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视域下的文学翻译分析
——以《简·爱》的女性译者译本为例

林治勋

（东北财经大学 国际商务外语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5）

■文学

女性主义视域下的文学翻译分析
——以《简·爱》的女性译者译本为例

林治勋

（东北财经大学 国际商务外语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5）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强调译者的存在，强调译者对原文的占有和摆布，使女性译者与男性译者拥有同样的话语权。对于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研究可以拓宽翻译研究的视野，从不同视角对翻译实践进行观察。本文以我国第一本《简·爱》的女性译者译本为例，分析女性主义对文学翻译在不同层面的影响。

女性主义；文学翻译；简·爱

一、女性主义与女性主义文学

女性主义发端于十八世纪末期的欧洲，它作为一种社会实践和政治运动，产生于资产阶级的启蒙思想之中。女性主义者认为，在父权制社会里，男性主宰了一切，是社会的主体，而女性没有发言权，是沉默的客体[1]。因此，女性主义者的目标不只是政治制度的改良，而是更彻底的社会文化变革，包括政治、文化、宗教、婚姻、家庭等一切领域[2]。她们认为只有通过自我解放才能成为真正的女性，这标志着男权制度对女性的定义被彻底否定。

女性主义文学指自觉地以女性主义原则和方法作指导而创作出的文学作品。女性主义的蓬勃发展直接造就了一大批杰出的女性作家，其中以十八、十九世纪的英国女作家为代表，如简·奥斯丁（Jane Austen，1775-1817），夏洛蒂·勃朗特（Charlotte Bronte，1816-1855），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1819-1880）等。她们以文学作品来呼应女性运动的发展，通过塑造独立、自尊、坚强的女性形象来争取女性在父权社会中的话语权。在女性作家中，夏洛蒂·勃朗特的小说在揭示深刻的社会主题的同时，还表现出非凡的艺术风格，其不朽名作《简·爱》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融为一体，注入了新颖的题材和真情实感，向压制女性的英国社会提出了强烈的挑战。美国著名女性主义批评家伊莱恩·肖尔瓦特（Elaine Showalter）认为，“《简·爱》对维多利亚小说女主人公的影响是革命性的。在简·爱之后的女主人公都相貌平平，但却有反叛精神，有激情”[3]。其作品的影响力由此可见一斑。

二、女性主义翻译观综述

女性主义翻译观认为，翻译是女性译者实现其理论及政治主张的载体，主张翻译采用女性主义话语策略，使翻译活动为女性译者提供话语生存空间。女性主义翻译运用一系列翻译策略如增补、劫持以及加写前言和脚注的手段，从翻译与性别隐喻、译者的身份建构、身体翻译以及作为女性和他者的象征等几个方面，分析和揭示翻译与女性的关系[4]453。由于女性主义认为当代社会是一个父权制的社会，女性只是一个特别的、饱受偏见之苦的群体，这种现象也会在翻译领域里表现出来，所以“女性开始进行翻译以期建立一个能渗入到男性世界并将她们带进公共领域的语言交际网络”[5]。加拿大著名女性主义翻译家兼批评家芭芭拉·戈达尔德（Babara Godard）认为，要打破以男性为主体的语言模式，瓦解语言中的权利关系，创造出一种全新的女性语言格局，女性主义翻译家就要有意模糊句子的语法结构和逻辑意义，打破传统的文本结构，创造新词。她提出“在语言和社会中，让人们看见妇女的身影，让人们听见妇女的声音”[6]。英国知名翻译理论家、文化翻译学派代表人物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认为，传统的二元翻译理论把原文和译文看作两极，而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关注的是两极之间相互作用的空间，强调从原文到译文的转化过程和译者在这一过程中的能动作用。女性主义翻译理论重建了翻译得以产生的空间，认为翻译是双性的，而不专属于某一性。 翻译理论强调译者应该自甘埋没，女性主义翻译研究则强调译者的存在，强调译者对原文的占有和摆布[7]。

三、以《简·爱》的女性译者译本为例，分析女性主义视域下的文学翻译

据钱妍统计，自翻译家伍光健的《孤女飘零记》至今，我国出版的《简·爱》中译本已有60多个版次，其中有全译本或缩写本，也有青少年版、中英文对照版，以及若干少数民族语言译本[8]。在众多译本中，除去最早的伍译版外，当以20世纪30年代的李霁野、解放后80年代初的祝庆英、80年代末的吴钧燮、90年代初的黄源深和90年代中期的宋兆霖的译本最为读者所熟知。其中，女性译者祝庆英的译本由于是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在改革开放后最早推出的新译本，至今的总发行量已超过300万册，是国内最通行的《简·爱》中译本。

