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经济理论的第三次危机

刘 儒，孟书敏，杜娟汀，2

(1．西安交通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陕西 西安710049;2．西安财经学院，陕西 西安710054)

经济学门派众多。从亚当·斯密开启具有现代意义的经济学开始，基本的经济思想可以分为自由放任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两大主流，作为国家经济政策理论基石的主流经济学的桂冠一直依经济运行的状况在这两大流派之间轮替出场，轮流坐庄。经济学在此过程中也实现着变革与发展。“经济学史就是一部国家干预与自由放任的争论史。”［1］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与经济危机引发关于新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激烈争论，导致主流经济学继20世纪两次危机之后出现第三次危机。本文试图对此次理论危机进行研究与探讨，以期探寻经济理论发展变革的可能方向与路径。“研究经济学的较重要变革、转折点或革命，有助于说明这门学科将来合理期望的发展，有助于说明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我们期望它提供些什么是合理的，什么是不合理的。”［2］

一、20世纪经济理论的两次危机

纵观20世纪以来的经济和经济学发展史，大的经济危机往往导致当时处于主流或正统地位的经济学的危机。面对经济危机，如果主流经济学既不能依据其理论逻辑给出合理的解释，又无法提出不超越其理论框架的消除危机的政策建议，那么该经济理论就处于危机当中。正如英国经济学家琼·罗宾逊所说:“经济理论的明显破产，即是，除经济学家外，对谁都显得最需要给予回答的问题，这种理论再次无言以对了。”［3］当然，对任何经济理论不能简单的只做工具主义的理解和看待，但当其无法对经济现实进行透彻解析和给出政策建议时，该经济理论必然处于被检验、被诘难的尴尬地位，同时也为既有经济理论跃升为主流经济学或新经济理论与流派的创新与发展提供契机。

资本主义国家在20世纪30年代和70年代分别经历了经济大萧条和“滞胀”危机，这两次大的经济危机，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席卷整个资本主义经济，几乎波及全球各个角落，成为资本主义的永久性梦魇。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但是，危机的爆发和蔓延也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经济理论的缺陷和以此为基础的经济政策密切相关。因此，伴随着经济危机的爆发，主流经济学也随之陷入两次大的理论危机，即古典经济学危机和凯恩斯经济学危机。对这两次经济理论危机进行总体考察，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当下正在发生的主流经济学的第三次危机和经济理论的发展趋势。

(一)古典经济学危机与凯恩斯革命

以亚当·斯密为鼻祖的古典经济学是现代经济学之源。古典经济学分析的核心是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竞争模型，认为价格和工资富有弹性，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系统具有内在的稳定性及和谐性，在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的调节和引导下，理性的经济行为主体在自由地追逐个体利益的同时实现和满足社会共利;由于“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经济运行会自动趋于充分就业均衡，保证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而且，经济增长将最终以“涓滴”方式实现那种普及到最下层民众的普遍富裕。因而不需要对经济进行扰动和干预。政府的功能仅限于通过制定规则，来保证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行，充当“守夜人”角色。正如斯密所说:“一个国家要实现从最低程度的野蛮到最高程度的富裕，除了和平、低税收和可容忍的司法管理之外，并不需要太多的其他要素，而且所有其他东西都会自然而然到来。”［4］

古典经济学所主张的市场机制尽善尽美的自由放任主义虽然从19世纪初开始就为资本主义不断出现的经济危机和失业所反证与诘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对古典经济学这一市场浪漫主义观点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并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失业的必然性。但是，在大萧条之前，西方经济学仍一直把古典学派的自由放任主义奉为圭臬。古典经济学也一直居于国家经济政策理论基石的主流经济学地位。古典经济学使人们对市场体系充满信心，“大部分经济学家都迷信于资本主义是一个完美或者接近完美的体系这一幻想”。［5］然而，30年代的大萧条击碎了“自动均衡”神话，宣告经济自由主义的破产，主流经济学随之陷入第一次危机。琼·罗宾逊指出:“经济理论的第一次危机与三十年代大萧条有着联系。那种保持就业均衡的自然趋势的学说，未能经受住三十年代市场经济完全崩溃的考验。”［3］

