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与云南大学关系述论

梁建

(1.云南师范大学历史系，云南 昆明 650500；2.南京大学历史系，江苏 南京 210093)

■史学

西南联大与云南大学关系述论

梁建1,2

(1.云南师范大学历史系，云南 昆明 650500；2.南京大学历史系，江苏 南京 210093)

西南联大是抗日战争时期的一所著名大学。西南联大在滇存续期间与云南地方高校的代表云南大学之间有非常良好的互动。通过两校的互动，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实现了双赢。

西南联大；云南大学；抗战时期

西南联大是抗日战争时期由内迁云南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联合组成的一所著名大学。在滇期间，西南联大与云南地方社会之间有很良好的互动，由此，西南联大和云南地方社会实现了双赢。这当中颇具代表性的是与云南大学的互动，著名数学家陈省身先生称抗战时期西南联大与云南大学的关系是“共患难共发展的兄弟学校”是非常有道理的[1]69，本文拟就这种关系做一概略分析。

一、两校领导鼎力互助

由于西南联大是由三所大学联合组成的，学校没有特别任命校长，而是由清华校长梅贻琦、北大校长蒋梦麟、南开校长张伯苓分任常委，共同对校务负责。西南联大在滇期间，云南大学的校长一直是熊庆来，而熊与清华大学有很深的渊源，他于1926年受聘为清华大学教授，还曾担任算学系主任，一直到1937年受云南省主席龙云之邀出任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可以说与北京学界极为熟悉。两校校领导之间的渊源为他们日后的鼎力互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早在清华、北大、南开还在长沙时，两校领导就开始有所接触。由于地域的原因，当时的云南大学的师资力量非常薄弱，因之新任云南大学校长的熊庆来首先考虑的是延聘教师的问题，为此他两次向在长沙的梅贻琦求援。在1937年10月8日的致梅贻琦函电中，熊希望能利用中英庚款董事会在云南大学设讲习教授的机会延聘清华经济学教授萧蘧[2]128。熊的请求得到了梅的支持，萧蘧其后担任了云南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不久，熊庆来再次致电梅贻琦，希望其能促成云南大学延聘燕京大学候树彤或南开大学丁佶担任商科经济教授[2]129，但由于各种原因该聘未能成功。其后，随着战局的变化，在长沙的三校决定迁往云南。解决校舍问题是三校不得不首先考虑的问题，为此梅贻琦向熊庆来致电求援：“请指助日内先由张、蒋二先生来滇筹建，关于暂用房舍，务恳设法多觅、暂借或租均佳”[3]193。后西南联大迁往云南后能较快的落实校舍，应当说与熊庆来的帮助是分不开的。

