9］王国维.释理［J］.教育世界，1904，第82、83、86期.

［10］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M］.上海：商务印书馆，1910：177.

［11］汤用彤.理学谵言［M］／／汤用彤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1.

［12］周予同.朱熹［M］.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93-113.

［13］牛继昌.朱熹著作分类考略［J］.师大月刊，1933，1（6）：40.

［14］金云铭.朱子著述考［J］.福建文化，1934，2（16）.

［15］白寿彝.朱易散记［N］.晨报·思辨，第34期，1936年4月16日.

［16］白寿彝.《周易本义》考［J］.史学集刊，1936，（1）.

［17］白寿彝.《仪礼经传通解》考证［J］.国立北平研究院院务汇报，1936，7（4）.

［18］叶渭清.朱子与吕成公书年月考［J］.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1932年，第6卷第1号.

［19］李相显.朱子哲学［M］.北平：世界科学社，1947：731-819.

［20］吴其昌.朱子治学方法考［N］.大公报·文学副刊，第149、150期，1930年11月17、24日.

［21］梁启超.古书真伪及其年代［M］.上海：中华书局，1936：34.

［22］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M］.北京：朴社，1926：32-34.

［23］白寿彝.朱熹辨伪书语［M］.北平：朴社，1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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