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针灸“治神”与心身疾病的关系

于婷婷 邹 伟 王 珑 王 冬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150024）

心身疾病或称心理生理疾病，是介于躯体疾病与神经官能症之间的一类疾病。从广义而言，心身疾病就是指心理社会因素在疾病发生、发展过程中起重要作用的躯体器质性疾病和躯体功能性障碍。[1]从20 世纪30年代后期心身医学形成以来，逐渐受到世界医学界的广泛关注与重视。尤其随着对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认识不断深入，心身医学已成为现代医学一个重要分支，并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其形成于发展和中医传统医学理论中的“形神学说”有着许多共通之处。作为中医学中重要组成部分的针灸疗法在几千年的临床实践中，在形神治疗方面体现出独特的疗效。现试从“治神”的角度探讨心身疾病与针灸治疗的关系，概述如下：

1 何谓针灸“治神”

《素问·宝命全形论》说：“凡刺之真，必先治神，五脏已定，九候已备，后乃存针”。是指在临床治疗过程中，针刺疗效的好坏，“治神”是起关键和决定性作用的因素。近年来，有关脑的功能理论被广大中医工作者所接受，脑主神明的观点得到诸多学者的重视。脑主神明的功能对针灸“治神”有着重要的意义。《素问·宝命全形论》也提到：“故针有悬布天下者五……一曰治神，二曰知养身，三曰知毒药为真，四曰砭石大小，五曰知脏腑血气之诊”。同时，指出“治神”是补虚泻实的重要前提，并且对“治神”的要求和感觉做了阐述，“人有虚实，五虚勿近，五实勿远，至其当发，间不容瞬，手动若务，针耀而匀，静意视义，观适之变，是谓冥冥，莫知其形，见其乌乌，见其稷稷，从见而飞。不知其谁，伏如横弩，起如发机”。概而言之，针灸“治神”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1 安神

这是对患者和医者而言的，在针刺治疗前的准备阶段，要求在针灸治疗前医生和患者都要使自身情绪平静下来，保持神志安和。《灵枢·邪客》篇中强调：“持针之道，欲端以正，安以静”。所以“治神”要求医生和患者都要心情平静，情绪稳定。情绪是内外刺激的一种客观表现，又是一种主观体验。当人的情绪处于低潮或不稳定时，人的兴奋性随之下降，生理功能，心理承受能力、机体的免疫功能也随之下降，就针刺治疗而言，它的作用在于激发机体的自我调整能力，调动机体固有的积极因素使机体的正气恢复，邪气消除，即扶正祛邪，从而达到机体正常的气血阴阳平衡，实现机体由病理状态向生理状态的转化。这个转化过程的实现，有赖于患者情绪的支持。正如《金针梅花诗抄》所言：“病者之精神治，则思虑蠲，气血定，使之信针不疑，信医不惑，则取效必宏，事半功倍也”[2]。

1.2 守神

这是指针刺治疗操作阶段，对于医者来说，应如《灵枢·终始》所说，准备施治前要“必一其神，令志在针”。也如《素问·针解》所指出的，要“神无营于众物者，静志观病人，无左右视也。义无邪者，欲端以正也。必正其神者，欲瞻病人目制其神，令气易行”。这就是说，医者要达到神志专一，身心专注，不为外界刺激所干扰，才能够操作无误，细心体察并调适针刺反应，令病人之气易行。《灵枢·小针解》进一步指出：“上守神者，守人之血气有余不足，可补泻也。”所谓守神，即根据病人的气血盛衰及生命活动的综合状态施行针刺治疗。不同的患者禀赋、阴阳、气血的偏多偏少是不一样的，因此也就有着不同的个性特征。其突出表现为中医所说的气质类型。所以医者针刺施术时应当凝神聚志，专注于针刺过程，密切观察患者的状态；作为患者也当集中精神，认真体会，排除杂念。《标幽赋》：“凡刺者，本神朝而后入，既刺也，使本神定，而气随。神不朝而勿刺，神已定而可施，”。这充分说明只有患者神志安定时才能施针，未安而勿刺。此种状态下针刺的循经感传出现率明显提高。实验表明，此时受试者的心理负荷明显下降，完成被试任务的所需要的心理资源量减少。以上说明守神了重要性，在于能通过医者和患者的神志安定，使针刺的疗效进一步提高。

1.3 调神

即调阴阳、安五脏、定神志。针刺获效的关键因素是得气，《灵枢九针十二原》说：“刺之要，气至而有效”。得气就是针刺部位获得的经气感应，即患者对针刺的感觉与医者刺时手指下的感觉，这种感觉和表现依赖于医患双方的密切配合，认真体会，细心观察和准确把握。认得感觉与脑主神明密切相关，所以“治神”对于得气与否十分重要。调神就是通过各种行气手法的操作，促使患者得气，在产生经气效应的基础上，配合临床选穴，运用一定的补泻手法，达到平衡阴阳，调整脏腑功能，恢复神智状态的目的。

总之，“治神”就是在针刺过程中要善于安神、守神和调神，这样才能提高临床疗效，达到比较满意的治疗效果，值得注意的是，“治神”不单涉及医者本身，更强调患者的配合，并应贯彻于针刺治疗的整个过程中。

