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钱”与近代上海金融中心地位的确立

刘树芳

（中央民族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北京，100081）

欧债危机以来，“热钱”对世界各国经济冲击有目共睹。“热钱”，又称游资，“是往往异常富于流动性的一部分资本，它们没有投到生产事业上面去，浮搁在公私机关或私人手中，随时觅求出路和利用的机会，这些出路或机会，往往是投机性的，与生产或正当消费无关。”“何谓‘热钱’？简单一句话：热钱就是‘失业的资本’（Unemployed capital）。”［1］

以往学界对上海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成为远东地区金融中心的研究中，认为近代以来形成的上海的经济地位，决定了上海的金融地位；近代上海是一个现代化与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大都市有良好的服务支撑；并认为社会经济状况的严重恶化，整个金融市场混乱失序，上海金融中心的功能和作用也无法正常发挥。［2］还有的学者认为，上海成为全国金融中心，南京国民党政府的建立及其战略决策起了决定性作用［3］等观点。上述观点从某些方面揭示了上海成为远东金融中心的一些原因，而对“热钱”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有所忽略，本文据民国档案及时论就此问题做一探讨。

一、“热钱”麋集上海

近代以来中国农村经济日益残破，从而滋生出巨额“热钱”。这些“热钱”随着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纷纷涌入上海，集中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1.上海金融机构库存总量激增

据南京国民政府统计局主计处的统计，在民国十六年（1927年）到民国廿一年（1932年）五年间，上海金融机构库存银货总量增加了130%，共计1.3亿多两（见表一）。

从表一看出，除民国十七年略减外，其它年份都在增加，且数额巨大。数据显示，上海库存总数到1932年底增至3.1亿余两，一年计增1.1亿余两。与民国六年（1917年）库存的3000余万两相较，增加10多倍。1932年底比上年突增2600余万两，折合银元为3300余万元。即每月平均增加1000余万元。

更为引人注目的是，进入上海的“热钱”大多集中到了中国金融机构。据1920年到1932年1月的统计，中国金融机构的库存逐步超过外国银行。此时中国金融机构的库存由11%增至38%，外国银行由89%降为62%。前者增加三倍有余，而后者减少了约1／3；中国金融机构银元库存也由54%增加到85%，而外国银行由46%降到15%；银两实数本国银行由200余万两增加到2000余万两，外国银行由1600余万两增至3900余万两。1927年与1932年相比，中国金融机构吸纳资金增加700余万两，同期外国银行仅增300余万两。

尽管1933年4月美国罗斯福新政放弃金本位制，曾导致国际银价暴涨，出现“本月份（1933年5月）银两之移动，突现空前之记录，移出达2429万两，大部分系运往美国。良以美国有铸造银辅币等说，银价狂涨，反较本埠为高，于是现银遂流出国外”的局面，［4］这也导致中国金融机构库存曾在1933年四、五月共减少2900万两，但内地流入上海的“热钱”，不久基本抵消了银两的输出。同时，上海外国金融机构银两的流走，也被银洋输入基本抵消。1933年国民政府实行废两改元，导致银两流通减少的情况下，全国流通银币共有17亿余元，上海就占2亿多元；全国现银约有1.5亿两，上海存银约1亿两，其余五千余万两散布在全国。［5］

1930年代后期，随着世界主要国家纷纷废除金本位、银本位，导致国际银价下跌，白银开始流入中国。据《统计月刊》1933年一、二月的统计，仅1932年白银输入中国达2000余万两，但仍不及1929年的5000余万两。显然，30年代上海金融机构库存总量增加，受国外输入白银的影响有限，大量白银仍主要来自内地。若考虑到1930年代内地商业萧条，银行纷纷将贷款回收，并紧缩对内地的贷款。但这对上海库存总量的影响并不大。以上海的中国、交通、上海和中南四大银行为例（见表二）。

表2 上海四大银行历年放款数目比较表 单位：千元Tab.2 Comparison of the loan of four banks of Shanghai

上述四行在1931年前放贷在逐年增加。其中上海、中南两行放贷持续增加，而另外两行放贷在减少，这两行实际把大量资金投入到了有价证券上。其中中国银行仅在1931年就投入有价证券7000余万元，交通银行投入2000余万元。因此，上述放贷的减少不能说明上海库存总量的增加是回收放贷、贷款减少导致的结果。