大萧条是资本主义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宏观经济事件。“20世纪30年代的困境在政治实践和经济理论上都催生出了新的理解，即国家今后应该扮演一种更加积极的角色以维持发达国家中的增长和就业。”［6］这里讲的经济理论便是凯恩斯主义，凯恩斯认为，价格和工资是缺乏弹性的，自发的市场力量调节下的市场均衡的常态是小于充分就业均衡，导致非充分就业均衡的原因是有效需求不足。因此，为了维持增长和就业，政府必须干预经济，实施管理总需求的宏观经济政策。凯恩斯经济学“挑战了自由市场经济不要看守者就可以运作良好的理念，……呼吁积极的政府干预以对抗萧条期的失业。”［7］凯恩斯革命和罗斯福新政挽救了资本主义，避免了“大萧条几乎使资本主义和民主制度玉石俱焚”［8］的局面。

凯恩斯经济学的出现，标志着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的终结和政府干预主义的兴起，成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的滥觞，也使得凯恩斯经济学一举成为经济学的新主流和新正统。凯恩斯主义提出了一套全新的理论，它席卷了整个经济学界，并从根本上改变了经济学家和政府关于商业周期和经济政策的思维方式［9］。战后，资本主义国家大范围干预经济，促进了经济增长，出现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或“凯恩斯时代”，这是人所共知的。

(二)凯恩斯理论危机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复兴

但是，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和凯恩斯经济学好景不长。凯恩斯经济学过于重视需求而忽视供给，经济政策带有与生俱来的通货膨胀压力［5］。长期推行凯恩斯主义的恶果使资本主义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陷入“滞胀”的泥潭，高失业与高通胀并存。到1980年，美国的失业率和通胀率分别达到7．2%和13．5%［10］，货币学派关于“过度的扩张性政策将导致高失业和高通胀的结合”这一预测被证实。“虽然经济学的无知是失败的可能的祸根，但是遵循主流经济学的指导也未必保证成功。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联邦储备系统的确遵循了主流经济学的指导，而正是那种指导制造了‘大通货膨胀’。”［11］正如古典经济学不能解释30年代大萧条期间的价格暴跌和失业激增一样，凯恩斯经济学则解释不了70年代的价格飞涨和失业上升，在政策上也提不出使资本主义经济走出“滞胀”泥潭的主张。而且，凯恩斯主义的长期流行还导致军事开支激增(所谓军事凯恩斯主义)、“富裕中的贫困”和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由此，主流经济学陷入第二次危机。琼·罗宾逊早在1971年就明确提出经济理论正在经受第二次危机，她指出:“第一次危机是由那种不能解释就业水平的理论的破产而产生的。第二次危机则是由这种不能解释就业内容的理论而产生的。”［3］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于二战前后反对国家干预的货币学派、奥地利学派和公共选择理论等经济自由主义借尸还魂，同时又产生了供给学派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等经济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它们共同构成所谓新自由主义或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并迅速取代凯恩斯主义在经济领域的主导地位，成为经济学的新时髦并上升为主流经济学。诺奖得主克鲁格曼认为，“经济学过去半个世纪的历程，在相当程度上是一段从凯恩斯主义撤退而向新古典主义复归的历史”［7］。

随着凯恩斯主义的撤退，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以美国和英国为主导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尊崇新自由主义的基本理论，实行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主张，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放松以至于解除政府先前对金融、贸易和通讯等部门的监管;弱化或取消工会和政府对工人的保护，大幅缩减社会福利开支，减弱工人关于工资、福利的议价能力;在国际范围内借经济全球化之机以“华盛顿共识”为旗帜推行新自由主义，再加上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改革和非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转型，全球掀起一股强劲的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浪潮。

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美国经济出现了持续10年的高速增长，失业率和通胀率持续下降，及至1998年，联邦预算出现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首次盈余。美国进入所谓“新经济”时代。再加上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衰落与式微，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认为这一切都充分证明自己理论的正确性和不可撼动的主流经济学地位。西方经济学界以至于整个西方社会都似乎弥漫着一股过分自信和盲目乐观的情绪。在2003年美国经济学年会上新自由主义的领军人物罗伯特·卢卡斯甚至公开表示:预防萧条的核心问题，实际上已经解决了，宏观经济学已经取得了成功。［12］美联储主席伯南克2004年也宣称，“现代宏观经济政策已经解决了商业周期问题”，当今世界经济已进入大稳定时代。