随着西南联大在云南的各项工作步入正轨，两校领导之间的交往变得更加频繁。首先是在两校的领导的共同推动下云南大学实现了国立化。在西南联大迁滇之前，云南大学是一所省立大学，这给云南大学的发展造成了困难。为此云南地方各界包括熊庆来一直希望云南大学能升格国立。在升格国立的筹备过程中，熊庆来、梅贻琦、蒋梦麟、张伯苓均为筹委会委员，蒋梦麟参加了五次会议当中的前三次筹备会议，并担任会议主席；梅贻琦参加了五次会议当中的四次，并担任第四次会议的主席[4]86-88。他们为云南大学最终实现国立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在云南大学改为国立后的首次开学典礼上，熊庆来在讲话中特别对联大方面蒋梦麟、张伯苓和梅贻琦三位领导在云大改国立过程中的支持表示了感谢，而梅贻琦也出席了典礼并致了辞[5]74。其后，梅贻琦作为联大方面的代表又出席了熊庆来就任国立云南大学校长的典礼[5]78。其后两校领导在日常的教学工作中也积极支持对方办学。比如教师互聘，据不完全统计，西南联大到云南大学任教的知名学者，约在五十人以上；而云大知名学者也有被联大聘请去任教，如费孝通、陶云逵等[6]80-81。这当中绝大多数的互聘都是通过两校领导之间的沟通来实现的，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本文第二部分将有详述。此外，双方领导还经常协调立场，共同出席各种活动。如1938年6月联大常委蒋梦麟受邀与云大校长熊庆来共同监试了云南大学法律学系四年级学生的毕业实验[7]205。再如在云南省教育厅于1938年暑假举行的中学教师暑期讲习讨论会上，联大的三位常委蒋梦麟、张伯苓、梅贻琦及云大校长熊庆来共同担任了委员，蒋、梅熊还做了演讲[8]。在1939年7月，蒋梦麟、梅贻琦、熊庆来等人则发起成立“昆明学术联谊会”，在成立大会上，蒋梦麟、梅贻琦、熊庆来等17人当选为理事[9]。在1940年9月的中国科学社等六学术团体联合年会上，熊庆来担任了主席并致辞，梅贻琦则出席了开幕式并发表了演说[5]85。不久，在梅贻琦任教清华25周年的公祝会上，熊庆来作为来宾代表致了辞[10]394。在1944年3月，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造访昆明时，蒋梦麟和熊庆来数次面见孔祥熙，报告两校经济现状，最终孔祥熙允借300万给联大、100万给云大，充作两校周转金[5]103。而在1945年“一二一惨案”发生后，梅贻琦和熊庆来又共同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二人报告了惨案真相，严正指出惨案实为地方党、政、军当局“处置失当”、“实一大错误”[11]250-253。

二、两校教师互动频繁

西南联合大学和云南大学之间除领导之间鼎力互助外，两校教师之间也互动频繁。

两校教师之间的互动首先体现在互聘方面。如前所述，西南联大方面前往云南大学任教的有五十余人，云大方面也有部分教师在联大兼课。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包括：西南联大的罗庸与云南大学的闻在宥互借。最初，联大方面提出联大和云大方面互借闻在宥（又名闻宥）和罗庸教授的建议，由云南大学教授闻在宥在联大中文系开设“印支语研究”课程，由西南联大教授罗庸在云南大学开设“中国文学史专题研究”，时间为一学年[12]402-403。这个建议最终得以实现[13]150。其后，由于两校教师互借频繁，为规范兼职授课现象，西南联大方面专门制定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校外兼课规则》[12]422。规则出台后，西南联大教授前往云南大学兼课基本按该规则执行。如1939年4月云南大学方面就与西南联大方面达成了借聘姜立夫教授担任云南大学微分几何学讲师的协议[12]403。1940年3月，云大方面向西南联大方面提出借聘陈桢为生物系兼任教授的请求，联大方面同意云南大学方面聘请陈桢兼课，但不同意以兼职教授的名义借聘，因这不合于西南联大的兼课规则，最终陈桢教授以兼任讲师的身份前往云南大学兼课[12]410。1940年9月10日熊庆来曾致函梅贻琦，称因云南大学矿冶系刚刚成立，“系务主持无人，工作甚难积极推进”，向梅贻琦提出借聘地学系教授冯景兰主持矿冶系一年的请求。梅贻琦虽然婉拒了云南大学方面借聘一年的请求[12]411-412。但允许冯景兰前往云南大学兼课。1940年10月，云南大学方面再次致函蒋梦麟，提出借聘贺麟为文史学系兼任讲师，担任“哲学概论”课讲习，联大方面也同意了云南大学方面的请求[12]415。1941年3月，熊庆来又向联大方面商请聘任向达先生为云南大学文史学系兼任教授[2]148；如前述的陈桢教授一样，西南联大方面同意向达教授以兼职讲师的身份在云南大学兼课[12]416。1941年10月熊庆来又向梅贻琦致函，希望能借聘联大副教授李树青到云南大学社会学系兼课，熊的请求得到了梅贻琦的积极回应[2]151。除上述这些互聘事例外，比较有代表性的互聘案例还包括云南大学社会学教授费孝通、陶云逵被借聘到西南联大；政治学教授王赣愚、经济学教授萧蘧、历史学教授吴晗在两校之间互聘；刘文典从联大就聘到云大等。