从流入上海的资金来源看，“农村对于市镇，市镇对于都市，都市对于通商大埠，均立于入超地位，现金纷纷流出。以上海一埠论，本年由各地流入上海之现金，平均每月六百万元。往年四月，为内地需用现金最繁忙之时期，乃本年竟流入上海2200万元，实为向所未有之事。全年输入上海之银元，计8900余万元，而输出各地之数，除大连外，不过2000万元。所以，上海库存银两达一万四千六百七十余万两，较二十年（1931年）底，增加一倍以上；银元库存达二万二千四百九十二万元，较二十年底增加五千余万元。”究其原因“其最显著者为内地现金之流出”。［6］

再以各地汇款为例。中国银行1932年汇款情况考察（见表三）。

表3 中国银行1932年度汇款出入对照表 单位：千元Tab.3 Comparison of the remittance of Bank of China in 1932

表三中1932年度汇出最多的是长江流域，汇入最集中的是上海。两地占汇出和汇入的半数，显示出内地“热钱”纷纷向上海集中的趋势。“本月份（6月）正当金融之繁忙季节，丝茧、米、麦上市，内地商业，当较前起色，洋用亦必增加，而其事实之结果则适得其反，由各地移入银元数量，达1800余万元，就中以汉口移入数量最巨，计334万元，良以本年汉口又值水涨，各方因鉴于前年水灾之猛烈，咸运现来沪，即各米产市场区域之九江、苏湖等地，亦有巨额运来，盖亦因大水成灾，商业减退，农村之经济状况殆尤形崩溃而陷于不可收拾之途矣。此外，南京亦有298万元移入，烟台、济南、厦门、徐州、杭州等俱有大量移入，盖因自实行废两改元后，财部因欲统一全国币制，限期将以前杂币，改铸新币，其移入之普遍各地。［7］

2.上海中资银行存款激增

1930年代上海中资银行加强内部管理，采取公开查账的方式进行管理，增强了人们向中资银行存款的信心，从而极大的吸引着内地“热钱”。1932年与1927年相比，上海的中资银行库存总量增700余万两，增长1／3；而同期外资银行仅增加300余万两，增加1／10。存款方面，1927年到1932年五年间，中资银行增加存款1亿余元，外国银行同期增长仅500万元。尤其是1933年后，与外国银行相比，中资银行库存总量开始居于优势地位。如：1932年中资银行库存为2.88亿余元，而外资银行存银仅为1.8亿余元。

上述资金来源除了普通存款外，储蓄存款增加迅速是其主要构成。据统计，1921年到1931年间上海办理储蓄的银行由14家增加到21家，储蓄存款也由1300余万元增加到2亿元。10年间增长了15倍多。仅1930年即增加5000余万元。［8］这些储蓄存款与全国相比比例很高。如：交通银行自1930年开始办理储蓄业务，在1931年储蓄总数为480余万元，而1932年单上海一地储蓄存款即达470余万元；中国实业银行在1932年普通存款为320余万两，上海一地为289万元；上海银行1932年存款1.1亿余元，上海占总数的68%。同时，在1930年代银行储户也显著增加。以中国银行、上海银行和新华银行为例（见表四）。

表4 中国、上海、新华三行近年存户增加比较表Tab.4 Comparison of the increase of depositors of Bank of China，Bank of Shanghai and Xinhua Bank单位：户

中国银行1931年比1930年增加16919户，1932年比1931增加21447户；上海银行1932年比1931年存户增加37940户；新华银行是储蓄专业银行，1931年比1930年增加存户6806户，1932年比1931年增加7714户。此时，上海中资银行无论大小，存户均在大量增加。从这些存户的性质来看，个人存款猛增，团体机构与工商业存款在减退。内地携带巨款到沪的人员由于语言交流等原因，多把资金存入本国银行。为便利存取款，吸纳这些“热钱”，上海的本土银行纷纷在上海存户聚居而又交通便利之地设立支行，相对而言上海外资银行此时在上海则无一设支行（见表五）。

