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朱熹对张载学术渊源的衡定

肖发荣

（西安石油大学 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科研部，陕西 西安 710065）

■ 文学

论朱熹对张载学术渊源的衡定

肖发荣

（西安石油大学 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科研部，陕西 西安 710065）

关于张载的学术渊源，宋代学者中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朱熹在重构宋代理学史的过程中，对张载的学术渊源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在理学史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朱熹首先指出了范仲淹对张载具有“粗发其端”的开启之功；其次，他在肯定张载之学具有“自得”一面的同时，还特别强调了二程对张载成学的“警示”之功。在朱熹考察张载学术渊源的过程中，吕大临的《横渠先生行状》及伊川的评论都对朱熹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整体上看，朱熹对张载学术渊源的考察，在一定程度上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但是，在理学“宗派”观念的影响和制约下，朱熹的结论又会对正确看待张载的理学地位形成干扰。张载作为理学的开创者和奠基者，范仲淹与二程对他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如果因此而否认张载“自立说”以“造道”的探索历程和创造精神，那将是有违历史真实的。

范仲淹；张载；二程；吕大临；朱熹；学术渊源

朱熹作为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他在建立自己学术思想体系的过程中，不仅注重对前辈学者思想的汲取，而且对他们的学术渊源也十分重视，而这也是他在整体上衡量北宋诸子学术地位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北宋五子中，张载不仅是关学学派的创立者，也是理学的开创者和奠基者。在梳理和重构宋代理学史的过程中，朱熹对张载的学术渊源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而且在理学史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那么，朱熹究竟是如何衡定张载的学术渊源？我们该如何来看待朱熹对张载学术渊源的衡定？这不仅关系到张载真正的学术渊源究竟为何，而且也直接影响到对张载理学史地位的评价。拙文将对此问题进行初步考察，浅陋之处，敬期学界贤哲教正。

一、张载与范仲淹

探寻张载的学术渊源，范仲淹是第一个重要的人物。范仲淹，字希文，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后世习称“范文正公”。宋仁宗景祐五年（1038），党项族首领元昊建立西夏国。此后，西夏调集十万兵马，不断侵袭延州等地。在此情形下，范仲淹出任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兼知延州，这为他与张载的相遇相知提供了难得的契机。

从传世文献来看，最早对张载与范仲淹关系作出说明的是吕大临。吕大临是张载的弟子，张载去世后，他又入洛师事二程，具有身兼张载关学与二程洛学传人的双重身份。对于其师与范仲淹的关系，吕大临在《横渠先生行状》中说：

当康定用兵时，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许，上书谒范文正公。公一见知其远器，欲成就之，

乃责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于兵！”因劝读《中庸》[1]381。

所谓“康定用兵”，即康定元年夏，范仲淹为陕西招讨副使兼知延州时，对西夏入侵延州的反击。张载生于宋真宗天禧四年（1020），宋仁宗康定元年，张载当为二十一岁[2]。可见，吕大临对张载上书范仲淹时间的记述有明显的错误，《宋史·道学传》则将其修正为“年二十一”[1]385。可以说，吕大临的《横渠先生行状》和成书于元代的《宋史·道学传》成为后世定位张、范关系最有影响的史传材料。

那么，张载与范仲淹的此次相遇，它对张载的为学之路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就不能忽略朱熹的相关论说及其所产生的影响。当然，在朱熹所处的那个时代，学者（包括朱熹）只能看到吕大临的《横渠先生行状》。朱熹在编纂《伊洛渊源录》卷六“横渠先生”时，吕大临所撰写的《横渠先生行状》就是重要的参考资料。所以，我认为吕大临的《横渠先生行状》是朱熹考察张载学术渊源最为重要的史料依据。