其次体现在共同参加各种活动。如上述的1938年的中学教师暑期讲习讨论会的八十五位讲师队伍中，主要的讲师即是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的教师[14]。1941年5月云南大学政治经济系为增进学生对现代学术思潮及问题的认识起见，举办了三大系统的学术演讲，关于现代思潮的十讲，聘定的十位演讲人雷海宗、冯友兰、肖蘧、潘光旦、吴宓、陈序经、陈铨、贺麟、王赣愚、林同济均为联大和云大的教授；有关中国问题的十讲和各国情势的十讲也主要是联大和云大的教授[5]90-91。1944年7月在云南大学至公堂进行的“七七”事变七周年时事座谈会，参加的两校教授就有闻一多、潘光旦、杨西孟、邵循正、朱驭欧、潘大逵、蔡维藩、伍启元、沈有鼎、冯景兰、李树青、曾昭抡、罗隆基等，座谈会谴责了国民党政府的独裁、腐败与无能，呼吁发扬“五四”、“一二九”精神，为坚持抗战，争取民主自由而斗争。座谈会讨论异常激烈，历时四个多小时，直到12时才散会[5]104-105。这次集会是“皖南事变”后，昆明第一次公开讨论政治问题的集会，它把抗战以来被国民党控制、压迫，一直处于分散状态的昆明进步爱国力量团结了起来。

还有就是共同组织各类团体，创办各类刊物，宣传自己的主张。这当中比较具有代表性包括“战国策派”及其创办的《战国策》和主持的《战国》副刊。1940年4月云南大学教授林同济在昆明主编《战国策》半月刊，该刊一直持续到1941年4月；其后从1941年12月起，林同济又在重庆版《大公报》上主持《战国》副刊，一直持续到1942年7月。在两刊上撰文的主要有云南大学教授林同济和西南联大教授雷海宗及在云南大学也在西南联大任教的何永佶、陈铨等，他们被称为“战国策派”，他们极力宣扬唯意志主义哲学和英雄崇拜，他们的观点对当时中国社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6]99-101。两校教师互动形成的另一个比较著名的事例则是“魁阁学派”。1938年，吴文藻先生到云南大学任教，在他的积极筹划下，云大成立社会学系。1939年云南大学和燕京大学合作成立了一个社会学研究室。1940年吴文藻先生前往重庆任职后，云南大学教授费孝通接替吴文藻主持该研究室的工作，同时因昆明遭到日本大轰炸，社会学研究室不得不疏散到昆明附近呈贡县的农村里去。他们租得一个三层楼的魁星阁，作为工作基地。因此这个研究室也就从此被称为“魁阁”。其后以费孝通教授为中心，形成了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魁阁学派”。该学派汇集了费孝通、许烺光、陶云逵、田汝康、袁方等云南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的教师，他们在云南进行了大量的社会调查，推动了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发展，该学派被认为具有了“中国现代学术集团的雏形”[15]。另一个以两校教师为主体的团体则是“西南文化研究会”。 1943年初，云南大学的周新民教授等组织各方面的学者、专家和文化教育界人士，成立“西南文化研究会”，其主要成员有云南大学的周新民、楚图南、费孝通、尚钺及西南联大的潘光旦、闻一多、曾昭抡等。研究会通过举办学术报告，讨论时事，引导各种不同学派、流派的知识分子摒弃歧见，最终使他们在抗日、民主、进步的旗帜下得以团结起来[5]97。另有一个以两校教师为主体的则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昆明支部。皖南事变后，中国的中间政治势力在重庆成立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而昆明由于有龙云的保护，政治气候相对宽松，这给中间政治势力的发展提供了空间。1943年5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第一个地方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昆明支部”成立，其核心成员包括西南联大的潘光旦，云南大学的潘大逵、周新民、费孝通等，其中曾任联大教授的罗隆基担任了主任委员兼宣传委员，周新民任组织委员，潘光旦为财务委员，潘大逵为青年委员。1944年10月，昆明支部扩大为“民盟云南省支部”后，联大的闻一多、吴晗，云大的楚图南、周新民、潘大逵等当选为委员。其后，民盟云南省支部还出版了机关刊物《民主周刊》，吴晗等人担任了编辑。民盟组织在团结云南地方实力派，发展云南文化教育界中的民主进步力量，抵制国民党的独裁统治方面起了相当的作用[6]104-105。