表5 上海重要本国银行分支行比较表Tab.5 Comparison of the branches of domestic banks in Shanghai

表五中12家银行，有3处以上分支行的占5／6；41个分支行的设立地点在华界者仅10个；在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在30个以上，而这30多个分支行又都集中在静安寺、虹口、霞飞路、八仙桥。因为静安寺与虹口是公共租界的住宅区，霞飞路与八仙桥为法租界之住宅区。内地携资者在租界可获得治外法权保护，居住较安全，租界成为其聚居的地区，所以各行在其聚居区附近纷纷设立分支行。

出于逃避税款和获得安全，而集中居住在租界的内地“吃息阶层”的大量增加，使租界人口成级数增长，必然导致租界内建筑与地价狂涨。1925年到1930年间上海公共租界人口增加16万余人；法租界人口在1925年前的25年间增加不到10万人，而1925年到1930年即增加237000余人。在“一·二八事变”后，较富裕的人移居租界者更多。上述增加的人口，除了商业发展外，显然与内地携资者聚居有关。尽管同期上海市区人口也大量增加，那是由于1927年上海设为特别市后上海县和宝山县的许多地区被划入上海所致。1930年代初，公共租界与法租界的面积不及上海市区面积的1／4，人口达50万左右，与上海市区人口相当。法租界作为高档住宅区、公共租界是工商业主居住地，随着人口大量增加，尽管租界不断增扩新住宅区，但房租价格仍高出内地数倍，这大大刺激了上海建筑业的发展。（详见表六）

表6 上海建筑业最近六年总值比较表 单位：规元Tab.6 Comparison of the gross within recent six years in Construction Industry

由表六可见，上海地产业投资6年间达2.6亿余元。其中市区仅为5000余万元，与法租界相差300余万，与公共租界相差1亿元以上。租界建筑业投资巨大，人口激增导致住房需求旺盛显然是其主因。“一·二八事变”后上海市区地产业停滞，而法租界地产业投入与1931年相近，建筑业投资仍在发展。此时上海尤其是租界内的地价上涨惊人，房地产投机获利巨大，利息竟然高达八厘，以至于银行抵押时专以租界道契为可恃，而贱视市区之地。

1927年后，国民政府为筹得巨额军政费，对发行内债不惜大打折扣。上海各银行大肆购买国债，以抵消已吸纳的“热钱”，造成“热钱”获利丰厚，而愈益向银行集中局面。据统计1927年到1931年5年间，上海各银行存款增加10亿余元，政府发行内债也达10亿余元；1929年存款减少，内债发行也相应减少。1931年国民政府所负内债8.1亿余元，上海仅27家银行就存有债券2.3亿余元，其票面值当在4亿元以上。当时上海银行用存款大肆购买国债，最低的占10%，高的甚至达到46%。内地“热钱”经银行之手，成为购买内债的资本。“热钱”集中到国债购买上，必然导致通货膨胀严重。于是使得政府大量发行钞券，以吸收现金，1928年到1932年上海钞券增发1倍以上，政府吸纳现金1.6亿余元，银行则以1.1亿余元“热钱”购买。毋庸讳言，1930年代内地携资到上海的人大量增加，他们在上海多以“恃息为生”，从而为上海银行界投机于国债与建筑业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来源。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上海“热钱”流向香港。到1937年8月底，上海金融机构存款额常在10亿元左右徘徊。苏浙皖陷落后，由于大批人员携带生活费逃到上海，这些资金又弥补了上海金融机构的紧张状况。从1939年六、七月起，上海金融业回复，投机之风日盛。“热钱”由香港、新加坡等地再次向上海集中，此时上海金融机构库存已达35亿元。大量“热钱”投资于黄金、外汇、外股，众业公所每天成交动辄2000万元以上。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南洋大批资金也开始流入上海，到1943年初上海“热钱”达到74亿元。［9］较太平洋战争前增多50亿元。“这可怕的数字，在陷后孤岛各市场中兴风作浪，为灾为祸演出了不知多少翻覆、风波。现浮动于银钱业的活期存款和工商界手中的约占54%，合约四十万万元，纱布投机占6%，在四万万元以上；外商华商股票方面占15%，在十一万万元以上；市民执有的占8%，约6万万元；公债占14%，地产占3%，合约13万万元。自卅年（1941年）十二月八日后，银行钱庄畸形发达。……自去年（1942年）上海新成立的银行银号有七十八家，增加资本额的小银行有14家。”这些 “热钱”“影响所及，不只蚀损了敌伪金融体系，同时也经过了至今尚未完全切断的陷区与后方的经济联系而渗透到大后方来。”［10］总之，抗战期间，尽管“热钱”流向曾受战争形势影响，然而总体上看集中上海的趋势并没有发生多大变化。1945年抗战胜利后，内地“秩序不宁，经济状况不能安定，生产落后，于是这种游资，更形成集中于上海，比较战前更激增到数倍，据经济界最近估计，计达80亿元之多。”［11］