朱熹是如何定位张载与范仲淹的关系呢？这需要从他与汪应辰的争论谈起。汪应辰，字圣锡，信州玉山人，时人尊称为玉山先生，历史上也称汪文定公。《宋元学案》将朱熹列为玉山“学侣”。从《文定集》所收汪应辰与朱熹的往返书信来看[3]169-175，他与朱熹曾经多次论及张载的学术思想和著述流传情况①。从这个意义上说，汪应辰也是朱熹了解张载思想的一个重要途径。朱熹与汪应辰的争论涉及到对北宋五子的学术定位问题，尤其是如何看待在理学崛起过程中周敦颐—二程、范仲淹—张载之间的学术传承问题。汪应辰在给朱熹的信中说：

伊川于濂溪，若止云“少年尝从学”则无害矣。……濂溪先生，高明纯正，然谓二程“受学”，恐未能尽。范文正公一见横渠奇之，授以《中庸》；谓“横渠学文正”，则不可也，更乞裁酌[3]172-173。

从汪应辰的信中可以看出：朱熹在此前《答汪尚书》中有过“二程受学濂溪”、“横渠学文正”等提法，汪应辰并不认同这种观点。面对汪应辰的诘难，朱熹不得不重新来思考张载与范仲淹、二程与周敦颐的关系。他在《答汪尚书六》中答复说：

又蒙喻及“二程之于濂溪，亦若横渠之于范文正耳”。先觉相传之秘，非后学所能窥测。诵其诗，读其书，则周、范之造诣固殊，而程、张之契悟亦异。如曰“仲尼颜子所乐”，“吟风弄月以归”，皆是当时口传心受的当亲切处，后来二先生举似后学，亦不将作第二义看。然则《行状》所谓“反求之六经，然后得之”者，特语夫功用之大全耳，至其入处，则自濂溪，不可诬也。若横渠之于文正，则异于是，盖当时粗发其端而已。“受学”乃先生自言，此岂自诬者耶？[4]1146-1147

所谓“二程之于濂溪，亦若横渠之于范文正耳”，当是朱熹对汪应辰“未能尽”、“则不可”责难的概括性转述。朱熹的申辩大致可归纳为两点：第一，朱熹进一步肯定了二程“受学”之说。我们知道，朱熹曾经精心校订过《二程集》。可以说，朱熹对二程学术渊源的梳理在资料的考订上占有很大的优势。正因为此，朱熹对“周程授受”的“论定”，对后世学术史家定位周程关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5]。第二，朱熹认为范仲淹对于张载而言只是“粗发其端而已”。可以看出，“粗发其端”的定位与之前朱熹所谓张载“学文正”之说相比，实际上已有所改变。值得注意的是，朱熹认为范仲淹对于张载来说，只是起到了“粗发其端”的作用，而并非真正的师徒授受关系，决不能与二程和周敦颐之间的“受学”关系相等同。这是朱熹衡定张载学术渊源的第一步，即肯定了范仲淹对张载“粗发其端”的作用。在这个过程中，汪应辰的质疑对朱熹定位张载与范仲淹的关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那么，朱熹的这一衡定是否符合历史呢？

首先，朱熹对张载与范仲淹关系的定位虽然是以吕大临《横渠先生行状》为依据，但却比《行状》表达的更为清晰和准确。《行状》只是对张载上书范仲淹、范仲淹责之以读《中庸》这一事件作了简要的描述，但并未指明这一事件对于张载的为学之路来说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而朱熹与汪应辰的论辩，则促使朱熹更为深入地考察张载与范仲淹的关系，并且从之前“横渠学文正”转变到范仲淹对张载“粗发其端”。朱熹最终认为，从为学进路或学思历程上看，张载并非是学习范仲淹的结果；而范仲淹对于张载的作用，也仅仅在于劝勉张载读《中庸》，使其开始走上儒学的正途而已。