三、两校学生关系密切

由于两校地理位置上非常靠近，加上两校学生年龄相仿，在很多问题上有一致看法和兴趣，因之两校学生的关系非常密切。

两校学生之间的关系最初是通过部分学生更换学籍开始的。当时，基于对师范教育的重视，教育部决定在西南联大增设师范学院，由于此前北大和南开教育系的学生总共只有20人，人数比较少[16]7-8。其后教育部决定把新成立的国立云南大学教育系的学生归并到西南联大师范学院[17]375。此后云南大学教育系的学生85名转学至西南联大师范学院[5]76。

不知是不是部分学生更换学籍加强了两校学生之间的联系，其后两校学生之间的关系开始变得密切起来。在1939年的纪念五四活动中，西南联大学生自治会与云南大学的学生团体一起举办了纪念活动，晚上又举行提灯会[17]336-337。而在1941年国民政府发布对日本的宣战布告后，为拥护中、英、美联合抗日，昆明市大中学校在云南大学中山室召开了大会，出席的有云大、联大等十余团体的代表，决议为表示国人振奋之情绪，及援助友邦对日作战到底的决心，发起了昆明市各学校拥护中、英、美联合对日作战大游行[5]92。不久，在著名的孔祥熙女儿的“运狗事件”中，西南联大、云南大学等学校的学生组成一支上千人的游行队伍，声讨孔祥熙，形成了以揭露国民党政府腐朽统治为斗争目标的“倒孔运动”。运动后虽因来自于重庆的压力很快结束，但这次运动打破了“皖南事变”后国民党统治区的沉寂局面，为以后形成民主运动高潮打开了局面[17]340-341。其后，为配合英美盟军收复缅北、支持盟军在东南亚作战，国民政府教育部下令在昆明各大学应届毕业生中征兵，充当盟军翻译。其后联大方面四年级应征人数为310人，加上其他年级志愿应征的共400余人[17]340-341。云南大学也有30名同学应征参加培训班[6]110。为培训随军翻译人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昆明西站设立了译员培训班，联大和云大的部分教师参加了培训。这些学生译员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当然两校学生关系密切最具代表性的体现还是在“一二一运动”中的协调一致。先是，1945年12月25日，由西南联大、云南大学等在昆四高校的学生自治会发起，决定在云大至公堂召开时事晚会，后临时改在西南联大草坪举行。当晚到会学生及社会人士达6000余人。两校教授钱端升、伍启元、费孝通、潘大逵等发表了演讲，呼吁停止内战，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最后在热烈的掌声中，通过了反对内战，要求和平民主的宣言。在大会进行当中，国民党特务就多次捣乱，国民党军警还在会外鸣枪，企图破坏大会，但均未得逞。第二天，国民党中央社发出“西郊警匪，黑夜枪声”的污蔑报道，这激起了广大师生的愤怒。联大和云大等十八所学校的学生联合宣布罢课，以示抗议。随即，昆明学联组织了昆明市大中学校罢课联合会（简称“罢联”），选举联大和云大等五所学校组成罢联常务委员会，发表了《昆明市大中学生为反对内战及武装干涉集会告全国同胞书》（即”罢课宣言”），以及抗议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给美国政府抗议书》、《告美国人民书》[18]206-214。随即，各校组织了大批宣传队，赴街头、工厂和附近农村开展宣传，国民党方面对此十分恐惧。12月1日，国民党云南省党部、军官总队、三青团云南省团部的暴徒，携带棍棒、铁条、刺刀、手榴弹分头袭击云大、联大等学校，在这过程当中，南菁中学教师于再、西南联大师院学生潘琰和李鲁连、昆华工校学生张华昌被手榴弹炸死，联大教授马大猷、袁复礼等被殴打辱骂。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一二一”惨案。事情发生后，全国各大中城市纷纷集会表示声援昆明的爱国民主运动，蒋介石见事态扩大，立即命令卢汉回昆明就任云南省主席，进行斡旋；并宣布对主谋云南省警备司令关麟征“停职议处”，李宗黄调离云南。经过近一个月的斗争，在卢汉出面答应学生的复课条件后，12月27日，“罢联”宣布停灵复课。1946年3月17日，昆明隆重举行了“一二一”四烈士出殡仪式。“一二一”爱国民主运动揭开了解放战争时期第二条战线的序幕，把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运动推向了新的高潮[5]114-116。