二、“热钱”集中上海的原因

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热钱”涌入上海，究其原因，与当时中国的经济、社会和上海独特环境紧密相关。

1.中国经济的恶性运行

“我国自清末通海以来，世界列强挟其过剩之商品与资本，以吾国为尾闾，以与吾数千年农业之国闭关自守之社会相接触。由是吾国宗教、政治以及一切文化无不为之呈绝大之变化。同时，国民经济、生活亦因而顿改旧观。”表现在：“比年以来，农业生产之衰落，乃国民经济现象中极显著之事实，……。至于外国农产品与工业品，积极向吾国农村社会扩充，与吾国农民竞争市场，又足以诱致农民生活费之昂贵，更为激起农业衰落。农业生活既经衰落，外国商品之倾销则继续不断，得寸进尺，无有已时”。［12］这导致中国的入超不断加剧，到1931年入超额达到5.5亿多海关两。由于中外货物不能互抵，中国只能用现金抵偿外贸款项。正如时人所说：“内地资金集中到上海，不外两个大原因，一是内地土匪、官厅压迫，所以稍有财产的人家，由乡而镇，由镇而城，由城而市，他的活动现款，就存在都市的银行。二是内地所用洋货，购自天津、上海、香港者固不必说，最切要的必需品，如煤油、香烟，甚至米面亦须向上海购买。自“一·二八”后，上海对于内地不能放款，内地所欠上海货款，都要运现抵偿，所以内地埋藏的银元都搬出来了。”［13］上海作为中国最大的商埠，因国际收支不平衡，自然成为“热钱”聚集地。又如：在中外贸易中，1932年全国入超额为556605千海关两，而上海达341222千海关两，占全国的61.3%。

值得注意的是，上海吐纳的货物，主要是长江流域的苏、浙、皖、赣、湘、鄂、川等省，因此其收支与上述地区的生产状况紧密相关。上海出口货物除一部分是当地生产，大部分来源于长江流域。有资料显示，1930年代，上海外货进口逐步增加，而出口在不断下降，在1927年到1933年出口下降达50%。以入超较少的1933年为例，上海洋货进口值达304457千海关两，同年出口为111996千海关两，入超192551千海关两，比1927年入超132415千海关两，增加60136千海关两。尽管出口总体下降，但长江流域各地日用品仍依赖上海，这必然导致上海向上述地区支出少，上述地区的资金则大量涌入上海。