祝庆英（1930-1997），别名祝融，著名翻译家，精通英语、西班牙语。毕生耕耘于外国文学翻译事业。1951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英文专业。历任上海平明出版社、上海新文艺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分社、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编辑，编审。1953年开始发表作品。1988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译著有长篇小说《弗洛斯河上的磨坊》（英]乔治·艾略特著）、 《董贝父子》（英狄更斯著）、《简·爱》（英夏洛蒂 勃朗特著），短篇小说集《惩恶扬善故事集》（西班牙塞万提斯著），长篇文艺传记《夏洛蒂·勃朗特传》（英盖斯凯尔夫人著）等。由于祝译版《简·爱》是为数不多的女性中译本中知名度最高，影响力最强的译本，因此本文将以祝译版为例，分析女性主义对文学翻译的影响。

（一）女性主义对翻译策略的影响

女性主义者认为，语言是翻译的媒介，阴性语言的象征性力量在翻译中需要彰显。同女性主义写作一样，女性主义翻译也试图突出女性主体性，在文本阅读和再生过程中，以一个女骑手、女征服者的面目出现，取代那个唯男性马首是瞻、自惭形秽的女奴仆。女性驾驭在翻译中的集中表现是，从根本上替换传统的语言转换模式[4]460。因而，女性主义翻译家的任务就是在语言的转换过程中，认识辨明男性的话语霸权地位，瓦解语言中的男性为主的权利关系，创造出一种全新的女性语言格局。她们主张从女性的视角来操作原语向译语的转换，不仅要让译者从边缘走向中心，而且要让女性从边缘走向中心，成为翻译的主体，同男性译者一样拥有自己的话语权。西方女性主义文学作品及女性主义的翻译思想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中国翻译家的翻译实践活动，这在《简·爱》第一个女性译者的中译版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其中的印痕。

祝译本《简·爱》出版于上世纪 80年代初期，是十年动乱造成的外国文学荒芜期之后最早一批外国经典文学译著之一。祝译《简·爱》的出现，为我国文坛和翻译界送来了外国女性文学经典之作的精彩再现，读者在阅读这个浪漫感人又具有传奇色彩的爱情故事的同时，也深为简·爱这样一个外表柔弱、内心强大，个性独立，勇于争取幸福和平等的女性所深深打动。这是因为身为女性译者的祝庆英在经历了中国女性争取平等自由的革命历史之后，能够很好地体会一百多年前英国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所塑造的具有同样勇敢精神的新女性的形象。因此，译者在文本翻译的过程中，必然会深刻理解原作中所蕴涵的女性主义诉求，从而将自己的真情实感融入译本之中，在译语中体现出与原语相一致的情感基调。

例 1：That a greater fool than Jane Eyre had never breathed the breath of life:that a more fantastic idiot had never surfeited herself on sweet lies， and swallowed poison as if it were nectar.[9]160

译1：没有一个比简·爱更大的傻瓜曾经呼吸过生命的气息；没有一个更会幻想的白痴曾经过量地贪食甜蜜的谎言，把毒药当琼浆般吞咽。[10]189

例 2：I meant， however， to be a bigamist： but fate has outmaneuvered me； or Providence has checked me， --perhaps the last.[9]291

译2：然而，我决意要成为一个重婚者；命运用策略胜过了我；或者说，天命阻止了我——也许是后面一个。[10]351

在例1中，“breathed the breath of life”是西方宗教用语，源出《圣经》中上帝用泥土造人，对其鼻孔吹气，人类继而出现的描述：“……then the Lord God formed man from the dust of the ground， and breathed into his nostrils the breath of life；and the man became a living being.”译者出于对译文读者对西方宗教文化了解不多的考虑，翻译时只做了简要地语码转换处理，避免了译文读者对原文的理解产生困难；“nectar”原意为希腊神话中的“神酒”，译文将其翻译为中国读者更易于理解的“琼浆”；例 2中的“Providence”在原语文化中意为“上帝”，而译者将其译为“天命”，使译语读者更容易在自身的文化语境中体会与源词相对应的译语词汇的含义，从而加深对原文的理解。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强调译者有权侵占原文，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为实现翻译目的可以运用译者主体自觉的文化意识、人文品格进行文本的意义重建。上述两例充分体现了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对女性译者翻译实践的指导性作用，同时也具体体现了译语文化对原语文化的“归化”，使译语读者能更好地体会原著所要表达的思想内涵。