二、经济理论的第三次危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危机

2008年，以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的破产为标志，迅速爆发继经济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与经济危机。时至今日，危机的蔓延已进入第6个年头，但危机和由此导致的经济衰退仍在困扰着全球，世界经济仍然充满不着确定性。连美国总统奥巴马也无奈地指出:“我们经历的是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经济患了心脏病，虽然经济活过来了，正在逐渐康复，但是康复的速度非常缓慢。”［13］在经济大萧条爆发近百年后资本主义经济再次陷入如此严重的金融与经济危机，又一次证明了马克思在100多年前做出的论断:“使实际的资产者最深切地感到资本主义社会充满矛盾的运动的，是现代工业所经历的周期循环的各个变化，而这种变化的顶点就是普遍危机。”［14］

危机的爆发和蔓延，使得新自由主义承诺的自由市场将把全球带入经济发展和繁荣的黄金时代变成海市蜃楼，给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当头一棒，把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推向风口浪尖。尽管学术界对此次危机爆发的根源众说纷纭，仍处在激烈的争论当中，但主流的结论是:美国政府长期以来对华尔街的自由放任直接为此次危机埋下了祸根，主张自由放任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被视为罪魁祸首。“始自20世纪70年代的金融业管制的解除酿成了2007年的金融危机以及跟着出现的衰退。”［10］随着经济发展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增加，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不仅完全无法解释现实，而且也没有证据表明其理论自身能够摆脱危机，新自由主义变得不合时宜。主流经济理论就此陷入大萧条以来的第三次危机。美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大卫·科茨教授明确指出:“新自由主义模式在过去几十年促进了一系列的经济扩张，但在发展过程中也为这次体制危机埋下了根源。……当前的危机应被视为资本主义制度的一种特殊模式的体制危机，即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的危机。”［15］

我们认为，经济理论第三次危机的实质是既不能解释就业水平又不能解释就业内容而产生的危机，是比前两次危机更深重的危机。

其实，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基因上的缺陷和其市场浪漫主义色彩与古典学派是一脉相承的，它们都是自由市场经济的拥趸。美国学者约翰·卡西迪把它们统称为乌托邦经济学，并认为乌托邦经济学存在三大幻觉，即稳定幻觉、和谐幻觉和预测幻觉。［12］同样道理，如同古典学派不能保证资本主义经济避免大萧条一样，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非但没有把资本主义经济引入自动均衡的坦途，反而将其拖入危机的深渊和泥潭。大卫·科茨教授认为新自由主义流行的结果导致日趋严重的不平等、金融投机和一系列的资产泡沫，最终引发金融与经济危机。“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恶化了美国及全球的大部分经济环境。当前严重的金融和经济危机表明资本主义正处于它最糟糕的阶段。”［15］

面对如此严重的宏观经济事件和深重的经济灾难，人们在惶恐中其记忆力自然转移到对付经济停滞、衰退和失业等现实问题的凯恩斯经济学之上，主张政府在市场激烈波动时必须介入、挽救市场于既倒的观点得到加强。正如克鲁格曼所说:“尽管萧条没有来临，萧条经济学，即专门讨论30年代世界经济面临问题的经济学，已经重返历史舞台了。”［8］各国政府不约而同的采取各种经济救助和刺激计划。也就是说，在政府政策层面，凯恩斯经济学的回归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至少在危机爆发的当口和蔓延过程当中是如此。“布什政府在实施了8年鼓吹自由市场、削减税收以及小政府的政策之后，把美国财政部变成了这个国家所有大银行的部分所有者和有效担保人。处理危机的行动，无意中使美国陷入了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大规模的国家经济干预。”［12］《华盛顿邮报》网站刊文不无讥讽地说:“我们现在都是中国人了。换句话说，我们名义上实行的是资本主义经济，但当危机来临时，我们却不相信自由的私营市场。因此我们转而向政府寻求保护和稳定。”［16］一些美国共和党人甚至把危机期间美国政府实施的金融救助计划称为“金融社会主义”。［17］

但是，问题在于:回归凯恩斯主义的中长期效应又会如何呢?其实，战后长期推行凯恩斯主义的结果使资本主义陷入“滞胀”泥潭的事实或许对这一问题已经给出了明确的回答。这也或许是此次金融与经济危机之后经济学就人们对政府和规制的信念与日俱增、政府日益扩张这一事实表示出明显忧虑的缘由所在。德意志银行董事长、国际金融协会董事会主席约瑟夫·阿克曼就不无忧虑地指出:“我们必须抵抗住这样一种诱惑，即相信如家长一般喜爱干预的国家将是我们未来的模式。如果我们向着这种方向前进的话，则受损的将不止是商业，还包括整个社会。抑或像许多人说过的那样:‘一个大到足以赐予你一切所求之物的政府，也强到足以剥夺你所拥有的一切’。”［18］