2.内地社会动荡

资金存放与社会秩序紧密相连。社会失序时人们为保证自己的财产安全，必然把资金转移到相对安全的地方。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社会天灾人祸接连不断，迫使大量资金进行跨区域流动。“吾国水旱天灾，史不绝书，比年尤为残酷。远若民十七（1928年）以来西北之旱灾，近如1931年普遍全国之水灾，其对国民经济之恶劣影响，直驱国族于衰弱。本年（1934年）承内忧外患之余，民力未纾，灾害存至，综其类别，约有虫、风、霰、雹、水、旱等项。……言夫水灾，本年更为普遍。以长江言，入夏气候恶劣，江水频涨即告警耗，未几鄂属郧春等处，堤岸溃决，沿堤之农民，多沦为鱼鳖。……于全国舆论监督之下，当局不得不抢修堤岸，检视河工，然灾象已成，临渴掘井，殊鲜功效。致各地灾讯，纷第沓来，其始也，限于湖北，继即扩大至于湖南、江西、安徽等省，波及江苏，而有浪卷首都之趋势。……讵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长江水势，虽趋和缓，而黄河水灾，则又接踵而至，……，豫鲁数十县同时告警，不仅兰封考城沦为泽国，即曹州菏泽等县，亦蒙重大之惨祸，无数人民之生命财产，悉随浪花而俱逝，哭声震野，其灾状之惨，令人闻而酸鼻，且黄水由鲁南而下，浸及苏北，江淮沦海，人心惶惶，几若大难之将至。”［14］以山东省为例，民国时期山东战祸不止，“乡民见兵影闻铳声，则群相奔窜，妇孺乞食于途，饥寒而毙者甚多，为军队征发家破人亡而自尽者所在皆是；兵士所过，村民宝藏悉为所搜，村民家屋悉为所毁；凡驻兵之村，村民均逃避一空。”至1930年代，山东遭受战祸人口计490余万，耕地面积计1400万余亩，被征发的家畜计牛26万头、骡12万头、驴44万头。自民国十四年（1925年）军阀张宗昌主政山东后，为扩充兵力，在山东各地“缴兵”，造成恐慌。后北伐战争时期，山东成为南北两军战斗最剧烈的地区。后来日本出兵山东，成为日本控制的地区。其后冯阎大战又成为激战最烈的地方。［15］27-29战祸之中散兵败兵，以及铤而走险的流民，加上原有的土匪，“于是变成匪盗的世界了”，战事不止，匪祸不息。山东匪祸最甚的地方以西部及西南的曹州、沂州、兖州诸地为最。曹州土匪9股；兖州9股；沂州5股。匪祸弥漫中人民陆续避难到别地方。自1927年至1928年，山东驻军255000，战费、军费、地方支出，统统负担在农民身上，各种苛捐杂税名目繁多。济南附近农民每亩田一年收入约9.5元，而农民对地租及其他赋税，一年要缴纳7.5元。农民在这种横征暴敛之下自然都要流亡到别的地方去了。［15］31-32战祸、匪祸、苛捐杂税，这是人祸，往往人祸又跟着天灾而来。1927年山东发生大旱灾，伴之蝗灾。灾区面积24万方里，灾民约2000万；山东全省共107县，全省3800万人口，被灾的占十分之六的巨数。［15］33

在全面抗战期时期，中国大片地区沦陷，在日寇统治下，中国社会更加动荡不安。以浙江省为例，“敌寇于1942年夏，以本省浙赣路线为中心，发动大规模之流窜，其灾区之扩大，直接间接遍及全省，非武装之人民，不设防之城市乡村，任被焚毁，敌骑所至之处，奸淫掳掠，遑所欲为。益以上年（1943年）敌寇之继续分股出扰，先后达20余次，……终年之内，几无宁日”。“仅自二十六（1937年），战事初起时，浙江20余县，首遭沦陷，蒙祸最久，灾情亦最重，迄今犹在敌寇铁蹄之下过非人之生活。”除了严重的寇灾外，天灾更严重。“三十二年（1943年）春季，浙东西各县，久旱不雨，……，入夏以来，则又阴雨绵绵，匝月不止”，52县受灾，约1700万。去年（1943年）冬，全省又复亢旱，四月不雨，东作不能栽培，本年春花收成，又将大为减损失矣。［16］

抗战胜利后，尤其是1948年遍及全国的惨重水灾，“据报纸所载被灾区域，计有闽、粤、湘、鄂、皖、赣、川、豫、冀、苏、浙、滇、桂等省，灾区之大，灾民之多，论者认为50年来所未有。国统区八年抗战的重担，几全放于农民肩上，‘胜利’之后，劫后余生迄未小休，随即背负三年来征兵征实征借等十字架”。［17］

上述天灾、人祸，使内地乡村残破不堪，国民政府财政收入锐减。为弥补财政不足，各级政府巧设名目增加赋税，仅“湖南的附税（附加税）最高超过正赋七倍、河南超过五倍、浙江超过2倍”。［18］这些苛捐杂税迫使内地地主“其向来以所有田地收入佃租为生者，因租税加重，租佃减少，无人再投资于田地。其原来稍有资产之地主，均积蓄购买证券地产（指在都市的）或存储银行。此外，20世纪三四十年代，内地商人的经营环境也更加恶劣。“民国十九年每担陕棉由陕西至郑州，应纳陕西厘金1元，陕西教育捐8角；潼关棉税1元，常关税8角，潼关商税3角，警捐3角；陕州棉税7角，厘金8角，保卫捐1元，军事附捐8角，陕州特加费1.5元，共9元。每百斤赣瓷，由景德镇运至天津，应纳景德镇特税及加征1.65元，九江镇正附税1.35两，九江市市政捐0.135两，天津海关正附税0.675两，天津常关出口税0.45两，河北厘捐局原捐及加征3.9元，共银3.61两，洋4.45元。［19］“单就民廿一年各省增加之新税或捐额言，河北自二月一日起就于酒税、牌照税各加三成为军事附捐。山东自三月起特收盐煤附捐，煤每吨三角，盐每担附加十分之四。湖北自三月起盐税每担增加三元，并举办百货捐。安徽因中央协款停拨，由财厅增加营业税率。［20］内地经营土地的商人，因内地捐重物缺，外国来的农产品价贱，贩运出来的货价，远不能远不能与市场存货竞争，遂不敢再经营土产，无人向农民放款。”［21］显然，地主商人因苛捐杂税沉重，经营困难，即使投资也面临着巨大风险，这样只能为保安全，或兑现、或把田产卖成现金转移到相对安全的城市，去寻找生财之路。