（二）女性主义对译语词汇选择的影响

词汇是文本用来表达思想内涵的最基本的单位，如何在译语中选择最能体现原语词汇所要表达的内容是译者面临的最大的难题。虽然人类的语言具有很多共性，如互换性（所有人都同时是语言信号的传播者和接收者），移置性（语言信息可以指在时间、空间上远离交际地点的事物）、可学性（说某种语言的人可以学得另一种语言）等[11]，但由于各国所处地理位置、人文风俗、历史沿革等的巨大差异，不同文化语境下的人们对相似语言内涵的理解也有较大的差异，因此，不同语言的读者对同义词汇的个性化理解在文本翻译时必然给译者带来很大的挑战。女性主义者强调在进行文本翻译时，应充分发挥译者的主动性，在译语文化中选用最恰当的词语来对原语进行转换，使译语读者充分感受原语所要表达的思想内涵。

小说《简·爱》的开头部分，年幼的简住在舅舅里德的盖茨海德庄园里。虽然无依无靠，但在默默承受了多年之后，幼小的简终于对冷酷无情的里德太太和她那位蛮横无理的表哥约翰忍无可忍，迸发出毫不畏惧的坚强性格。译者以极强的同情心和赞美之情译出小简·爱在逆境中被激发出的与众不同的、敢于与命运抗争的精神。

例 3：Why was I always suffering, always brow-beaten, always accused, for ever condemned? Why could I never please? Why was it useless to try to win any one’s favour?[9]15

译3：我为什么老受折磨，老受欺侮，老挨骂，一辈子也翻不了身呢？我为什么会从来得不到别人的欢心呢？为什么我竭力讨人喜欢也没有用呢？[10]10

例 4： What a consternation of soul was mine that dreary afternoon! How all my brain was in tumult， and all my heart in insurrection! Yet in what darkness，what dense ignorance， was the mental battle fought![9]15

译4：在那一个悲惨的下午，我的灵魂是多么惶恐不安啊！我整个脑海里是多么混乱啊，我整个的心又多么想反抗啊！然而，这一场精神上的搏斗，是在怎么样的黑暗、怎么样的愚昧中进行的啊！[10]11

以上两段文字描写了年仅十岁的小简·爱在与约翰表哥发生冲突后，被舅妈里德太太命令佣人拖进阴冷幽闭的红屋子里以后，对自己不幸的命运进行的反思，为简·爱今后自我意识的觉醒、独立人格的形成做好了铺垫。

译3中，译者连续用三个“老”字，确切地表达了原文中三个“always”的含义。一方面，此处译为“老”字比译作“总是”更加符合儿童的语言使用特点；另一方，“老”字蕴含着更加强烈的感情色彩，充分表现出小简·爱在长期遭受种种不公平对待的情况下，终于在这一次的粗暴对待后，内心爆发出不可名状的愤怒与怨恨。

译4中，译者将原文中的三个“what”和一个“how”分别译成三个“多么”和两个“怎么样”，栩栩如生地描绘出一个十岁女孩在经历暴风骤雨般的内心冲突时的紧张焦虑、不安忐忑。

蔡毅、段京华指出，一个词的具体意思由该词所处的环境所决定，或在一定的上下文中才能确定某个词的意义，然后在另一种语言的同义语链中寻找等值物[12]。加拿大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家苏珊妮·德·洛特比涅尔·哈伍德在《双语人》中提出，所有女人，无论她们的母语是什么，都是双语人。她们既使用从小习得并通过教育得到加强的占统治地位的男性语言，又使用她们特有的女性语言。因此，女性主义翻译实践是在两个层面上进行的：从原语到译入语，从男性语言到女性语言。……在翻译过程中如果现有词汇不足以充分表达原文的意思，那么译者就可以创造新词来表达女性的经历，在性别的表现形式上做文章。应该运用一切语言技巧，在性别的语言表达符号方面努力[13]。

从上述译例中，我们不难看出女性译者在翻译时的字斟句酌，力求与原文在意蕴上达到高度的契合。

（三）女性主义对译文叙事视角的影响

叙述视角也称叙述聚集，是叙述语言中对故事内容进行观察和讲述的特定角度。同样的事件从不同的角度看去就可能呈现出不同的面貌。法国的兹韦坦·托多洛夫把叙述视角分为三种形态：全知视角、内视角和外视角。其中的内视角也就是叙述者即文中的主人公，叙述者借助书中人物的感觉和意识，从他/她的视觉、听觉及感受的角度去传达一切。由于叙述者进入故事和场景，或讲述亲历或转叙见闻，其话语具有可信性、亲切性。主人公视角的好处在于，人物叙述自己的事情，自然而然地带有一种特殊的亲切感和真实感。《简·爱》采取的就是内视角度的写作方式。女性主义作家在写作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将自身或女性群体曾经或正在经历的某些社会不公或受到的歧视，以及对未来理想的希冀都写入作品中，以期唤起女性自身的觉醒和社会公众的关注。因此，女性作者的主人公视角的叙事方式可以更好地表达女性颠覆父权社会、寻找自由、建立两性平等社会的诉求。祝译本《简·爱》在文本翻译时，非常注重对这种叙事视角的传达和再现，力求做到将原语的叙事视角在译语中精准地表达出来，使译语读者充分感受原著作者在叙事层面的匠心独运。