其次，朱熹将“劝读《中庸》”定为“粗发其端”，与《中庸》在宋初科举考试中地位提升的现实是符合的。在诸多儒学典籍中，范仲淹为何偏偏选中《中庸》呢？《中庸》本是《礼记》中的一篇，但在流传过程中其地位逐渐上升。据余英时先生研究，《中庸》的发现和流传与南北朝以来的道家或佛教徒关系最为密切；到了宋初，《中庸》则从释家回流而重入儒门。不仅科举考试有以《中庸》命题者，而且皇帝以《中庸篇》赐进士及第者，并命宰相高声宣读。范仲淹对《中庸》也颇为重视，其文集中如《省试“自诚而明谓之性”赋》、《南京府学生朱从道名述》均对《中庸》之义有所发挥[6]。但是，范仲淹之“劝读”只是引导张载顺应这一时代潮流，而非真正在思想上对张载产生影响。吕大临只说“劝读”，而不说“从学”，即是最好的说明。从这个意义上说，朱熹由之前的“横渠学文正”转变为“粗发其端”，与历史实际是相符合的。

最后，张载虽然是由范仲淹的劝导而重新进入儒学门径，但从学术思想的发展看，他更多地是通过“自立说”的方式“造道”，而这与范仲淹并无深切的关联。张载曾说：“某观《中庸》义二十年，每观每有义，已长得一格”[1]277。可见，张载的确很重视《中庸》，尤其是他提出“天道性命相贯通”的命题即与《中庸》有很大的关系。如果说范仲淹“劝读《中庸》”确实对张载产生了影响，那也只是引导作用而已。张载生活在“学绝道丧”、“千五百年无孔子”的儒学衰微之际，他发愤著《正蒙》，其首要目的就是对抗佛老，将佛老“往而不反”、“物而不化”的痼疾大白于天下；并进而扭转儒学自秦汉以来“知人而不知天”的局面，为儒学挺立“天道性命相贯通”、“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一整套核心价值及“体用不二”的运思方式。朱熹《横渠先生像赞》所谓“精思力践，妙契疾书”[4]4210，正是对张载苦学造道历程的很好说明。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朱熹以“粗发其端”来定位范仲淹对张载的影响是符合历史实际的。这一定位，不仅比吕大临《横渠先生行状》表达的更为清晰和准确，而且还反映出宋初科举考试和儒学内部重视《中庸》的历史实际。进一步说，我们固然不能否认范仲淹劝张载读《中庸》的历史影响，但是对于张载的成学历程来说，张载的“造道”主要是通过自身苦思力索的思想创造。

二、张载与二程

如果说对张载与范仲淹关系的考察是朱熹考辨张载学术渊源的第一步，那么朱熹在自己独立的著述活动中对张载与二程关系的衡定则可以看作是这个过程的第二步。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有必要先来看朱熹的两段表述：

横渠有简与伊川，问其叔父葬事，末有“提耳恳激”之言。 疑龟山所跋，即此简也。然与伊川此言，盖退让不居之意，而横渠之学，实亦自成一家，但其源则自二先生发之耳[7]1002。

若张子之学，虽原于程氏，然其博学详说，精思力行，而自得之功多矣。故凡其说皆深约严重，意味渊永，自成一家之言，虽或有贤知之过，如程子之所讥者，然其大体非人所能及也[8]。

《伊洛渊源录》草成于朱熹44岁，《四书或问》草成于48岁，二书均为朱熹独立撰写的学术著作，应该说很能代表朱熹在这一时期对张载与二程关系的总体看法。分析这两条文献，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第一，朱熹充分肯定了“横渠之学自成一家”，并对张载精思力践的自得功夫、深沉渊永的学问造诣深表推崇；第二，朱熹在肯定“横渠之学自成一家”的同时，却又提出了“张子之学原于程氏”的论断。可以说，从范仲淹对张载“粗发其端”到二程为张载学术之“源”，朱熹完成了对张载学术渊源的第一次考辨工作。当然，应当说明的是，朱熹对张载学术渊源的考察并非是出于一己私意，他是通过文献的梳理和分析而完成这一定位的。前文说过，吕大临《横渠先生行状》是朱熹考辨张载学术渊源最重要的参考资料，而且朱熹本人对二程的遗书也进行过细致的整理。此外，朱熹还对程门弟子的著述也做过非常精深的研究。明白这一点，对于理解下面的分析至关重要。

实际上，朱熹所谓“其源则自二先生发之”、“原于程氏”的观点并非是独创；在朱熹之前，程门几位高弟就已经在大肆宣扬了。例如：杨时在《跋横渠先生书及康节先生“人贵有精神”诗》中说：