尤为严重的是，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国民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还纷纷发行公债，发行的公债又不能按期返现，人们“于是把公债视为捐税，能避免则避免，官吏为欲销行，于是只好摊牌，派而仍不能销，于是只好勒派。于是，公债发行愈多，官吏勒派愈紧，有摊派公债资格之人，于是避之唯恐不及。以内地重庆为例。1930年到1933年间发行公债9种，共2620万元。1930年实售192万元，到1933年应偿还350万元，而实际偿还186万元。导致失去信用，公债在市面上无市价可言”。［22］上述因素必然使，富绅巨贾为求安全携资纷纷外逃。

3.上海独有的金融环境，使之成为内地“热钱”的集中的理想地

与内地动荡的社会相比，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尤其是“租界”有相对稳定的金融环境。从捐税来看，上海的捐税数额相对较低且较稳定。以上海的租界为例（见表七）。上海居民的房捐和商人的营业税、执照费或照会费必须缴纳外，其他捐税有严格规定，无内地的各种苛捐杂税。从社会秩序看，自民国以来，在上海市区基本没有大规模战事，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国民政府的军队不能进入。即使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也仅在闸北和江湾、吴淞等地发生战斗，租界未受影响。在全面抗战期间，日军曾进入租界，但迫于各界压力，为巩固自己的统治秩序，日军对租界破坏有限。尽管三四十年代租界如绑票等盛行，然而与内地兵匪之害要小的多。另外，上海的资金投资渠道相对较多，投资回报率较高。上述情况，这与国内其他地区有着明显的不同。

表7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民廿一年（1932年）经常收入 单位：元Tab.7 Income of 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 in the twenty-first year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1932）

此外，上海投资渠道也较多。对地产公债、公司债票等投资，收入稳定。如上海租界地价又涨无跌。“上海英法地产公司股息红利，民十六年为9%，民卅年增为12%；普益地产公司民十六年为7%，民廿年增为15%；业广地产公司民十六年为18%，民二十增为30%”。［23］1932年国民政府财政部又训令江海关总税务司、统税署等机构：凡各种公债库券本息基金，应绝对遵照条例及定案按月拨交，至本息清偿为止。在未清偿以前，无论何种原因，不得短少延误或变更。此外公司债券规定以公司全部财产保本保息，即使公司破产也要先偿还债票，还对公司债券发行额进行限制，绝不容许超过公司所有财产。上述这些措施，能够极大保护投资者的利益，这是上海成为“热钱”吸纳地的重要原因，也与内地地主、商人的资产、投资毫无保障，随时都有破产威胁形成鲜明对照。因此，上海的租界，不受国内各种势力的盘剥，并能受到庇护；上海租界优越的物质条件，又能满足大批贪官污吏的骄奢需求。这种独特的金融环境，使得内地急欲寻求安全的大批“热钱”麋集上海，促使上海成为“热钱”的天堂。上海作为远东金融中心，就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急速畸形确立。

三、“热钱”使上海成为远东金融中心

“热钱”大量流入，促使上海迅速成为中国及远东地区的金融中心。突出体现在上海商业金融资本的迅猛扩张、垄断资本的生成及对国家政策的影响诸方面。

1.商业金融资本的迅猛扩张

所谓的商业金融资本是指：“在实质上已经又是金融业者，又是事业经营家，他的资本也同时具有充当着银行资本并产业及商业资本的实质了。”［24］中国的商业金融资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已具雏形。如：上海的银行公会在民国十年（1921年），一方参与交通部的600万元车辆借款；一方承借上海造币厂250万元借款；一方更经募通泰盐垦五公司债票500万元。［25］