2 中医形神学说与心身疾病的关系

中医理论自《内经》时代起，便从生理、病理、诊断、治疗和预后等各个方面全面论述人体中“形神关系”，用现代语言来说，也即“心身相关性”。中医学用“形神合一论”精辟描述了心身相关思想，构成中医整体观的核心和基本内容，形与神是相互依附、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形是神的物质基础，神是形的主宰。对此，北京中医药大学程士德教授在《内经理论体系纲要》中做过全面总结和阐述。首先生理上二者相互依存。精神意识以五脏精气为基础“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思忧恐”，五脏五志各有所主，但主要在心，“心为五脏六腑之大主，精神之所舍也”。另一方面，包括了人的活动和聪明才智在内的“神机”，又是人体生命活动的主宰。因此，人体生命的存在，必须建立在形神统一的基础之上。神附于形而发挥主宰作用，形在神的主宰下，而完成其生命活动，即所谓形为神之宅，神乃形之主。无神则形不可活，无形则神无以附，二者相互依存，相辅相成，构成一个不可分离的整体，即所谓中医“形神一体观”。其次在病理方面，二者相互影响，情志太过，可以伤及相关脏腑；脏腑功能失衡导致相应的情志失调。这些精彩论述已被现代心身医学所认可[3]。

心身医学的基本观点和最基本的问题就是心身相关性，通俗地讲就是心理因素影响身体，身体因素也影响心理。这与这与中医“形神学说“的观点不谋而合，密切相关。因此可以说，中医形神学说为心身医学的产生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和思想基础，心身医学为形神学说的现代阐释和研究具有推动作用。二者通过对患者心理、社会、生理因素的研究，阐明其在疾病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和影响，为疾病的治疗开辟新的思路。

3 针灸治神与心身疾病的治疗

针灸疗法的治疗过程贯穿了“安神、守神、调神”的“治神”思想，这对于以“形神合一论”为指导治疗心身疾病具有重要的临床价值。现代医学理论在心身疾病的临床干预策略上，主要采用心理评估与测验、心理支持与咨询、认知和行为治疗、运动疗法、松弛疗法、生物反馈疗法等措施，针灸疗法的心身同治作用，必将对心身疾病的治疗开辟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当前临床大量研究也证明，针灸疗法对心身疾病的治疗具有显著地疗效。穆敬平等[4]对1996年至2006年十年以来针灸治疗溃疡性结肠炎的临床研究进行的Meta 分析提示，针灸治疗组疗效明显优于柳氮磺胺吡啶（SASP）常规药物对照组，其疗效比较有极显著性意义，痊愈率也高于对照组。聂有智[5]对针灸治疗甲状腺功能亢进的临床概述发现，针灸治疗甲亢具有疗效高，见效快，副作用小等优点，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推广。移康[6]等通过对2008年之前的文献复习，对针灸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进行了系统评价，研究表明现有临床证据显示，针灸联合药物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优于单纯药物治疗。上述均属于经典的心身疾病，针灸治疗都显示出显著疗效。20 世纪中叶以及以后随着医学模式讨论的展开，心身疾病的范围随之扩大，由最早提出的七种心身疾病（溃疡性结肠炎、甲状腺功能亢进、类风湿性关节炎、消化性溃疡、局限性肠炎、原发性高血压和支气管哮喘），扩展到各临床学科和内科各系统，通过初步统计，心身疾病几乎占人类疾病总数的80%。而杜元灏等[7]对现代针灸病谱的研究中发现，针灸病谱主要集中在肌肉骨骼和结缔组织、神经系统、消化系统和泌尿生殖系统、眼和附器、精神和行为障碍、皮肤和皮下组织疾病等方面，涉及16 类针灸病谱461 种病症。笔者通过针灸病谱与心身疾病主要疾病的对比研究发现，针灸病谱与心身疾病关系密切，大部分心身疾病在针灸病谱中都有提及或间接相关。

4 展望

针灸“治神”思想的体现，对心身疾病的治疗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临床价值。基于上述理论，对于心身疾病的临床治疗可以广泛运用针灸疗法。以针灸“治神”理论为指导，积极应用于临床实践，今后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更深入的研究：

首先，应对中国古代医学典籍中关于形神学说和针灸“治神”的理论和相关临床经验进行发掘和整理，从而夯实心身医学的理论基础，丰富充实心身医学的学科体系。其次积极将针灸“治神”思想应用于临床。针灸获效的关键是得气，影响得气的重要因素包括患者的精神状态、医生的手法运用等多个方面，而针灸“治神”思想是保证和提高针刺得气效应的重要手段。熟练掌握和应用针灸“治神”思想，也是提高针灸临床疗效的关键环节之一。同时，应大力开展针灸对心身疾病的临床预防研究，积极探索通过针灸的调神作用，预防心身疾病的有效途径和方法。

[1] 姜乾金，心身医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7:7

[2] 中东原.从脑各种角度论针灸治神[J].上海中医药杂志。2004，38（3）：41-42

[3] 汪卫东，伍昱，田从豁.针灸医学与心身医学的关系探讨.[J].中国医药学报，2001,16（4）：17-202007,27（9）：6870-90

[4] 程敬平，吴焕金，张志权等，针灸治疗泄泻的Meta 分析[J].中国针灸，2007,27（9）：6870-90

[5] 聂有智.中国医刊[J].甲状腺亢进症针灸治疗的概述。2002,37（3），55-57

[6] 移康，王云芳，田金徽，等.针灸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的系统评价[J].2008,24(17):144-146

[7] 杜元灏，李晶，孙东玮，等.中国现代针灸病谱的研究[J].中国针灸，2007,27,（5）：373-3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