似乎冥冥之中有什么安排，两校之间学生的交往以部分学生的身份互换开始，也以部分学生的身份互换结束。在联大决定结束在昆明办学之时，亦决定把电讯专修科移交云南大学方面接办[19]420，联大方面的决定得到了教育部的支持[19]431，最终，联大电讯专修科的部分同学转学至云南大学[16]605，该部分学生的身份在两校之间实现了互换。

综上，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确实如陈省身所言是“共患难共发展的兄弟学校”，这种关系在联大结束后在部分教师身上仍在延续。联大教授秦瓒随清华返回北京后不久，即再次离开北京来到云南大学任教，并在云南大学终老[20]145。华罗庚先生离开云南后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曾到云南大学推广“优选法”[1]13。陈省身先生离开联大后也与云南大学有密切联系[1]73。

[1] 刘兴育.云南拾英[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0.

[2] 刘兴育.云南大学史料丛书·校长信函卷[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9.

[3]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云南师范大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六)[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

[4] 刘兴育.云南大学史料丛书·会议卷[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0.

[5] 云南大学志编审委员会.云南大学志·大事记[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3.

[6] 云南大学志编审委员会.云南大学志·总述[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3.

[7] 云南大学,云南省档案馆.云南大学史料丛书·教学卷[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1.

[8] 守仁.暑讲会给予我们的印象(续)[N].云南日报,1938-9-5(4).

[9] 本市学术界昨成立联谊会,推蒋梦麟、龚自知等为理事[J].云南教育通讯,1939,1:5.

[10] 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三卷上)[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

[11] 中国云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云南师范大学委员会.一二一运动[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

[12]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云南师范大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四)[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

[13]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云南师范大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三)[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

[14] 全省中学师范教员暑讲会行开会式,龚主委以次各委员均出席,报到到会员达一百五六十人[N].云南日报,1938-8-8(4).

[15] 谢泳.魁阁——中国现代学术集团的雏形[J].北京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5):51-56.

[16]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云南师范大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五)[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

[17] 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18]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云南师范大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一)[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

[19]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云南师范大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二)[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

[20] 吴松.感悟云大文化[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6.

本文推荐专家：

贺金林，桂林电子科技大学，教授，研究方向：中国近代史。

张媚玲，云南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云南地方史。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ational Southwest Associated University and Yunnan University

LIANG JIAN1,2
(1.Department of History,Yunnan Normal University,Kunming,Yunnan,650500;2.Department of History,Nanjing University,Nanjing,Jiangsu,210093)

National Southwest Associated University once was a famous university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National Southwest Associated University in Yunnan once had a better interaction with Yunnan University as a representive of Yunnan higher education, by which National Southwest Associated University and Yunnan University achieve a win-win solution.

National Southwest Associated University; Yunnan University; the Anti-Japanese War

G649.287.4

A

1008-472X(2014)05-0129-05

2014-02-24

2012年度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教育科学规划项目《西南联大与云南地方社会的互动研究》（立项编号ZJY1203）

梁建（1972-），男，重庆人，云南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师，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