到1930年代上海商业金融资本，随着大量“热钱”涌入而迅速扩张。以上海银行公会29家银行为例。29家银行的资产总额在1921年仅有七万五千余万元，1926年也只有十三万万九千余万元，1931年迅增到二十五万万元以上，五年之间猛增十万万元以上。其中，1921年存款只有四万万九千余万元，1931年包括储蓄存款已超过廿万万元。以仅一万万五千余万元的资金，能运用13倍以上的存款，2倍左右的现金。［26］4然而，上海各银行吸纳的大量“热钱”并没有象西方那样转化为工业资本，除一小部分用于工业放贷外，多用于商业投机，如投机公债，仅1932年上海本土银行就拥有国民政府发行额的48%以上。［27］正如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所说：“工厂因为资本薄弱，缺少流动现金，拿机器来做的押款，多半是长期，这不是商业银行所宜做的。社会上往往责备银行不肯供给资金。然而办理工厂缺少精密计划，不但自身债台高筑，并可拖累银行同归于尽。”［28］29因此，1933年上海银行储蓄部的三千四百余万元的资金，只用了八百八十八万余元做抵押放款。房地产业、工厂的押款，仅占其中的三百四十三万余元，其中工厂押款，最多当不过二百万元；而有价证券购置在四百七十余万元以上；有价证券抵押放款，又在四百五十余万元以上。同年交通银行沪区储蓄部七百万元资金，有价证券的购置与抵押占了贰佰伍拾万元以上，房地产押款占一百五十余万元，工厂押款只占房地产押款之一小部分。［28］29用于商业投机大的“热钱”给上海的商业金融资本带来丰厚的利润。1933年中央银行获利1200万元、中国银行200万元、四行储蓄会180万元、交通银行100万元、上海银行83万元，其他银行均在三四十万元不等。［29］“热钱”投机获取的巨额利润，使上海商业金融资本实力迅速扩张。

2.垄断资本的形成

1931年上海银行公会的会员银行共29个。除四行准备库专发行兑换券外，其它28个银行中，资产总额在3000万元以上的18个银行，其总行在上海的10个；资产总额在7000万元以上的10个中，总行在上海的有6个；资产总额在1亿元以上的5银行，总行在上海者竟有4个。若将中央银行除外，有中国、交通、上海三大银行。此三大银行1931年的资产总额在12.7亿元以上，占全体总数49.27%；若再加入浙江兴业、中南、四行储蓄会计算，则共为15.3亿元以上，占总数59.17%。［26］4据许宝和1931年的调查，全国121家银行与6家信托公司之资本为2.9亿余元，54个银行存款为17亿余元。［30］那么中国、交通、上海三行3700余万元资本仅约占20%，而三行9亿元存款，则占50%以上。其中中国银行1926年后存款激增3亿元左右，资本亦增加500万元；上海、中南各增加资本250万元，存款亦各增加4000-6000余万元。据统计1926年至1931年间，上海存款增多约6亿元，天津增加1.5亿元，华南只增加约5000万元。［26］4显然华南等地因缺乏“热钱”实力下降。再如：1931年上海五个大银行的放款能力在9亿元以上，占全国放贷额的约57%，比天津方面三大银行多放7亿余元。其中放款在9000万元以上的只有中国、交通、上海三行，中国一行放款至5亿元以上，与其余的7个银行放款总数相等。到1931年底，上海中国各银行存款共约1.8亿元，中国、交通、上海三行所有现金已占1／3。由于实力雄厚，此后政府挪借款项，需与这些银行协商。实力弱的银行有较大业务时，也不得向这些大银行借贷。这充分显示出到1930年代后上海垄断资本开始形成。

3.垄断资本与政治结合

伴随着上海垄断资本的形成，尽管这些垄断资本此时并不能像西方国家那样能够操纵国家政治、经济命脉，但是由于国民政府财政入不敷出，为筹措军费等，大肆发行各类债券。上海垄断资本通过投资政府的各种债券，开始对国民政府施加巨大影响，甚至决定着政府的决策。以有价证券的投资为例：1921仅投资5000余万元，1926年为9000余万元，五年间仅增加3000余万元。但1926年至1931年，则由9000余万元，猛增至2.3亿多元，五年间增加1.4亿余元。［26］4