横渠之学，其源出于程氏，而关中诸生尊其书，欲自为一家[9]。

游酢在《书伊川先生行状后》中也说：

先生生而有妙质，闻道甚早。年逾冠，明诚张子厚友而师之。子厚少时自喜其才，谓提骑卒数万，可横行匈奴，视叛羌为易与耳，故从之游者，多能道边事。既而得闻先生议论，乃归谢其徒，尽弃其旧学，以从事于道。其视先生虽外兄弟之子，而虚心求益之意，恳恳如不及[10]334。

尽管我们不能断定，杨时是否为最早提出“横渠之学源于程氏”观点的人，但此条跋语却很可能就是朱熹“张子之学，原于程氏”之说的直接来源。这是因为：第一，两种说法的表达句式相同，几乎是如出一辙；第二，杨时作为“道南一脉”的代表人物，朱熹对他的著作不仅非常熟悉，而且多有评论[11]；第三，从字面上看，朱熹之说与杨时基本相同，但是朱子拈出“虽”、“然”二字却似乎并非无意为之。很显然，朱熹并不认为只“原于程氏”一句就能完整概括张载学术思想的形成。“虽”、“然”二字，即表露出朱熹此说恰恰是对已有提法的某种修正，而杨时之说即属于这一修正的范围。游酢之说，也值得注意。杨时只是说张载之学“源出于程氏”，游酢则径直认为张载“友而师之”伊川，这就对考察张载的学术渊源造成了极大的混乱。可以说，杨时、游酢都有抬高自己老师的意思[12]。

通过梳理文献，我们发现，游酢“友而师之”之说可以从吕大临《横渠先生行状》找到线索。吕大临谈到张载与二程的关系时曾说：

嘉祐初，见洛阳程伯淳、正叔昆弟于京师，共语道学之要。先生涣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乃尽弃异学，淳如也[1]381-382。

吕大临的这一表述可谓是理解张载与二程关系过程中最难处理的一段文字，也是理学史上正确定位张、程关系的最大障碍。吕大临不仅是张载最重要的弟子，而且身兼关学与洛学传人的双重身份[13]。因此，他的这一表述所产生的影响可谓是既深且远。

在朱熹时代，《横渠先生行状》至少有两种流传版本。朱熹在将《横渠先生行状》收入《伊洛渊源录》时，曾对《行状》的两种版本进行过细致地比较。他说：

吕与叔作《横渠行状》，有见二程“尽弃其学”之语。尹子言之，先生曰：“表叔平生议论，谓颐兄弟有同处则可，若谓学于颐兄弟则无是事。顷年属与叔删去，不谓尚存斯言，几于无忌惮矣！”

案《行状》今有两本，一云“尽弃其学而学焉”，一云“于是尽弃异学，淳如也。”其他不同处亦多，要皆后本为胜，疑与叔后尝删改如此。今特据以为定[7]1001-1002。

从字面上看，这两段材料似乎是说：第一，在吕大临看来，其师张载在京师与二程论学后，放弃了自己原来学问，向二程学习，最终达到“淳如”的境界。从伊川对吕大临《横渠先生行状》的批评来看，伊川认为吕大临就是持这种看法。第二，伊川不仅断然否认了吕大临“尽弃其学而学焉”之说，而且对此予以严厉批评，“无忌惮”之语亦可见伊川之怒气②。由于伊川的批评和反对，吕大临最终将《行状》初本“尽弃其学”改为“尽弃异学”，也就是说，吕大临“尽弃其学而学焉”的说法是不可靠的。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吕大临作为张载最重要的弟子，为何会认为张载向二程学习并放弃自己固有的学问根基？即使后来跟随二程学习，他也不应该如此贬低其先师。那么，我们该如何解释这一问题？