不争的事实是:人们至今并未看到经济学对危机的有力解释和对经济复苏的有效政策建议，无论是新自由主义还是凯恩斯主义，所主张的相关政策在这场危机及其蔓延过程中均遭挫折。如果说新自由主义引致了危机的爆发，那么凯恩斯主义显然也没能救全球于水火。各国政府的干预充其量是在危机爆发后第一时间的条件反射，不仅是一种道义也是政治需要。政策的反向调整未能完全恢复和确立凯恩斯经济学的主导地位。实践的发展对经济学提出了严峻挑战，经济理论处在艰难的嬗变当中。

三、结语

自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以来主流经济理论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先后出现过三次大的危机。这些危机反映了经济学面对经济实践验证的发展演变和创新过程。但是，每当面对严重的经济危机、人们最需要经济学时，主流经济理论却总是无言以对，这也说明经济学存在明显的缺陷和不完善，正如新制度经济学的鼻祖科斯所说:“从斯密到今天，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已经从一个有血有肉、有伦理道德的人创造财富的行为，变身为一个冷冰冰的资源分配的选择逻辑。在这个转变过程中，我们付出了许多代价，其中显而易见的一点，便是人性在深度和丰富性上的极大损失。现代经济学不再以实实在在的人为研究对象，它便失去了扎根现实生活的锚，逐渐偏离经济现实。因此，当危机临头，惶惶不安的大众急切需要经济学家出谋划策时，经济学家们却往往言不成理，缺乏洞见。”［19］看来，经济学要克服这一缺陷和不完善性也许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随着国际金融与经济危机爆发和蔓延，资本主义经济处在深度调整过程当中，虽然从短期的反危机和经济调整的政策措施看，凯恩斯经济学有明显复归的迹象，但是完全复归国家干预也未达成共识;危机使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日渐式微，但就此说新自由主义完全终结为时尚早。后金融危机时代，经济理论如何发展演变，尚需根据经济实践进一步观察和研究。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种完全否定政府的自由放任主义和绝对排斥市场的国家干预主义的经济理论不再会有吸引力。毕竟，现代市场经济实践反复证明“每一个有效率并且讲人道的社会都会要求混合经济的两面——市场和政府都同时存在。如果没有市场或者没有政府，现代经济运行就会孤掌难鸣。”［9］

［1］ 尼古拉斯·韦普肖特．凯恩斯大战哈耶克［M］．闾佳，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V．

［2］ 特伦斯·W·哈奇森．经济学的革命与变革［M］．李小弥，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6－7．

［3］ 琼·罗宾逊．经济理论的第二次危机［J］．国外社会科学，1978(5):21－25．

［4］ 约翰·卡西迪．市场是怎么失败的［M］．刘晓锋，纪晓峰，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21．

［5］ 科林·克劳奇著．新自由主义不死之谜［M］．蒲艳，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7，10．

［6］ 彼得·埃文斯．找回国家［M］．方力维，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9:143．

［7］ 保罗·克鲁格曼．为何经济学家错得这么离谱［N］．纽约时报，2009－09－06(06)．

［8］ 保罗·克鲁格曼．萧条经济学的回归［M］．刘波，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9:10，245－248．

［9］ 保罗·萨缪尔森．经济学［M］．萧琛，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8:602，36．

［10］ 乔纳森·休斯．美国经济史［M］．王珏，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698，710．

［11］ WILLIAM POOLE．A Monetary History from a Policymaker's Perspective［J］．Cato Journal:Winter 2004:362．

［12］ 约翰·卡西迪．市场是怎么失败的［M］．刘晓锋，纪晓峰，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73，4，2．

［13］ 奥巴马称美经济患了“心脏病”［EB/OL］中国日报网，http://www．chinadaily．com．cn/hqgj/jryw/2011－09－01/content_3663885．html．

［14］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23．

［15］ 大卫·科茨．目前金融和经济危机: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的体制危机［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0(1):9－17．

［16］ 戴维·伊格内维修．北京将为之喝彩的救援行动［N］．参考消息，2008－10－17(04)．

［17］ 彼得·诺兰．十字路口［M］．丁莹，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80．

［18］ 约瑟夫·阿克曼．平衡国家与市场［N］．南方周末，2010－05－06(07)．

［19］ 罗纳德·哈利·科斯．变革中国［M］．王宁，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269－270．