随着上海垄断资本的扩张，为保护自己的利益，垄断资本开始攫取政府权力。1926年以前的银行，资本较为雄厚的都与政府有密切关系，处在旧式官僚控制之下。上海的少数新式商业银行，因为股本与存款的有限，尚无操纵公债发行的能力。但1927年国民政府建都南京后，海关基金保管权开始逐步转入银行家之手。当时北方尚未统一、长江流域宁汉对峙，南京国民政府急欲发行公债以应军政急需，向上海各银行实行强迫式的摊募。但因承募的银行都在上海租界，且多为新式的商业银行，它们不畏官方压力。国民政府最终不得不接受由银行界直接保管基金的要求。海关基金保管机关的名称最初为江海关二五附税国库券基金保管委员会，改组后其组织内政府代表5人、上海银行银行界9人，实际保管权力为上海垄断资本家掌握。这成为上海垄断资本干预国家经济的第一步。

1932年，国民政府因整理公债，对公债延期减息，应上海银行家的要求，将二五基金保管委员会，正式改为国债基金管理委员会，这使国家一切公债基金的保管权转到上海垄断资本手中。

国民政府建都南京后，虽曾设立中央银行管理国库，但其实力远不如中国、交通、上海、金城、浙兴、浙实、大陆、兴业诸银行。因此，1928年政府虽迫使中国银行改组，明定为国际汇兑银行，但2500万元股本中，国民政府仅附股500万元，中国银行也只代理一部分之国库事宜。1930年代个人和政府存款结构发生变化，1932年政府存款由9.89%，降到4.46%；3亿元左右的存款中，政府机关存款不及2000万元。但是放贷仍以政治贷款为主，3年间仅降低6%，贷款仍在1.5亿元左右。上海其他各银行，亦无以异此。

1930年代后上海垄断资本通过大量公债投资与政治贷款，迅速与政治合流，双方依存程度提高。国民政府的财政不得不让银行家参与，上海垄断资本也不再单纯以获取厚利为目标。此后，国民政府财政委员会及其他经济组织逐渐受到上海垄断资本控制。1931年11月15日国民政府在南京开的第一次全国财政会议，33名委员中，上海金融界领袖及与有密切关系之工商界领袖占8人。此会职权规定为：理整财政，审查军政各费之概算，稽核公债之发行，收支数目之考核及公布。会后宣言，谓：“认为国内战争已绝对不应发生，所有国家军队专为国防之用，兹特规定国难紧缩时期之临时预算，将军费减为每月1800万元，政费除中央教育费总数不减外，其他一律核减，共为400万元。”［31］1932年1月召开的五日行政院会议，对财委会组织大纲进行修正，明确规定：“本会对于政费审核中央及地方财政之收入及支出，军费应以关于国防及剿匪两项用度为限。本会得拒绝因内战之一切负担。”［32］而在财委会所聘38名委员中，上海银行家等就有17人；其常委9人中，除政府人员2人外，上海银行界7人，且上海金融巨鳄黄汉樑为代理财长，林康侯为财次。［33］1933年9月宋子文自美返国，政府决议将棉花借款5000万美金，拨归经济委员会，作为建设之用。并对财政委员会改组，其职权为：“关于国家经济建设或发展计划之计审完事项，关于各项既定经济建设或发展计划之直接实施或监督指导事项”。在财政委员会特派33名委员中，上海金融垄断资本家就占13人。且在关乎国计的棉业统制委员会的常委主任委员，以上海陈光甫充任。［34］显然，此时上海金融垄断资本在政治上开始影响政府决策。

综上所述，中外贸易入超、中国内地乡村破产、社会动荡，加之上海独特的环境，上海的中国本土金融机构大量吸纳“热钱”而实力大增，它们全面集中地开展借贷、债券发行、外汇交易、保险等金融活动，才促使上海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不但成为中国的金融中心，而且其业务也不断向外扩展，成为远东地区的金融中心。当然我们在看到“热钱”推动银行业发展的同时，更要认识到这种建立在投机基础上的金融体系虽繁荣一时，但其投机性和便宜性，也必然给中国社会经济带来一系列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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