笔者认为，要解开这一疑惑，还得回到伊川对吕大临之说的理解上。在伊川的理解中，这里的“其”指的是张载或张载原本的学问，“学焉”则学的是二程的思想。古今学者对这条史料的解读大多如此。但是，伊川的理解是否准确呢？我们知道，伊川曾说过“与叔守横渠说甚固。每横渠无说处，皆相从；才有说了，更不肯回”的话[14]。试想，象吕大临这样固守师说的学生，怎么会如此轻率地定位老师的学思历程呢？更何况是在为老师撰写的《行状》中！而且，伊川还说过：“关中学者，以今日观之，师死而遂倍之，却未见其人”[10]50。如果真像伊川所理解的那样的话，吕大临岂不是有背师之嫌？联系《行状》中张载“吾道自足，何事旁求”的自述，我们认为，吕大临之说的本意应该是指：张载在与二程论学的过程中，体悟出儒家大道精微之理是自足圆满的；只有从事于儒家之大道，才能达至“醇儒”的境界，而不必往返于诸子百家。也就是说，“尽弃其学而学焉”，“其”即是指百家之学，“学焉”是指精研儒家大道精微之理。从这个角度看，吕大临将“尽弃其学”改为“尽弃异学”，与其说是吕大临改变了自己的看法，还不如说吕大临用“异学”代替“其学”，只是通过文字表达上的转变消解了由“其学”之说而产生的误解，因为“异学”和“其学”其实都是指诸子百家之学。如果这一理解不误，那么，不管是“尽弃其学”还是“尽弃异学”的表达，吕大临的理解本身都不存在问题，“师死而遂倍之”的罪名更是与其毫不相干。吕大临想要表达是张载对儒学的态度和自信，没想到他的这一说法却引起了从伊川以来的误解。

从前文所征引的诸多史料来看，伊川的这一误解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即使是朱熹，尽管他对道学前辈的著作做过大量的考辨，但是在张载与二程的关系上，却始终未能摆脱这种误解的制约。甚至是到了晚年，朱熹对张、程关系的定位都未曾改变。朱熹在晚年曾作《楚辞后语》，其中第五十一篇即为张载的《鞠歌》。他在题解中说道：

《鞠歌》者，横渠张夫子之所作也。自孟子没而圣学不得其传，至是盖千有五百年矣。夫子早从范文正公受《中庸》之书，中岁出入于老佛诸家之说，左右采获，十有余年。既自以为得之矣。晚见二程夫子于京师，闻其论说而有警焉，于是尽弃异学，醇如也。……著《订顽》、《正蒙》等书数万言③。

这段在以往很少被人征引的文字，却代表着朱熹对张载学思历程的“晚年定论”。这里有几点特别值得注意：

第一，朱熹所谓“从范文正公受《中庸》之书”，是对其中年时“粗发其端”之说的进一步肯定。很显然，朱熹认为张载只是在范仲淹的启导下开始读《中庸》之书，但这并不能说是张载“受学”于范仲淹。

第二，朱熹坚持了自编纂《伊洛渊源录》以来的观点，即肯定“尽弃异学”之说，而放弃“尽弃其学而学焉”的说法。这一方面是沿袭自伊川以来就形成的误解的结果，另一方面则可以看出，朱熹认同删掉“而学焉”三字，似乎表明朱熹对张载是否学二程还是有所怀疑，至少说明他已不再讲张载之学“原于程氏”。

第三，将“中岁出入于老佛诸家之说”和“尽弃异学”合观，可见朱熹所谓“异学”指的就是以佛老为主的诸子之学。朱熹的这一考察结果实际上也证明了“尽弃异学”与“尽弃其学而学焉”并无实质的不同，只是在内容表达完整性上有所差别。前者仅仅是说张载放弃了对佛老诸子之学的探究，后者则在此基础上指出，张载在放弃佛老诸子之学后，重新回归儒学视域，深入探索儒学大道精微之理。朱熹虽然肯定并沿袭《行状》改本“尽弃异学”之说，固然已不再讲张载学二程或张载之学源于二程，但对于张载是通过何种途径而达到“醇如”的境界，却缺乏必要的说明。与此相比，吕大临“尽弃其学而学焉”之说对张载成学历程的表达更为完整。