小说的第十一章，主人公简·爱应聘来到桑菲尔德，先在米尔考特的一家小旅馆内休息。原文这样介绍了旅馆房间的布置：

例5：……and when I draw up the curtain this time, reader, you must fancy you see a room in the George Inn at Millcote, with such large-figured papering on the walls as inn rooms have: such a carpet, such furniture,such ornaments on the mantel-piece, such prints……[9]93

译5：读者啊，我这次拉起幕来的时候，你得想象你看到的是米尔考特乔治旅馆中的一个房间。那儿有的正是一般旅馆房间里的那种陈设：墙上有那种大花纹纸，有那种地毯，那种家具，壁炉上有那种装饰品，有那种印画……[10]108

在原文中，作者以主人公视角对房间布置进行的描述体现了英语“先前景，后背景”的表达方式，即把重要信息放在文前，而把背景信息放在文后。原文中的“with such large-figured papering on the walls as inn rooms have”首先突出了旅馆的特征，即墙上粘着大大的花纹壁纸，令读者对房间大致的情况有一个概括的了解，然后再具体介绍屋内的摆设；在译文中，译者根据汉语读者的理解习惯，对原文的句子结构进行了调整，把信息主体设定为房间，而壁纸则同屋内的其它物件作为一个整体向读者展现出来，这体现出汉语“先背景，后焦点”的自然语序的表达方式。

四、结语

女性主义的蓬勃发展推动了女性文学的进步。林丹娅将女性文学史看作是“女性拿起笔来书写自己真实历史的行为，而这种行为的产生于意义，在于她们一直被错误地书写着”[14]。夏洛蒂·勃朗特塑造的简·爱，无论在外貌还是性格上都不是男性社会所推崇的具有“女性美”的模式化的形象，她不走依附于男性的老路，而选择自主独立的生活方式，成为女性文学中典范性的人物。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同样强调译者之于原文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将译者从原文的附属者和隐身者解放为与原文作者具有同等创造力的阐释者和引导者。由此，女性主义翻译理论逐步发展成为翻译理论界不可或缺的一个学派。

[1] 程锡麟,方亚中.什么是女性主义批评[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1:150.

[2] 魏天真,梅兰.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导论[M].武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3.

[3]伊莱恩•肖尔瓦.她们自己的文学[M].韩敏中,译.浙江: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123.

[4] 刘军平.西方翻译理论通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

[5] 刘娜,邓红风.翻译研究的性别视角[M]//杨自俭.英汉语比较与翻译.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6:484.

[6] GODARD BARBARA.Language and Sexual Difference:the Case of Translation[J].Arkinson Review of Canadian Studies,1984(2):13-20.

[7] 王晓元.性别、女性主义与文学翻译[M]//杨自俭.英汉语比较与翻译.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622.

[8] 钱妍.《简·爱》不同时期重要译本述评[J].长江学术, 2011(4):64-73.

[9] CHARLOTTE BRONTE.Jane Eyre [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

[10] (英)夏洛蒂•勃朗特.简·爱[M].祝庆英,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

[11] 程工.语言共性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1-2.

[12] 蔡毅,段京华.苏联翻译理论[M].湖北: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180.

[13] SUSANNE LOTBINERE HARDWOOD.The Body Bilingual[M].Toronto:Women’s press,1991:98,106.

[14] 西慧玲.西方女性主义与中国女作家批评[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74.

本文推荐专家：

邹瑞凯，大连外国语大学应用英语学院，教授，研究方向：英语语言学及翻译。

于晓言，东北财经大学国际商务外语学院，教授，研究方向: 第二语言教学研究方法及翻译。

An Analysis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eminism:Case Study of the First Female Chinese Translator’s Version of Jane Eyre

LIN ZHIXUN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Communication,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Dalian, 116025, China)

The theory of feminism translation gives emphasis on the existence of the translator,emphasizing the translator’s the possession and manipulation of the original text, which endows female translators the same discursive power as that of male translators. The study on feminism translation broadens the field of translation study and observes translation practice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This paper tries to analyze the influence of feminism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in different aspects by examining the first female Chinese translator’s version of Jane Eyre.

Feminism; literary translation; Jane Eyre

I046

A

1008-472X(2014)05-0147-05

2014-02-12

林治勋（1974-），男，辽宁大连人，东北财经大学国际商务外语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