第四，朱熹虽然不再坚持张载学二程，但却并未因此而否定二程在张载学思进程中的助益之功。朱熹的这一认识，在某种程度上说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从亲缘关系上看，张载祖籍河南，与二程兄弟为亲戚，二程尊张载为“表叔”；从学术交往看，从早年的京师论《易》开始，张载与二程之间有较多的学术讨论，彼此之间在学术思想、为学进路上也有较多的互评。所有这些，在今本《张载集》、《二程集》中都有相关的记载。这说明，在张载与二程的学思进程中，二者之间的影响是交互发生，而非单向存在。以此而论，朱熹的这一晚年定论显然有失偏颇，因为他并未对张载之于二程的助益之功作出应有的说明。由此可见，朱熹尊崇二程的立场和态度是非常明显的。

通过本节的分析，可以看出：朱熹对张载与二程关系的定位在认识上是有变化的。中年时期，朱熹虽然也承认张载学术有自得之功，但却认为其源头在二程；到了晚年，朱熹不再坚持“张载之学源于程氏”的观点，只是说张载闻二程论学“有警”，并放弃佛老诸子之“异学”，达致“醇如”的境界。作为历史上最早对张载与二程关系作出权威表述的《横渠先生行状》，从其诞生之初就引发了伊川的误解；程门弟子如杨时、游酢之辈不仅沿袭了这一误解，而且还添油加醋，神乎其说；朱熹尽管也作了大量考辨工作，但受制于伊川以来的固有理解模式，他对张程关系的定位几乎都是以程学为宗主。因此，我们认为，历史上对张载与二程学术渊源关系的认识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各种误解，都与“门户”之见或“宗派”观念有很大的关系。要正确理解吕大临《横渠先生行状》中的相关表达，就需要我们改变传统的思维方式，即抛开以“门户”或“宗派”观念来解释理学家学术渊源的作法。

三、结语

朱熹作为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他不仅建立了庞大的理学思想体系，而且还梳理并建构起宋代理学家的谱系。在这一谱系中，张载是较为特殊的一位。一方面朱熹对张载的为学工夫甚是推崇，另一方面却在程学立场上对作为张载学思结晶的《正蒙》多有批评④。具体到张载的学术渊源问题，朱熹从中年一直到晚年都颇为关注。他对张载学术渊源的考察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张载与范仲淹的关系，朱熹从最开始的“横渠学文正”最终转变到肯定范仲淹对张载具有“粗发其端”的开启之功；二是张载与二程的关系，朱熹从中年的“张载之学源于二程”到晚年只强调二程对张载具有“警示”之功。

吕大临《横渠先生行状》及伊川对此的批评，在朱熹考辨张载学术渊源的过程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朱熹对《行状》的两种版本做过细致的比较，这本来可以说是优势，但却构成了某种制约或限制。从伊川开始，《行状》初本所谓“尽弃其学而学焉”就被误解为张载放弃自己学问而向二程学习，朱熹也深受这种固有理解模式的制约。实际上，初本“尽弃其学而学焉”与改本“尽弃异学”并无本质的不同。但是，伊川的误解加上朱熹肯定改本的态度便给人造成一种假象：吕大临最初说其师张载学二程，在遭到伊川的斥责后改变了认识，认为张载只是放弃了佛老诸子之异学。从本文分析来看，吕大临将“尽弃其学”改为“尽弃异学”，与其说是吕大临改变了看法，还不如说吕大临是为了消除误解而采取的权宜之计。

总体来看，张载作为理学的开创者和奠基者，同其他理学家一样，也大致经历了从泛滥诸子百家到回归儒学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机缘和学缘是重要的促成因素。早年与范仲淹的相遇相知，使张载从“功名”的牵绊中解脱出来，并开始了以《中庸》为起点的儒学探索。之后又与同时代的二程、邵雍等贤哲相论学，尤其是与二程所建立的学缘，不仅是思想家个人之间的谈学论道，而且也是为理学的创立构建起博大而丰富的思想体系。若以张、程个人而论，这种思想碰撞所产生的影响无疑是交互的。若局限于“门户”或“宗派”的观察视角，不仅不能正确理解宋代理学家之间的复杂关系，而且对传世文献的解读也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偏差甚至是错误。

[注 释]

① 关于朱熹与汪应辰之间的学术讨论，可详参肖发荣、史莉琴“朱熹围绕《西铭》展开的论战”一文，载于《宝鸡文理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肖发荣“朱熹作过《横渠集校补》吗？”一文，载于《西安石油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

② 伊川对吕大临之说甚为恼火。从文中引《伊洛渊源录》“顷年属与叔删去”之语可知，在尹和靖告知伊川之前，伊川已经听闻此说，并警示吕大临删去此等大逆不道之语；不料想，此一版本仍然流传于程门弟子之中。伊川之怒，一方面是因为他对张载与己兄弟之学术关系有清醒的认识；另一方面，是因为受激于“尽弃其学而学焉”之语。《孟子·滕文公上》载：“陈相见许行而大悦，尽弃其学而学焉。”陈相乃楚国儒者陈良之徒，却改学农家许行之道，孟子遂责之曰“师死而遂倍之”、“子倍子之师而学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58、260-261页。

③ 张载《鞠歌行》，除朱熹《楚辞后语》存录外，也见于《张载集》中，但二者文字略有差异。详参朱熹：《楚辞集注·楚辞后语》，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94页；张载：《张载集》，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367页。

④ 关于朱熹对张载的整体评价，可详参肖发荣“朱熹《正蒙》研究中的两个问题”一文，载于《唐都学刊》2010年第4期；“朱熹对张载读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一文，载于《西安石油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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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杨柱才.道学宗主:周敦颐哲学思想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354-358.

[6] 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86-89.

[7]朱熹.朱子全书(第12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8]朱熹.四书或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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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钱穆.朱子新学案[M].成都:巴蜀书社,1986:848-873.

[12] 陈俊民.张载哲学思想及关学学派[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5.

[13] 文碧方.关洛之间:以吕大临思想为中心[M].北京:中华书局,2011:2-5.

[14] 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M].北京:中华书局,1986:1110．

本文推荐专家：

陈俊民，陕西师范大学，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哲学。

常新，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教授，研究方向: 中国哲学、美学。

The Research about Zhu Xi’ Comments on Zhang Zai’ Academic Origin

XIAO FARONG
(Teaching and Research Department of Ethics and Politics Theory,Xi’an Shiyou University, Xi’an 710065, Shaanxi)

About the Zhang Zai’ academic origin, there are different opinions among scholars in Song dynasty. Zhu Xi puts forward his views about it in the reconstruction process of the neo-confucianism’s history in the Song Dynasty. It has an important influence in the history. Firstly, Zhu Xi points out that Fan Zhongyan Preliminary opens a set of learning for Zhang Zai. Secondly, he has been sure that Zhang Zai is“complacent”; at the same time, he also emphasizes Cheng Brothers’ influence to Zhang Zai’s thought. In this process, Lv Dalin’s Hengqu’s Biography and Yichuan’ misunderstanding about it have had great influence on Zhu Xi. On the whole, Zhu Xi’s comments on Zhang Zai’s academic origin, to a certain extent, are in line with the actual history; but in the influence and restriction of neo-confucianism’s sectarian conception, Zhu Xi’s conclusion also interferences the correct understanding of Zhang Zai's academic origin. As a pioneer and founder of neo-confucianism, the influence of Fan Zhongyan and Cheng Brothers on Zhang Zai is beyond doubt, but if Zhang Zai’ spirit of creation is denied, it will be contrary to neo-confucianism’s history.

Fan Zhongyan; Zhang Zai; Cheng Brothers; Lv Dalin; Zhu Xi; Academic Origin

B244.7

A

1008-472X(2014)05-0140-07

2014-01-05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11AZX003）、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2011M501439）

肖发荣（1978-），男，陕西铜川人，历史学博士，西安石油大学教师、陕西师范大学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从事宋明理学史及关学典籍整理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